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唐绍仪正因借钱的事情受了闷气，心中烦闷不已呢，这时一个人出现了——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这不正好是最好的替身吗？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被称为熊凤凰，他这次是来北京任职的。刚一上任，唐总理便把借钱的事情交给了他去办。熊希龄也知道这件事十分棘手，但身为财政总长，这是他分内的事情，便一口答应下来。唐总理于是赶紧发电报给银行团说：“借款的事情交由财政总长操办。”得到银行团的允许后，谈判就开始了。
熊总长颇有口才，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大概的用途和以后还钱的方法一一说了一遍。银行团同意先借一部分款，只作为裁兵时的款项，但他们仍然要派人公开监督。说来说去还是要监督权。熊总长又再三辩论，最后商定，中外两方都安排审核人员，每次开支必须由财政部准备清单交给审核员查核，确定没有差错之后，双方再签押，最后才能向银行提款。
银行团只答应先借三百万分给南北方作军饷，还说必须有他们国家的关税局监视，其他的钱等伦敦会议之后再说。您看看！借区区三百万，又是审核员核对，又是税务局监视，并且都有外国人渗入，明显看出权力在外国人手中呀！临时政府两手空空，只能任人摆布，不然如何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呢？
熊总长返回参议院与议员们讨论这件事，议员们议论纷纷却并不表态。熊希龄又回到内阁，马上就接到了总统和总理的秘密任务——与银行团签订关于垫款的七条协议草案，并要他回复议员们说：
垫款为借款之一部分，拨付垫款三百万，又为垫款中之一部分，既非正式借款，即不应有此条件。无如该团以拨付垫款，既已逼迫，伦敦会议，又未解决，深恐我得款后，或有翻悔，故于我急于拨款之际，要求载入七条于信函之后，当因南北筹饷，势等燃眉，本总理总长迫于时势，不得不循照旧例，两方先用信函签字拨款，所拨之三百万两，不过垫款之一部分，为暂时之腾挪，且信函草章，并无镑价折扣利息抵押之规定，不能即谓为合同，故于签字以前，未及提出交议，还希原谅！此复。
参议员们接到这回复还是有怨言，就算是草案也是将来签订正式合同的根据，不事先商量好恐怕会后患无穷。于是他们又提出要求总统拿出合同的草案正式商议。袁世凯答应了，随后将合同草案交给了参议院。参议院开了三天会也没个结果。唐总理和熊总长又出面发言说：“现在参议院没得出结论，伦敦会议也没个回音，虽然还有商量的余地，但外国人不见得会松口啊。贵院能不能先对草案表示同意，日后再指出应该改正的地方，我们一定尽力做到与外国人商量好。”议员们对这个建议都表示赞成。
于是又讨论了一会儿后，议长宣布说：“垫款的事情的确是现在形势所迫，我们不能不表示同意，但合同草案里的七条，像审核员核对和税务局监督，这些都对国权有损害，政府应该再与银行团切磋，挽回一点是一点，也给政府留点回旋的余地！”唐绍仪和熊希龄两人巴不得参议院这么说，随即又说了一些都是“为了国家”的套话后就离开了。过了几天，从江南来了两份文书，一份交给总统府，一份交到了参议院。书上说：
垫款章程，不但监督财政，直是监督军队，万不可行，应即责令熊总长取消草约，一面发行不兑换券，权救眉急，并实行国民捐，组织国民银行，作为后盾。
文书最后的署名正是留守在南京的黄兴。接着，江西、四川等省份都发电报表示反对。袁世凯只当作没看见，参议院也不管。只有熊总长，他不是被人咒骂，就是被人冷嘲热讽。忍无可忍之际，熊总长给各省发了电报说：
希龄受职，正值借款谈判激烈，外人要求请派外国武官监督撤兵，会同华官点名发饷，并于财政部内选派核算员，监督财政，改良收支，两次争论，几致决裂，经屡次驳议，武官一节，乃作罢论，然支发款项，各银行尚须信证，议由中政府委派税司经理。至核算员，则议于部外设一经理垫款核算处，财政部与该团各派一人，并声明只能及于垫款所指之用途，至十月垫款支尽后，即将核算处裁撤，此等勉强办法，实出于万不得已，今虽拨款三百万两，稍救燃眉，然所约七款大纲，并非正式合同，公等如能于数月内设法筹足，或以省款接济，或以国民捐担任，以为后盾，使每月七百万之军饷，有恃无恐，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是正希龄之所日夕期之也。希即答复！
