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钟跃民的记忆深处，1968年的那个冬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那年冬天他差点儿卷入一场杀人案，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1968年是个闹哄哄的年头儿，钟跃民记忆中的背景是红色的，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用红油漆覆盖起来，上面写满了毛主席语录，映入眼帘的是红旗、红色的语录本、红袖章……总之，红色成了当时的主色调，连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红色的希望。
钟跃民至今也没闹清，为什么在1968年的某一天，他和他的同伴们，包括北京机关大院、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突然像是中了邪，肾上腺素激增，一种青春激情和邪恶的混合物犹如一枚炸弹在体内爆炸，在一片红色的背景下，骤然产生一股凶猛的红色冲击波，以猛烈的力量向四周扩散。令人惊异的是，这股红色冲击波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很多年以后，钟跃民才发现，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地球像一只充满氢气的气球，很危险地膨胀着、躁动着，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爆炸……
这年春天，苏联老大哥终于被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惹烦了，它认为这个小兄弟再不管教管教就该上房揭瓦了。于是苏联大批空降部队和装甲部队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理论的指导下，长驱直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世界为之一惊，随之舆论大哗。
3月，那个总爱唠叨“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全世界又是一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内几乎引起骚动。马丁·路德·金作为名人被载入史册，他那极富人情味的讲演和那浑厚且带有磁性的男中音从此成为绝唱。
这年5月，浪漫的法国青年也闹起事来，起因竟然是青年和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的一句对话。这位部长先生去巴黎的农泰尔大学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碰巧该校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也是个类似钟跃民之流的捣蛋鬼，他向部长先生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先生的回答很不中听，用咱中国人的说法，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建议科恩-邦迪在欲火中烧时可以跳到水中败败火。部长的建议算是捅了马蜂窝，学生们闹起事来。
这年5月，巴黎的学生们终于起来革命了，他们攻击当权者，要求摧毁“旧秩序”。巴黎的拉丁区一时成了古希腊论坛，人人都在抗议，而抗议的对象可谓多样化，从大学的清规戒律、阶级差异到越南战争。
5月3日，警察清理巴黎大学，引起了拉丁区更剧烈的反应。
许多地方被群众自发性地接管了，工人占领了工厂，激进的医生们占领了医学会，演员们关闭了剧院，甚至一些神职人员也宣布他们“革命”了。忠于职守的警察则使拉丁区充满催泪弹的气味，戴高乐总统终于扛不住了，他从后门溜出爱丽舍宫，去了他的家乡科隆贝。这个消息使学生们有些晕乎了，他们相信“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
巴黎的五月风暴使世界为之震惊，整个西方世界差不多都兴奋起来了。对于法兰西人来说，他们几乎个个都算得上是老革命了，他们的革命传统至少能上溯到1789年，那一年巴黎的市民们起哄般地冲进了巴士底狱，愣是把一个偌大的王朝给灭了，他们才是革命的先驱。
此时，巴黎的大学生正沿着中国红卫兵走过的路，热火朝天地筑起街垒，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和巴黎公社的旗帜在大街上冲杀，雄心勃勃地要在欧洲大陆上再来一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吃上帝饭的神职人员也要造反，伟大的哲学家萨特先生也跟着胡闹了一把，这个世界真是乱套了。
然而，世上什么事总要有个完结。
5月30日，戴高乐总统回到巴黎，在电台发表了讲演，他号召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总统先生只是简单地告诉人民，再这么闹下去，大家就应该作好心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物质匮乏。这句大实话比什么莫测高深的理论都管用，要是革命了半天，革得饭都没得吃了，那么这革命就没意思了，更何况大多数老百姓已厌倦了大街上的喧嚣。于是他们响应了总统先生的号召，把一批继续在街垒里胡闹的孩子拎着耳朵带回家，巴黎的五月风暴算是落下了帷幕。
成年后的钟跃民算是明白了，难怪当年他像中了邪一样，敢情是谁也没闲着，巴黎的学生们也不是省油的灯，真折腾起来也是爱谁谁。早知如此，当年“联动”的弟兄们就该派出联络员和巴黎这边的哥们儿串联一下，东西方一联手，兴许世界革命就成功了。不过，北京的学生和巴黎的学生在同一时刻喊出的口号却大相径庭。北京这边的口号暴力倾向重了点儿，不是打算油炸谁，就是要砸烂谁的狗头，人家那边却弥漫着一股浪漫气息：
不为面包，为蔷薇……
要做爱，不要作战……
听听，玩着玩着就捎带着把革命干了，真他妈的过瘾。
不过，1968年的钟跃民对法国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只是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活得很愉快。当巴黎的学生们从街垒里玩够了回家时，钟跃民一伙才刚刚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