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歌颂伟人，歌颂生养我们的父辈。
——塞拉齐格言
长期以来，在家谱研究中，不乏年轻有为的个人历史学家，有些人从小就对家谱产生了兴趣。19世纪中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乔纳森·布朗·布赖特曾经抱怨家里人对家族历史缺少兴趣：“除了我以外谁都不在意家族历史……他们天生就不是研究家谱的人。”
戴维·艾伦·兰伯特比布赖特晚生了100年，据我所知，他们俩没有家族关系，却有相同的志趣。兰伯特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新英格兰历史家谱协会工作了20多年，然而，对家谱学开始感兴趣的时候他才7岁。他11岁加入了家乡的历史协会，14岁时，来到了新英格兰历史家谱协会，一到那儿就被挡在了门外，因为协会规定，如果没有父母或监护人陪伴，未成年人不得入内。“可是我的父母对家谱不感兴趣。”他解释道。过了三年，他又来了，还带着一份13页的报告，报告封面上有他手绘的祖父肖像。他还着手编写了一部马萨诸塞联邦墓地指南。这本书几年以后出版了，现在被誉为“墓地宝典”，因为它收录了该州所有的墓碑，甚至包括最不起眼的墓地里的最小墓碑。他终于在2013年被任命为该家谱协会的首席家谱学家。
我拜访了兰伯特，他的办公室在波士顿纽伯里大街一座八层高的宏伟建筑里，面朝大街。兰伯特留着修剪得很整齐的花白小胡子。他谈吐严谨、举止谦和，但时不时会抖出几个有关家谱学的小笑话。［譬如，他祖母家姓“普尔”，与“年久失修”同音，因此他的祖父总说他翻过小山到一栋“年久失修的”房子里（普尔家）去接新娘。］他的办公室里全是木制书架和古老的书籍，天花板上面还吊着几个枝形大吊灯。我们坐下来以后就谈起了他的个人历史和美国家谱学的历史。
兰伯特很小的时候，在家里看到了一张夹在书里的照片，照片上的人他都不认识。他的祖母告诉他照片上的人是她的父母。这时他才知道80岁的祖母也曾经有过父母，而她的父母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才十几岁，这让兰伯特感到很惊讶。后来，他又了解到祖母的叔叔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上当过敲鼓男孩，后来在战争中双目失明了。他还知道了叔祖父的儿子在塞勒姆镇审理女巫的案子中担任地方法官，后来还放弃了法官头衔——成了唯一放弃治安法官头衔的人。从家谱中他还得知，他的一位祖先玛丽·布拉德伯里夫人据说曾经遭人控告，控告的罪名是有人看见她穿得像一只蓝色野猪在邻居的院子里乱跑。兰伯特最终把家族历史追溯到生于5世纪的不列颠西撒克逊国王瑟迪克，这位国王起码是兰伯特家族47代以前的祖先了。
当兰伯特开始调查家族历史时，还没有互联网。他跟我说：“你写一封信发往英国，等上一个半月以后，或许能得到回音，或许杳无音信。”兰伯特是天生的历史学家，他10岁时曾搜寻过战争留下的箭头，他想知道箭头都是谁扔掉的，于是开始研究住在他家附近的印第安人。有一天，他来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议事会。一到那儿，有人就告诉他：“走过来的那位就是庞克珀格印第安人的首领。”兰伯特走近那个人，问道：“你是谁？”那个人说他叫克林顿·维克逊。兰伯特说：“呵，你就是克拉伦斯·维克逊的儿子了，你父亲是在骑自行车时被一个刚拿了驾照的女孩撞死的。也就是说，你是林迪亚·廷克汉姆的孙子，而且你们廷克汉姆姓氏进入了班克罗夫特家族，后来又进入了伯勒尔家族。这说明你是个莫霍人，来自17世纪的摩门特奥格家族。”
“那位首领看着我，张着嘴，半天合不上。”兰伯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后来庞克珀格印第安人请他当了部落的历史学家。当兰伯特的父母去世后，他们邀请他参加一个部落会议，并给他取了个阿尔冈昆族印第安人的名字，意思是“一个把曾经失去的祖先寻找回来的人，一个探寻过去的人”，简称为“过去历史的追寻者”。
兰伯特陪着我穿过新英格兰历史家谱协会大楼（他停下来请一位客人把她的手包从《独立宣言》的第一签署人约翰·汉考克坐过的椅子上拿开），大楼里有许多精美的19世纪的家族群体画像、不平常的手绘图表和几百年前的家谱。有一幅1884年的家族树简直就是一棵真正意义上的树。这棵树的底部是粗大的树干，分为三个大分支，再分为许多细小的分支，每个分支都用黑线刻出来。还有一幅几十英尺长的画在上等皮纸上的图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每一个名字旁边都配有不同的小盾徽，这些盾徽一代接一代地组合与复制：明亮的金色狮子、蓝色的人字形、红白相间的棋盘一次又一次被混合为不同的图案。在一间最先进的家谱保护研究室里，有家谱协会的工作人员保存的皮纸、古董级的纸质书籍、散页，还有殖民时代人们在裤子的后兜里携带的记录等。
