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队前夕
（一）
1967年，史铁生拿到了清华附中64级的毕业证书。此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全国性的串联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就在前一年，史铁生怀揣着母亲给他的十五块钱，和几位出身不太好的同学结伴而行，也在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串联了一番。等到毕业之后，因为被排除出了革命队伍，史铁生就只能和一群清华园的孩子待在一起打发时光。不过，同样是游玩，此时史铁生的心境与之前相比却已大不相同。如果说当年与孙立哲等人游历清华园的时候，他还有一种青春飞扬的得意之感，那么此时被革命队伍抛弃的史铁生，就只剩下了无所事事的空虚。
在《插队的故事》里，史铁生回忆了这段闲散的时光。那时他们几个整天在清华园里闲逛。因为“文革”的缘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也下降了，史铁生和几个住宿生组建了一支“补养大军”，经常去清华园里的食品店扫荡一番。不过，说是扫荡，其实也就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或者一包炸排叉，放在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着。
这几个游手好闲之徒，在清华园里“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大伙儿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儿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
此时“文革”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史铁生和几个朋友都是逍遥派。因为他们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种不上不下的阶级地位，只能让他们在火热的革命大潮中袖手旁观。但心里的惭愧却是避免不了的，于是为了不至于那么愧疚，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强学习。
史铁生在这段时间里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些马列经典，一有机会就跟人辩论。不过慷慨激烈的言辞，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白读那些书而已。其实对于书里面的大道理，史铁生也是似懂非懂，总之只要在政治觉悟上表现得不那么无知就成。好在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书籍可以阅读，这大概是史铁生最感兴趣的事了。尽管要想读点有意思的书，就得打出批判反动思想的旗号来，但趁机搜罗一些“毒草”看却实属生平快事。实际上，史铁生看这些“毒草”的历史已经不算短了。在附中读书的时候，他就和孙立哲跑到清华教授莫宗江的家中，拿着本《世界美术全集》看得津津有味。书中有不少女性的裸体画像，两人当时就看得面红耳赤，彼此却心照不宣，绝口不提。大概从那时起，史铁生就知道“毒草”一类的东西可比政治读物有看头多了。
除了读书，史铁生还同样热衷于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他经常和几个朋友，“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不过这般闲散的日子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每个人都要去插队的消息。
这是1968年的秋天，正当史铁生和小伙伴们摸鱼摸得兴致盎然之际，突然有消息说每个人都得去插队，“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这让史铁生有点失望，因为他一直盼着自己能当上工人，攒点钱买一双“回力”牌球鞋。现在看来，这个梦想怕是要幻灭了。朋友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过去，将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一辈子挣工分。这对于城里人来说自然是将信将疑。
到了年末的某一天，清华附中专门从外校请来了一位工宣队长，为学生们作插队的动员报告，据说这位工宣队长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一上台便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便很安静了。然后又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台下差不多就连呼吸声都快没有了，随后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队长的最后一句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的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当时，工宣队为了号召学生插队，特意把该去的地方都夸得像天堂一般，史铁生也将信将疑。母亲可没这么幼稚，她深知农村的苦处，于是找到学校工宣队，说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椎裂的毛病，不能长期劳动，但史铁生不知是信了工宣队的话呢，还是当真有一番革命理想，竟不听母亲的劝阻，执意报了名也要去插队。母亲知道后忧心忡忡，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直到确定史铁生去的地方是延安之后，她的心里才略微踏实了一些，毕竟那里是老区，生活条件总不至于比边疆还差吧。尤其是延安所具有的革命象征意义，更是让史铁生感到激动。
远行的日子快到了，母亲慷慨地给了史铁生不少钱。得此良机，史铁生终于买了一双梦寐以求的回力鞋，加上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守着这堆财产，他也对插队生活向往了起来：“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史铁生的母亲经常落泪，大人也都叹气。但少年老成的史铁生为了迎合，也做出一副叹气般的表情，心却早就飞向了远方。“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儿们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
（二）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永远都少不了全民性的社会运动，此时无所事事的史铁生根本无须担心未来，因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都已经被身不由己地裹挟进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而这一回，就是影响了一代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有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志愿者队伍，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开展垦荒事业。为支持这一活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还在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在欢送会上为这支队伍郑重授予了“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光荣称号。政府也借此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号召大家“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并以邢燕子等人为榜样进行了大力宣传。不过，知青运动的高潮真正始于“文革”后期。此时由于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已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此上级决定给红卫兵运动降温。
1968年12月，领袖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大规模展开。参与者中，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人数最多。
据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了1600多万人，几乎占据了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大迁移，而且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流动，也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背道而驰。
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命题，知青运动的缘起、过程、结果和影响等，近年来屡屡成为学界的争论热点。但如果褪去知青运动那些“血色浪漫”的魅人外衣，却可发现隐含其中的现实问题的确沉重。知青个人及其整个家庭命运的改变，城乡人口逆向流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及道德伦理体系和文化价值的变迁，等等，都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密不可分。
从农村角度看，知青群体的上山下乡，虽然在农业建设上带来了新的劳动力，但他们却成了农民阶层的一种沉重负担。多数知青满怀理想地来到农村，却又不安于贫穷落后的农村现状，毕竟真正融入农村的只是少数人。一旦有了返城的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都会选择离开。甚至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很多知青都在利益争夺中上演了无数人性倾轧的好戏，由此也足证“文革”给当代中国带来了何等的道德失范。要而言之，知青有限的贡献远不及他们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各种损失。
