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灭亡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平原津。
不可一世的始皇帝嬴政，从昏迷之中苏醒过来。睁开眼睛，他忽然感到莫名的轻松。很久不照镜子了，他挥挥手。一个宫婢依据赵高的眼神指令，赶忙趋前跪下，俯身高举一面铜镜。
猛然看到自己的形象，嬴政还是吓了一跳——一张脸，蜡黄板滞，干枯得近乎凄凉，使得那鼻梁凹陷的鞍鼻更显突兀和丑陋；一双眼睛黯淡无光，眼袋浮肿得近乎透明；特别是眉毛，昔日上翘斜插向鬓的眉梢似乎如霜打的秋草，耷拉下来，显得整张脸孔布满不祥的衰朽气息……
“退下！”至高无上的嬴政歇斯底里般吼叫了一声，虽然已经没有往昔叫嚣的音量，嘶哑的声音依旧吓得宫婢雷击一样浑身颤抖。少女手松镜落，整个人随即瘫软在榻边。
赵高一扬袍袖，马上有两个宦者上前，把宫女拖下去，拉入禁营内的一个帐篷里以锦帛绞死。作为“中车府令”，宦官赵高掌管皇帝印信、墨书，负责皇帝起居以及宫廷御车。这次始皇帝巡游旅途中暴病，自然少不了他在床边侍疾。
始皇帝照过铜镜后，轻松感倏忽消失，顿时心事满腹。他那一双近乎发盲的眼珠不停转动，最后，目光在赵高脸上来回移动了片刻后，便转向帷幕以外一支烧剩半截的灯芯。瞬间，他意识到，刚才忽然感到的身体轻松，不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作为至高无上的人间主宰，始皇帝，怎么能够就这样轻易死去呢！
命运无常，嬴政感到了莫名的虚弱和空虚。他的生命，就恰似这眼前的残灯，拼命搏击着黑暗，却苟延残喘。蜡烛微弱的亮光跳动着，使得病榻前桌案上那把青铜剑发出闪闪的亮光。可惜，再也不能挥舞起这把象征着强权的宝剑刺入一个个鲜软的肉体了，再也不能在黑魆魆的夜色中高燃香灯拥抱美丽的处女了，再也不能到那蔚蓝的海边盼望着徐福不死灵药的到来了……
行宫的帐篷外面，风似乎越刮越大，夏日突然一下子变成严冬，冷得让人毛骨悚然。死亡的恐惧袭来，在无边的静寂中，黑暗的旋涡莫名旋转起来。
嬴政感到某种温热的液体冲向他的咽喉，他窒息了，全身战栗。匪夷所思的窸窣声从空气中传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虚空中像一只巨手一样扼紧了他的脖颈。牛喘声中，嬴政梦魇一般，说不出话来。
他死命蹬着双腿，想喊什么，想说什么……辽阔无边的帝国、巍峨壮丽的骊山陵墓、逶迤万里的长城、随时待发的金戈铁马，以及自己继承人公子扶苏的影子，一幕、一幕，同时在他越来越模糊的意识中飘闪。
紧接着，一幅幅嬴政无法了解的神秘黑暗影像，浓雾般弥漫开来。他挣扎着，呐喊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秦帝国，和病榻上辗转反侧的始皇帝一样，将迎来它最黑暗的时刻……
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哉
早在前256年（即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如狼似虎的秦军就开始进攻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西周国。周赧王无奈，以西周三十六城、三万户降秦。秦昭公大胜之后，把象征天子之位的“九鼎”迁于咸阳（途中有一鼎落于泗水，秦国只得八鼎，但后世习惯上仍称“九鼎”）。
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年）起，八只体量巨大、象征天下共主权力的“九鼎”，被安置在咸阳。“九鼎”迁秦，意味着秦国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诸侯各国。
时光荏苒，过了三十多年，到了秦昭王雄才大略的重孙子嬴政主政，仅仅用了十年时间，秦国采取分化离间的策略，陆续灭掉诸侯六国——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灭韩国、十九年（前228年）灭赵国、二十二年（前225年）灭魏国、二十四年（前223年）灭楚国、二十五年（前222年）灭燕国、二十六年（前221年）灭齐国，最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国。
嬴政，一个人，奋六世之余烈，能做出如此事业，伟哉！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如下记载：
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秦）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
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
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照抄司马迁《史记》中这一大段内容，大有缘由——统一天下之后，立国建制，秦帝国面临诸多关涉政治措施的大问题，包括嬴政本人的名号、称谓，秦帝国的五德颜色，以及以“六”为纪的尊崇法度。
首先，面对前无古人的大一统，嬴政沉迷于成功的狂喜情绪中。如何在广袤的帝国疆域内宣示自己的威权和荣耀，如何显示至高无上，给自己脑袋上戴何种“光环”，确实是个迫切的问题。
议下群臣，大家伙自然拍马屁不迭，送嬴政一个“泰皇”称呼，以为拿一个上古有过的最尊贵的“泰皇”名头给嬴政，肯定会大快“朕”心了。
嬴政不过瘾。思忖再三，他把“泰皇”前面的“泰”字去掉，后面加上一个“帝”字，称为“皇帝”！也就是说，他刚刚击灭六国建立的不世之勋，功高“三皇”，勋迈“五帝”，统而兼之，故而称为“皇帝”。
贵为天子，君权神授，为了最大限度地神化自己，嬴政可谓不遗余力。
把自己夸到这个地步，历史上，要属嬴政最横蛮。可以说，这位爷自恋到了近乎臭不要脸的地步。但究根穷底，嬴政确实有如此自恋的本钱。
大王既然如此说，群臣当然忙不迭表示十二万分同意。毕竟新出炉的“皇帝”只是对群臣所上的名号进行了“修正”，其余三条建议都同意了啊——“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制令、诏令，意味着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
嬴政之前，普通百姓都可以自称“朕”；而嬴政之后，“朕”成为皇帝专门的称呼。普通人如果不想遭受灭族，再没人敢自己称“朕”玩了。
名号订立之后，“始皇帝”嬴政颁发的第一道“制书”，也和皇帝家人的称呼有关，那就是对谥号的废弃。嬴政尊奉自己老爹，也就是原来的秦庄襄王为“太上皇”，并且宣布废除流行多年的谥法，严禁以子议父、以臣议君。实际上，他还是想从最大限度上维护君主专制的权威。
而且，既然自己是始皇帝了，日后二世、三世、四世、五世，一直到万世，天下都是姓嬴的！可见，世界上最早的“数字化管理”，嬴政是真正的源头。
上述数项举措，除了谥法在秦朝灭亡后得以恢复以外，其余诸项，被后世王朝不折不扣继续执行下去，成为封建王朝的专制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外，秦朝既然在当时以天下正统自居，当然要向天下人表明本朝取代昔日的周朝乃“天意”。依据“五德”理论，周朝是火德，秦朝是水德。既然受命于天，故而秦朝选择以阴阳五行中属水的黑色为最上色。
因此，如果我们今人能够有幸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大一统之后的秦始皇时代，会在咸阳恢宏的殿宇中看到这样的景象：宝座之上，始皇帝全身上下黑色衮服；大殿之中，群臣也各个黑衣罩体；满眼望去，旌旗伞盖，乌色遍地——如果茫然不知就里，我们现代人肯定以为秦朝在开什么盛大的追悼会呢。
所以，只要看现在有电视剧出现秦始皇穿着明黄色龙袍在那里唾沫四溅地指点江山，肯定是编剧和导演都是历史盲……
那么，史书中的“数以六为纪”，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大秦帝国兴国伊始，数字方面以“六”为尊，就是在几乎所有关涉国家制度方面，都是按照“六”或者“六”的倍数施行和命名——始皇帝巡行时，在各地刻石记功的字数、韵数，都是六的倍数；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是六的六倍数；迁移十二万户富民，也是六的二倍数；铸铜人十二座，也是六的二倍数；咸阳宫观二百七十座，算一算，想一想，也是六的四十五倍数！
当时，秦帝国诸臣还曾考虑过封建皇子皇孙。丞相王绾就上言说：“诸侯初破，燕、齐、楚等旧时诸侯国地远，应该封建皇帝诸子以填补昔日诸侯王统治的空缺，希望皇帝考虑诸侯王人选。”
嬴政为此问计于群臣，群臣皆点头赞许，唯独廷尉李斯表示异议：“昔日周朝大封同姓子弟，岁月递嬗，后来族属逐渐疏远，互相攻击，状如仇雠，诸侯之间也更相诛伐，对此乱状，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都不能禁止。如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大秦郡县，陛下诸子以及功臣，都可以靠国家赋税重赏加赐，控制起来也容易。天下无异意，乃国家安宁之术。所以，重置诸侯，不利国家。”
殿上，群臣大眼瞪小眼，揣摩圣意，等待嬴政发话。忖度良久，这位始皇帝金口顿开：“天下这么多年来苦斗不休，就是因为有侯有王的缘故。赖大秦宗庙保佑，天下初定，又在原先诸侯国领地上重新封建立国，其实是暗树兵端。封建之后，再想要国家宁息安定，岂不难哉！廷尉李斯所议极是！”
于是，秦帝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郡守、郡尉、郡监，百姓也有了官方称谓：“黔首”——“黔首”一词，当时并无贬义，“戴着黑头巾的百姓”也！秦朝自以为得水德，衣服旄旌节旗，都以黑为贵，所以，平民也都以黑巾裹头。
从郡县制这种政治制度来说，秦始皇的考虑和心思，比起后来的刘氏汉朝要先进和精明得多，有效防范了宗室侯王的尾大不掉和反叛。
天下一统，嬴政当然不是马上忙于享乐，而是和群臣一道，处心积虑地考虑秦帝国万世基业的巩固。
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空前广阔的帝国疆域，嬴政内心深知，灭六国难，真正统治昔日六国的人民更难。为了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深谋远虑，必须果断行事。
在车同轨、书同文的同时，始皇帝嬴政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收兵器，二是迁富民：
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
冷兵器时代，销毁征伐击灭六国后缴获的兵器，乃是消除国内不稳定因素的重大举措。
后世说起秦始皇的这项措施，往往受到贾谊《过秦论》的影响（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总是以为秦始皇收缴全国兵器之后，只是把它们熔毁铸成十二个巨大的铜人。其实，司马迁史记中写得明明白白：“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
也就是说，除了铜人（金人）以外，还有“钟鐻”。钟，就不用过多解释了；鐻，乃古代一种乐器，猛兽形状，本来是木制的，两两一对，放在每个大钟两边。后来，木制改为铜铸，夹置于大钟旁边。
所以，把全国那么多的兵器熔毁，除了铸造十二个大铜人以外，秦始皇当时还铸造了不少巨大的钟和鐻，也都放在首都咸阳。
后人对于钟鐻二物往往忽略，说起那十二个巨大的铜人，都无限想往。如今，西安城西的阿房村阿房宫遗址附近，有一座伪“阿房宫”，乃为了挣旅游钱而修的仿古赝品建筑，门票不贵，才每人三十八元，据说每晚都上演模仿“印象阳朔”的实景剧《阿房宫赋》。
在这个假“阿房宫”广场上，挺立着十二个高大的“铜人”，据说先前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后留下的道具。这些仿制的十二铜人，个头挺吓人，每个都有四个成人那么高，威武雄壮。仰头观瞧，游客们纷纷咋舌，以为始皇帝时代的铜人就是这么大了。
其实，如果细读史书，我们就可以发现，秦朝十二个铜人的重量，远远超出我们今人的想象力。史书上说“重各千石”，也就是泛泛而言，是讲每个铜人有“千石”那么重。秦朝时候的计量单位“石”，为一百二十斤。而当时的一斤，相当于今天256克。按照这种计量方法推算，每尊巨大铜人，其重量要三十吨左右。依据当时的生产力，铸造这样巨大的铜像，真是太复杂太困难了。