如今，作为新英格兰历史协会的首席家谱学家，兰伯特负责管理280万件手稿。对于他来说，这栋大楼就是美国的国家阁楼，他说：“即使有人在1897年给这里写了一封信，随信寄来的几张照片或文件，我们也会永久保存的。”他每天都坐在楼门前接待来宾，来访者会问他各种问题，有的问他：“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祖父，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在哪儿能找到有关他的记录？”有的说“我的祖先是五月花号轮船乘客的后代”，还有的说“我的祖先是一个朝圣者”，还有的说“我的祖先是‘黑胡子’海盗船上的人”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知道，《圣经》里就有家谱学，亚伯拉罕是艾萨克的父亲，艾萨克是雅各布的父亲，而雅各布是犹大的父亲。大约在《旧约全书》写成的时期，罗马人就开始把他们的祖先肖像绘制在教堂的中庭之上，画中的祖先和后代是用彩带花环连接的。当然，西方现代家谱学始于贵族的兴起，欧洲有权势的家族利用家谱来建立继承顺序，并用联姻来加强王朝之间的联系。许多现代家谱学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只有少数皇室家谱可以追溯到6世纪。
家谱的流行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建立家谱的想法早在12世纪就对贵族产生了吸引力，他们认为建立家谱是从封地获取利益的保证。贵族家庭的成员坚信，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祖先的血液，祖先的财富同样也要传承给他们。他们用来书写家谱的羊皮纸卷就有10米长。大约400年之后，资产阶级也开始建立家谱了。
当欧洲人移居到新大陆时，他们也把对于祖先的信念和家谱带到了那里。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家谱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建立血缘纽带。殖民者在寄往英国的家族信件中经常会询问家族信息，这也证明了当时人们渴望与家乡建立联系的普遍愿望。有些殖民者用带有纹章的印记给信封封口，在画像中穿的衣服总是带有盾徽，银器上也雕刻着盾徽。还有些人使用英国头衔，或用其他方式显示他们非同一般的出身。女人们则会用刺绣来绣出家族树。最简单的家谱仅仅是把家族成员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记录在特别的书籍或圣经之中。约翰·福勒船长在1711年去世后被葬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顿，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盾徽：一只狮子侧向站立，举着爪子，旁边是三朵花的图案。在弗吉尼亚的阿并顿教堂墓地，有一座1658年的墓碑，上面刻着：
永远怀念
弗吉尼亚州格洛斯特郡的刘易斯·伯韦尔少校，
他是一位绅士，
是贝德福德郡和北安普顿郡
古老的伯韦尔家族的后裔
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同权势家族建立联系并不是家族寻根的唯一目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生于1706年，是美国最知名的早期公民之一，这样一位杰出而学识广博的人，最初曾给一个印刷工当学徒，后来创办了当时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他为报纸和其他出版物撰稿（经常使用笔名），还搞了大量的发明，包括一种乐器、节能炉灶，当然，还有游泳用的蛙蹼。为了探究闪电的本质，富兰克林所做的风筝实验在美国历史上，乃至在科学史上都绝对是永恒的篇章。他还是反对奴隶制的积极分子，晚年在巴黎当过外交家，还为制定美国《独立宣言》作出过贡献。尽管工作繁忙，他仍然抽出时间研究家谱。
有一年，他和儿子威廉去英国旅行，为了调查家族的源头，他顺便去了北安普顿郡的惠灵堡、阿克顿和班巴里。富兰克林一生都将自己视为印刷工，并始终以工人阶级的出身为豪。为了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他和威廉去过墓地，查询过教堂记录。他证实了有关自己祖先的最初记载，是1563年阿克顿教堂给托马斯之子罗伯特·富兰克林的洗礼。富兰克林认识了很多英国的堂表亲戚，回到美国以后他还和一个表妹——来自惠灵堡的玛丽·费希尔保持着通信联系。如果我们现在觉得他们通信的语言已经过时的话，那出生于12世纪的人，则会对他们说话的语气——那些人在写给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亲戚的信中，或者在边饮茶边聊家常的谈话中，用的就是这种语气——感觉很熟悉。富兰克林曾写信给玛丽：
