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阳谋，就是根据现有条件，在不影响别人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光明正大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资源配置，来达成自己的目标。通俗点说就是：立足自身，固本培元。
而所谓法制，就是要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一个明晰、公开的法律体系当中，统一加以规范。
大禹治水：掌握实质性权力
所谓“权力”，说得直白点，就是你可以让别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如领导有权要求我们加班，国家有权向个人征收财物作为税款。这就是权力的实质，也是权力的可怕之处。
掌握权力，光靠一纸委任、一个图章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话题，咱们需要从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治水开始说起。
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也知道舜把权力禅让给大禹，然后禹传子开始了家天下的模式。事实上，从古至今，权力永远也不会这么轻松就可以获得。大禹治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掌握实质性权力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永远不要奢望别人会把权力主动交到你手里。
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完全是两回事。那个时候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二到三摄氏度，西北地区到处是原始森林，河南省遍地跑着犀牛和大象，北京二环能看见野生鸵鸟，黄河里游着两三米长的大鳄鱼……气候温暖湿润不缺水，不但不缺，而且还经常发大水。现在考古发现的遗迹，基本都和古代的文献对应得上，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确实发生过大洪水。
所谓“大禹治水”，其实就是对黄河的全流域治理。因为局部河段整治根本防不住大洪水，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政府才设立“国家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黄河全流域治理即便是放在现在，也绝对是国家级的大工程，而在四千多年以前，这个工程更是需要集中华夏族的全部力量才能搞起来。
当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都是以部族为单位凑在一起过日子。大禹既是黄河全流域治理的总指挥，也是他自己部族的首领。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肯定要协调沿河的各个部族，于是就建立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所有部族都必须听大禹的命令；参与治水的这些人肯定要脱产，他们的吃喝就只能靠其他人来保障，于是产生了最早的税收；治水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不服管的部族，管不服就得开打，于是大禹就建立了最早的常备军；要治水肯定得勘察地形，这一趟下来，等于是做了最早的国土普查；勘察完了，为了便于管理，大禹把这些土地分为九州，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划；治水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少人偷奸耍滑，既要惩治这些人也要为其他人立规矩，于是就又有了最早的司法体制；大水退了之后，需要重新划分土地搞灾后重建，于是有了最早的土地所有制度——井田制。
大禹治水一共治了十三年，十三年下来，大禹不光治理了黄河，建立了威信，也在自己手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权体系。这套体系包括职业官僚、手工匠人、职业军人等，这些人都不再下地种田，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大禹手中的这套体制。当大伙都依靠你才有饭吃的时候，你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实质权力。这就好比现在的一个团队，其中总会有几个技术方面的灵魂级人物，一旦离开他们，很大一部分项目将进行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们名义上是什么职务，实质上的发言权往往都会多过其他人。反过来，从团队负责人的角度来看，应该尽量避免团队的生存完全依赖一个灵魂人物，最好是能保持两到三个技术核心人物，否则负责人就会面临名不副实的问题，管理必然会出现混乱，于人于己这都不是好事。当然，这种“牛人”太多，也同样不利于团队运作，这一点我们日后会说到。
除此以外，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也拥有了自己坚定的政治盟友——伯益部族，这个部族的后代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就是他们建立了大秦帝国。
大禹和他父亲鲧能指挥治水，除了个人才智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禹部族是当时最强大的部族之一。伯益部族在实力上与禹部族则不相上下，而牢固的基本盘和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实质性权力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今西方国家的总统大选经常搞得充满悬念，可是资助这些政治家的大财团，翻来覆去其实就是那么几个。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大财团之间往往有比较稳定的同盟关系，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大财团的掌控者们未必会在政府中担任什么职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国家事务施加影响力，做官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手段问题，做不做完全看具体的需要。