如果我们今天近距离观察出土的铜车马和当时的制式三棱箭头，就可以想见，秦朝时代的工艺，已经非常先进。当时，渗碳钢和铸铁柔化工艺大放异彩。在秦朝军队中，还用铬酸盐处理金属表面生成黑色保护层，厚度只有10至15微米。这种铬酸盐氧化层防锈工艺，在西方，德国人直到1937年才“发明”出来，美国直到1950年才申请专利。想想，始皇帝的大秦工匠，在两千多年前就使这种革命性的技术大行其道，我们不得不大发一叹。
为此，在秦始皇时代以“地坑法”铸造如斯巨大的铜人，仔细推究，也并非特别难的事情。专制主义国家的优势，就在于人多好办事。数万刑徒或者工匠，不计成本，在锋刃皮鞭下小心翼翼操作，没什么做不出来的东西！
阿房宫遗址公园内的十二“铜人”，基本是仿照皇陵沿路翁仲形象和兵马俑武士形象铸造的，那么，真正的秦始皇时代的大铜人是什么样子呢？
根据《汉书·五行志》所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也就是说，当时所铸铜人不着汉族服饰，而是着“夷狄”等少数民族的服装。至于相貌，应该也是有别于秦人的“夷狄”的样子。
夷，乃我国上古时期对域外人的称谓。狄是地名，大概方位在今天甘肃的临洮。
和现在的赝品站立铜人像不同，秦朝的铜人是坐姿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末期的篡位者王莽曾经梦见五枚铜人起立，可见，铜人原本的造型是坐立姿态。
秦始皇铸造铜人的用意，除了销毁兵器这个实际用途之外，也有方术厌胜和粉饰吉祥之意。
那么，秦朝灭亡之后，这十二个铜人下落如何呢？
根据《三辅旧事》记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前。董卓坏其十为钱，余二犹在。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长安而销之也。”
《三国志·魏书六》载：“（董卓）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
《关中记》记载：“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
可见，秦朝灭亡之后，咸阳经历了项羽烧焚，十二个巨大的铜人依旧“健在”，后来一直安放在汉朝的长乐宫前面；直到汉末，也就是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乱政，他下令销毁十二个铜人中的十个，铸成有别于汉朝五铢钱的小铜钱。幸存的两个铜人，被他派兵士推移到长安城的清门里；到了三国时期，魏明帝曹叡下令把这两个铜人转运洛阳。由于铜人太重，当无数工匠费尽千辛万苦，用“滚木法”把这两个“巨无霸”运到霸城时，由于地势原因，再也推行不动，只得把它们留弃在当地；东晋十六国时，后赵羯族暴君石虎不惜人力物力，把两个大铜人运到了后赵首都邺城（今天的邯郸附近）；再后，前秦大帝苻坚统一北方，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他下诏把这两个巨大的铜人从邺城运回长安，最终销毁。
也就是说，从秦始皇到前秦苻坚，历经约六百个春秋，十二个铜人最终没能逃脱被销毁的命运，也被历史“雨打风吹去”……
铸铜人，目的主要是毁兵器。天下无兵之后，始皇帝对于六国昔日有影响力的“豪富”肯定不放心，很快就下令，把六国十二万富户集体强行迁移至咸阳附近安置。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的“豪富”，不仅仅是富豪，除了六国原来的富商大贾以外，还有六国贵族和豪族。这些人，在秦朝灭六国的过程中，肯定没有公开、明确地抵抗过秦军。秦始皇找不出要他们脑袋的借口，但他也深知这些人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既然不能公开没收这些人的财产，也不能公开法办这些“顺民”，始皇帝只能来这招儿，把这些隐藏的异己分子从他们的老窝里面整个端出去，一揽子弄到咸阳，放在帝国的眼皮子底下，谅他们也不敢轻易造反。同时呢，这些人在六国原籍的影响力，也必定会随着迁徙而消失，他们各种不动产在无形中同时被剥夺，可谓一石二鸟。
天下一统之后，秦始皇大力扩建首都咸阳。首都忽然变大，他不可能让自己孤坐在一个空虚的都城里面感受万乘之尊。把十二万户豪富之家迁移过来，就忽然使得咸阳的人口急剧增加。我们知道，“富庶”这个词儿，是形容古代国家强盛的一个标准用词。富，富裕也；庶，人多也。十二万户，可不是十二万人！每户如果把主人、僮仆加起来平均五十人计，十二万户，也有五六百万人之多。
这些六国豪富在当地的土地、房屋虽然不能带到咸阳，但他们肯定会携带大量贵金属、器物、粮食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物资来到秦国首都。如此，始皇帝的帝都，一下子就会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变成一个无比巨大的宝库，也成为帝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税收来源。
迁徙豪富之家，始皇帝不是仅仅只弄了十二万户。第二年，他又下令迁八万户于外，其中三万户到丽邑，五万户到云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三十六年（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其实，这种迁徙豪民的举措，不是秦帝国统一之后才开始的，在攻灭六国的过程中，嬴政一直努力推行这种目的性极强的政治举措——灭魏国后，当地豪富孔氏被迁往南阳；灭赵国后，当地豪富卓氏被迁往蜀地……
从政治层面上讲，嬴政和他手下大臣目光不可谓不远大，迁徙豪富和销熔兵器一样，主要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铲除六国旧贵族和旧势力赖以反叛的基础和土壤，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统治手段。由此，可看出嬴政在专制统治方面的深谋远虑。
赋税满足了，隐藏的反叛可能性被压制到最小，嬴政和他的臣下们，便开始进一步经营大一统帝国——修筑驰道，拆除壁垒。
秦朝统一前的战国时期，各国道路宽窄不尽相同，车轨尺寸大小不一，车辆种类混乱繁多。为了保护路面，提高公用道路的使用效率，秦朝规定全国车轨的统一宽度为6尺。秦代1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6尺相当于现在138.6厘米。
车轨得到统一，具有标准车型的马车、牛车都可以在全国各地交通大道上畅通无阻，行车效率大大提高。为此，秦朝在原来六国车马道路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修筑了统一宽度的驰道，道宽五十步（六尺为一步）。这条全国贯通的“高速公路”，据《汉书》记载，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真是四通八达。正是有了这条驰道，秦始皇才可能舒舒服服地多次巡游各地，到处勒石记功。
而嬴政本人呢，也有专用通道，即驰道中间宽三丈的部分，这属于御用专行道，未得皇帝批准，不允许常人使用。
秦朝驰道，我们今天基本找不到踪迹了。但是，有一条道路尚有踪迹可循。当时，秦始皇为了防备北方匈奴入侵，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修筑了一条由云阳直通北方九原郡的“直道”，长达1800里。起点是今天的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从当地北行到子午岭，巡山岭主脉一直往北，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东胜，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最终到达包头市西南方向的原清朝九原郡治所。
这条横跨草原和山岭的直道，宽4.5米，许多段未被破坏的遗址上面至今寸草不生，可以想见当时工程质量之高。在公元前修筑这样长、这样难的“高速”公路，现在想起来，都有匪夷所思的感觉。
当然，秦始皇并不是“驰道”的创始者，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修建了“国家级”道路，当时称为“周道”或者“周行”（读háng）。《诗经·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委迟。”《国语·周语》：“周制有之日：列树以表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可见，周朝“国道”，规模已经大为可观，路面恰似磨刀石一样平坦光滑，如箭杆一样笔直；周道宽度，竟然能够容纳四匹公马拉的大车从容行驶；绿化也不错，道路两旁植树；每隔十里，都修有供旅客休息、饮食的庐舍；每隔三十里，还有专门供旅客住宿的路室；每隔五十里，设有市镇，镇上还有规模较大的驿馆，里面存储着各种生活资料。推而及之，秦始皇的“驰道”，乃周朝国道具体而宏的翻版。
始皇帝和他的统治班子在大修道路的同时，自然而然，就把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修筑的许多关塞堡垒全部拆除。天下一家了，哪里可能容许还有这样的关河阻隔壁垒呢？在专制统治惊人的效率下，两年多时间内，除了在全国主要地区修成了驰道、直道以外，秦始皇还在西南边疆修成“五尺道”，在今天的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成了“新道”。自此，秦国交通网络，可谓四通八达。
内部稍安，肯定要思及外部管理。所以，嬴政北击匈奴，南平“百越”，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夷”的统治。
此前，当嬴政忙于在中原地区逐一击灭六国之时，根本抽不出手来对付北部边境的匈奴人。匈奴铁骑乘机南下，趁火打劫，占领了秦朝北部边郡许多地方，还以“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为根据地，直接威胁秦朝的首都咸阳。
统一之后，秦帝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消除匈奴的军事威胁。
秦始皇任命大将蒙恬率兵驻守上郡（郡治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开始耐心经营北部边防，保证秦朝政治中心咸阳的安全。
蒙恬其人，乃秦国军人世家出身。其祖父蒙骜，原为齐国人，在秦昭襄王时代投奔秦国，曾经为秦国攻下九十余城，功勋卓越，在秦国和白起、王翦等名将比肩，官至上卿。其父蒙武，曾作为王翦副将，击灭楚国，阵斩楚将项燕，俘获楚王，也官至上卿。正是蒙家三世的赫赫威名和蒙氏家族对秦帝国的忠诚，才使得秦始皇把帝国最为光荣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蒙恬。
为此，蒙恬开始悉心经营，十余年间，兢兢业业，对秦国北部山川地形作深入了解，整兵屯田，为日后反击匈奴做足了准备。
统一六国大任完成后，当上“皇帝”后第一次外出巡察，秦始皇正式抵达北地和陇西视察对匈奴的防务。同时，秦朝设置黄（今山东黄县东）、陲（今山东福山）、琅玡（今山东胶南）三大粮仓，专门为击伐匈奴提供后勤粮草保障。
到了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燕人卢生向他献上“亡秦者胡也”图谶，一生迷信鬼神和预言的始皇帝嬴政终于独断乾纲，出击匈奴。既然冥冥中预言灭亡秦国的将是“胡”（匈奴），那就不得不对此“胡”动手了。当然，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个谶言歪打正着，所预言的“胡”，最终证明并非彼“胡”匈奴，而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胡亥”（秦二世）。
东巡之后，嬴政下令，以大兵三十万北击匈奴。
根据始皇帝下达的作战计划，蒙恬从上郡出发，经榆林进入河套北部；另一部秦军从义渠萧关之道进入河套南部。两军所向披靡，很快就将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全部扫荡肃清，匈奴残部向西北渡河而逃。
秦始皇三十三年初春，秦军主力军势如破竹，从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渡过黄河，攻击高阙与陶山（今狼山山脉）的匈奴部落。一部秦军西渡黄河，进入贺兰山脉扫荡。匈奴头曼单于正准备集结兵力南下反扑，对于秦军紧追不舍的战术完全没有提防。秦军在军队实力、战斗力、后勤补给方面都占有优势，秦军连战连捷，头曼单于不得不急撤七百余里，向北远遁，退到阴山以北的漠南地区。