从知青本身的情况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给他们带来的其实是一种幻灭感。当初所秉持的“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卫国信念、敢于挥洒青春和汗水的理想主义、崇尚底层人民品格的道德主义，甚至是由此所衍生出来的民粹主义等各色思想情怀，都抵挡不住严酷现实的日渐消磨。等有幸返城，很多知青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城市生活的局外人，住房、工作、婚姻等各种现实阻力，都令他们身心俱疲，由此滋生出来的叛逆倾向，也导致了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文学中，上山下乡运动却常以另一番面目出现。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以及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作，不论是壮怀激烈般的慷慨悲歌，还是冲淡平和式的浅吟低唱，都能以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为名，彰显他们借上山下乡运动去实现自我认同的创作初衷，如此自会在一定程度上诗化知青群体的插队生活。而这种诗化历史的倾向可谓是其来有自。
在知青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启蒙叙事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叙事话语，他们对自己这一代人上山下乡经历的集体叙述，由于建构在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之上，故而就常常出现历史记忆的多样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历史真实从来都不是此前文学所讲述出来的以国家乌托邦主义为梦想的集体记忆，而是一个仅仅与自我经历和生命体验相关的个人记忆。换言之，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所谓普遍客观的历史真实并不存在。这一具有新历史主义特质的历史记忆方式，显然是启蒙叙事颠覆既往历史理性主义的思想产物。但知青小说的启蒙叙事，却在凭借个人记忆讲述出历史多样性的同时，并未完全脱困于神话叙事的话语模式。譬如在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作中，知青为北大荒献身的悲壮故事，就被作家叙述成了知青群体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倾心归顺。在此叙述方式下，造成小说人物裴晓芸壮烈牺牲的客观原因，也不再是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悲剧本身，而是酷烈残暴的自然之力。由是观之，当梁晓声将知青运动这一悲剧肇因（历史决定）转换为北大荒的暴风烈雪（自然法则）之时，作家也就放弃了启蒙叙事所独有的历史批判精神，转而构筑起一种将历史决定表述为自然法则的神话叙事模式。这当然是对历史真实的某种背离。
相形之下，反倒是阿城的小说《棋王》，或许更能揭示知青运动的历史本质。这部作品表面描写知青王一生的插队经历，但小说主题却有“吃”与“棋”两层含义。前者以王一生对吃饭的痴迷，揭示了知青运动的本质实与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有关。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参与农业建设，无疑具有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双重考量。而后者通过对主人公沉溺于围棋所代表的精神世界的描写，表达了人物试图超越动物本能，进而活出自我价值的生命主题。这部小说显然代表了一部分知青作家对于历史限制性规定的某种叙事反抗。从这个角度看，不少知青作家都以制造理想主义幻觉的方式，遮蔽了知青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苦难因素。当然，得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将文学作品当成了社会学和历史学文本，尽管前述作品皆在文学性方面各擅胜场，但考虑到80年代中国文学的炫目盛景，以及它对于国人历史记忆的塑形作用，则不得不说知青文学的确具有一种制造历史幻觉的叙事功能——那副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思想假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阻碍了国人对于知青运动的深入反思。
（三）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史铁生与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在远赴农村插队之前，对于上山下乡生活充满了一种美好的浪漫想象。其实，少年爱远游本乃人之天性，哪个青年人不向往远方？对于那些尚未涉足广阔世界的青年来说，“远方”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地理位置，更代表着一种可堪追慕的价值空间。尤其是在身处时代的大变革之际，当旧的传统价值已死，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成之前，青年人出现精神的迷茫实属寻常。别看那些红卫兵意志坚定、理想远大，但政治信念这种社会学层面的价值认同，毕竟难以完全替代与自我存在问题相关的生存价值。换言之，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尽管为革命理想奉献一生堪称伟大，但在面对日常庸碌的现实生活时，很难有信心说自己完全找到了精神的归属。
说到底，革命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体系化的对于实然世界的应然性吁求，它并不能够对人的具体生活状况予以“勘察”和“理解”。就此而言，只有“生活在别处”，依靠对未来生活价值图景的想象与憧憬，人才有可能突破这日常生活的包围，进而努力去满足生命本能的心魂要求。因此对很多知识青年来说，遥远的农村实际上就代表了他们新的精神家园。
更重要的是，较之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可不在阶级成分问题上有那么多的严格要求。况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农村的广阔天地，不就是以另一种形式融入了伟大的革命洪流？至少对史铁生来说，下乡插队无疑可以弥补自己之前被排除出革命队伍的某些遗憾。从这点来看，曾因出身问题始终处在历史边缘的史铁生，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那些童年时代留下的阴影，也已随着他的少年壮志而烟消云散。不过，人生本就是无边苦海，忧思难忘的生命困惑，对于史铁生来说，总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1969年1月13日，已经年满十八岁的史铁生，踏上了从北京出发的列车。此次出行，可称得上是史铁生的又一个生日。自此以后，他才真正走进了自己多灾多难和波澜壮阔的人生。
在《插队的故事》中，史铁生生动记叙了当时离京前的一些场景。首先就是关于插队的分组问题。按照每一个村子一个知青小组的分配方法，每个小组都是按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这个分配原则引起了知青们的强烈反对。原因说起来也颇有几分可笑，原来本着男女有别的念头，男知青们都反对女生加入。这自然是青春期少年们欲盖弥彰的伎俩。在那个年代，这些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想在姑娘面前显显能，又不愿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吸引力，于是就有了这般激烈的反对声音。同龄的女孩子们自然看不透这些举动背后的复杂心理，只能气得又喊又跳。史铁生回忆起青春期男女之间这种极其微妙的吸引力时，估计自己也是忍俊不禁：“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也许是那个年龄，我们以对女性不感兴趣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平时，我们看见她们就装没看见，扭着头走过去。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走过去之后要活动活动脖子。她们迎面碰上我们多半是低下头。——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一些。”（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不过也有一位大胆的男青年袁小彬，为了能和心仪的女同学一起去插队，宁可放弃参军的机会。当他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史铁生和一干朋友时，虽然大家还不懂什么是爱情，却像个男子汉一般约定替他保密。
离京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史铁生和几位朋友又去了圆明园摸鱼。时间已至深秋，“小河上漂着金黄的落叶，像一条条小鱼悄然游去。四个人兴致都不高，都说水太凉，光是坐在岸上把搪瓷脸盆敲得叮当响”。而史铁生面对未知的前程，心里也颇有些黯淡。即将成年的他，禁不住“感到了一点人生的严肃”（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在这样的心情下摸鱼，原本嬉笑胡闹的举动，也不免有了那么一点离别的滋味。
终于到了这一天。1969年1月13日的北京站。当列车尚未驶离站台之前，车上车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这些北京的知识青年，估计大多都没有真正离开过父母，此次一别，自是具有告别过往的象征意义。所谓别离苦、苦别离，弥漫于人群中的这种感伤气氛，不知消解了多少知青运动本身所具有的严肃政治内涵。确乎如此，在这些整装待发的少男少女心中，革命理想和未知前程固然诱人，但真正要离开父母，去直面这个广阔的世界之时，心中也难免会有一丝忐忑与恐惧。
离别的场景总是大同小异。著名知青诗人食指，曾在写于1968年12月20日的名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描绘了知识青年背井离乡时的动人瞬间。诗中的离愁别绪，至今读来仍是让人唏嘘不已：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的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就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是我的最后的北京（注：食指：《食指的诗》，第47-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食指的这首诗在创作时间上与史铁生离京时十分接近，不过此时的史铁生却是另一番心情：“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背在站台上瞎溜达，一边吃果脯；李卓带了一盒果脯，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他不时地捅捅我，说：‘快瞧，那儿又有俩哭的。’‘快瞧快瞧，又一个。’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能注意到我们泰然自若的神态，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不妨再多点，再邪乎点。所谓唯恐天下不乱。我暗自庆幸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史铁生的这个年纪仍有些童心未泯，他和伙伴的幸灾乐祸，自有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理。更有趣的是，为表现自己不甘泯然于众人的那份特立独行，史铁生还不忘凑趣打闹，将离家的忧愁完全掩盖了起来。