各省长官接到这样的电报，一时哑口无言，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兴也变不出这么多钱呀！之前想的办法也都不能实施了，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只好做哑巴。各省凑不出钱，又不允许银行团进行监督，面对这样两难的境地，熊希龄于是又向总统辞职，袁世凯无论怎么留也留不住。
政府后来又和银行团磋议，商量取消核计员和税务监视，等到伦敦会议以后再看如何解决等等。呵！伦敦会议就是四国银行团借伦敦做会场，来研究中国的借款之事的。至于日、俄加入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日俄银行出来调解，本意并非是惠爱我国，只是因为现在全球第一强国要数英、法、俄、美、日、德六大国。英、法、美、德既然组建了银行团，日、俄也不能落后啊，所以他们与四国团交涉说也要加入。强中自有强中手。四国团不便力阻，只得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日、俄加入。中国政府有什么能力敢阻止日、俄加入？更何况是他请来的帮手，当然回答可以。
其实俄人是别有用意，他们以为此次借款不能在蒙古、满洲使用，自己于是就可以加入。这分明是视满、蒙为外府。日本也想除开满洲，想法和俄人一样，各怀鬼胎。四国银行团当然不答应，他们说：“此次借款发行的公债，应该由本国银行承担，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除了这四家银行，其他的银行都不得干预。”这项提议对日、俄大有妨碍。因为日、俄虽然加入了银行团，如果发行债票还需借重四国指定的银行的话，那不相当于没有加入吗？他们当然拒绝，会议决裂。
法国代表想做和事佬从中调停，便怂恿五国银行团代表从伦敦移到巴黎，巴黎是法国首都，那样的话法国就是代表主席了。商量了一个多月，俄国公债争取到了在俄比银行发行，日本公债得以在日法银行发行。至于日、俄提出的满、蒙问题，虽然还没有获得公认，但有另外一个条件被提了出来，就是六国银行团只要有一国提出了异议，其他国家就可以停止借款。此条是为日、俄留下了余地，但对于中国，则是必须受到六国银行的监督，还要用盐税做抵押。
六国商议完后正要通知中国时，中国政府就致书银行团说，请求垫款三百万，否则他们就要找其他银行了，请不要见怪。银行团见到公文后都觉得中国态度这么强硬，恐怕是有其他国家在给他们撑腰，只好连忙同意。
六国银行团手握债权，总是占便宜的一方。中国政府拿到了垫款又挨过了好几天。几天后六国银行团来到了外交部和外交总长陆征祥面谈说，银行团成立了。第二天，他们又和陆、熊两总长商议了借款一事。陆总长已经知道了巴黎会议上的情况，也知道条件十分苛刻，于是他与熊总长密商，只向银行团小借款，不大借款，熊总长很赞成。陆总长于是和银行团代表见面，然后感慨地说：“承蒙银行团愿意借巨款给我国建设国家，但我国政府已经欠下了许多债，不敢再借巨款，但是愿意仿照现在的垫款办法，每月垫付六百万两，从六月开始到十月为止。”呵！六国银行团为了中国的大借款费尽唇舌，历经无数周折才达成一致，谁知道中国居然拒绝了，这不是白费了两个月的心思吗？这些金发碧眼的大人物于是不肯罢休了，齐声说：“贵国政府既然不愿意借巨款的话，那索性连垫款也不必了。那六百万垫款也还给我们吧。”陆、熊两总长本来自以为想了一条妙计，没想到外人的手段来得更加强硬。
陆总长连忙辩解说：“并非我国不愿意借啊，只是贵国银行团的条件太苛刻，我国人民决会不承认的，国民不承认，那我们也无可奈何呀，请再定计划吧。”银行团代表见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于是负气而去。陆、熊两总长知道交涉无效，于是打算和唐总理再商议。唐总理因病请假，好几天都没出门，两人于是乘马车径直去了唐总理的家。但是他们得到的回复是：“总理去天津养病了。”这病生得太突然了，二人听闻不禁有些诧异，于是问道：“什么时候动的身？为何没有公文发布？”那人只回答说已经离开了两天，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两人只好怏怏回去了。
呵！唐总理为什么要赴天津？京中人士都说总理失踪了，究竟他是因病赴津呢还是另有原因？我听说，唐总理的病乃是心病，并不是什么寒热、肺痨。原来唐总理认为中国既然实行了内阁制，那么所有的国家重政应该归国务员负责，因此他每次一有大事就一定会邀国务员一起商定，称之为国务会议。
