清代《公羊》学开创者虽然是庄存与，但是，据庄存与自己说，他的《公羊》学是受到元代经学家赵汸的影响。故论庄存与的《公羊》学，或清代《公羊》学的形成，人们往往会追溯到赵汸的经学，认为赵汸是“清代学者庄存与著书的直接先导。”（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7页。）但是，赵汸的经学究竟如何，人们的研讨却很不够。因此，赵汸对庄存与的具体影响怎样，庄存与开创《公羊》学的意义也就难以有较为准确的说明。所以，必需对赵汸的经学作出探讨。
§§§第一节直探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
赵汸的经学成就主要在于对《春秋》的研究。他认为《春秋》是经过孔子笔削的经典，既存策书之大体，又有孔子之义，而自孟子以后《春秋》就一直没有得到过“正确”的解释，《春秋三传》及其以后对《春秋》的解释虽各有所得，但也各有所失。因此，他自许要在经学上克服前人之失，综合前人之得，以期承接孟子，使《春秋》得到“确解”，恢复圣人所著《春秋》的本来面目。
一赵汸的生平与著述
赵汸，字子常，安徽休宁人，元末明初经学家。因筑东山精舍并在其中著述多年，故人称东山先生。其生平大略见于《明史·儒林一》：
……生而姿禀卓绝。初，就外傅，读朱子《四书》，多所疑难，乃尽取朱子书读之，闻九江黄泽有学行，往从之游。泽之学，以精思自悟为主。其教人，引而不发。汸一再登门，乃得《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已，复往，留二岁，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乃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其中。鸡初鸣辄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诣精深，诸经无所不通，而尤邃于《春秋》。
初，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因《礼记·经解》（《元史》此处标点误作“《礼记》经解”，参看《二十五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有“属辞比事《春秋》教”之语，乃复著《春秋属辞》八篇。又以为学《春秋》者，必考《左传》事实为先，杜预、陈傅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复著《左氏补注》十卷。（《明史》卷二八二，参看《二十五史》。）
这段记载对赵汸的师承、治学精神、主要著作都有说明，但是过于简略，而且有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因此需要根据赵汸的著述，对其作出相应的补充与解释。
传中提到赵汸的二位老师黄泽与虞集，他们都是侨居江南的川籍著名学者，祖籍分别在四川的资中与仁寿（可参见拙著《巴山蜀水圣哲魂》第四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而对赵汸影响最大的是黄泽，所以，赵汸著有专述黄泽学说的《春秋师说》，并在其关于《春秋》的著述中，多次称道“资中黄先生之教”（《左氏补注序》，《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如“汸自早岁获闻资中黄楚望先生论五经旨要于《春秋》”（《春秋集传序》，《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春秋》如正变例之实，此是泽破近代诸儒《春秋》不用例之说”云云（《春秋师说》卷上。）。
而黄泽之学据赵汸所言，是以《左传》史实为主，而兼取《公羊》、《穀梁》的义理。赵汸述黄泽之学说：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则左丘明作《传》，在高弟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则得事之情，而义理间有讹；在高弟者则不见事实，而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则多讹矣。酌而论之，则事实而理讹，后之人犹有所依据，以求经旨，是经本无所损也。事讹而义理间有可观，则虽说得大公至正，于经实少所益，是经虽存而实亡也（《春秋师说》卷上。）。
因此，黄泽主张：“说《春秋》当据《左氏》事实，而兼采《公》、《穀》大义。”（《春秋师说》卷下。）但同时“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左传补注序》。）。在《春秋左氏传补注序》中，赵汸也引用黄泽的观点：“《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其本源脉络，则尽在《左传》。”赵汸《春秋》学的研究就是循着黄泽的这一路数发展而来。所不同的在于黄泽的合《三传》为说尚未真正将其合而为一，而赵汸则将《三传》一统于《春秋经》。就是说黄泽虽以《春秋》有史实、义理两者，但没有把二者都看作是孔子笔削的体现，而是看作鲁史史法与圣人书法二者并存；赵汸则将二者皆视为孔子笔削的表现，使之一统于孔子的《春秋》。而且黄泽之说粗略，而赵汸则较有系统性。
黄泽的这一兼采《三传》为说，实是自唐代以后治《春秋》的主要趋向。在《唐书·艺文志》中就有李氏所著的《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的《三传异同》三卷、刘轲的《三传指要》十五卷、韦表微的《春秋三传总例》二十卷等以同治《三传》为名的著述。宋代虽然有舍传从经之说，但是，唐以后同治《春秋三传》的学术风气仍然延续了下来，治《春秋》者多兼取《三传》，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王日休的《春秋孙复解三传辨失》。刘敞的《春秋权衡》与《春秋传》分别“平三家之得失”，“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其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穀梁》”；孙觉的《春秋经解》（十三卷）“以《穀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一》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陈傅良的《春秋后传》，用《公羊》、《穀梁》之说来推论《左传》，被赵汸的《春秋集传自序》推为宋人说《春秋》者最著称之书。而黄泽治《春秋》的思路，就直接受到孙觉师徒的影响，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黄泽之学“是亦读孙觉之书，得见胡瑗之义者也”（《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三》。）。赵汸本人也受到陈傅良的较大影响，他在其著作中多次推许永嘉陈傅良。所以，黄泽的经学实与唐以后同治《春秋三传》的学术风气相关，而赵汸的《春秋》学不仅是直接承继其师而来，同样也是自唐以后同治《春秋三传》的学术风气浸染的结果。