在友人的回忆中，老实本分的史铁生很喜欢凑热闹，总是热衷于撺掇点好玩的事出来，属于北京人说的那种“蔫淘”的主儿。有这类性格的人，温暾平和、见好就收，做事称不上决绝果敢，但也绝不拖泥带水，基本上可以和大多数人打成一片。加上他从前曾有过被人排斥的经历，故而和一群朋友出门远游，实在是一件开心惬意的事情。即便要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北京，他也仍然觉得“不过像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这样轻松的心情和1966年大串联的时候相比并没什么不同。那时他“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城市，又抄大字报又印传单，什么也不懂”。现如今虽然长大了几岁，但史铁生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水平恐怕也并没什么实质性的提高。他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一起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什么事”（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这便是史铁生对于“远方”的想象。
老实说，远方所代表的价值空间对他来说还并不清晰，即便在延川站稳脚跟后，清平湾作为史铁生一个精神家园的属性也不会马上显现出来，直到他后来缠绵于病榻之上，史铁生方才意识到远方所代表的激情与自由对于自己的生命是何等重要。不过此刻的他，对未来的命运还是一无所知，除了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地和朋友们聊着天，史铁生也不清楚去“远方”到底会做些什么。火车平稳地起动了，史铁生一点都不悲伤，反倒有些兴奋。但他哪里知道，神秘莫测的命运就宛如一个恶魔，早已为他的去路设下了重重阻碍，而单纯的史铁生正毫无来由地亦步亦趋，即将掉入那一度吞噬了自己全部生命的存在深渊。
二、遥远的清平湾
（一）
从北京到西安，再到铜川，沿途用了一天一夜。火车在平原上呼啸前行，车里的知青们说说笑笑，并不觉得旅途辛劳。这大概与他们即将插队的地点有关。延安是革命老区，论艰苦程度自然比不上新疆、北大荒或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史铁生插队的村子叫关家庄，隶属陕西北部的延川县关庄镇，距离北京有将近两千公里的路程，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可谓遥远。此地位于黄土高原，植被稀少、土地贫瘠，农业发展水平也一直较为落后。
史铁生所在的这支知青队伍差不多有二十个人，大的刚满十八岁，小的还不到十七岁。年轻人凑在一起哪会感到寂寞？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一路上热闹非凡。不过路上初始尚能见到很多开阔的塬地，可是越走地形就越是复杂。忽然之间，“汽车仿佛开到了大地的尽头，平平的塬地斧砍刀劈般塌下去一大片深谷，往下看头晕目眩。深谷中也有人间，炊烟袅袅，犬吠鸡鸣，牲灵和赶牲灵的人小得如蚂蚁在爬。越往北走这样的深谷越多，越大，渐渐不见了平地，全是起伏不断的山梁”。等到了延安之后，知青们才发现传说中的宝塔山并不巍峨高耸，延河也因为是冬天的缘故水流很小，于是乎对革命圣地的印象瞬间就打了折扣。尤其是沿途还见到了不少乞讨的人，睹此境况，史铁生内心的那番豪情壮志和诗情画意全都受了挫折。等到了镇上之后，他们就只能步行前往关家庄了。在几个干部的带领下，史铁生和同伴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行走在黄土高原上，一路翻山越岭，苦不堪言：“山都又高又陡，一样的光秃，羊肠小道盘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峁、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由于洪水侵蚀，平坦的塬地就总是在塌方，水流带着黄土，顺着沟渠小河，最终都流进了黄河。因此延川一带的地形地貌也就变得如此奇崛诡异了。举目所及，处处都是山峁或山梁，绵延不绝，起伏不定，树木更是少得可怜，“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窑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注：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记忆与印象》第156-157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1969年1月17日，史铁生和同行的知青们终于到达了关家庄。这个村子距离延安市区差不多有将近两百里地，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乡僻壤了。在关家庄的村前有一条清平河，河水冲流淤积出了清平川，大大小小的几十个村子就星罗棋布地散落在清平川里。陕北的生活十分艰辛，“糠菜半年粮”就差不多是梦想了。农民的家里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好在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能省下几个钱。
在关家庄附近村子里插队的知青，差不多都是史铁生在清华附中的同学。这时属于知青自己的窑洞还没有，史铁生就和几位同伴先住在了当地老乡明娃家的一眼旧石窑中。石窑在村头的一面土崖上，离崖边二三十米，能听见清平河的水声。虽然清平湾一带也有煤矿资源，但当地农民却以烧柴为主。煤价不贵，但总还要自己花钱去买，烧柴看的可就是自己的力气了。大队和公社让老乡们为知青砍好了柴，不过只能管一个冬天，余下的可就要知青自己去想办法了。因此砍柴取暖，就成了插队知青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等到山上的积雪融化，史铁生便和同伴们去山上砍柴。一群人经常是提着头，背上书包，牵着老乡的狗出发。几位知青想得倒是挺美，砍砍柴看看书，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别样情调。雪化之时，山野间总有股清新的生气。河水开始解冻，水流夹杂着融化的冰块，发出悦耳的声音。尤其是登高远望，只见山下的清平河，宛如一条闪闪发亮的珍珠项链，在崎岖起伏的黄土高原中蜿蜒前行。清平湾则常常笼罩在一层轻如烟云的薄雾中，不仅隐约可见家家窑檐下红辣椒的耀眼光芒，而且也能时常听闻湾子里充满烟火气的鸡鸣狗吠之声。蓝天纯净、黄土鲜明、沟渠捭阖、山茆辉煌，此等良辰美景，较之北京的故乡风物自是别有一番风味，想必在史铁生的胸中，偶尔也会横生出一股念天地之悠悠的辽阔之感吧。他有时会忍不住地想：“或许在这儿待一辈子也凑合吧？”（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
不过，史铁生的这种浪漫情怀很快就受到了现实的打击。首先就是砍柴的问题，本以为带着几本书，牵着一条狗，趁砍柴间隙聊聊天、吹吹口琴什么的十分惬意，但树木的匮乏，很快就让史铁生们无柴可砍了。再加上没有经验，因此知青们第一次砍的柴火实际上是一大捆黄蒿。它虽然一点就着，却不经烧，只能做引火之用。和知青们一道去山上砍柴的那群娃娃，每人背着一大捆柴，尽管已经被压得弯下了腰，可是一看见知青们的黄蒿，便都要扭起脸来，学着大人的腔调“咳呀咳呀”地嘲笑一通。到了晚上，柴火果然不够用，知青们只是烧了一大锅热水洗脸洗脚，就把那捆黄蒿用得精光了。出师不利也还罢了，但几个大老爷儿们砍柴还比不上十二岁的男娃娃，却成了村子里婆姨们嘲笑的谈资。虽然史铁生哥儿几个多少都有点钱，可以买煤来烧，但引火还是需要硬柴。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打老乡的主意。老乡们一般会在山洪暴发的时候去河里捞树木，百密难免一疏，应该总会在河滩上捡到一些老乡落下的柴火。于是这些汉子便守株待兔，等捡到树木时就与老乡们辩论一番树木的归属问题。没念过书的老乡哪是他们的对手，结果只能妥协，树干归老乡，树根归知青，靠着这般投机取巧换回来的柴火，知青们终于又勉力维持了一段时间。
在清平湾生活，砍柴还算不上最辛苦的事，无非就是使点死力气罢了。要知道这帮知青个个年轻力壮、精力旺盛，浑身上下自是有股用不完的劲儿，只可惜柴火难找以至于英雄无用武之地。遥想此史当年，虽家境平常，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不敢说日子快活潇洒，但至少是过得好整以暇，不必成日里为做饭这等形而下之事操心忧愁。现在倒好，二十口人的吃饭问题实在是过于麻烦，一是工作量大，二是柴火难以伺候。常常是天不亮就得爬起来生火，直到太阳高升，“仍然是满窑浓烟不见人，光听见风箱拉得发疯似的响。风箱声忽然停歇，浓烟中便趔趔趄趄地跳出两个人来，抹眼泪，喘粗气，坐在磨盘上，蹲在院当心，于朝阳光中和鸡鸣声里相对无言想一阵，又钻回烟中去”（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根据经验，最好烧的柴火是那种有油性的狼牙刺，烧起来火势凶猛。只是好柴难觅，又不能总是找老乡借，或者是顺手偷一些。费尽思量之下，史铁生终于将目光盯上了山上的小庙。
小庙久经风雨，早已残破不堪。史铁生和李子壮有一次到那儿去，发现了腐朽的门槛、干裂的窗棂和门框，都是上好的柴火。因为能源有限，两人就趁自己做饭时偷偷摸摸地去砍一块好柴。在庙里的时候，他兀自有闲心去研究一番那些泥塑究竟是何方神圣，李子壮却爬到庙顶上去砍树，无奈树湿斧钝，只砍下来一个树杈。老乡得知此事痛骂说“敢在神脑上砍，你‘狗’的要脑疼呢”，听者有心，李子壮虽然嘴硬，却也不敢再与这棵树纠缠了。
关家庄民风淳朴，乡亲多是厚道之人，对于这群从北京来的娃儿一直十分高看。因为贫穷，乡亲们自己经常要吃些麸子和糠，若吃到干净玉米干粮时便如过节般喜庆。相比之下，知青的伙食就好多了。尤其是插队的头一年，史铁生他们吃的是国库粮，每人每月有四十五斤，包括玉米、麦子和谷，甚至还有几两青油。老乡们艳羡之余，自会穿凿附会地自我安慰一番，说这些知青也都是“公家儿的”“这些窑里有办法”“这些的老子都是中央的干部咧”，说的听的都点头，言下之意，人有高低贵贱之分，知青们吃好粮无可厚非，自己吃糠咽菜也是农民的身份使然。
村子里的婆姨们，会时常聚到知青们的灶前，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赞叹：“这些吃的好干粮。”“北京式的窝头引得他们笑，说‘这看糟践成了甚’，玉米面还是要发了蒸‘黄儿’才是正道。菜要煮烂，否则岂不是生吃了？白面不如掺了豆面擀成杂面条条，切得细细的，调上酱和辣子，光吃白面能吃几回？我们二十个人，轮流每两个人做一天饭，都叫苦连天，手艺本来不济，被众婆姨一指点就更乱了套路，昏天黑地。这时就有见义勇为者，麻线绕在鞋底子上，挽了袖子下手帮我们做；做一顿好饭比做不上千顿好饭当然多了乐趣。另一个婆姨又帮着烧火，说灶火该整顿了，不然柴就费得厉害，等她家掌柜的山里回来给整顿一下，她家掌柜的整顿灶火有方法。她们都很称赞北京带来的粉丝，比她们漏的粉又白又细。饭做熟了，我们壮着胆子请她们也尝尝，她们都退却，开始骂腿底下的娃不听话；依旧拿起鞋底来纳。我们给几个娃掰一点白馍吃，娃的妈眼里亮起光彩，才想起让娃管我们都叫一遍叔叔。女生们没法叫，那儿没有相当于阿姨的叫法。”（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
（二）