自我开始，上行五代，皆为家中幼子；……倘若家中有可继承之遗产，我等五人皆无份。
玛丽回信说：
从父辈开始，我是家族中仍未移居国外的最后一人，而且……已来日无多……我很高兴在异国他乡有年轻支脉延续。据此，我衷心祝福你和家人幸福安康、前程似锦。
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家庭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家谱则以其最简约的形式，成为家族成员至关重要的记录。家谱还用于纪念那些已经逝去的人。家族中的家谱学家记录了死于猩红热或者一出生就夭折的孩子，还有那些在接连不断的灾难中死去的妻子或丈夫。例如，在1793年为麻省什鲁斯伯里的约翰·法勒立少校立的墓碑上就刻着他七个孩子的名字“帕蒂、约翰、露西、露西、帕蒂、汉纳、雷丽斯”，这七个孩子中有六个在出生后一年内就夭折了，只有一个孩子活到了三岁。1815年，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在一封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他正在写有关他们祖先的记录，不然的话，有关材料就会永远丢失了，他说：“令人吃惊的是，现存的材料真是太少了。”
对有些人来说，记录自己的经历或者祖先的生活，具有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意义。殖民主义者记录他们的时代以激励后人，清教徒相信“新英格兰儿女家谱登记簿”将用于最后审判日。
按照富兰克瓦·韦尔的说法，美国的家谱学从一开始就是“各种欲望的产物”。韦尔是巴黎大学校长，著有《家族树：美国家谱学的历史》一书。他对于美国家谱学的好奇始于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时，是从对于巴拉克·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家族的兴趣引发的。美国总统的祖先历来就是公众关注的话题，而奥巴马夫妇格外引人瞩目，因为他们是美国第一个非洲裔第一家庭。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生于夏威夷，父亲老巴拉克·奥巴马是肯尼亚政府的经济学家，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是来自肯萨斯州的人类学家。家谱学家们把奥巴马的母系家族追溯到了来自爱尔兰、德国、法国、瑞士的美国人，最多的是来自英国的美国人，父系家族追溯到了肯尼亚非洲人。目前仍在进行的一些调查显示，奥巴马家族还和一些美国名人有关联，像萨拉·佩林、沃伦·巴菲特、布拉德·皮特，甚至乔治·布什，这些调查者对此感到兴奋。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人们认为他与美国奴隶制没有关系，因为他的父亲来自肯尼亚，而他的夫人米歇尔的家族历史被认为是更具有典型美国特征的，因为这个家族牵涉到了美国黑人和白人、奴隶、南北战争中的南部联邦军人，还有传教士。但是在2012年，来自Ancestry.com网站的一个团体透露，在奥巴马家族的故事中有一个奇怪的变故。原来，奥巴马的白人母亲的祖先是美国最早的非洲奴隶，名叫约翰·庞奇。在17世纪中叶，庞奇先后住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是契约奴仆，后来企图逃跑未遂，被判终身奴役。
显然，家谱学不仅揭示了人们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特征，还揭示出了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自从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开始，一个称为“出生地质疑者”的非主流政治团体就从家谱的角度，对于奥巴马的总统竞选资格进行了无情的质疑。尽管面对许多相反的证据，但这个团体仍然声称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因此认定，按照宪法规定，他不具备担任美国最高职务的权利。