于是，昔日秦国、赵国被匈奴侵占之地，至此全部恢复。
此后，蒙恬三十万大军依旧在北境驻扎，威慑匈奴。秦朝得胜后，在河南地设置了九原郡，置三十四县，并北迁三万户人口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和军队一起垦田生产，开拓边疆，大力开发河南地，使这里成为富庶的“新秦”，作为抗击匈奴的大后方基地。
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具有重大的经济、军事意义，它不仅有力地制止了匈奴人对中原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抢掠，还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当地各民族的融合。
此次北击匈奴，河套地区收归秦有，也使得该地区永远划入中国的版图。
由于匈奴人以骑兵为主，来如风，去如电，机动性非常强，而边界长达万里，处处派兵驻防肯定不可能。所以，嬴政又下令修缮长城，以墙防骑，全面修复昔日秦、赵、燕三国原有的长城，链链相接，最终形成了一道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作为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做攻打匈奴准备的同时，始皇帝嬴政一直着手制定南平百越的战略。当时的“百越”，是指今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境内居住的越人部落。由于自古以来越人种群复杂，战国时期就称他们为“百越”。
始皇帝南征“百越”，并非后世腐儒陋士所谓消灭部落文明和奴役掠夺的新殖民行为，而是结束了从东周开始的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华夏诸族分裂割据的局面。
华夏文明，不仅仅是黄河流域文明，长江、珠江流域的各个文明，都互相有着交流和影响。而华夏远古氏族部落时代，百越中最重要的岭南地区就位于华夏部落大联盟的施政范围，并远至交趾（今越南北部）、南海等地。百越之中，骆越、西瓯等部落国家，在夏商周时期属于偏远的“要服”诸侯。如今，在广西的相关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就有商王颁赐百越地区首领的佩玉、牙璋等物品。现存史书中记载武王伐纣的各方部队，其中就有百越部落的参与。
先秦以前，各诸侯部落首领都有祀奉天下共主的职责，百越在“五服”之内，属于“要服”，必须定期向华夏天子进贡。
何谓“五服”？根据周制，天子所在京师，四围以外每五百里为一“服”，由近及远，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国语·周语上》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所以，属于“要服”的部落方国，一定要向中原共主按时进贡，不得背叛。
秦朝征伐百越的战争，总体来说有三次：第一次，前218年，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击百越；第二次，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百越，此战平定了百越之地，一统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第三次，前210年秦将赵佗攻打瓯骆之战。
第一次攻伐百越，秦朝大将屠睢和赵佗率五十万大军，不可谓不多。秦军兵分五路，经广西北部的越城岭、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以及江西南康和余干等地，向今天两广地区的越族部落发动攻击。秦军中，要属攻占番禺的部队最为有效。他们经九嶷要塞顺北江而下，直抵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占领了番禺（今广州地区）。而进攻今广西地区越族人的两支秦朝大军，由于地形不熟，占领一些地区后施政不力，在溽热潮湿而且林木深密的山区陷入战争泥潭，三四年间，伤亡将士几十万，粮道被断不说，连主帅屠睢也在一次越人偷袭中被杀。
古代打仗，和现在一样，最主要的就是后勤。前217年，秦朝的监御史史禄，率领秦军开凿灵渠，一举扭转了战争局面。笔者曾经到过距离桂林不远的广西兴安县境内灵渠源头处参观，现在的灵渠，不过是一条基本淤塞的小河沟。但在当时，由于灵渠沟通湘水和漓水，最终使得湘水和珠江水系联通起来，秦军的粮饷能够络绎不绝地运到岭南地区，后勤有了足够保障，秦军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历史上，第一次秦攻百越战争也称“秦瓯战争”，当时百越土著部队的最高首领是西瓯国（西瓯国大概位置在今天的广西地区）首领“译吁宋”。当然，参战的百越军，还包括其他百越地区的越人，主力是西瓯军，所以总指挥肯定是这个西瓯国首领“译吁宋”。
“译吁宋”这个名字确实拗口，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译吁宋”三个字，很可能是百越军总指挥官在战场上高喊的进攻口令，因为“译吁宋”这三个字的发音和现在壮语和粤语中的“一二三”很相似。当时秦军主力主要是秦人和楚人，不懂西瓯军的百越方言，很有可能把百越军总指挥官的战场口号当成了他的名字……
当然，那个西瓯国统领到底叫什么，“译吁宋”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都已经无法进行确实的验证和考证。
总之，有了灵渠的挖通，确保后勤支持之后，以任嚣和赵佗为统帅的秦军势如破竹，很快击溃了今天广西等地的西瓯部落以及今天越南中、北部地区雒越族的反抗，使得整个岭南地区从此划归秦朝版图。
为了保持岭南的长治久安，秦始皇大规模向当地移民，在下令进军岭南的将士留守当地“屯戍”之外，又把五十万“罪犯”谪戍岭南，让他们与当地越人杂居杂处。最终达到了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也向岭南地区输出了先进的文化、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为岭南开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秦平岭南，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将岭南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使得百越部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珍奇藏骊山 美女阿房宫
帝王，诸如威威赫赫的始皇帝嬴政，也是常人肉身。其喜好耳目声色之娱，其实也不算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但始皇帝嬴政对享乐的沉迷，确实有些过度了，不可能不授人以柄。
总有人指责嬴政四次全国大巡游，认为他是浪费无数物力、财力、民力到处游玩，此乃腐儒之见。始皇帝的巡游全国，和他开疆拓土的意念差不多，既是政治宣示，也是文化巡礼。即使后世暴君如隋炀帝，其规模宏大的巡游也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旅游玩乐。只不过，秦朝、隋朝，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亡，后世很少有人替他们说好话罢了。
嬴政最令人诟病的举措，是他穷奢极欲，营造楼台殿宇。幸或不幸，秦朝人这辈子遇到始皇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君王，其实还是不幸大过幸。一般百姓平民，除了承担平时摊派的沉重赋税以外，还总被征发去替皇帝营造宫殿、离宫以及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早在击灭六国的过程中，嬴政就派人把六国宫殿图形描绘下来，在渭水北岸一比一地营建——“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秦国原本就有许多旧宫殿，加上这些新宫新殿，宫殿群真是跨谷弥山，离宫别馆，加起来多达七百余所，遍布于函谷关内外及渭水南北两岸。
如此殿宇如此楼，按理说早就应该满足了嬴政的营建欲望。
但是，人心难厌，始皇帝依旧觉得自己的宫殿比起想象中的样子还是有差距，于是，又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开始建造规模骇人的朝宫，设计面积可容纳十万人。而如今世界闻名的阿房宫，仅仅是始皇帝所设计的朝宫前殿——“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代的一步，合六尺，三百步为一里。而秦尺每尺约0.23米。如此推算，朝宫的前殿阿房宫东西宽六百九十米，南北长一百一十五米，总占地面积，仅仅正殿就达八万平方米，容纳万人自然绰绰有余。
今天，在陕西西安西郊三桥镇以南，东起巨家庄，西至古城村，依旧残存面积约六十万平方米的阿房宫遗址。由此可见，始皇帝的阿房宫无论建筑面积还是规模，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少年时代，笔者被老师强迫背诵杜牧《阿房宫赋》，当时深感背诵之苦。成年之后，再回头背诵，忽然发觉“小杜”文章，真个是灿烂如锦绣，写尽始皇帝的骄奢淫逸：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东西。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在这大大小小近千所殿堂内，始皇帝毕竟只有一个肉身子。宫中珍宝堆若山积，宫内绝色美女数万。他一统天下之后，流连忘返，满怀新奇。即使一天换一个地方住，到他病死沙丘，也不可能把所有宫室住遍，殿宇内寂寥的美人，也多有“三十六年不得见者”。
可笑的是，虐用民力如此，欺民自大如此，在我们后人挖掘出来的阿房宫地砖上，竟然刻有这样的十二个大字：“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
“道毋饥人”，如此粉饰太平，真让我们不知说些什么才好。确实，秦朝条条大路上，没有饥饿的人——都是饿死的人！
当然，说起始皇帝营建之恶行，最骇人听闻的还要属他超豪华的陵墓——骊山陵。
从外观上看，即使在今天，这座陵墓也让人叹为观止：长方形封土底边，南北长五百一十五米，东西宽四百八十五米，占地面积近二十五万平方米。而小山一般的坟头，高达五十五米多。始皇帝原本的陵墓高度，应该是一百多米高，两千余年来的人为破坏和水土流失，使得封土高度比原来下降了二分之一还多——因为，据司马迁记载，秦始皇陵墓原来的高度是“五十余丈”。以当时尺值折算，高度应该是一百一十五米以上。
至于陵墓内部，更是极尽奢华。根据司马迁记载，嬴政的陵墓，一直深挖到近地下泉水处，以精铜加固基座，上面放着巨大的棺椁……墓室里面，堆满奇珍异宝。墓室之内，遍布要道机关，还装有带着利箭的弓弩，如有盗墓者，一靠近就会被射死。此外，整个墓室范围内，遍注水银，象征江河湖海；苍穹般的墓顶上，遍镶夜明珠，象征日月星辰；而墓中为了照明，还用鱼油燃灯，从而长明不灭……
这个陵园工程，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修建的，而是在他十三岁刚刚登上秦王宝座时就已经开始了。在古代，诸侯国王生前造陵，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嬴政陵园工程一直进行了近四十年，即使在他病死沙丘之时，陵墓还没有建造完毕。到了他儿子秦二世胡亥继位，又大张旗鼓地修整了一年多才算消停。
嬴政统一六国之后，也是他的陵墓修造最疯狂的时期，有最多七十多万囚徒被押解到骊山修陵！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当陈胜的一支部队打到咸阳附近时，章邯不得不建议秦二世下诏赦免营建骊山始皇帝陵墓的囚徒当战士，以抵抗起义军的进攻。从这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陵园工程有多么巨大，修陵人员有多么众多。
秦始皇陵墓营造时间之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清朝大文士阎尔梅路经骊山，作诗叹息道：
游骊山题始皇陵
千尺神皋大半崩，幽王陵逼始皇陵。
金刀斩绝温泉气，铜椁锹残冷水冰。