砍柴做饭固然麻烦，更麻烦的还是知青男女之间的相处之道。插队前大部分人都是清华附中64-3班的同学，不过因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男女之间来往并不算多。史铁生、曹博和李子壮都是四队的，女生有陈小敏、杨志、杨柳青等。史铁生就是这个班里年纪最大的（后有人纠正，陈绳祖就比他大。但陈外号叫“老太太”，可以不算）。此次背井离乡，一起插队落户到关家庄，自然是少不了要互相照应。由于知青大多数人都愿意上山革命，不肯下灶煮饭，因此为了这些生活小事就经常会闹些矛盾。尤其是有的知青有“红卫兵病”，喜欢动不动就用大批评开路，通过给对方上纲上线来掩饰自己的缺点。至于分灶的导火索，则是因为仲伟首先做了一顿生饭，等轮到沈梦苹做饭时，就做了一锅掺了麸子的窝头，而男知青们又趁她们全体去赶集之机，大吃了一顿白面糖包，走漏风声后，女生便以吃白面葱花饼的方法以示报复。一来二去，自是积怨渐深。分灶的时候，为了灶具的事，男女知青各派了两名代表到灶房去，在队干部的公证下进行谈判。史铁生和金涛去了，女生也派了两个伶牙俐齿的角色——徐悦悦和沈梦苹。四个代表龙争虎斗一番，只恨水缸不能锯成两半。这事办下来，饭是不能同灶吃了，男女之间更是形同陌路。
分灶之后，男生请了个婆姨做饭，女生则自己动手。某天收工后，女生灶房里飘着饭香，大家还没动筷子时，一回头竟发现史铁生正贴着门外墙根儿，蹑手蹑脚地往女生们的灶房里张望。樊玲玲大喊一声：“好哇！男生！史铁生！嘿！偷看我们吃饭来啦！”吓得史铁生像兔子似的撒腿就跑，身后传来了女生的一片奚落之声。
史铁生偷看女生吃饭，不知是男生们的授意，还是他自己忍不住馋嘴的毛病。不过经此一役，本就严肃老成的史铁生，就愈发注意以身作则了，比如从不轻易评论女生。不过有一次当樊玲玲在劳动时当场晕倒后，史铁生居然在笔记本里悄悄写下了赞美她坚强的句子，不幸被男知青们发现，孙立哲更是当众朗诵了起来，史铁生也因此大怒。一个十八岁男人的朦胧爱恋被当众揭穿，其尴尬可想而知。
后来在《黄土地情歌》里，史铁生说：“二十岁上下的人，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除非心理有毛病。”（注：史铁生：《黄土地情歌》，《北大荒文学》，2009年第5期。）对异性的向往，虽然不一定就等于爱情，但那份隐约迷离的情感，却困扰着这群男子汉。比如抽烟，辛劳一天后回到窑洞，肚子饿嘴巴馋，只想花“两毛钱买包烟，够几个人享受两晚上，聊补嘴上的欲望。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了”（注：史铁生：《黄土地情歌》，《北大荒文学》，2009年第5期。）。不过抽烟可不能让女生看见，“否则让她们看不起。这就有些微妙，既然立志独身，何苦又那么在意异性的评价呢？”再有就是唱“黄歌”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河谷》等，旋律优美，歌词尤其能撩动人心。“譬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譬如：‘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烁着灯光。’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于是学唱。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学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学《毛选》。推开窑门，坐在崖畔，对面是月色中的群山，脚下就是那条清平河，哗哗啦啦日夜不歇。‘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荡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歌声在大山上撞起回声，顺着清平川漫散得很远。唱一阵，歇下来，大家都感动了，默不作声。感动于什么呢？至少大家唱到‘姑娘’‘爱人’时都不那么自然。意犹未尽，再唱：‘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难道这歌也很革命吗？管他的！这歌更让人心动。那一刻，要是真有一位姑娘对我们之中的不管谁，表示与那歌词相似的意思，谁都会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注：史铁生：《黄土地情歌》，《北大荒文学》，2009年第5期。）
从歌曲本身来说，这些“黄歌”仍然属于革命歌曲，只不过因其对两性情感的描绘而被视为黄色与反动。若从革命的历史渊源来看，革命与两性话题实在是互为表里。很多青年人投身革命，未必就见得有多么坚定的政治信仰，皆因在革命的意志试炼场上，常有青年男女以投身革命的方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尝尽爱欲本能的情意缱绻，此即为革命的浪漫蒂克。对于这群知青而言，虽然未曾经历过战争年代里的那种革命与爱情，但这些“黄色歌曲”所传递出来的浪漫情怀，哪一曲不是代表了他们对于革命的玫瑰想象？说到底，史铁生们对“黄色歌曲”的痴迷，实际上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去感受爱欲与自由，弥补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人性之渴慕。而且，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状况，这似乎也只能是他们想象爱情的唯一方式了。
不过，男知青们唱“黄歌”的心理可是十分的微妙，一方面要躲着女知青唱，怕丢了男生的面子；另一方面又暗暗希望她们听到——那份暧昧含混的情愫，不就是要唱给心爱的人儿听吗？对于年轻的史铁生来说，“爱是根本的希望，爱，这才需要诉说”（注：史铁生：《黄土地情歌》，《北大荒文学》，2009年第5期。）。此时他对爱情的理解还是朦朦胧胧，男女之间的异性相吸所带来的微妙的情感体验，或让人心如鹿跳、情思绵绵，又或让人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也只有在爱情萌动的心理冲击下，史铁生方才更为深入地沉进了精神之维。虽然平日里他也读些马列经典一类的著作，但恐怕唯有爱情，才能让史铁生体验到辛苦劳作之外的另一种生活。从这个角度说，哲学、历史和文学类书籍，只是在理性上熏陶了史铁生那种渐趋深邃的思想方式，而对于爱情的情感体验，却让那颗栖居于史铁生处的永恒行魂越发觉醒。史铁生后来在《我的丁一之旅》中所讲述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不就是喻示了人的精神历程，实在是经由爱情发端，进而浸润心魂、日渐成长的吗？因为爱情，人才可以去张望夏娃的可能居所，也因为爱情，人才有可能在寻找到自己灵魂伴侣的前提下，重新拼凑起那个早已被无常时空所碾碎的真正自我。从这个角度看，爱情之所以能够成为史铁生思想及其创作的一个关键词，主因并不完全在于人对爱情的本能渴望，而是作为亚当化身的每一个男性，都只能依靠爱情这个媒介，去触碰夏娃那缥缈的芳踪。由于亚当和夏娃早已立下了神圣的伊甸盟约，因此爱情就是寻找夏娃的最佳途径，也是人寻找另一半自我的真正桥梁。寻找夏娃，实际上就是人的一个自我认识过程。由此可见，在史铁生漫长的心灵史中，爱情意识的觉醒无疑至关重要。
受分灶的影响，史铁生当然不会主动和女生们打交道。那种朦胧的情感，就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楚是爱情呢，还是对于女性的天然向往。曾有一次，当史铁生唱着《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黄歌”时，不慎遇到了女生，虽然他立刻就闭上了嘴巴，但仍招致了女生的反感。樊玲玲就曾“痛心疾首”地说：“史铁生学坏了。”（注：李子壮：《绝地自拔》，《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98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后来这话传到了史铁生那里，他听后沉吟不语。这等细节当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如果只是一般的异性相吸，男知青们恐怕也不会以唱“黄歌”为耻，反倒会以在女生面前出风头为荣。但唯有情愫暗生之际，才会像史铁生这般沉默无言，想必内心的懊悔、痛惜、委屈和不甘等万千滋味，定如翻江倒海一般，搅乱着他那颗情窦初开的心灵。
插队的男女知青分灶吃饭，显然不是节约粮食的好办法。男生盘点库内存粮，已很难坚持到秋收以后了，于是便打起了合灶的主意。男女生各派出一名谈判代表，男方是孙立哲，女方是陈小敏，谈判达成的协议是雇一个老乡给知青做饭，男生负责挑水，女生负责推磨，然后给老乡“过工分”。这种“地主老财”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插队初衷。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对于这些知青来说，“把五谷杂粮变成可吃的饭菜，实在是比考清华附中难多了！”知青们后来戏称这是一种“财主加共产主义”的体制。
不过灶虽然是合了，但男女之间却如无必须就绝不讲话。同锅吃饭又老死不相往来，这场面自然是有些尴尬。好在事情后来发生了一些转机，公社曾派一位干部来蹲点，此人嚣张跋扈，不仅借成分问题对知青进行盘问，而且其间还夹杂有辱骂之词。由于男生的出身大都不好，因此只能隐忍不发。不料这时竟有几位巾帼英雄动了侠义之心，樊玲玲等人据理力争，以大批评的姿态强硬回击了这位干部。仗义之举也博得了老乡们的称赞，说：“一家子到底是（向着）一家子！”（注：李子壮：《绝地自拔》，《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97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经历了这件事之后，男女双方的关系也开始逐渐缓和。
（三）
关家庄一般很少有什么娱乐活动，最令老乡和知青们兴奋的就是看电影了。电影队通常几年才来一次，知青们运气好，正好赶上了电影队下乡。史铁生在北京就非常喜欢看电影，这大概与他习惯耽于幻想的性格有关。如果比照现实社会，光影世界里的人生传奇和爱恨情仇，恰好弥补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尤其是对于史铁生来说，看电影可远不止娱乐这般简单。因为在观看影片时，他可以完全沉浸于光怪陆离、摇曳多姿的影像世界中，通过情感的代入，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那些未曾到过的地方、那份未曾品尝的情愫，以及那种只可能存在于幻想世界里的梦幻乌托邦，都能借助科学的影视技术，圆满人心的向往与祈求。这等观影心理，其实和史铁生热爱绘画与写作并无本质不同，它们不仅是勾连史铁生和这个广阔世界的技术媒介，更是他日后反观自我、寻觅那颗永恒行魂的心灵通道。人生如戏，史铁生从电影中所窥见的广阔世界和幽缈人心，不就重复出现在了他自己的人生哲思中吗？史铁生钟爱电影和戏剧，甚至亲自捉刀去编写电影剧本，应该就是和他的这种心理特质有关。尤其是在清平湾插队的时候，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史铁生不能像在北京那样经常去看电影了，因此听闻电影队要来，自然是非常高兴。
电影队离清平湾还隔着两个村子的时候，老乡们就按捺不住地跑去看了。走上二十几里路，看电影里地雷乱炸，宛如看焰火一般开心。电影队走到哪里，哪个村子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婆姨女子们精心打扮，后生们也奢侈地买包纸烟享受一番。滑稽的是，由于清平川没有电，电影队都自带一部脚踏式人力发电机，“样子像自行车，两个壮劳力轮流骑在上面拼力蹬。有时蹬机器的人光顾了看电影，看得入了迷，脚下的速度就放慢，于是电影的速度也放慢，银幕上的光变暗，人物的对话走腔走调，地雷的爆炸声也不同凡响。娃娃们又喝彩，大家都笑，觉得愈发有了看头”（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等电影散场，在回家的路上一群人吵吵嚷嚷，回味着各式各样的情节，尽可能地延续着电影带来的快乐。此情此景中，平日里生活的困苦、精神的磨难似乎都已被忘却，人们只倾心于电影制造的狂欢气氛，压根无暇理会电影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