尽管很多人关注奥巴马的出身，但对于家谱学从历史上来看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韦尔却找不到现实的解释。他写道：“实际上家谱学可以说是我们对当代美国文化了解最少的东西。”令人吃惊的是，第一个对美国家谱学进行全面研究的竟是韦尔，一个法国人。
韦尔着手归纳四百年来美国人从事家谱工作的动机，他发现存在多种动机，但在某些时期有些动机显得尤为重要。
在美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时期当然要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那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摆脱英国的枷锁，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意味着与贵族攀亲附戚的愿望越来越不被社会接受了。美国人开始重新把这块土地定位成一个国家，他们对待自己祖先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国与英国日臻复杂的关系演变成与时间，尤其是与历史越来越复杂的关系了。这是一个转折点——美国国内的家谱学逐渐转变为美国人的家谱学。同时，现代的反家谱学思想也在此时出现了。
韦尔记录下来的许多迹象表明，对于个人历史的厌恶（即便仅仅是对某个家族感到好奇），与新兴的共和国同时诞生。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一些大陆陆军军官组成了一个名为辛辛那提协会的团体，协会名称取自古罗马政治家辛辛那图斯的名字。像很多类似组织一样，这个协会为其成员提供友好的援助。协会还规定，当一个协会成员去世后，他的会员资格将传给他的长子。到这个协会在13个州都建立了分会时，有关协会会员资格的规定在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辛辛那提的军官们被指控企图在新兴的共和国里建立一个新的世袭贵族阶层。
1815年，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借助姐姐的帮助整理出了家族家谱，他写道：“这些信息不是为公众提供的……我不愿意把我的调查公之于众，因为许多人会认为我是出于虚荣心才这样做的，尤其是那些出身卑微的人。虚荣心，我没有，但我有以此为荣的自豪感，自豪是正常的感情。”
那么，到底什么叫出身卑微呢？出身卑微就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实际上就是缺少一份档案记录，因为多数记录基本上都用于记载有权势的人：比如记录在法律文件中的产权人的名字，而早期的人口普查人员是不会记录妇女、奴隶或原住民的详细信息的。尽管家族中的一些人已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但那些家族档案仍然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档案本身代表了强大的权力。可以说没有档案，就没有权力。
然而，人们认为，家谱学是与“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美好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里写下了这些话，他还在1821年撰写的自传里提到了父亲一脉来自威尔士，而母亲一脉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正像韦尔指出的那样，杰弗逊还加上了一条谦卑的告诫：“让每个人都将其信仰与功绩归因于家族吧。”
散文作家和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新兴共和国前瞻性人物的代表，他在1836年宣称：
我们的时代是怀旧的时代，是建立在前辈坟墓上的时代。这个时代书写着各种传记、历史和评论。过去的几代人直面上帝和自然，而我们则要通过他们的眼睛去观察。为什么我们不去享受与宇宙万物本来的联系呢？
爱默生呼吁拥抱现在，呼吁人们与过去断绝关系，他继续说道：“我们为什么总是在过去的枯骨中摸索？为什么让活着的一代人穿上从褪色衣柜中翻出来的假面舞会服装？今天，阳光一样灿烂。”而在一年前他写的话中，措辞可没这么含蓄：“我同家谱学家谈话就像在同一具僵尸聊天。”