宝物岂能生朽骨，长眠何用设明灯？
羡门穿透烽台路，可有佳人笑裂缯？
“民，可以与之乐成，不可以与之忧始。”这句话虽存偏颇，确实有一定道理。所以，秦始皇在国防设施以及国内交通方面，比如长城和驰道等工程，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在当代，利在后世，细究起来，似乎也无可厚非。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帝王，为贪图个人享受而大营宫殿，一座复一座，营营不休，敲骨吸髓般压榨小民，负面影响极大，使得人民仇恨的怒火中烧。他们开始怀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待得戍卒怒吼，群起效尤，最终导致秦帝国的覆亡。
独夫家天下 苛政满神州
秦朝二世而亡，众恶归焉。所以，汉朝臣子，无时无刻不把秦始皇当反面教材，有事儿没事儿就把他拉出来批斗一番，或者有感而发，或是影射谏劝。
不过，嬴政统治的过失，确实在许多方面令人发指。
汉臣中，贾山对秦始皇的评价类似大字报，恶语诅咒，恰当而又中肯：“（秦始皇）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侧耳而听……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
贾谊的批评，全面而不失准确：“（秦始皇）废王道，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刘向的议论，文采飞扬而让人印象深刻：“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遗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
林林总总，汉代群臣总是带着激烈的情绪来对待前朝皇帝，但似乎多是文采胜过事实，泼污多过分析。
最能切中秦朝苛政要害的，要属大儒董仲舒的论点。之所以说他的言语为“论点”，就是因为他有专业的分析和逐条的论证，比较公正地论述了始皇帝的暴政根源所在：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董仲舒在这段话中，先是盛誉商鞅之前上古的政治，说那时人民负担比较轻，土地税不过十分之一，徭役也不过每年三天，所以人民乐于承担。而秦用商鞅之法，井田制废除，土地允许自由买卖，致使兼并之风愈演愈烈。而成年男子的徭役日益加重，每年需要无偿为国家服一个月徭役不说，还要在一生中为国家服两年的兵役。由此计之，百姓的徭役和兵役负担达到先前的三十倍，土地税、商税和人头税等税赋和昔日相比多出二十倍。为此，人民困苦难熬，牛马不如。残暴的官吏如狼似虎催逼，致使许多百姓逃亡山林，聚起为盗，以致在大道上行走的人群当中，一半都是被驱赶去服刑的囚徒……
董大儒说的话，许多都是事实，但也对于秦朝商鞅变法之前的税和徭役负担过于美化。而且，废井田，开阡陌，从后世角度看，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秦国百姓获得的土地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政策刺激下，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税收。所以，商鞅变法并非实行土地私有化，而是更加强化土地国有化。秦国土地私有化的发端，乃是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的“使黔首自实田”。而其后的土地兼并，也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
但无论如何，董仲舒对秦始皇横征暴敛的指控是恰当的。嬴政虐民之苦，都与他的政治贪欲大有关联。他统一全国后，称帝时间只有短短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间，从未与民休息，三十万人筑长城，五十万人戍五岭，七十万人营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没有明确记入史籍的徭役、兵役。如果推算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开凿灵渠以及他五次全国巡游而征发的劳力，在虐用民力方面，后世只有隋炀帝和始皇帝这样的“老前辈”有一比。
可以想见，嬴政为帝十多年间，秦朝百姓的徭役远远超出前期，最终造成百姓疲敝，民不聊生，死者遍路。恰如史记所言：
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张耳陈余列传》）
为了肆逞其欲，秦始皇在极短时间内不断征发百姓，兴兵不断，工程不息，政府支出日益增多。如此重的负担，最后肯定要天下百姓来承担，所以必须通过横征暴敛来维持政府的运转。那么，这种“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举动，肯定会招致人民反抗。
人民反抗，暴秦政府肯定尽一切努力去镇压。恶性循环，严刑峻法。其内容就成为秦始皇时代醒目的政治标签。
秦朝最轻的刑罚，当属“赀”。这是一种经济类刑罚，赎刑包括其中，也就是用经济制裁手段，来惩治官吏的一般失职和百姓的一般违法。其内容包括三种：一是纯属罚金性质的“赀甲”“赀盾”；二是“赀戍”，即发往边地作戍卒；三是“赀徭”，即罚服劳役。相比肉刑和死刑，这种“赀”刑，简直太“温情脉脉”了。
由于秦朝尚未形成完整的刑罚体系，刑罚的形式显得极为残酷，可以从其肉刑种类中窥见一斑：黥（或墨）、劓、刖（或斩趾）、宫、笞等。
黥（或墨）刑，就是在犯人身上刺刻；劓刑，就是削鼻；刖刑，就是挖掉髌骨或者斩趾；宫刑，就是对男犯人去势、对女犯人击毁子宫；笞刑，就是当众鞭打。
所有这些残害肢体的刑罚，都起源于奴隶制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加变本加厉。
从考古挖掘出来的《云梦秦简》中可以发现，秦朝肉刑，大多与徒刑结合使用。徒刑，就是剥夺罪犯人身自由、强制服劳役的刑罚。在秦代，徒刑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等。
城旦、舂：指男犯筑城，女犯舂米，而他们实际从事的劳役并不只限于筑城、舂米，还有其他苦力活。
鬼薪、白粲：男犯为祠祀鬼神而到山中伐薪，女犯为祠祀而集中起来择米，但实际劳役也不止这些。
司寇：乍看这个词儿，以为是罚去当官儿呢。其实，司寇，“伺寇”也。“伺察寇盗”的苦活儿之一，指被罚到边地或者城外顶风冒雨当巡逻兵或者保安。
而最能体现秦朝法令残忍的，当属秦朝的死刑，简直是五花八门。细细展读，让人望而生畏。
死刑包括具五刑、族刑、定杀、阬（坑）、磔、枭首、弃市、戮、凿颠、抽肋、镬烹、囊扑、腰斩、车裂等。
“五刑”最有名的大腕级担受者，也是秦朝严刑峻法的推广者，就是丞相李斯。古稀之年，李斯被赵高和秦二世下令具“五刑”处决——“当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其舌，故谓之具五刑”。想想，真够重口味，先墨染刺刻肌肤，又利刃削鼻，快刀斩下左右脚趾，继而竹板子打死。死了还不算完，要把脑袋斩下高悬，然后再用大刀小刀把尸体剁成肉泥——如此精细的刀法，如果不是施之于人，很可能让人误会是做高级的肉馅丸子。
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秦朝的“具五刑”，其实是磔刑的高级形式，也是后来封建王朝凌迟之刑的最早萌芽。
而族刑即秦法所称的“夷三族”，一人犯罪，株连甚众。关于“三族”，或指父母、兄弟、妻子三族，或指父族、母族、妻族三族。
秦朝的“定杀”，是指把患疾疫传染病的罪人抛入水中淹死或活埋处死。
阬杀，又作坑杀，即活埋的刑罚。
磔，即碎裂犯人肢体而处决；枭首，即犯人被处死后首级悬于木上；弃市，即所谓“杀之于市，与众弃之”，公开处决以震吓民众；戮，即先对犯人实施痛苦难堪的羞辱刑，而后斩杀；凿颠，即用铁凿子凿开脑袋；抽肋，看字眼就让人肝儿颤，即把活人肋骨抽掉；镬烹，即把人变成油条，小火中火大火，外焦里脆；囊扑，即把犯人装入袋子里面扑打而死；腰斩，即为让犯人多受痛苦，拦腰来一大刀；车裂，即五马分尸……
秦朝官吏杀人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
“劓鼻盈累，断足盈车”，“所割男子之势，高积如山。”（《盐铁论·刑德》）割下的鼻子一串一串，砍断的人足要拿大车来盛，切下的男性生殖器积如丘山……如此人间地狱景象，说明秦朝的法律已经完全演变为赤裸裸的刑罚暴力。
毕竟秦朝大一统是以暴易暴而得，所以始皇帝等人专任刑罚，继续迷信暴力，最终把法家重刑主义推向极端，也使得国人的反抗越来越激烈。
始皇帝君臣，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既然六国是通过暴力统一的，那么新帝国更需要暴力来维持。逐渐地，他们被暴力蒙住了眼睛，崇拜并且迷信暴力，并进一步把暴力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清除剂。这种对思想的钳制，后世读书人尤其不能忍耐，并把秦始皇的这种暴政与一个令人听之发指的专有名词联系起来——“焚书坑儒”。
焚书火焰起 “坑儒”怨声高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耙梳历史，就会发现，对于始皇帝嬴政来说，焚书确有，坑儒则很可能是汉朝人所编造的一个历史谎言！
我在研究生时代，细读司马迁《史记》，一字一句研究了嬴政“焚书坑儒”之记述，看到“坑儒”，忽然觉得记述内容有些前言不搭后语，逻辑上很有不通之处：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始皇悦。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始皇下其议。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
这件事情，就是秦始皇焚书始末，发生在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前213年。
当时，秦始皇为了庆祝统一以来自己取得的成就，宣示自己的英明正确，在咸阳宫举办盛大的酒会来招待群臣百僚。除了官员以外，还有类似今天司局级顾问调研员的“博士”七十多人。
这样的宫廷酒会，如果当时大家都喊喊万岁，打打哈哈，其实也就过去了。偏偏有个叫周青臣的官员想当众拍始皇帝马屁，竭力赞誉郡县制多么好，奉承说皇帝消除了诸侯分裂的可能性，百姓安乐，载歌载舞，反正始皇帝真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闻此言，始皇帝大悦，一脑门子高兴。
如果在座大臣们识趣，附和周青臣打打哈哈，避席后匍匐高呼万岁，事情也就过去了。
岂料，出来一个没眼眉的主儿。谁呢，那就是原先的齐国人，当时在秦国当博士的淳于越。他一点也不给周青臣面子，责斥他不是真正的忠臣，只知道当面阿谀奉承皇帝，最终结局，就是彰显皇帝的过错。为此，他回顾历史，以昔日殷朝周朝享国日久为例，认为秦国也应该大封功臣和宗室，提倡师古学旧。
周青臣闻言，自然愤怒；但更愤怒的，自然是秦始皇了。怒则怒矣，当时酒宴盛会，嬴政也不好马上发作，就把淳于越的意见摆在台面上，让大臣们仔细分析是对是错。
对于淳于越这个书呆子的意见，周青臣虽怒，怒在表面；而有一个人怒气和始皇帝差不多高，那个人，正是当国丞相李斯。
早在几年前，李斯曾在始皇帝面前大肆抨击了主张分封制的丞相王绾。经过仔细斟酌，秦始皇最终同意了李斯的意见，因为郡县制非常有利于君主集权统治。所以，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李斯更能让始皇帝高兴，并且在后来迫使王绾让出丞相之位。
李斯本人非常明白，郡县制不仅仅是大秦帝国的统治基石，也是自己赖以端立朝堂的权力基石。超乎意料的是，几年之后，在群臣称贺的朝堂之上，竟然出现了与自己和皇帝唱反调的书呆子淳于越，这不得不让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李斯当然也知道，郡县制或者分封制，绝对不是朝臣之间的什么理论之争，身为儒生的淳于越，肯定也不是想从皇帝手中分权，全面搞从前殷周的分封制。其实他也是另一种思路的拍马屁，尊荣和分封诸皇子，也是为了保证秦帝国的万世不衰。
李斯毕竟是李斯，如同昔日唆使秦始皇杀掉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韩非一样，他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李斯知道，淳于越这种书呆子，朝廷养了不少。他们做做政治装点还是可以的，但这类人饱读诗书，毕竟爱思考、能思考、容易冲动。日后，他们总会站出来指责自己主持下的法规和政策。如此，这些人必然会成为自己执政过程中的障碍。与其等到皇帝哪天受这群人的影响，不如先下手为强。