当代名作家韩少功曾在长篇小说《暗示》中，生动描绘了这种自发性的民间狂欢。比如在革命样板戏的演出现场，台上演员尽力表演，台下观众却在一片嬉笑打闹中自娱自乐，他们不仅对剧情和台词毫不在意，而且还与台上的演员合力制造了一场嘉年华会。说到底，他们“只是把看戏作为一个借口，纷纷扛着椅子来过一个民间节日，来参与这么热闹的一次大社交，缓解一下自己声色感觉的饥渴”。关家庄里的老乡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孩子的喧闹、后生和妇女们的打情骂俏中，谁还理会电影本身所承载的政治宣传功能：“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热腾腾的戏场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接受而且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消解？”（注：韩少功：《暗示》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更火上添油的就是知青了。因为价格问题，一般老乡们都要求放映《地雷战》《地道战》等便宜的影片，稍贵一点的《列宁在十月》便无人点映。
知青们提出要看《列宁在十月》，大队领导很是为难，因为电影是进口的，所以要比《地雷战》等国产片贵五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队里干部纷纷表示：“还是看个便宜的就对球了，队里的架子车的轮胎烂了，好几条还没有钱换。”“知青们则赶紧说：‘不在这五块钱上。《列宁在十月》老美气。’‘咋？’‘有男的女的亲嘴儿！’其中一个知青说。这一计策果然妙，在场的人都说：‘咳呀——那就看上一回。穷死不在这五块钱上。’看罢《列宁在十月》，老乡们都称赞瓦西里：‘瓦西里好身体，个子怕比袁小彬还高。’‘瓦西里能行，心忠哩！一疙瘩干粮还给婆姨撂下。’‘看那瓦西里的婆姨，生得够咋美！’大家公认这片子的确是比《地雷战》好看。议论要延续好多天，延续到窑里、场院里、山里。有些见识的人说：‘外国人亲口和咱这搭儿握手一样样儿。’多数人不信：‘球——你和你婆姨倒常握手来？’于是有人说出不宜见诸文字的话来。又有人唱了，‘抓住胳膊端起手，搬转肩肩亲上一个口。’有人又和：‘把住情人亲个嘴，心里的疙瘩化成水。’”……（注：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老乡们道法自然、诚实朴素，看着电影中的爱情故事，自会真情流露，可见《列宁在十月》这部电影就和那些陕北民歌一样，寄寓了人性中最为本真的忧愁与爱恋、希冀与憧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论现实生活如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这些底层人民蓬勃自在的生命诉求。
（四）
史铁生自幼便有绘画天赋，曾得到过清华附中美术老师的夸奖，此次下乡插队，这一天赋也没有浪费。按陕北民俗，新婚夫妇的一些箱柜常常需要绘画。一些乡下的画匠也以此为生，不过在史铁生看来，画匠们的绘画水平委实不敢恭维。他在这边厢大肆批评，那边厢的老乡自然是将信将疑，于是怂恿他作画，并诱之以杂面条和香烟。史铁生听闻食指大动，为了骗吃骗喝，遂横下心来拿艺术作此稻粱谋。他给会计王生荣家的箱子绘的画，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从此威震关家庄，一时间成了村子里远近闻名的画师。史铁生的作画水平有多高？据说富农刘世发竟然挑着他画的箱子拿到集市上卖了。不过绘画归绘画，拿去换钱就有了资本主义的嫌疑，干部也因此找上门来谈话。结局自然是可想而知，史铁生以艺术换取更好生活的行动，最终就此令人遗憾地戛然而止。史铁生后来双腿残疾，在北京的一个街道工厂里终日靠给家具绘画为生，不能不令人感叹造化弄人：昔日因一句玩笑话而开始的绘画生涯，虽时日短暂，却未承想竟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史铁生谋生的手段。如果说他走上写作之路，是因为写作可以排遣内心苦闷，不至于让自己自杀，因而具有一种护其生命、伴其心魂的作用的话，那么绘画就是史铁生真正直面这个残酷的世界后，唯一可以依赖的生存技艺。虽然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画师，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草根艺术家，却能让绘画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慰藉了自己孤独的灵魂。就此而言，绘画之于史铁生，至少在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刻，具有几乎和写作同等重要的价值。
与史铁生齐名的当代作家残雪，曾生动地讲述过生活的艺术化问题。在随笔集《把生活变成艺术》中，残雪区分了生活艺术化的双重含义：其一自然是因为人不堪忍受现实生活的逼迫，从而拿起艺术的武器去对抗现实并慰藉自我，这是一种被动应战的姿态；其二是主动以艺术为媒介，通过强大的自我力量去重塑世俗生活的内在价值。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把生活变成艺术，就是一种逆向的艺术行为。这一艺术行为的策源地，不再是逼仄的世俗生活，而是强大的自我意识。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将生活审美化，而是通过对世俗生活的精神化去重塑现实人生的存在价值。（注：参见残雪：《把生活变成艺术》，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对于史铁生来说，绘画的价值也许并不完全体现于后者之中，但抛却绘画的谋生作用，它的确是一种将生活艺术化的方式。可以想见，当史铁生双腿残疾，枯坐在街道工厂狭小的房间内镇日作画时，终有很多瞬间会抛开杂念，以凝神贯注于绘画本身的艺术行为，暂且忘却了人生的苦难与残缺，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化？当然，对于一个因残疾而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人来说，生活如此艰难却侈谈艺术的话题确实过于残忍，但以史铁生丰富且敏感的内心而言，即便绘画是为了谋生，也剥夺不了他在形而下的残酷世界里去寻求美丽人生的生命权利。若非如此，那么就很难解释史铁生后来为何如此渴望寻找到自己绘画作品的微妙动机。
据史铁生的插友李子壮回忆，2004年10月，史铁生曾托他寻访当年作画的箱子并谋求回购。在经历了一番调查之后，那位曾经卖过箱子的刘世发的儿媳妇刘碧莲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原来当年刘世发在集市上，以五十元的价格把箱子卖给了一位即将结婚的民办教师。“这位老师兴奋之余，请刘吃了一顿饭，烩菜（带肉片）和炒鸡蛋；刘也慷慨地便宜了两块钱。”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李子壮将价格涨到了一千二百元，教师的婆姨也坚决不卖。因为按照陕北的风俗，“结婚的家具穷死也不卖，卖了夫妻过不到头！”（注：李子壮：《绝地自拔》，《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9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无奈之下，李子壮只好打电话请示史铁生，君子不夺人所爱，史铁生便让李子壮给箱子拍了照片以留念。对这一处理结果，史铁生和陈希米夫妇都表示满意。另有一次，史铁生在某处宾馆见到了一对带有绘画的屏风，竟以为是自己当年在街道工厂所作，虽然事后证明是场误会，但分明可见史铁生是如何怀念自己的画师生涯。在这当中，史铁生回首青春的怀旧情绪固然重要，但这些绘画作品所承载的生命印记，却无一不标识了他当年如何以艺术去对抗现实生活的精神苦斗。从某种程度上看，绘画其实就是史铁生对于自我生命的一种完成：通过绘画，史铁生在艺术世界中活出了生命的可能性价值，并在这一绘画行为中，将自己托付给了艺术。唯有艺术才能让史铁生忘却生之烦恼与死之苦闷，它和写作一道，唤醒了栖居于史铁生处的那颗永恒行魂。绘画在左，写作在右，抑或两者合二为一，在倾听内心声音的同时，让史铁生那颗善感灵魂的无尽沉思，最终都汇聚成了一股蔓延于天地之间的独特心流。
清平湾的日子辛劳却又静谧，史铁生和同伴们起早贪黑地每天劳作，像当地的老乡一样挣着工分，此时喧闹的政治运动似乎离他们已经有些遥远了，虽然政治学习仍是必修的功课，但对于这些知青和老乡来说，日子还不就是由那些庸常琐碎的小事积攒而成？可就在这个时候，史铁生的身体状况开始出现了问题，主要是腰腿疼得厉害。一开始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但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史铁生终于病倒了。陕北的这个时节多风，大风夹杂着黄土，漫天遍野地吹过，就连天也是黄的。史铁生躺在窑洞的炕上，听着窗纸被风沙打得直响，心情可谓是十分低落。好在老乡和知青们都很关心史铁生，队长不仅给他端来了白馍，还在队里开会时提议让他喂牛。社员们纷纷赞同，史铁生心里感动，嘴上却说不出来什么。
喂牛确实是个好差事，史铁生不仅有了时间看书，“挣的还是旱涝保收的工分，更免去了日晒雨淋之苦”（注：李子壮：《绝地自拔》，《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95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晌午时分，他会把牛赶到山里，趁着放牛的时候看看书，吆喝几嗓子陕北民歌，日子倒也安稳。不过，夏天拦牛可不轻闲，由于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因此就得时时防范着牛把庄稼吃了。史铁生和另一位放牛的老汉，东奔西跑，嘴里吆喝着牛，累得可是不轻。喂牛倒是没什么难度，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不过这活儿也特别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碰上雨雪天，史铁生和老汉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注：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记忆与印象》第16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睡不了囫囵觉，导致腰腿疾患进一步加重，到1969年4月份左右，史铁生就不得不在孙立哲的陪同下回京看病了。
（五）