韦尔描述了一个戏剧评论家在1833年写下的一段戏剧评论，这部戏剧描写了一位非常得意于自己纯正血统的英国准男爵。观众在看完这部戏以后心里“充满了对英国贵族的蔑视，暗自庆幸在美国没有什么准男爵”。名著《白鲸》的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父亲阿伦非常热衷于宣扬自己同英国和挪威贵族的血缘关系（而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祖父却做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他从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现场回来的时候，鞋子里装满了茶叶）。梅尔维尔在他1852年写的小说《皮埃尔》中，用自己的方式对家谱学进行了一番嘲讽：
15岁的查尔斯·米尔索普立志当一名演说家或诗人。反正无论如何他都想成为某个行当中的天才。他回想着自己的骑士祖先，愤愤不平地将耕犁一脚踢开。
当时，对家谱学提出批评的还有外国人，他们发现美国人对于贵族血统的考虑即便不是很可笑，也是很奇怪的（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自己家族更紧密的血统关系与美国人冷冰冰的血统声明进行了对比）。韦尔说，很多人都评论了费城和查尔斯顿的上层阶级对其贵族传统的依恋。其中一位到访的英国托利党人惊叹美国人的举止是“过分地贵族化、特权化了”。
戴维·兰伯特也认为，对那几代特别有影响力的人来说，对于祖先过于好奇是不可接受的。那个时代导致的一个最为奇怪的后果是：他现在对祖母双亲的了解，比祖母了解的还多。“生活在19世纪的人不愿意透露过去的信息，当时的一个思维定式就是向前看，而不是朝后看。”
当然，那些批评者说对了一件事，那就是人们越是为了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目的，尤其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而求助于家谱，就越与这个新国家的精神格格不入，也就越容易受到欺骗。
随着美国领土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过去必然对现实具有意义这一观点；在最为极端的时候，人们甚至相信过去对于现实毫无意义。然而，这并不能抑制很多人想要审视过去的冲动。实际上，人们建立家谱的愿望与反对建立家谱的情绪是齐头并进的。如果你不打算证明你是贵族出身，那么家谱又有何用？当然有用。在美国，家谱为你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是美国人的机会。即便记录家谱的实际做法仍保持不变（列在家用《圣经》或普通书籍中），但这种做法却有了新的意义：在有些社会圈子内，建立家谱不再是优越感的象征，而是平等的证明。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档案记录，在这个伟大的共和国里所有的家庭都是平等的，建立家谱越来越成为人们喜爱的、赋予家族荣誉的方式。
独立战争结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订购家庭档案登记册和记录家族历史的图标挂图的人越来越多。作为家谱标志的家族树变得非常流行，女学生都把家族树当作刺绣的样式。历史协会和家谱学协会在各个州涌现出来，有些大家族还创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并且在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举行家族聚会。罗伯特·库什曼在英国组织了著名的“五月花”号轮船租赁活动，后来在“五月花”号轮船到达马萨诸塞州一年以后，他乘坐“财富”号轮船来到了普利茅斯的罗克。1855年，库什曼的一千名后裔在马萨诸塞州聚会，承诺建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他们显赫的家族历史。经过最初那段不得人心的时光，辛辛那提协会幸存了下来，并成为美国最古老的世袭军事协会。
印刷商印制了大量的家谱登记册，杂志也开始插入空白的家族树，出版商为某些家族出版了正式的家谱，并且首次为业余家谱学家出版了指导手册。波士顿甚至有了自己的家谱学杂志，美国出版的家谱学出版物比英国还多。在现代美国家谱学方面最重要的出版物是约翰·法默在1829年出版的《新英格兰首批定居者的家谱登记》一书，这本书为缜密研究提供了样板。法默坚信，道听途说是不足以证实一个家族成员间的关联的，他提倡在研究中遵循严谨的证据。他与很多古文物研究者和家谱学家保持通信，逐渐形成一个日益庞大的研究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成员相互纠正学术上存在的问题，并对研究规则和家族血统的证据等方面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他们还经常把家谱当作“科学”来讨论。