作为人精，作为朝廷第一号大臣，李斯的最大优势还是善于察言观色。朝堂宴会之上，周青臣虽然阿谀奉承，但当时始皇帝的脸色是“大悦”；淳于越虽然直言敢谏，但始皇帝脸上显露的，是那种内怀愠怒的隐忍。所以，跟随皇帝的感觉走，是做臣子最大的自保手段。
于是，回到丞相府和秘书班子仔细研究后，李斯决定对淳于越们展开迎头痛击。他马上上书嬴政，把分封制批驳成乱国乱军的大恶，并且牵引扩散，笔锋一转，进而认定要在更高层次上统一思想，反对一切存在的或者潜在的能够对大秦帝国造成意识形态混乱的书籍和思想。
李斯疏中强烈建议，始皇帝应该下诏全国，除了医药、卜筮和农业专业书籍以外，应该把从前那些《诗》《书》以及流行多年的百家学派的书籍，全部视为异端邪说，委派各地地方官搜集烧毁。即使敢于私下讨论这些著作的人，也要处以“弃市”刑罚，而敢于公开是古非今的，更要夷其三族！
如此有理论有实际处理方式的奏疏，出于一个丞相之手，不可谓不狠，不可谓不毒。
而始皇帝本人呢，原本对于淳于越和儒生，包括诸子百家和先秦的典籍，都没有明显的恶感。他太爷爷秦昭王“亲切”会见过大儒荀子；而其父庄襄王的左膀右臂，也是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良师益友吕不韦，也曾是大杂家，亦商亦文。而且，朝堂所豢养的这帮儒生，在自己平灭六国的过程中，都没少歌功颂德拍马屁。
但是，作为刚刚大一统天下的始皇帝，他的政治嗅觉还是很敏锐的。所以，没有再做任何深入的思考，他马上同意了丞相李斯的奏疏。他拿起笔，很简单写了一个字：“可！”
这个“可”字，也是秦始皇“朕心颇慰”四个大字的“缩写”。这一个字，就定下了日后秦朝无法为后人原谅的焚书决定。
所有的涟漪，都会源于最早的一粒石子。
周青臣不拍马屁，淳于越就不会煞风景；淳于越不煞风景，李斯就不会动杀心；李斯不动杀心，嬴政也不会下焚书的诏令——表面上，全国范围内大肆焚书，似乎统一了思想，即贯彻商鞅派法家原教旨主义。
但恰恰是如此激烈的举动，也使得法家成为当时和后世所有知识分子的公敌。更糟糕的是，秦始皇高兴了，而秦国的储君、作为儒家子弟的扶苏非常不高兴。由此，李斯刚刚愉悦的内心马上涂抹上了一层重重的黑色，他知道，一俟日后扶苏登基为帝，等待自己的肯定是政治清算。正是与公子扶苏的这种“过节”，日后始皇帝崩于沙丘，左思右想，李斯才走出了人生中最大的错招儿，和宦者赵高走到了一起。其结果，不仅自己被虐杀、夷三族，秦帝国最终也灰飞烟灭……
如果从文学角度阅读李斯奏疏，文采飞扬，思维缜密，大有博学鸿文的气势。其思想内核，其实还是取自商鞅以及被他害死的老同学韩非。韩非曾经明确指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自商鞅变法以来，其实秦国以法家专制集权来钳制思想的政策行之有效，一统天下之后始皇帝继续文化专制政策，也在意料之中。但有一个历史吊诡之处在于，竭力奉劝秦始皇施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大推手韩非和李斯，他们的老师竟然都是大儒荀子。而荀子的理想，乃是在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同世界之中隆礼乐、倡诗书。
始皇帝焚书，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最可惜的是当时被灭六国的国史，基本被烧毁殆尽，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大挠头皮。而秦国自己保存完好的《秦记》，又无详细日月记载，更让太史公犯愁。
不细读史书的人，都以为秦始皇当把《诗》《书》以及百家之书都烧光了，其实不是，作为当时的“供批判用”原始材料，李斯在疏奏里面建议，允许朝廷保留了一些原本。可惜，后来项羽怒火冲天，大烧咸阳宫殿，秦廷博士们掌管的那些“国家图书”，都在熊熊烈焰中化为灰烬。其中，也包括秦朝下令特别保护的许多有关医药、卜筮以及实用的科技类图书。而这些书籍的内容，我们后人只有在墓葬挖掘过程中侥幸挖出一些保存完好的。一竹一简，奉为拱璧。
“焚书”，确实是秦始皇一生中最大错棋之一，难怪唐朝书生章碣就大吟一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焚书坑》）
历史，总是存有无数的黑色幽默！
岂容清史尽成灰！焚书，始皇帝和李斯确实干了，而且遗毒深远；但坑儒一事，确实还值得我们后人大加商榷。
发生在始皇三十五年的“坑儒”之事，司马迁《史记》中这样记载：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于是，乃亡去。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可见，活埋“诸生”的事件，与其说是“坑儒”，不如说是“坑方士”。
首先带头逃跑的卢生，本身就是一个祸头。他最早劝秦始皇隔绝诸臣保持神秘才能获得仙药，使得嬴政又发无数黔首把咸阳周遭二百里的宫殿以二百七十条神秘复道相联结，其营建过程中，肯定草菅无数人命；接着，由于得知丞相李斯知道自己所在，嬴政大怒，又杀掉当时值班的左右数百人。所有这些，都和这位向秦始皇兜售神仙药方的卢生有直接关系。
干了这么多坏事，骗了始皇帝那么多金银财宝，这位卢生先下脚为强，自己和骗子搭档侯生两个人率先亡命而去。此举，使始皇帝怒不可遏，所以才对留在咸阳的“诸生”下毒手。
咸阳“诸生”，显然是大骗子侯生、卢生的同行。在秦廷狱吏严刑拷打之下，这些人为减免自己罪过，互相攀引揭发、编造诬告，最终一份大名单摆到了始皇帝面前。余恨难消，嬴政亲自勾决四百六十多人，下令在咸阳活埋，以儆效尤。
不知是误读，还是有意曲解，从前言后语中就可以发现，司马迁所讲秦始皇活埋的四百多个方士骗子徒众，虽然以“诸生”称之，显然他们不是“儒生”，而是方士的门徒。为此，始皇帝的心急打假、杀骗子，日后也成为他摧残文化的一大铁证。
当然，接读下文，字里行间，从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嘴里，似乎听得出那些被活埋的人和儒家有些关系——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每天炼丹、变戏法、搞仙方和忙于观星、看相、占卜的方士诸生，忽然在司马迁笔下成了公子扶苏口中“皆诵法孔子”的一类人。我们今人百思不得其解，但确实是这句话成了秦始皇“坑儒”的“证据”。
再细细琢磨，扶苏的话前言不搭后语。按理说，这位皇子如果劝谏老爸，应该先从骗老爸吃大力丸最后又逃跑的那两个方士谈起，可他却突如其来地扯到被活埋的“诸生”，掰扯这些大骗子的生徒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之说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坑儒”这事儿，从逻辑推，也推不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方士卢生、侯生，有名有姓有相貌特征，想逃脱秦朝法网非常困难。但历史上，他们就忽然消失无踪了，根本没有受到始皇帝的制裁。而被始皇帝在侯生、卢生逃跑事件发生后指名道姓斥责的徐福，如果当时他的学生和学徒都被活埋了，从“连坐”角度看，他也跑不了，肯定要被活埋、腰斩或者具“五刑”。但这老哥毫发未损，依旧逍遥法外。第二年秦始皇巡游天下、寻找仙方的时候，徐福还在自己洞天福地的老巢琅玡台上和始皇帝亲切会面，又从这个天下最大的“苦主儿”手里骗了一大笔金银珠宝。
从徐福的遭遇看，所谓“坑儒”事件，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坑儒”事件，应为后世、特别是两汉儒臣编造而成，主要是为了配合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而且，司马迁《史记》以前的所有文献，都没有“坑儒”的记载。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大家贾谊对秦始皇暴政有专门翔实的论述，说过焚书，但对于比烧书要严重得多的大埋活人事件“坑儒”，却只字未提。包括后来的文学王爷淮南王刘安所编的《淮南子》，以及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的大作《春秋繁露》，也从未涉及秦始皇的坑儒事件。
司马迁《史记》中所言及“坑方士”事件，更有可能是从《说苑·反质》中一条类似小说的野史传闻中得到启发。根据这条野史的描述，逃跑的侯生被抓后，还挺大义凛然，敢于当面斥责秦始皇的暴虐，洋洋数百言，宁死不屈……
为了叙述生动，司马迁很有可能把秦始皇活埋术士放进书里。而《史记》中所谓扶苏劝谏中出现的儒生形象，就很可能不是他写作的初衷了。而且，我们这位太史公之所以非常戏剧性描写秦始皇受术士欺骗的情节，也不是空穴来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史学家，其实都爱搞影射——司马迁当时的“顶头上司”汉武帝，也正五迷三道，天天和一帮方士骗子混在一起，整日幻想自己能得道升天、长生不老……
到了光武中兴后的东汉，儒士卫宏也爱编故事，实地考察验证一番，他把始皇陵南面的骊山坑谷作为坑儒大戏的发生地点——大家看啊，“坑儒谷”有了，被活埋人数也从四百多上升到七百多了，连地点、人物、受难者详细身份都做实了。细节添加的目的，就是使得秦始皇的“罪行”证据确凿，故事也栩栩如生。而且，继之而后的班彪、班固父子和女史学家曹大家（家，此处读音为gū。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在撰写汉书的时候更目的鲜明，大书特书始皇帝暴政，萃取出秦始皇“燔书坑儒”四个字，并写于《汉书·地理志》中。从此，经过日后演变，就固定为“焚书坑儒”并作为一个专有文化名词留存下来。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史记》原文没有这段，乃后世儒生掐头去尾硬塞进去的内容，目的就在于彰显秦始皇的“坑儒”。
古书造假，一点也不奇怪，时下版本的《史记》，乃东汉明帝时代版本。难免有官方史学家和儒生心领神会，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在书里面塞入自己的私货。所以，他们删改司马迁的文章，一点也不稀奇。
秦始皇暴虐吗？很暴虐。
秦始皇变态吗？很变态。
秦始皇穷奢极欲吗？真的很穷奢极欲。
但有些事情，比如“坑儒”，他应该没有做过，我们也不能人云亦云，以此证明他的坏、他的恶。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君王，秦始皇是伟大的；但作为专制主义至上的帝王，他对于多元文化有天然的恐惧，秦始皇无疑又是狭隘的。
在司马迁所有著作中，除了借扶苏之口说那些被杀的人“皆诵法孔子”外，司马迁再没有写过秦始皇“坑儒”这件事儿。而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他还讲明了秦始皇活埋的是方士（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如果我们以当时人的眼光看待侯生、卢生这些高级骗子，他们大吃大喝，把始皇帝骗得如痴如醉，跑之前还把皇帝诽谤一顿，以秦法之严，杀掉一些骗子们的徒子徒孙，其实还真不是特别过分的事情。
那么，“坑方士”，如何变成了“坑儒”？“焚书坑儒”这个典故，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形成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最早，应该和代秦而起的汉朝君臣把秦始皇树立成反面典型的大批判运动有关。
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大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举措，其实与秦始皇“以吏为师、严禁私学”如出一辙，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同样的专制，同样的霸道，同样都是帝王文化专制政策。但到了后世，秦始皇“焚书坑儒”却成为摧残文化的罪行，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成了尊重文化的举动。显然，这是汉代君臣合力造假和故意导引的结果。