史铁生这次回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危机重重。在京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待到腰疾有所缓解，史铁生便与孙立哲、陈冲、李宁等几位好友结伴西行，准备先到西安史铁生的三叔家寄宿，游览华山之后，再返回延川。行程已定，四男二女的队伍便一路欢歌。陈冲和李宁二人票也不买，坐在火车车厢内聊天吹牛，煞是开心。其间陈冲无脑，被史铁生瞎起哄撺掇了一番，便山南海北地胡吹起来，话题不是“知识青年改造农村面貌”，就是“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真真假假，云山雾罩，忽悠得周围乘客瞠目结舌。乘务员听得兴起，便将此事报告给了列车长。列车长闻讯赶来，不仅称赞这几位知青是伟大领袖的好青年，而且还邀请陈冲去广播室，对着麦克风宣讲了一通。史铁生后来忆及此事，特作打油诗调侃曰：“未曾落座先吹牛，圣地扎根修地球。继之讲用‘老三篇’，有志青年美名传。”不过有志青年却坐车不买票，待到查票之时，陈冲和李宁便都傻了眼。幸好列车长念在知青们宣传有功，就免了他们的车票，一行人终于平安抵达西安。
在史铁生三叔家寄宿了几日后，大伙儿便去游华山。华山之险，天下闻名。虽然游客寥寥，不过几位年轻人的兴致却是很高。尤其到了险要之处，只见悬崖绝壁如刀削斧砍一般，胆小的史铁生看得“哎呦呦”直叫。途中忽遇大雨，知青们躲进一座道观避雨，衣单无食，冷得瑟瑟发抖。史铁生瘦弱，更是可怜。幸有李宁照顾，脱下自己的襟袄给了史铁生。饥寒交迫之下，陈冲无奈，只好去气象站乞讨。好在工作人员心地善良，见这几位有志青年如落汤鸡般狼狈不堪，便给了几块杂面馒头。久旱逢甘霖，即使是又冷又硬的杂面馒头，史铁生和孙立哲也吃得分外带劲。好不容易熬到了东方既白，一行人强打精神，爬到山顶去看日出。只见红红的旭日一跃而出，光芒万丈，天地万物都被映射得熠熠生辉。史铁生独坐岩石之上，望着远方凝神沉思。不知是陶醉于华山之巅的美妙风景，还是神游物外，念念不忘于生命的韶华易逝。虽然此时的史铁生还全然不知自己到底身患何疾，但腰腿痛的毛病，却屡屡折磨得他心灰意冷。此刻独坐山巅，想必内心定是感受到了自然的伟力与个人的渺小。“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史铁生可不就像是个孤单落寞的远行客吗？他少小辞家，独闯世界，壮志未酬便已身心俱损，面对着未知的神秘命运，史铁生抚今追昔，焉能不独自怅然、若有所思？
从华山回来之后，几位知青在西安小住一日便起程了。他们取道铜川，深夜才抵达延安。适逢北京市委派出的一个知青慰问团正在此地，一想到慰问知青的人住招待所，被慰问的知青却食宿无着时，史铁生等人便怒火中烧，一干人等杀气重重地直奔慰问团而去。块头大的陈冲凶神恶煞，抡起扁担就砸起了招待所的大门，史铁生与孙立哲在旁狐假虎威地摇旗呐喊，气势惊人。慰问团的人不明就里，赶忙安抚询问，最终给这几位刺儿头安排了暖暖和和的两间石窑住下。既已蹭吃蹭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连交通费也想法省了。第二天，几位知青便乘坐慰问团的公车顺利回乡。对于这一路来的种种趣事，史铁生有诗为证：
“当年工字厅前乱，陈冲怒目惊一片。吓得某史夺路逃，自此相识继相念。明年结伴西行道，四男二女花正俏。有吃有喝没车票，哥们儿玩的是心跳。未曾落座先吹牛，圣地扎根修地球。继之讲用‘老三篇’，有志青年美名传。车长闻之忙免票，革命安能没座位？青春小子正刁顽，逛罢西安逛华山。古刹夜来雨兼风，腹内无食盼天明。阵阵松涛寒气袭，一堆篝火相偎依。南风顶上天文站，乞得残羹度饥寒。下山沐浴华清池，贵妃久去无归日。弱冠之年不言娶，宁哥梦梦思美女。阿美矜持心不详，动情女子叫阿良。铜川巧遇慰问团，披衣拄杖扮穷酸。言称兜里净光净，如何回乡干革命？夜闯圣城招待所，探得明晨有包车。一路公费下延川，包吃包喝包旅馆。关家庄上土崖前，彻夜神聊不知眠。壮志未酬待何时，畅想未来无限事。讯哥琴声信天游，转年孙子震神州。土窑木床柳叶刀，妙手丹心野狐神。唱罢今昔两茫茫，荒歌野调不登堂。清平河水日夜流，青丝成雪不言愁。生生相继无穷在，阿弥陀佛有如来。”（注：陈冲：《青春小子》，《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87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不过对于史铁生来说，快乐的时光总是匆匆易逝。自回到关家庄后，困扰他的腰腿疼毛病就愈发加重。而这时的孙立哲，也突然间暴得大名，成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中央钦点的“大有作为”的典型人物。作为一名赤脚医生，孙立哲在极其艰苦的客观环境下，创造出了令很多专家都叹为观止的医学奇迹。他自己上山采药、置办医疗器械（不过后来孙立哲自己承认，其实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在窑洞里建简易手术室、成立医疗站，手术范围从简单到复杂，像阑尾、肠胃、心肺、癌症以及大脑的手术都能独立完成。其间救人无数，神医之名也是不胫而走。鼎盛之际，就连北京的医学专家也组团前来观摩。
有意思的是，孙立哲之所以走上行医的道路，起源于史铁生的一句玩笑话。据孙立哲回忆，“1969年1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生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史铁生其实也略懂医术，下乡之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针灸，下乡时也带了医书买了药。不过史铁生脸皮薄，不像孙立哲有股“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画，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注：闫阳生：《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中外文摘》，2012年第1期。）要是这么说来的话，史铁生留给清平湾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这位拯救无数病人的当代华佗了。只可惜他的腰腿疼毛病，就连孙立哲也束手无策。
史铁生的病情每况愈下，腰疼得基本上无法安眠。躺在床上的时候，“朝这边躺一会儿，又翻向另一边，不时起来用手撑着炕沿坐会儿，或者抱着被子垛跪着，最没辙时只好双手摽着门框，两腿不吃劲儿地悬一会儿”（注：张铁良：《此生足矣》，《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231-23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史铁生戏称这一姿势为“上吊”。到了1971年，病况加重，行走都有些困难了，史铁生只能回京治病，从此结束了这段充满着无数青春记忆的插队生涯。
三、命运的拐点
（一）
1971年9月，史铁生因腰腿疼痛加剧，行走困难，便从陕北回京治病。而此前一直在云南丽江下放的父亲，也带着史铁生的妹妹史岚，提前两天辗转先行回到了北京。这时，史家的状况已愈发糟糕了，奶奶年纪已大，体力不够，只能由史铁生的父亲从丽江返京照顾铁生。为了家庭，父亲调换了工作，由中央部委（林业部）的干部，变成了一个北京小厂的职员，而母亲则只能在丽江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接史铁生时，父亲和史铁生的堂弟史铁桥以为他行动不便，自会留在车厢里等待，不料等二人上车查看时，却发现史铁生早已下车，站在了站台上。倔强的史铁生自尊心极强，即使在家人面前，他也不愿流露出被病痛折磨的模样。甚至在回京后的一段时间每逢看病，史铁生都拒绝父亲陪同，坚持自己去。父亲无奈，又放心不下，只好叮嘱史铁桥远远跟在后面。妹妹史岚至今仍清楚记得她回京后哥哥从延安回来的情景，当时史铁生就连走路都要一只手扶着墙，虽然还能走，但“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注：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记忆与印象》第17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病况不明，史铁生的内心愈发焦躁起来，日渐沉重的双腿令他脾气越来越坏，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仇恨一切声音，脾气变得暴怒无常。譬如他会把鸡蛋羹一下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妹妹史岚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不出地看着他，心里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史岚曾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也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没人能体会到史铁生内心的恐惧和绝望。但也有轻松的时候，也许暂时忘记了病痛，史铁生会高兴地和妹妹玩儿，使劲地捏她、挠她胳肢窝，讲鬼故事吓她。当他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妹妹夸张地叫唤的时候，父亲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
史岚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于是父亲一边带着史铁生四处求医问药，一边给史岚联系学校。大概是因为史岚之前在丽江的学习不正规，户口也没落实，学校领导并没有马上同意史岚插班。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提起哥哥史铁生，校领导和老师们觉得既然是史铁生的妹妹，想必学习应该也不会太差，于是史岚借着哥哥当年上学积累下的良好声誉，插班上了二年级。
不过在史家，这段时期几乎全都是令人压抑的气氛。曾有友人去看望他时，只见“铁生的奶奶怀里揽着史岚，父亲站在门口，全家人好像雕塑一样僵着，史铁生坐在饭桌边的床上，脸色铁青，饭菜撒了一地，且有几只摔破了的盘子和碗”（注：张铁良：《此生足矣》，《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23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因为病患，史铁生家几乎很难享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天伦之乐。除此之外，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十分困顿。不过即便如此，史铁生依旧保持着极度的自尊，他几乎拒绝了朋友的一切物质帮助。比如和史铁生同庄插队的女生陈小敏，想让自己的母亲给他买一个半导体用以排遣烦恼，但史铁生却写了首打油诗谢绝，起始两句便是“我已半倒体，无须君相赠”，自嘲的话语之中，包含着无奈的悲凉。然而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个不幸的家庭来说，深重的苦难还只是刚刚开始。