事实上，对于那个时代不够严谨的家谱学提出最严厉批评的都是优秀的家谱学家，约翰·法默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时最缺乏证据的领域是纹章学，直到19世纪，这个领域的研究才变得日益普遍。长久以来，英国纹章学专家或机构负责证实家谱关系和宣布盾徽的所有权。这些专家和机构往往把新家谱学和年轻家谱学家置于老家谱学和老家谱学家的从属地位。然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个纹章学机构出现在纽约的百老汇，而且美国的家谱学家主动把自己推介给美国家庭以求聘用。但是他们不都是诚实的家谱学家，即便在人们抱怨家谱学界缺少监管时也是如此。很多盾徽是从现有的图案目录中随意选取的，或者完全是伪造的，没有什么历史依据。
霍雷肖·盖茨·萨默斯比是一位接受过正规培训的装饰画家，他在一次去往英国的旅途中被家谱学和纹章学给吸引住了，后来成为新英格兰历史家谱协会驻伦敦的第一位业务代表。为了给美国的一些家族建起家谱树，他跑遍了全英国，详细抄录正式文件、报刊和教堂记录。他有许多有钱的顾客，尤其是在新英格兰，而且据韦尔说，他一定是当时最富有的职业家谱学家之一。但是，最后人们才弄清楚，霍雷肖·盖茨·萨默斯比的研究有一些是伪造的。
事实上，他虚构的故事的确太多了，以致现在仍在误导着一些家谱学家。1998年，萨默斯比去世一百多年之后，家谱学家保罗·里德在一个电子论坛上评论道：“萨默斯比的造假行为让我头疼，他伪造的支系后代们对我很不满，因为我认定他们与那些家族毫无关联，他们想要的是一条皇家血脉，但是这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最初就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萨默斯比或许也就不必造假了。”
像萨默斯比这种人不但改变了一些家族的历史，而且还对今天研究历史的方法造成了巨大冲击。富兰克瓦·韦尔还记得自己开始调研并准备写书时，曾因为在美国找不到家谱学编年史而感到困惑，但很快他就找到了原因所在。原来，对家谱学避而远之已成为现代历史学家的职业原则之一。韦尔说，19世纪60年代“见证了第一代专业的学术历史学家的出现，他们中有很多人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同家谱学家区分开来”。
19世纪中叶，在家谱学家和古文物研究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但是，随着伪造家谱的现象大量出现，以及历史在美国大学中学科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家谱学就被禁止进入学术象牙塔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部分原因是想建立家谱的人太多了，譬如，在20世纪初，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尼克松·瑞安·福克斯，以著述历史和经济界精英方面的书籍而闻名，他就认为家谱学是从“势利和虚荣”发展而来的，不值得关注。
的确是这样，一个社会的阶级意识越强，人们就越有可能拿着家谱学对出身卑微的阶层说事儿。基于这个原因，任何关心平等的人都可能对家谱学持怀疑态度。然而，尽管当代社会仍受社会阶层的影响，但是这个残存的阶级体系只不过是旧体制的化石罢了。基于平等主义而否定家谱学的做法已经落伍了，因为该做法忽视了人们探根寻源的冲动背后的复杂情感。譬如，韦尔注意到，纵观美国历史，无论有多少人支持或诋毁家谱学，一旦一个家庭里有人去世，就会有人产生记录家族信息的冲动。1829年，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哥哥去世了。“丹尼尔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家里‘唯一在世的人’了，于是便开始写自传，并追溯到了17世纪的殖民时代，其中托马斯·韦伯斯特是‘他所知道的’他家‘最早的祖先’。”韦尔说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谱学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的重要意义越发凸显，祖先给人们提供了有用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家谱学最终在精神层面不但对生者，而且对死者都成了一种机遇。1805年，约瑟夫·史密斯出生在佛蒙特州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声称在15岁那年，两个来自天国的人出现在他身边，并告诉他上帝对世界上的基督教会很不满意，他必须建立真正的教会。于是，史密斯在1830年建立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即摩门教会，这个教会的会员相信他们的教会成员身份将在末日审判时拯救他们。如果有的教会成员担心1830年以前去世的亲属没有机会听到约瑟夫·史密斯的教诲，那么他们可以按照摩门教的教规为死者追施洗礼。