“焚书坑儒”这个专业名词的出现，也是出自一本伪书，即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上缴的夹带私货的《古文尚书》。更可笑的是，这本伪书逐渐演变，还有了假冒孔安国写的《古文尚书前序》。正是在这篇伪造的序言中，第一次出现了“焚书坑儒”四个字：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这篇假冒孔安国所写的序言作者又是谁呢？这个人的出现就更晚一些了，乃魏晋之交的大儒士郑冲。
郑冲这个人，在曹魏最后两代皇帝曹髦、曹奂手下都干过，官拜太保。晋武帝司马炎搞假禅让，他明里暗中出力不少，还以身作则，率群官向司马炎劝进。受禅后，郑冲官拜晋朝太傅，又成为新朝重臣。如果真按儒家伦理角度审视，此人人品也不怎么样。他之所以伪造《古文尚书前序》，肯定是以儒学继承人自居。他删改史说、造假作伪，目的就是想通过大肆抨击秦始皇而提高儒学地位，弘显儒宗。
秦朝灭亡后，两汉递嬗，后世儒者不惜偷梁换柱，把被秦始皇活埋掉的方士加工转换成儒生，然后再把被焚的各种书籍统一成儒家经典，无非是要渲染儒家子弟前赴后继，不惜以身殉道的那种荣光。以死亡维护正义，以肉身格挡强权，最终就在于以这种编造的类似宗教故事的悲壮事迹，宣扬儒家思想的不可磨灭。
其实，回究这个故事，即使“诸生”不是术士学徒而真是儒生，他们的表现也非常懦弱，“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这些书呆子们互相攀引指诉，没有一点浩然正气和凛然献身的意思。
即使秦始皇在历史上没坑过儒生，但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他对于儒家学说，确实一直采取抛弃和轻视的态度。
秦国，最初崛起于西北边陲。所以，根在中原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对秦国统治者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从今天的角度看，在社会流动性极差、人民对土地依赖极强的封建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其实是独特的、不二的政治生活的稳定剂。
孔孟之道，一直强调“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理论要求人民各安其道，竭力构筑社会德行的“仁”，努力维持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礼”。而秦王朝的统治者呢，特别是统一之后，无论是帝王还是大臣，太过功利，太过自我膨胀，根本没有注意到儒学的可利用价值，他们固守打天下过程中的法家实用主义，不能与时俱进。其结局，肯定是专制独裁帝国大坝崩溃后空前的“礼崩乐坏”。
咸阳三月彻天红，关东六主泉台笑
晚年秦始皇，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鬼，最惧怕的就是死亡。
所以，长生不老，就是他当时最大的追求。而不老仙丹和万岁不死的仙人，就在那虚无缥缈的遥远海上。为此，始皇帝最大的乐趣，就是四出巡游，邂逅能得到不死仙药的真人异士。
细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中有关秦始皇称帝后几次巡游活动，记载得非常详细和清楚：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禅梁父……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陲，穷成山，登之罘……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刻……始皇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日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可见，为帝十一年间，秦始皇共有五次出巡，分别为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二十八年（前219年）、二十九年（前218年）、三十二年（前215年），以及三十七年（前210年）。
也就是说，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嬴政第一次出巡的政治目的确实很明显。他从咸阳（今陕西咸阳）出发，大队人马向西，开始巡视陇西（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北地（治义渠，今甘肃镇原东）两郡，到达鸡头山（六盘山支脉，今宁夏泾源北）之后，停车立马观察山川形势，然后经回中道（今陕西陇县西）回到咸阳。这次政治意味极浓的巡视，宣扬了秦朝国威，增强了西北地区边防。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嬴政第二次出巡。他此次主要目的是到泰山举行封禅之礼。从咸阳而东，他巡视了山东郡县，登上邹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在当地刻石颂功，并召集鲁地儒生讨论。当然不是谈论尊孔祭孔，而是和这些人商议封禅祭山川的事情。而后，秦始皇北上泰山，在泰山极顶举行祭天大礼。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嬴政第三次出巡。这次出游，有惊无险，在他到达阳武县（今河南原阳）以南博浪沙的时候，韩国贵族张良派一个大力士操铁锤刺杀秦始皇，可惜误中副车。受到如此惊吓，秦始皇大怒大惊，即刻派人追捕，在天下大索十日，结果一无所获。受了如此惊吓，始皇帝还是继续东行，登上芝罘（fú）山，刻石颂功。回程，他经过琅玡，自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率队而归。
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嬴政第四次出巡，到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北），指派燕国方士卢生寻求羡门等神仙。然后由碣石向西，巡视帝国北部边防，最后取道上郡（今陕西榆林南）而归。那位卢生从海上兜转一大圈回来后，神神秘秘，向秦始皇献书，其中有“亡秦者胡也”字句。大怒之下，秦始皇认定符录书中的“胡”，一定就是匈奴。所以，他命令将军蒙恬率军三十万北伐匈奴。
始皇三十七年（前211年），嬴政第五次出巡，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出巡。此次巡游，嬴政身边陪同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和中车府令赵高等人。
根据历史记述可以发现，始皇帝嬴政确实喜欢出外游历，如果推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他五次巡游，加起来近乎三十个月，平均算起来每次历时约五到六个月，而且大量时间都是在燕齐旧地的海滨地带渡过，绕海而游的时间几乎占总出游时间的一半，总里程为两万多公里；始皇帝每次出巡路线方向、行程不一，但以东巡为主；他到过淄郡三次，是所有游历郡域中到临最多的地区，对于芝罘、琅玡、碣石等风景名胜最为喜爱，还曾在琅玡逗留三个月之久；秦始皇巡游范围非常广阔。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先后设立了四十六个郡，他五次巡游，就到过三十八郡，基本占全国总郡数量的百分之八十还要多。其足迹所至，几乎踏遍除西南边地和岭南地区以外所有的秦帝国版图……
所有这些，其实都有寓意在其中。
饶有意味的是，秦始皇的秦帝国兴于巡游，也亡于巡游。
刚刚统一之后，深知匈奴乃帝国北疆最大边患，嬴政开始就巡游陇西等地，完全从政治角度出发，目的在于开疆拓土，稳定边疆。
而后的东巡，自然也有去东南之地宣威扬武的意思。因为，“（谶谣说）东南有天子气，（嬴政）因东游以厌之”。“厌”者，“镇”也。秦国灭六国后，吴楚之地仍存有极强的反抗不满情绪和不稳定因素，即“天子气”所在。所以秦始皇要借巡游之名，去当地视察政务，从迷信角度出发在东南地区到处挖断地脉，改易地名，修筑大量具有厌胜气息的建筑物。该镇压的镇压，该诅咒的诅咒，目的还是想使秦帝国长治久安。
秦始皇去泰山搞封禅，在云梦的九嶷山祭祀虞舜，到会稽去公祭大禹等等。反正，每到一地，他都要去祭祀天地山川鬼神。
当然，对于完成了千古大业的秦始皇来说，他推崇鬼神魔力最大的动力，除了祈祷天神护佑秦国帝王基业千秋万世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求仙长生的期望。
这么辽阔的帝国，这么美丽的江山，这么多绝色的红颜，这么美好的口腹之欲，始皇帝嬴政太想永远享有这一切了。如果不能永远，那就最大限度延迟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到来——而能够抗拒死亡的，只有不老仙山和海岛之间那仙境中漂洋过海而来的仙人们……
所以，始皇帝后几次巡游最大的目的，就是要逐仙求药！燕齐旧地，濒临渤海，经常会出现海市蜃楼。古人科学知识有限，就觉得那些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国确实存在，始皇帝自然求之不疑。
有需求，就有供给。更何况，皇帝有需求，供给就更强烈。在方术丹药文化传统非常深厚的燕齐旧地，一直活动积极的方士、术士等国家级大骗子们，忽然听说皇帝好这口儿，无不欢欣鼓舞，闻风而动。所以，当秦始皇第一次巡游琅玡时，齐国巨骗徐福等人就迫不及待上书，狂吹海中有三座神山，即蓬莱、方丈和瀛洲，上面有仙人居住，仙药仙桃，应有尽有。为了能求得长生不老仙丹，他们请皇帝先静心敬意斋戒，然后组成童男童女队伍，乘坐巨舟到海上寻仙……
绝顶聪明的秦始皇，从此就和徐福这帮巨骗搭上了干系，结下不解之缘，开始了他狂热的、永不停歇的找药求仙活动。
第五次巡游，也是始皇帝嬴政的魂断之旅。十一月，他到达了云梦（今湖南、湖北交界的洞庭湖、洪湖地区），休息不久，就轮毂阵阵，南至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南）望祀虞舜。而后，浩浩荡荡顺江东下，经丹阳（今安徽马鞍山东南）至钱塘（今浙江杭州西南），抵达浙江（今钱塘江）边上。彼时，恰遇河水猛涨（其实就是每年必有的钱塘江潮），嬴政一行被迫转向，沿河上溯一百二十里后方才渡河。于是，嬴政到了会稽山（今浙江绍兴西南），设礼祭祀大禹，立石颂德。
然后，他们经过吴地（今江苏苏州），渡过长江，乘巨舟从海道北至琅玡、芝罘。此时，一直花费始皇帝巨款，不停用新谎言掩饰旧谎言的巨骗徐福，一脸虔诚，又一次现身，骗嬴政说：蓬莱山上有种奇特的仙药，他率领船队，一直努力想到达那里为皇帝取仙丹，回回失败，都是因为海中有大鱼阻挡而无法到达。为此，徐福建议，应该想方设法，先把挡路的大鱼除掉。彼时，仙药到手就容易了。
对于如此谎言，求药心切的秦始皇竟然深信不疑。他下令随他巡游的大部队全体登船，直抵芝罘。
这次海上旅行，风高浪急，费尽周章，终于在狂涛之间发现了大鱼的踪迹。于是，求仙若狂的秦始皇亲自发令操弩，和将士们一道，在海上同心协力，一起射杀掉一条巨鱼（应该就是鲸鱼）。如此举止，也是这位痴狂于神仙丹药的帝王最后的求仙努力。
阻挡仙方海路的大鱼死了，不死丹药应该有眉目了吧。再找大骗子徐福，却得到禀报，说他率领大批童男童女，乘巨舟入海，以为皇帝求药为名，早已不知去向了。怅惘之余，秦始皇只得取道临淄西归，准备转道回咸阳……
而那位骗了无数金银财宝“公款”的徐福，在海上作威作福，最终到达某处“平原广泽”，自己称王称尊，或许就是那个日本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了。对此，中国国史不详，对徐福这个骗子的最后结局确实也不清楚。
日本方面，昭和天皇御弟三笠宫曾表示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但如果确认一个中国巨骗缔造日本万世一系皇统，似乎面子无光，为此多数日本人也对“神武天皇”身世讳莫如深。
郁闷之余，旅途劳累，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西南），秦始皇铁打般的身子忽然出现了状况。他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旅途颠簸中，群臣惶急，依旧拥着始皇帝往都城咸阳方向回返。弥留之际，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秦始皇让人诏令远在边境与蒙恬防御匈奴的皇长子扶苏急返都城，以交代后事，好让这个儿子承袭帝位。
可惜，盖有玺印的书信未及发出，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嬴政终于扛不住了，病死在当地……