1972年1月5日，史铁生住进了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前一天他刚刚过完了自己的二十一岁生日。这所医院由苏联援助，于50年代建立而成，具有典型的苏式风格，十分宽敞明亮。医院里有一座小花园，种满了各式花草。史铁生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会一住就是一年，在四季更迭中看遍了桃红柳绿、花落花开。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和设备都十分有限，检查只能凭借X光。一开始，医生说史铁生的病有两种可能，一是脊椎上长了瘤子，二是脊柱出了问题。前者通过手术可以治愈，而后者则可能导致终生瘫痪。由于对医学和命运都不了解，史铁生在刚刚入院的时候还很乐观，甚至诙谐地对朋友说就盼着长个瘤子，“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注：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记忆与印象》第176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可检查结果却是脊椎上根本没长瘤子，看起来老天爷是铁了心要跟史铁生过不去了。因为他压根不知道，问题出在脊椎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医生最后的检查结果是“多发性脊髓硬化症”，这是一种很难康复的神经系统进展性疾病，主要损害脊髓、大脑以及视神经，易发于十五岁—四十岁青壮年人群，常见的症状有视力模糊、身体麻木、四肢异常疲劳等，严重时还会造成突然失明或是瘫痪。真是天可怜见！如此严重的疾病，竟然找上了这样一个热爱田径和足球，始终激情满怀的大好青年！想必居于史铁生处的那颗永恒行魂，纵是再见多识广，恐怕也承受不了如此伤痕累累、摇摇欲坠的人形之器！
当父亲搀扶着他走进病房时，史铁生暗暗下了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注：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记忆与印象》第17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只可惜人存在的有限性之一，就是命运永远不会如你所料。它如同一只躲在暗处的恶魔，时刻窥伺着史铁生年轻的生命。是让他生，还是让他死？在强大的命运面前，史铁生的想法、情绪，甚至信念都毫无用处，因为答案早已被命运写就。但让他难以承受的是，“要么好，要么死”这两种情况最终都没有发生，命运像是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住院的结果竟然是双腿瘫痪。难以想象，在一个青春飞扬、无数梦想和祈盼都未曾实现的年龄，史铁生居然不得不坐上轮椅，并从此画地为牢，举步维艰——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对他来说，双腿瘫痪的实质就在于，它首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由于行动受限，史铁生唯有扶轮问路，在逼仄狭小的生存空间里，独自承受着所有梦想幻灭之后的痛苦。因为生，至少要体验、感受、经历种种不一样的人生吧？可他现在却只能枯坐于轮椅之上，无助地张望这个离他越来越远的世界。但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且看日常生活里的衣食住行与精神思想，哪一样不印证着史铁生这一人形之器的存在？而命运的残酷就在于，史铁生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况，只能说是一种非正常的存在形式，它给史铁生带来的，无疑是一种濒于生死之间的临界体验。在史铁生处，很多时候“生”的存在证明，似乎只是为了提醒“死”的无处不在，“生”也因此成了史铁生去看待“死”的一种方式。
史铁生后来在文学创作中谈生论死之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临界的存在体验，才会将生存与死亡合二为一，看成了一个生命自由成长的完整过程。他笔下那些由生到死、死而复生、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以及他向死而在、为死而生的生存态度，都与双腿瘫痪所带来的这种临界式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这样说，若无瘫痪后的生死追问，史铁生就断然不会有那种死中求活的人生态度——疾病不仅改变了史铁生曾有的人生，也重塑了他未来的道路。
（二）
在住院治疗期间，史铁生深深地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与无力。虽然他的双腿此时尚未完全瘫痪，但病情的加重只能让他把治愈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医生身上。所谓境由心生，大概正是因为怀抱着这样的一股信念，史铁生才会渐渐生发出某些虔诚的宗教情绪。每当他百无聊赖、万念俱寂之时，举目所及，总能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力，寻求出一些哪怕是毫无用处的精神寄托之所。比如那满目洁白的病房，不就像是一座神圣的庙宇吗？即便是阳光里飘浮着药水味的空气，但那位温柔优雅的女大夫，不正是史铁生安置自己渺茫信心的精神图腾吗？信仰的初生正是如此，因为感受到了自己的有限，人才会去憧憬未知的事物，希冀在神灵的护佑下求得救赎。虽然对前路一无所知，但有了这就算是盲目的执信，人生的道路也不至于走得那么崎岖坎坷。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史铁生偏执地将那位女大夫当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他以为，“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注：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记忆与印象》第17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住院的生活漫长而难耐。史铁生所在的十号病房共有六个床位，其中一位是天天盼着出院的农民，他对治疗费用的焦虑也深深地影响了史铁生的心情。以经济状况而言，家里其实根本负担不起如此昂贵的住院费用，为了治病，史铁生的父母已经负债累累了。每每想到这一点，史铁生就深觉自己连发脾气的资格都没有。不是吗？要是砸坏了医院的东西，还不是得要父母去赔？经济的窘迫，疾病的折磨，以及无处发泄的苦闷，都让史铁生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在这种局面下，看来可以解忧的也唯有读书了。史铁生默默地埋进书里，没来由地给自己设定了三个月的期限。按他所想，顶多三个月，自己的病总该能好吧？
可是三个月后，史铁生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重了，他也从十号病房搬到了七号。这是普通病房中唯一只住两个病人的病房。按级别来说，是由最接近十级的人才能住的，再往上就能进高干病房了。史铁生一介知青，无权无势，却能享如此待遇，完全是因为受到了医院里大夫和护士们的特殊照顾。在他们眼里，年纪轻轻的史铁生还是个孩子，虽然受尽了疾病的折磨，却能埋首书堆，实在是罕见。更令人担忧的是，甚至连医生都对治愈失去了信心，他们鼓励史铁生读书，无非是希望他能在书中寻找到人生的寄托。可是，前途的渺茫和希望的幻灭，逐渐让史铁生对读书也觉得索然寡味。他只是躺在床上，“听各种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进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你们的路去，别来烦我”（注：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记忆与印象》第178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史铁生这种矛盾纠结的心态，无疑是出于对孤独的一种本能逃避。在行走不便，生活空间日益狭小的情况下，他唯一可以盼望的，实际上也只有朋友们的探视了。每当大伙儿一来，史铁生的精神就会好很多，一起说说笑笑，几乎都要忘了病痛的折磨。只可惜友情与亲情虽然弥足珍贵，但在肆虐的病魔面前却毫无用处。其实，来看望史铁生的朋友，又何尝没有意识到他病情的严重呢？只不过为了照顾史铁生的情绪，每一个人在探视时都故作轻松。而史铁生当然明白，这种装出来的轻松只是善意的谎言和笨拙的安慰，但他也只能尽力地去迎合。表面上的谈笑风生和喧嚣热闹，丝毫都消除不了史铁生内心深处那片无尽的荒凉。这是一种怎样痛彻心扉的生存体验？它是无望之后孤独内心的空白，也是绝望之中无枝可依的恓惶——较之此前对于自己病情的焦虑，这时的史铁生虽然已经平静了许多，但心中涌动的那股暗潮，却让他孤苦无告的灵魂趋于撕裂：一方面，生性喜欢热闹的史铁生，怎么都难以适应孤独寂寞的病榻生活，因此本着内心里那个世俗之我的生活欲望，他急切地盼望着朋友们前来；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种渴望只不过是饮鸩止渴，丝毫无助于对现状的改变——他越是在朋友的谈笑间享受温暖繁华，就越是难耐人去楼空之后的万般寂寞。与其如此，倒不如独自承受病痛的折磨和孤独的痛苦来得省心一些。因此“别来烦我”的内心祈求，也就成了史铁生矛盾心态的一个真实写照。
不过，疾病带给史铁生的影响却并不全是痛苦。在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中，祸福相依历来就是万物的生长之道。如果回顾他完整的生命历程，就会发现疾病之于史铁生，实在是具有一种别样的成长功能。如果说得病之前的史铁生虽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无论他的行为方式还是心理状况，都始终局限在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之内。这当中固然有质疑时代变局的思想锐气，也有挥洒青春、恣意生命的年少轻狂，但从总体上来看，史铁生就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始终都被裹挟在社会生活的浪潮中随波逐流：他遵从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直在努力践行着一个社会青年的历史使命。但患病之后，一切都开始改变，那些热热闹闹的社会生活正逐步远去，史铁生也开始在孤独和寂寞中，重新打量起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比如说世间的不幸之人千千万万，为何独独要“我”去承受瘫痪这样的生命苦难？“我”不服输，想以行走的方式去对抗上帝的意旨，却又为何不得不接受宿命般的冰冷结局？如若残疾是上帝为了锤炼生命而设下的残酷谜局，那为何必定要以“我”的无尽痛苦为媒介？凡此种种，皆寓示了史铁生的生命历程，正逐步发生着一个由外向内的重大转折。在此过程中，此前一直蛰伏于他内心深处的那颗永恒行魂，虽然曾一度在史铁生这一人形之器的操劳忙碌中沉默不语，但此刻却不得不在生命的艰难困苦中蓦然惊醒，开始凝神寻找那些能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生命理由——此即为疾病所带来的精神成长。因此可以说，疾病之于史铁生，实在是具有一种生命界碑的意味。