《明史·赵汸传》指出了陈傅良对赵汸的影响，但是，却将陈傅良与杜预相提并论，说“又以为学《春秋》者，必考《左传》事实为先，杜预、陈傅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复著《左氏补注》十卷”，把杜预与陈傅良都说成是以“《左传》事实为先”之人，这就忽略了杜预与陈傅良的区别，也否定了赵汸是从不同方向来承继杜预与陈傅良的。从赵汸对陈傅良的称说中，可知陈傅良与杜预治《春秋》的方向正好相反。杜预是以《左传》为宗，陈傅良则是以《公羊》、《穀梁》来补正《左传》。关于杜预与陈傅良在治《春秋》上的这一区别，赵汸在《春秋集传》、《春秋属辞》等书中都有反复的论说。而赵汸在经学上就是要兼取二者之长，去其所短。如他的《春秋左氏传补注》一书，“其大旨为杜偏于《左传》，傅良偏于《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补《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四库全书总目》关于该书提要的标点作“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于文句不通。）。因此，《明史》的这一说法实有乖于赵汸之说，容易引起混淆。
关于赵汸的著作，《明史·赵汸传》还载有赵汸参与编修的《元史》，事在入明后。除传中所列外，尝有《春秋金钥匙》，此书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三》关于该书的提要说：“其书撮举圣人特笔《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类者，互相推勘，考究其异同，而申明其正变，盖合比事属辞而一之。”）传中所述赵汸所著书，以“初”、“复”、“乃复”、“又以为”为序，似赵汸所著《春秋师说》、《春秋集传》、《春秋属辞》、《左传补注》是先后一一为书。其实不然。赵汸说：
洊经离乱，深恐失坠，乃辑录为书，以谓后世学《春秋》稍知本末者，赖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传》为之补注。欲学者必以考事为先，其文与义，则三传而后诸家之说，苟得其本真者皆传，以己意畅而通之，名曰《春秋集传》，凡十五卷。尚意学者溺于所闻，不能无惑，别撰《属辞》八篇，发其隐微，传诸同志，以俟君子。（《春秋集传序》。）
据此说《左传补注》的著作在《春秋集传》与《春秋属辞》之先。而《春秋集传》虽然初著的时间较早，但实际成书于最后。赵汸的门人倪尚谊在《春秋集传·序》中说，此书创稿于至正八年（1348），一再删削，于至正十七年（1357）成编，“既而复著《属辞》，义精例密，乃知《集传》初稿，更需讨论，而《序》文所列史法经义，犹有未至。且谓：《属辞》时推削笔之权，而《集传》夯明经世之谊，必二书相表里，而《春秋》之旨方完。岁在壬寅（1362）（《四库全书总目》第228页误作“戊寅”。），重著《集传》。”至正二十八年（1368），病疢疾，“阁笔未续，《序》文亦不及改”。洪武二年（1369）仲冬，赵汸去世。倪氏以为“先生于是经，所谓一生精力尽于此者”，于是据先生旧稿补至获麟，并校订《序》文，而成其书一十五卷，藏于东山精舍。而其书的刊刻也在《春秋属辞》、《左传补注》之后，说见明人汪玄锡的《春秋集传后序》（汪玄锡在《春秋集传后序》中说，明代汪左丞在东山书院先刻赵汸《春秋属辞》、《左氏解》。弘治年间，墩篁先生求《春秋集传》一书不得。正德戊辰，汪氏知此书藏于程文富氏，屡借不获，“戊子，提学御史东阿刘君按徽下令求是书”，其书始出，才得以刊行。）。因此，赵汸几部著作的成书时间应当以《春秋师说》、《左传补注》、《春秋属辞》、《春秋集传》的先后为序。
从赵汸著述来看，他对《春秋三传》都有深入的研究，而对《左传》用力尤多，故有《左传补注》的专书。这与其师的学术风格是一致的。由他“《属辞》时推削笔之权，而《集传》大明经世之谊，必二书相表里，而《春秋》之旨方完”来看，这两部书最能代表赵汸的《春秋》学。但是，从庄存与的推本赵汸来说，最重要的又应当是《春秋属辞》一书。
二赵汸《春秋》学的评价
赵汸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在研究《春秋》上，对于自己在《春秋》研究上的成就，他自许甚高，认为是直承孟子：
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盖其嗣由三传始。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穀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则史。后世学者三传则无所师承，故主左氏则非公穀，主公穀则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传者，则臆决无据，流遁失中；其厌于寻绎者，则欲尽舍三传，直究遗经，分异乖离，莫知统纪。使圣人经世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则其来久矣。自永嘉陈氏始用二家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其所不书，为得学《春秋》之要，在三传后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则遂以左氏所录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也。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难疑以不书发义，实与左氏异师。陈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于左氏所录而经不书者，皆以为夫子所削，其不合于圣人者亦多矣，由不考于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春秋集传序》。）