历史，有必然性。但偶然性，有时候在关键时刻也会露出它狰狞的、危险的、不可逆转的面目。
始皇帝咽气，当其时也，无论丞相李斯还是皇子胡亥，真还都没有他想。焦灼间，他们只想着马上拥嬴政尸体归返咸阳，召回皇子扶苏即位，使大秦帝国尽快回归正轨。
此时此刻，一个蛰伏已久的小人，忽然登上历史的舞台。这，就是心怀叵测的宦者赵高。他先以利齿说服了皇子胡亥，然后开始激劝李斯，争取这位秦国第一号朝臣也加入阵营，参与自己废长立幼的阴谋。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秦始皇暴崩后决定秦帝国命运的那关键的几个时辰，进行了非常文学性的描述：
（赵）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
（李）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
（赵）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
（李）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
（赵）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
（李）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
（赵）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
（李）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
（赵）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
（李）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
（赵）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
（李）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
于是（李）斯乃听（赵）高。
（赵）高乃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
上述记载，简直就是电视剧剧本的一个完美桥段。从赵高和李斯两人对话当中，可以发现，赵高的口才那真是超级一流。此人腐身绣口，能把智商和情商都高人三头的大秦丞相李斯说得心神恍惚，最终得其所愿。
赵高、李斯见面伊始，赵高没有任何废话，他马上开门见山，劝说李斯应该和自己一起，矫诏拥立胡亥为帝国继承人。
乍听此言，李斯即刻断然拒绝。
赵高呢，早已洞见当时李斯心内的小九九，马上就说：以德以能以功，你李斯都不如现在正和扶苏在一起守边的蒙恬。扶苏这个人，性情刚毅，他即位后，肯定委任蒙恬为丞相。到时候，你肯定难以善终。而相比之下，胡亥为人慈仁敦厚（性情懦弱没本事），你如果对他有拥立之功，定保富贵！
赵高一席话，说到李斯痛处。毕竟秦始皇在世时，自己从前在焚书等事件上，得罪过公子扶苏。内心深处，他对于新主很有不安之感。但此时，他还不了解赵高的真实目的，兀自嘴硬装忠臣，诅咒发誓，说自己不会做出对不起社稷和先帝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李斯，也不能说他百分之百地假装忠臣。始皇帝多年来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公子扶苏又是贤德好人，从选贤治国角度选择大秦帝国继承人，自然非公子扶苏莫属。
赵高心中有谱，他继续动之以利，晓之以理，大说什么“逆可顺之、顺可逆之”一类的道理，劝说这位大秦丞相应该识时务。
低头思忖，李斯心乱如麻，感慨万千。言不由衷，还得表态，他便举出历史上晋国改太子，齐国兄弟争位以及商纣王杀戮宗亲的事例，举一反三，认为这种废长立幼的事情大不祥，最终会导致亡国之乱。
话虽如此说，赵高已经从李斯的絮絮叨叨中，听出了一些端倪。李丞相现在这种委蛇与逡巡的态度，已经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太想保住自己的相位了，他太想自己的宗族依旧富贵荣华了，他太不想在都城咸阳看到扶苏和蒙恬决定自己和家族日后的命运了。
于是，赵高接着劝之以理，诱之以利，表示说，如果李斯听从自己的建议，拥立胡亥，肯定富贵无边；如果不听，下场肯定是身死人手，祸及子孙……
矫诏拥立，事关重大。李斯思虑久之，泫然涕流。沉默，就是允从。至此，李斯终于“从”了。
李斯之所以顺从赵高，并非是大宦官派人持刀挟持性命威胁下的心理防线崩溃。当其时也，赵高，不过是一个阉奴宦者。作为丞相，一声呵斥，李斯即可让从人把赵高绑起杀掉。
而赵高呢，他对人性有足够的了解，特别是对李斯这种秦廷中追功逐利之辈，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说身为丞相的李斯，参与自己和胡亥密谋的这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
没有李斯参与篡改遗诏，按照秦国体制，以胡亥之能和赵高之力，根本不能成事。
那么，李斯也是年近古稀老臣子了，为什么赵高一席话，就使得他最终背叛了始皇帝的遗愿，把自己和秦国的命运交给一孺子一阉奴了呢？
无他，私心杂念使然。一直潜伏于李斯内心的功利欲望，最终主宰了这位聪明人的决断。决定是艰难的，后果是严重的。他的默许，不仅把他自己和宗族性命拱手于人，也把威威赫赫的大秦帝国，送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赵高，一个阉宦；李斯，一个大臣。双方身份虽然大异，但有一点非常一致，那就是，这两个人都是以“人性本恶”作为人生哲学基础，以功利追逐作为人生目的。
纵观李斯一生，艰难苦恨，也真不容易，细细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从担任郡小吏到学成于荀子；第二，从依附吕不韦到秦国统一。这期间，由于“郑国渠事件”，李斯差点被逐出秦国；第三，即是李斯担任丞相以来到秦始皇驾崩这一鼎盛时期；第四，也就是从流泪从了赵高和胡亥那一刻起，直到不久的将来自己备受五刑而死、三族被杀的那一刻。
作为出身贫寒的庶族士阶层，李斯的成功，绝对是那个时代白手起家、自我奋斗的成功典型，用现在的时髦话语，叫“裸奋”。但也恰恰因“裸奋”成功，使得贫贱出身的李斯始终缠绕于富贵得来不易的思虑。最终，这种思虑，也成为他不择手段保留功名利禄的思想负担。
位极人臣，诸子皆尚公主，诸女悉嫁宗室。此时的李斯，富贵荣华到达顶峰。但也恰恰在这个时候，他最害怕最恐惧的事情，就是失去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一切！
当李斯眼睁睁看着胡亥手下带着赐死公子扶苏和蒙恬的始皇帝“诏书”出发的那一刻，这个绝顶聪明之人的内心深处，肯定会涌起一阵阵不祥的预感……
千秋霸业万事竞，任他后人论短长
大秦帝国的猝然死亡，乃我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血淋淋的伤口。
我们想一想，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铁器时代，曾几何时，赫赫大秦帝国变法图强，并以排山倒海之势统一寰宇，重塑华夏文明规范。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以松散联邦小国形式存在那么多年的夏商周文明之所以能够得到新生，威威帝秦，功莫大焉！
春秋战国以来，华夏民族聚攒了五百多年灿烂文明的果实。帝秦赫赫，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和效率，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天下大一统，成为那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
根据历史经验看，如此伟大的法权国家，如此健全的国家体制，如此高效率的强力政府，依据历史惯性，也会延续和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令人惊诧的是，这么强势的帝国，仅仅存在了十余年，沙上帝国一样，随着嬴政的撒手西归而轰然倒塌。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恰恰也是帝国的短命，使得后世有关大秦帝国的攻讦与谎言无休无止。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帝秦，长久以来，一直和暴政、屠杀、残虐等词语相联系。但从历史最高处审视，历史发展具有不可违抗的正当逻辑，作为权力主体帝国，它的突然死亡，绝对不意味着它所代表的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也不会打乱历史逻辑的最终走向，更不会使得始皇帝嬴政成为一个可以随便丑化和攻击的靶子。
从我们今人的角度看历史，秦始皇首先是个英豪之主，是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但自秦以降，绝大多数学者和文人墨客都认为他是一个暴君。特别是代秦而起的汉朝儒臣，对嬴政大加鞭挞，不遗余力。不仅贾谊、董仲舒认为秦始皇贪鄙暴虐，连后来篡汉的王莽也一本正经地痛斥说：
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颅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由是山东之难兴，四方溃而逆秦。
当然，学者和儒臣不会像普通小民那样仅仅因为秦朝二世而亡就群起攻之，他们有根有据，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司法等多个方面着手，抨击秦始皇，进而论事及人，把嬴政这位千古一帝论定为千古暴君。
简单盲从，容易人云亦云。为此，笔者层层剥茧，从古人批判入手，简明扼要阐述一下自己对嬴政的认识。
首先，我们先看看对嬴政的头条指控。说起秦始皇，天下读书人，从古至今，对他“焚书坑儒”之举，没有不切齿痛恨的。姑且对坑儒之事的真假不评，仅仅焚毁百家之书、钳制思想、残害儒士等行为，嬴政的形象便再也高大光辉不起来。为此，大儒董仲舒曾愤慨而言：
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
精于儒学和历史的梅福说得更详细：“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
由此论之，秦始皇以法家功利主义治理国政，似乎完全忽视伦理教化，最终导致纲常不振、风俗糜烂，礼义廉耻全部沦丧殆尽。
其实，我们细读历史，嬴政从统一六国到“焚书”事件发生，在他为帝最长的一个时间段内，秦国并无任何“焚书”之事记载。秦廷之内，秦始皇还一直征用和礼遇儒生。行政体系中，就设有“博士”衔位，博士之下还设置“诸生”，皆备皇帝顾问。秦帝国建立之后，嬴政不仅征聘七十余名儒士学者担任过“博士”，还召集两千多人为“诸生”。那位后来被人称颂为“汉代儒宗”的叔孙通，其名声之所以显耀，也恰恰于彼时从秦廷而得。
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开始第二次全国大巡游过程。封禅泰山之后，他曾经亲自瞻仰过孔子故居，召见群儒，并加封孔子后裔孔甲为“鲁国文通君”。即使“焚书”之事发生过后，依旧有儒士被引入秦廷拜为“博士”，积极参与秦国的政治活动。
恰恰是朝堂之上淳于越等人依据儒家典籍“以古非今”，跳出来反对郡县制，而以李斯为首的秦臣唯恐“浮议”引起政局不稳，这才激劝始皇帝嬴政对儒学和百家之学大加警惕。随后而至，秦始皇才有焚书之举。
回望历史，在社会大转型时代，始皇帝君臣对于政改异见的这种精神高度“过敏”，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应该能够认识和理解。
关涉治国方略，秦始皇和李斯等人一直是法家的忠实信徒。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始皇帝君臣在治国理念方面，曾经或多或少也吸取了不少儒家有关伦理教化的理念。
无论是泰山石刻还是琅玡石刻，其中有不少专有词语，都属于儒家传统的理念范畴：“男女礼顺”，“圣智仁义”，“移风易俗”等等。所有这些，无论是字面还是具体含义，都有儒家影响的痕迹。只不过秦始皇在提倡这些伦理教化的时候，把它们严格纳入秦朝严苛的法律体系当中了。即便如此，从秦始皇自始至终对伦理教化如此重视就可以看出，礼法和教化，确实是秦帝国保障统治的关键。后世儒生所谓秦帝国促使中国伦理道德体系全然崩塌的说法，显然有些过分。