偏偏各部总长的意见不同。唐总理就职后开了好几次国务会议，但内务总长赵秉钧一直没有出席，陆海军总长虽然来参加了，但他和唐总理不和。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他们和唐总理都是同盟会的会员，还算意气相投。工商次长王正廷因为陈其美没有来接任总长，所以他和唐总理的关系也还算过得去。交通总长施肇基和唐总理有亲戚关系，自然关系融洽。除此之外，如外交总长陆征祥，他是一个超然派，总是保持中立。财政总长熊希龄是别的党派，对同盟会怀有异样眼光，但他为了借款问题曾和唐总理有过嫌隙。
唐总理本来就有些不安。总统府里的秘书员、顾问员每次有议决都必须先经过总统承认后还要总理承认才能得以施行，否则无效。这些秘书老爷、顾问先生于是都说总统没用，说他是唐总理的傀儡。呵！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怎么会肯长期受制于人呢？他之前本是有意让唐绍仪做总理的，因为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他没想到的是，唐绍仪做了总理以后却和他背道而驰，与自己不是一个阵营的了。袁世凯于是开始疑心唐绍仪是不是倾心革命党。其实唐绍仪是袁世凯一边的，他只不过是为了责任内阁，所以不肯阿谀奉承而已。
唐绍仪有时和袁世凯谈话，说到激动处还经常跟袁世凯争辩，声音比袁世凯的还大。袁世凯的左右每次见到唐绍仪来了就窃窃私语：“今天唐总理又来欺侮总统了吗？”这些人也是后来断送了袁世凯性命的人。
有一天，唐绍仪来找袁世凯，两人没说几句就争论了起来。袁世凯不觉勃然大怒说：“我已经老了，那少川你来做总统，可好？”唐绍仪是广东人，字少川，袁世凯经常以小字称呼唐绍仪，虽然两人是老友，但现在已经都以总统总理相称呼了，突然叫了唐绍仪的小字，说明袁世凯心中十分愤怒，在借此发泄。袁世凯后面说的话更是不堪入耳，气得唐绍仪瞠目结舌，只能踉跄着退出去了。
唐绍仪正在气头上呢，他在总统府外又遇上了卫队。那队卫兵拥护着一个大官吆喝而来。唐绍仪避开得稍微晚了些，卫队就怒目相向举枪大吼：“快走！快走！不要惹恼了老子。”唐绍仪连忙招呼车夫躲避，然后问车夫说：“他是什么人？”车夫说：“他是大总统的拱卫军总司令段大人。”唐绍仪笑着说：“是段芝贵吗？我还以为是前清的摄政王呢。”
唐绍仪回去以后，不由得叹息说：“一个军司令竟然有这么大的威风，我身为文官还想跟统率海陆军的大总统计较长短，真是不知道分寸。我明天就去辞职吧，还是归田养老去。”接着他又暗自思忖：“正好好友王芝祥就要来京做直隶都督了，他一到任，我的心事就了了。”
王芝祥是北通州人，曾做过广西藩司。广西独立后，王芝祥做了桂军总司令率兵北伐。来到南京的时候南北已经统一了，唐绍仪又南下组建了内阁。旧友重逢自然欢喜。直隶代表谷钟秀等人也在南京，他们于是推举了王芝祥为本省都督，然后让唐绍仪请示袁世凯。唐绍仪回京后就向袁世凯谈及了此事，袁世凯答应了。
唐绍仪现在就是在等着王芝祥的到来，所以才正好想起了他。过了几天，王芝祥到了江南。他和唐绍仪见面后自然去请见了袁世凯，等着袁世凯下达命令。哪知袁世凯的电文上写着，直隶五路军界反对王芝祥做直隶都督，所以不准王芝祥就任。这一看就知道是袁世凯在作怪，于是唐绍仪有些不高兴了，故意问道：“总统意下如何？”袁世凯皱着眉说：“军界反对，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找别人做了。”唐绍仪接着说：“军人干涉政治是违法的。”袁世凯默然不答，唐绍仪立即转身告辞。第二天，总统府就发出了委任状要唐绍仪盖印，唐绍仪取过一瞧，上面写着要王芝祥返回南京遣散各路军队，唐绍仪不由得愤愤说道：“袁世凯欺人太甚，先是召他进京，现在又让他回去，不但失信王芝祥，并且失信直隶百姓，这样胡来我怎么能盖印？”说完他就将委任状还了回去，不肯签字。不久，袁世凯竟然直接找上了王芝祥，王芝祥于是来找唐绍仪。唐绍仪愤懑地说：“现在是君主立宪，总统发的命令需要总理签字，我国号称共和，居然让总统自由做主？我既然不配做这个总理的话，我还留在此做什么？”王芝祥离开后，唐绍仪也匆匆收拾了行囊，天一亮就乘京津火车奔赴津门去了。
至于唐总理赴津后结果如何，请看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