在赵汸看来，自《春秋三传》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春秋》全面认识了。《左传》只是从史实方面去解说《春秋》，而不知孔子的笔削之义；《公羊》、《穀梁》重《春秋》之义，却忽略了孔子托诸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说，而不知《春秋》之文为鲁史。后来说《春秋》者或主《左传》，或主《公羊》、《穀梁》，于史实与大义各执一偏；所谓兼取《三传》者，也只是择衷杂糅《三传》之说，而没有真正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宋儒主张舍弃《三传》，直探《春秋》本经，而不知《三传》实于《春秋》各有所得，舍《三传》无从而得圣人之义；只有宋儒中的陈傅良，用《公羊》、《穀梁》之说为本，参以《左传》，“为得学《春秋》之要”，但是，陈傅良又不知《左传》书首所说的不书之例是史法，并不是孔子的笔削，而将二者误合为一。在他看来，千百年来只有孟子对《春秋》的论说才合于孔子之义：“书成一岁，而孔子卒，当时高第弟子盖仅有得其传者，历战国秦汉以及近代，说者殆数十百家，其深知圣人制作之原者，邹孟氏而已矣。”（《春秋集传序》。）而他的《春秋》学就是经其师而上承孟子：
汸自早岁获闻资中黄楚望先生论五经旨要于《春秋》，以求书法为先，谓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妙在学者自思而得之，乃为善也。于是思之者十有余载，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说以考三传及诸家陈氏之书，而具知其得失异同之故，反复推明，又复数载，然后一经之义始完，属辞比事，莫不灿然，各有条理。（《春秋集传序》。）
因此，在赵汸看来只有他的《春秋》学得圣人正传，是对孟子以后在《春秋》学上中绝道统的重续。
赵汸的弟子与明儒对赵汸的《春秋》学，更是推许有加。他的弟子倪尚谊称之为“诚足以破聚讼未决之疑，而发千载不传之秘”（倪尚谊：《春秋集传后序》，《四库全书·经部·春秋集》。），明儒汪玄锡在《春秋集传后序》中说，“世人读先生之书与先生之文者，知其问学不在宋潜溪诸公下”。浙江金华人宋濂以《春秋属辞》为“发千古不传之秘”（宋濂：《春秋属辞序》，《四库全书·经部·春秋集》。）。宋濂还述说《春秋》学发展的五变，而以赵汸为其总结者：
濂观简册说《春秋》者多至数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变焉。其始变也，三家竞为专门，各守师说，故有《墨守》、《膏肓》、《废疾》之论；至其后也，或觉其胶固已深，而不能行远，乃仿《周官》调人之义，而和解之，是再变也；又其后也，有恶其是非淆乱，而不本诸经，择其可者存之，不可者舍之，是三变也；又其后也，解者众多，实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会粹成编，而《集传》、《集义》之书愈盛焉，是四变也；又其后也，患恒说不足耸人视听，争义立异相雄，破碎书法，牵合条类，哗然自以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实之，是五变也。五变之纷扰不定者，盖无他焉，由不知经文、史法之殊，此其说愈滋，其旨愈晦也欤。子常生于五变之后，独能别白二者，直探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自非出类之才，绝伦之识，不足以与于斯。呜呼，世之说《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春秋属辞序》，《四库全书·经部·春秋集》。）
宋濂五变说第一变的所谓“三家专门”，是指汉儒对《春秋》的不同解说，而第二、三、四变的所谓调和、择其可存者、粹编《集传》等，则见于魏晋迄唐代诸儒的《春秋》学中，第五变的“争义立异相雄”，则是宋代某些儒学家对《春秋》的新解。因此，宋濂的所谓五变不一定在时间上是一一先后呈现，但是，却对自汉代以后研治《春秋》的基本情况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归纳。在宋濂看来，自《三传》以后，赵汸以前所有研治《春秋》者，无一合于“圣人之心”，只有赵汸的《春秋》学才“直探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使《春秋》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他评价赵汸的《春秋属辞》说：
离析部居，分别义例，立为八体以布列之。集杜、陈二氏之所长，而弃其所短；有未及者，辩而补之——何者为史策旧文，何者是圣人之笔削，悉有所附丽：凡暗昧难通，历数百年弗决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名之曰《春秋属辞》云。呜呼，世之说《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同上。）
一位对《春秋》学发展史有所心得的学者，对赵汸的《春秋》学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虽不免有抬高之嫌，但也可见赵汸《春秋》学的价值及其在当时与以后一段时间的重大影响。
§§§第二节存策书之大体赵汸的《春秋》学是循着陈傅良的以笔削论《春秋》而来的。但是，赵汸所谓笔削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春秋》与鲁史的联系，笔而不削，存策书之大体，即所谓“其文则史”；二是《春秋》有笔有削的不书、变文、特笔，寓含有圣人之义，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他的《春秋集传》就专门发挥此义，而《春秋属辞》一书更是以此为基准分为一十五卷予以论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