其次，在政治方面，秦始皇所谓“废先王之道、废五等之制”，成为他执政的最大污点。从儒学角度观察，似乎秦始皇彻底废除分封制，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上古以来遵行久之的“王道”和“王制”，也是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如此说来，似乎秦始皇不搞分封、不复立六国后裔、违背殷周以来的“封建”传统，就不是以仁德治理天下，就是独夫暴政。
那么，儒者们推崇的“先王之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正是昔日西周时代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思想，现在分析起来，极其迂腐。从春秋战国开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决定了西周那种“先王之道”的崩溃。而秦帝国从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废封建而立郡县，反而从政治体制上对当时产生了革命性的积极作用，这恰恰是他的历史功绩之一。
由此可见，分封制绝对不利于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李斯，都不会走历史回头路，使得大秦帝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又重新回复到“诸侯更相诛伐”的崩裂状态。
秦汉之后的历史经验也明白无误地证明，郡县制的施行，对于中央集权的发展和国家统一的维护，功莫大焉。为此，不仅唐代文豪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盛赞秦朝郡县制，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评论道：
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第三，经济方面，始皇帝嬴政所颁行的“除井田之制”，一度成为他赋敛无度、穷奢极欲的强力手段之一，被后世大加鞭挞。儒者们认为，井田制温情脉脉，乃上古三代圣王所确立的基本制度。秦国自商鞅以来，废井田，开阡陌，在富国强兵的同时，引发了土地兼并，造成了贫富不均、风俗奢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量变到质变，上升为秦始皇时代赋敛无度和法繁政苛等重大政治问题。
实际上，“除井田之制”并不是秦国专利。早在春秋时期，鲁国就曾经施行过“初税亩”。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政令得以实施，标志着以井田制为主的传统奴隶制生产关系彻底消亡，其根本目的，也是要通过重农措施增加国家和个人财富。
从历史经验看，秦国当时的这些措施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相比过去井田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因此，“除井田之制”，乃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之举，也是秦始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
而秦代田租赋敛，实际上也只是继承六国旧制，没有特别加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秦国正是依靠这种制度勃然而兴，靠这种制度统一全国。所以，说“除井田之制”是秦国亡国一大理由，完全站不住脚。
秦始皇时代整个经济政策的目的，显然最主要的不在于秦始皇个人的“穷奢极欲”。嬴政北修长城、南建灵渠，在都城咸阳营造阿房宫、骊山陵，确实工程营建不息。但所有这些营建，还真不能笼统指斥为始皇帝出于个人目的的好大喜功。特别是长城、灵渠以及驰道等国家建设工程，都是出于巩固国家统治的需要，对于后世王朝和民众来说，利大于弊，有的更成为万世之利。
长城修好以后，秦朝在抵御匈奴方面大量节省了开支，国防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当可观。而且，我们进一步联系到秦朝对匈奴的战争，其战争性质，于秦朝方面来讲是正义的。当华夏文明面对随时而来的草原文明冲击，不能不战，而且势必一战。既然能“以战止战”，既然一战有时候能收一劳永逸之效，既然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那么，秦朝人民对匈奴战争方面的负担，应该也属于“合理”的范围之内。
虽然蒙恬率三十万秦朝大军坚守北境十多年，战争负担沉重，但这个负担是必须的。否则，华夏文明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秦亡之后，到汉朝初年，对于外来威胁，新朝廷每次对匈奴用兵，大体上也要保持几十万兵力。到汉武帝时代，军费开支巨大，比起秦始皇时代来说就多得多了。
即使一直为后人所诟病的秦始皇暴虐“符号”阿房宫，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如果我们认为那些煌煌建筑延亘绵绵，仅是秦始皇纯为自己骄奢淫逸所修造，则未免有失偏颇。
帝国大修宫室，有时候还真不仅仅是为了帝王个人享受，肯定有“威重天下”的考虑。所谓“王者居宸极之至尊”，为了让属国和治下臣民畏威怀德，就需要营建豪华宫殿来展示皇权尊严和君临天下的成就感。这种弘大规模的营建，也是帝国时代大一统的政治需要。
汉臣一直对秦始皇大修宫殿展开大批判，其实汉朝在立国之初，汉高祖和萧何等人也大肆营建。根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帝八年，萧何主持未央宫营建，差遣无数工匠，修造了东阙、北阙、前殿、武库以及太仓等殿宇，宫阙壮丽，豪华无限。见此，刘邦起先还假装愤怒，表示说国家初建，就如此营造，肯定要劳民伤财。萧何回答说：“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经此解释，刘邦大悦。
第四，有关秦始皇时代的法治，后世以四字概括抨击：“刑罚酷虐”。从治术角度来看，秦朝确实刑罚暴酷，刑名众多、轻绝人命、吏治刻深、赏罚不当。
如果放到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下考察，秦朝的“刑罚酷虐”也有其缘由。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法制体系就深受殷商奴隶制时代法律影响，偏于严刑酷罚。始皇帝嬴政，不过是在原有基础上汲取先秦法治思想，在本国法律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整理而已。嬴政为帝数年，在特别出格的酷刑严罚方面，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独创”之处。
历史上，后世史学家们常常将秦法与汉法进行比较，似乎秦法无比残暴，汉法特别宽仁。实际上，汉承秦制，制度因循，在刑罚方面一点都不“温柔”。只不过，汉朝一直以“仁德”作酷法的装饰，又加上儒者涂饰，所以才显衬出秦法的“残暴”来。
乱世用重典，是大混乱时代的共同特征。从“法治”实施结果来看，繁法严刑而天下振，禁暴诛乱而天下服。所以，秦始皇的严刑酷法，并非一无是处。
从吏治角度看，严刑峻法，也成为秦始皇建设和锻炼一支高效职业官僚队伍的基础，促成了秦朝政府有效、合理的运行，进而在制度建设方面卓有成效，培育出一批实干、专业的官僚人才。这批“技术官僚”，无论是在政治才干、军事谋略、内部协调或者外交业绩层面，都堪称杰出，他们陆续在平灭六国过程中发挥出各自的才能。
在嬴政继位为秦王的时刻，他面对的六国，绝对不是可以随便各个击破的庸君统治下的小国，而是由一批政治家族经营数百年之久的国家。
秦国如果没有内部的法治强制，没有一批高效率、才智超群的技术官僚，嬴政也不可能在短短数十年时间内扫平群雄，实现真正的大一统！
嬴政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向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大转型的时期。为此，作为大有作为的一代君王，嬴政的某些“暴政”，实际上也是他赖以深化和完成社会变革的强有力手段。当然，嬴政本人性格里面固有的暴虐或许会一直推波助澜，但嬴政之所以能够成为“秦始皇”，也正说明，他是被那个时代选择出来的不贰君王，是大时代剧变的执行者，是历史使命的践行者。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在《过秦论》中，贾谊虽然对秦始皇暴政痛心疾首，但也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以及当时广大民众对大一统国家的向往和盼望。
“万代皆行秦制度”。秦始皇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被后世所继承，并不断予以完善和发展。这种中央集权制度，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大秦帝国采取的郡县制，破封建、利统一，基本杜绝了地方割据势力依恃土地、臣民以及财富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现象，更有利于国家政治统一。对此，即使一直抨击秦朝恶政的历史学大家班固，也不得不在《汉书》中承认：
汉家承秦之制，郡县治民，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
经济方面，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这些举措，看似枝节末端，实则意义重大。由于币制和度量衡的统一，中国经济从此进入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国内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也有了质的飞跃，而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也得以标准化、系统化、制度化。
文化方面，针对各国“文字异型”状况，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文字的字形和书体，将各国繁杂的字体统一为小篆，并将它作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两千多年来，中华大地分分合合，最终之所以能够具有共同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血脉纽带，统一的文字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继“书同文”颁布不久，秦始皇又要求人民“行同伦”，移风易俗。他下令要在帝国所有地区建立一致的生活习俗和道德规范。
遥想秦朝统一之前，六国习俗、文化各异，“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所有这一切紊乱，在嬴政称帝之后，即刻令行禁止。
从长远角度看，他的这些文化举措，为日后汉民族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积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正因为有了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积淀、汉民族的终极文化特性，终于日趋定型。
可惜，秦始皇毕竟难以超越时代的局限，他大起宫室，沉溺声色，穷奢极欲，疲极百姓，还欲图从精神和思想意识上统治天下人。结果适得其反，使得秦帝国统治走向暴政的极端，使其千秋万代美梦破碎，也使自己永世不替的希望成为千古笑柄：
咸阳气正豪，六雀巢俱扫。琅玡碑镌不了秦官号，绿云鬟妆不了阿房俏，人鱼膏照不了山泉奥，童女郎采不了长生料。怎知一霎时有赤帝子斩蛇当道，巨鹿北，千戈倒；函关上，旌旗耀；轵道旁，婴前导。试看那咸阳三月彻天红，枉惹得关东六主泉台笑。（归庄《万古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