到1880年的时候，摩门教的传教士已游遍了全美国，并与其他家谱学团体联系，抄录能够帮助建立家族联系的档案，由此提供过世的人当中可能皈依摩门教的名单。1894年，摩门教教会成员在犹他州成立了家谱学协会，而后，这个协会还计划修建专门的家谱学图书馆。
政府的管理部门也开始要求人们保留更多的档案记录。土地所有证、发放给军人或军人遗属的养老金都要求有文件记录。在缺少记录时，人们就着手对家谱进行研究。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790年进行的，当时记录的人口不到400万。184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了1700万人口的详情，工作人员有28名。186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是3000万，工作人员是184名。人口普查记录了公民的姓名、年龄、性别、肤色、出生地、职业、婚姻状况，以及不动产的价值（还包括此人是否耳聋、眼瞎、精神有无问题等情况）。运用这些数据，政府实际上建立了庞大的家谱学研究基础。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促使许多美国人申请免费获取西部的大片土地，这一行为也产生了大量的家谱学研究信息。
然而，随着这个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下越来越多的档案资料，有一个群体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全部历史信息都已被人盗用。
奴隶被运到美国时，他们除了大脑中的记忆以外一无所有，几代人过后，对那些奴隶的后裔而言，能明确地追溯自己祖先来源的机会已微乎其微。但是，在到达美国之后，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就开始被记录在档案文件中，包括买卖契约、法庭记录、出生记录、婚姻状况，以及教区登记、军队服役和人口普查等信息。与来自北欧的美国人对家谱的好奇心正相反，非洲裔美国人对自己历史传承的研究到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一个重要契机是1976年亚历克斯·黑利撰写的小说《根》的出版，据说该书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本小说在国际上获得了成功，并且在很多少数民族社区引起了一股寻根热，也再次引起了主流社会对家谱学的兴趣。
然而，书中的情况并非都是真实的，《根》当中的一些材料被证明是虚构的，书中对许多人物在非洲生活的描述是不准确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所有的非洲裔美国人都是奴隶的后代这一断言也站不住脚（就在南北战争以前，八分之一的美国黑人其实是自由人）。然而，即便人们纷纷质疑黑利自诩为美国最杰出黑人家谱学家的行为，但仍然可以说，对于那些被拒于史书之外的大量人群来说，由于《根》这部作品的出现，历史又一次充满了生气。
20世纪以前，大部分有关传承的文件，不是用于辅助个人记忆，就是同法律事务有关，但在20世纪前叶，家谱学同生物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今我们很难想象二者可以截然分开，但是将二者联系起来则是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中间牵涉到许多不同领域中的不同思想，譬如，什么得到传承，是如何传承的，还有“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意味着什么，等等。科学的理念在发展，这些理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我们对于历史传承理解程度的影响。因此，科学家谱学最初的很多见解都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态度，譬如，早在基因决定论出现之前人们就认为贫困、天赋和优秀都是会遗传的，还有人认为，某些群体天生就比其他人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