在职场，必要的人脉和盟友对权力而言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众多空降下来的管理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基本盘和盟友，那么必然会导致权力难以名实相副。
一直以来，说到禅让，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近乎理想的权力交接过程，其实真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美好。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政治，有政治就必然有斗争，从古至今，这一点从未改变过。舜帝并不是在治水完成以后就主动让贤的。那个时候帝王是靠各部族公推出来的，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选举，只不过那时是以部族为单位来进行投票的。大多数部族都选择了支持大禹，这才有了后面的禅让。而这个支持，正是由于在此之前大禹已经掌握了实质性的权力，可以影响到各部族的利益得失。
治水成功以后，大禹随即在会稽山召集诸侯，由他来主持祭祀天帝。在古代，组织祭祀是权威性的体现，其实现在也一样，农村祭祖，主祭的肯定是家族里最有威望的长辈。当时舜帝还在位，从法理上说，大禹的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矩的，甚至可以视为僭越，可是诸侯们谁也没说什么，都乖乖地去了。唯独防风氏这一族，也就是现在汪姓的先祖，他们不服气。但他们也不敢不来，只能用故意迟到，不痛不痒地“怼”了大禹一次。
大禹的处理方式却异常激烈，他直接下令把防风氏的首领处死，然后将尸体大卸八块。这个处置手段同样是不合规矩的。理论上说，大禹和防风氏首领是平级的，他们是两个不同部族的首领。可是大禹就这么干了，而且各路诸侯对此都予以默认。这就是实质性权力的威力，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上的支持。一旦领导者的地位在事实上被架空，千万不要指望纸上的程序可以帮到你什么。
大禹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意在立威。权力的实质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这一点，从古至今同样从未改变过。要真正掌握权力，你总要有那么几次做“恶人”的时候，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一些处于中层的管理者，出于个性或是不想得罪人的考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做“善人”“好人”。可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权威性却在一点点被削弱。因为你背离了权力的本质，权力自然也就会背离你。
会稽山祭祀之后，大禹很快就有了新的举动。他把华夏各部族组成联军，向南方的三苗部族开战。三苗是华夏族之外的南方蛮族。随着战争的爆发，在治水期间形成的国家机器再一次发挥出了效能。众多的官员和军人通过战争获得了战功，进而获得了奖赏，而这些奖励，最终又是从禹王手里获得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大禹的忠诚度。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权力也一样是喜动不喜静，或者说，权力在于折腾。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权力的表象其实就是“赏罚”两个字，无论是赏还是罚，都只有动起来，只有开始做事才有从谈起。过分地强调“萧规曹随”“无为而治”，最终必然会侵蚀你手中的实质性权力。因为在众人看来，大家无非是按规矩做事，按规矩吃饭，没赏没罚，管理者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权威性，还是保持团队活力来考虑，每隔一段时间，管理者适当地给大家找点事做，无论这些事是否有实际的意义，对团队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坏事。
当大禹接替舜帝成为新的华夏族首领已经毫无悬念，之后舜帝的所谓禅让，实质上不过是走了一个法律层面的程序而已。
我们总结一下会发现，名义上的权力来自上层，而实质性的权力则来自下层：你需要能让跟着你的人有饭吃有钱拿；你需要拥有必要的人脉网络；你需要在关键时刻敢于做“恶人”。而即便获得了实质权力，也需要时时动一动，做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而在四千年前，大禹恰恰完美地践行了这几点，最终他取代了舜帝，成为华夏族最后一个公推的首领。之后他又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惯例，直接将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血统传承的朝代——夏朝，由此诞生。
·注·
准确地说，在当时，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他们的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的禹，以及契、稷、伯益。有意思的是，这四位正分别是后世夏、商、周、秦四朝的先祖。
治水工程完结之后，四大部族都接受了舜帝的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姓；稷部族姬姓；皋陶、伯益部族嬴姓。
最早的“姓”与后世所言并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贵族才有的概念，普通人是没有“姓”的。此外，“姓”由一族人所共有，一族有姓，即说明他们对所在区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荣誉和权力，也就是说，姒、子、姬、嬴四族是当时中国最为显赫的大族。
至于所谓某某氏，其实要看你所在的地方，比如商鞅，最早在卫国，所以叫卫鞅，得了商於封地以后，就改称商鞅。
又比如始皇帝嬴政。武王灭商以后，因为嬴姓部族站错了队，被周人流放，其中一支到了后来的赵国，所以他们就是嬴姓赵氏，另一支去了后来的秦国，严格来说就是嬴姓秦氏。有人认为嬴政其实应该叫“赵政”，其实在他回国以后，叫他“秦政”可能还更靠谱一点。当然，作为王室成员，当时人家真正的称谓应该是“秦王子政”，继位之后，就该叫“秦王政”。
同理，《封神榜》里著名的反派“崇侯虎”，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个称呼并不是说他姓“崇”，真正的意思是：崇国国君、爵位为侯爵、名“虎”。