以此为界，之前的史铁生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他们信奉人定胜天的主观能动性，从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救世主，因而在面对人生困境时，也往往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力量。从哲学上来说，这种无神论思想可谓是其来有自。譬如自近现代以来，启蒙运动高度确认了人作为万物之首的神圣地位，而对人理性力量的尊崇，也最终形成了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标志的自圣哲学。在这一观念中，人相信自己的主体性至高无上，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主体意识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受此影响，谁还会去指望那些虚无缥缈的幽冥诸神？更遑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神论愈发难有容身之地。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无神论思想更是以新的形式渗入了国人的人生哲学。时代的主人翁精神、集体主义的组织纪律性等，都要求人消灭“小我”、实现“大我”。从表面上看，社会历史对人的这种规定虽然更像是一种世界观，但它要求人自失于宏大历史进程的应然性规定，却成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的人生哲学。比如当青年男女在遭遇个人的生存困境时，解决之道就往往是寄情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也只有投身于这种至大无外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时，人才能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历史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进而实现生命的不朽。换言之，以政治目标取代人生价值，不仅混同了世界观与人生观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哲学体系，而且也在更大程度上祛除了有神论的思想余烬。更具体地说，出于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渴求，人唯有将“我”置身于永恒之历史，才能获得自我价值的超越。这就是一种自失的人生哲学。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自失哲学发端于人对生命无意义的反抗，但其后果却是对现有价值秩序的肯定与维护，因为在自失的生命进程中，“我”投身于浩瀚无垠的历史，“我”以及他人皆成为实现历史进程的工具。由是观之，以无神论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已经越来越难以解决人现世的存在难题了。
“久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之所以说疾病是史铁生人生旅程的一个生命界碑，盖因自此之后，“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冥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注：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记忆与印象》第178-179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其实，在祈盼神灵之前，史铁生不也把科学当成过自己的救命稻草吗？他心怀理想，渴望自己像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能以健康之躯报效祖国。为此史铁生还曾以诗明志：“几梦昆仑跨铁骑，醉酣血酒啖残敌。何时复我男儿骨，扯去囚衣试铁衣。”（注：柏晓利：《友谊从二十一岁开始》，《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19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但家国情怀也好，事功之心也罢，那些凌云壮志对于身患残疾的史铁生而言，只不过是黄粱一梦！医生的束手无策，最终让他将希望寄托在了那不可言喻的虚冥之中。
史铁生所说的虚冥，看似概念模糊、语义含混，但这一抽象之词却最适合描绘那晦暗未明、亟待敞开的彼岸世界。在虚冥之处，既有理想和信念、祈盼与诉求，也有超越了人之主体性力量的信仰与虔诚，它既是生命的终点，也是世人承领福音的诸神之地。在史铁生的精神世界中，他对生命的疑虑与审视，本就起源于对存在有限性问题的深切关注，即便是在宏大的社会历史潮流中纵横捭阖，苦苦寻觅着生命的现实依据时，史铁生到最后也总是会在虚冥的彼岸世界中，看到存在的终极价值，继之反观自身，重新点燃思想乃至生命的热情，便成了史铁生扶轮问路的基本思想路径。就此而言，当他因疾病陷入虚无、贪生念死之际，正是对彼岸世界那些未知事物的信仰，支撑起了他死中求活的生存勇气。因此可以说，疾病之于史铁生，就如同精神成长的催化剂一般，让他能够淡然应对这多灾多难的现实人生，进而在彼岸的精神世界里，去重新安置自己那颗渐趋破碎的心魂。
（三）
对于自己的这段住院生活，史铁生曾说自己没有死，全靠着友谊：“还在乡下插队的同学不断写信来，软硬兼施劝骂并举，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已转回北京的同学每逢探视日必来看我，甚至非探视日他们也能进来。”（注：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记忆与印象》第181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曾有一回，史铁生情绪不错，看到瓶子里泡的莲子发芽了，还专门为此写了首诗，并用铅笔作画送给了朋友。还有一次，史铁生对朋友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是有孩子就取名叫史诗。”（注：柏晓利：《友谊从二十一岁开始》，《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19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朋友们闻之无不心酸。
这时的史铁生已搬到了加号病房。严格来说，这里只是一个弃置不用的小楼梯间，地方狭窄，只能放得下一张病床，但毕竟是单间，而且窗口朝着大街。朋友来时大家就一起说说笑笑，独自一人时便读书思考，偶尔也会望望街上的风景，期盼着朋友们何时再来。有那么一阵子，史铁生也渐渐忽略了死神的威胁。
在史铁生的众多朋友中，友谊医院的护士柏晓利，正是在史铁生住院期间，和他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柏晓利1969年4月去内蒙古兵团插队，1973年回到北京，进入友谊医院时正赶上史铁生即将出院。两人年龄相当，又同为知青，因此见面后自然是十分投缘。史铁生在文章中曾如此描绘过柏晓利：“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来了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戴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芯绒鞋，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话，却满身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注：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记忆与印象》第183-184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这位性格质朴的北京姑娘，在医院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卫生。“从擦地、擦玻璃、消毒便器到所有能想到的与卫生相关的工作。”（注：柏晓利：《友谊从二十一岁开始》，《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19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在她的眼里，史铁生是一个人缘不错的人，因为总有很多同学前来探视他。由于经常去史铁生的病房做卫生，一来二去，两人也开始熟络了起来。
这时的史铁生，已从加号的单人病房搬进了6号病房的3号床位，是病房套间的里间，十分安静。柏晓利从做卫生开始，到后来逐渐学习打针和静脉注射，史铁生则成了她练习注射的对象。每逢柏晓利拿着注射器进入6号病房时，史铁生“总要找些话语让我放松，最常说的是‘甭怕，你就放心地扎，我没有感觉’”（注：柏晓利：《友谊从二十一岁开始》，《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193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待到更熟悉的时候，史铁生也会笑称自己就是块猪肉，让柏晓利随便练习。说这些玩笑话的时候，史铁生就像是一个爱耍贫嘴的老北京，但幽默滑稽的言语后面，却不知掩藏着他多少的辛酸与无奈。柏晓利自然是熟知史铁生的病情，有时为了宽慰他，或者就是为了单纯地聊聊天，她也总会和史铁生谈起自己插队和兵团的生活。当她成为神经科团支部书记和医院团委委员后，因为要负责黑板报的缘故，就经常把黑板搬到史铁生的床前，请他连写带画。这些小事自然难不倒绘画天赋极高的史铁生，他制作的黑板报，总会在院里的评比中获得名次。而每逢此刻，史铁生都会非常高兴，有时评比完，他还会主动问柏晓利结果怎么样。这一切都让史铁生感觉到了自己活着的价值。当朋友来看望他的时候，史铁生也要拉着朋友对版面设计和书法插图做出一番评价。甚至在有的时候，史铁生还会为了医生们的业务需要，坐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地刻医学资料的蜡版，以便油印出来供诊疗之用。这一切，都让史铁生有了一点成就感。
对柏晓利等医务人员来说，请史铁生帮这些小忙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深陷痛苦深渊的史铁生而言则意义非凡，能取得名次至少就意味着自己残而不废。上帝虽然对史铁生不公，但想必他也听到了史铁生谦卑虔敬的暗夜祷告，若非如此，他怎会在办黑板报这等琐事中，倾注了自己的仁慈与垂怜？不过若想承领上帝的永恒之爱仍然需要时日，因为此时年仅二十一岁的史铁生，首先需要学会理解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去接纳苦难。
从心理状况来说，年轻的史铁生在面对自己双腿瘫痪的人生苦难时，内心深处实际上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认知与体验：一方面，他渴望健全、向往行走，并因此痛恨上帝的不公；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心魂早已在苦难中屡屡向往着虚冥之界，因此史铁生也能隐隐约约、似有若无地感觉到上帝的力量。对他而言，双腿瘫痪可能只是一个童话的结尾，继而“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这就意味着如果换个角度看，苦难也许只是上帝帮助人实现自我认识，乃至追求精神永生时所必须赐予我们的一种财富。唯有如此，人才能在苦难中不断地经受历练，进而在拥有了非凡的生命体验后，方有可能猜中上帝所设下的命运谜局。史铁生说：“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注：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记忆与印象》第18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他这番话隐含的意思，其实就是对自己生命阶段的一种认识：以双腿瘫痪为界，之前的青春激扬只不过是一个娇嫩的童话，而之后的人生道路，就必将是一个更为严酷的世界。或许只有将苦难视为历练，自己才能在上帝所布设下的命运谜局里去死中求活。事实也果真如此，自史铁生出院之后，上帝对他的试练也就变得更为残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