不过为了不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混乱，所以书中的称谓都是按照我们通常的习惯来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姓氏体系自春秋时代就开始趋于模糊，到战国后期，已经基本实现了姓、氏融合，人人有姓（日本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人人有姓）。
纣王自焚：背锅侠能力太强
有一部爆火的国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人气最高的角色不是配角就是反派，比如著名的背锅侠李达康书记。我们这里也要说一个背锅侠的故事，主角就是背锅侠的祖宗商纣王。我们印象里的商纣王，既是暴君又是昏君，从周武王灭商算下来，纣王的这个锅一背就背了三千多年。
多数人对商朝和纣王的印象都是从电视剧《封神榜》里获得的，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封神榜》应该叫“大型玄幻仙侠古装剧”。它的原型《封神演义》（也称《封神榜》）只是一部小说，作者许仲琳是明朝人，距离纣王的年代差着小三千年。《封神演义》是根据民间传说来写的，拿它看商朝和拿《西游记》看唐朝一样不靠谱。
按照周秦时代的文献记载，历史上真正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少有的“牛人”。史书对纣王是这么描述的：博闻广识、反应机敏、能言善辩；孔武有力，能赤手空拳制服猛兽。简单概括就是文武双全，而且很可能还是个偏硬汉形象的大帅哥。这样一个能力不凡的君王，为什么最后却落个国破身死的下场呢？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要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要先把几个概念明确一下：品行、能力、实力和大环境。
事实上，品行好、能力强的人从来不是理所应当就该成功的。对于一个君王而言，私德这个东西，讨论的意义并不大，他好不好色，生活奢不奢侈，其实跟国家治理得好不好没太大关系。所谓家天下，整个国家都是他们家的，从动机上说，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理由祸害自己家的产业。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如果抛开能力而言，君王的私德再好也惠及不了几个人，不好也祸害不了几个人，真正能影响一国的，是看他能不能协调好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对普通人而言，我们当然绝不能忽视道德的价值，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对一个人道德的评判绝不能代替对他个人能力和利益取向的判断。而对一个管理者来说，用一个“好人”和用对了人，往往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关于能力，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商纣王的个人能力其实是非常强悍的——能文能武。
至于实力，从现今出土的文物和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商朝的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远远强过周，问题是，国家的实力强不等于国君的实力就一定强。夏商周时期的国家其实就像是现在的股份有限公司，国君就是董事长，贵族是董事会的大股东，但是董事长手里的股权比重其实并不大，远远达不到对什么事情都能一票否决。我们前面一直强调说，两三千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其实更接近现在人的生活状态，因为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领导者都很少能做到说一不二。
而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大环境上。商纣王从他父亲子羡手里接手这个全中国最大的股份公司的时候，其实公司的情况并不怎么好，甚至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东面有东夷族不断叛乱，西面的西岐，也就是周方国，也开始蠢蠢欲动。最早的时候，周和商的关系有点像安禄山和李唐的关系，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周的自主权更大，算是一家小公司对另一家大公司参股，商连控股权都算不上。
初期两家基本算是相安无事，随着周的实力越来越强，商开始坐不住了，最终两边的关系彻底破裂。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季历就是死在商纣王的爷爷文丁手里的，两家至此成了世仇。
而商朝内部，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正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贵族把持着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和政治权力，百姓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累，而最终要为这个局面埋单的只能是纣王他们一家。
纣王登基以后，很快就在内政外交上有了一系列的新举措。对外，开始集中力量征讨东夷族叛乱。我们知道，任何时候，对国家和企业而言，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是最麻烦的。这种时候，把握好时间差，集中力量先解决掉相对弱势的问题可能是最好的方案，虽然这样明显带有赌的性质，但是至少赢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赌，那就只能等死。而且这个时候商的实力不弱，早赌好过晚赌，再晚几年，国家在众多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拖累下，可能连赌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内政。纣王登基以后，随即开始对垄断政治资源的贵族下手。当时商朝的官位事实上已经都成世袭的了，丞相的儿子还是丞相，将军的儿子还是将军。纣王登基以后，一方面打压贵族出身的官员，一方面开始大量从平民甚至奴隶阶层选拔人才，同时还宣布，贵族的奴隶只要进入朝歌，就可以算自由民。这从人性、从文明角度来说显然是历史的进步。而当时纣王的考虑，应该说更具体，从草根阶层选拔人才，可以给早已腐朽的官场注入新鲜血液，打破既得利益阶层对权力的垄断。而奴隶在当时，本质上是贵族重要的私有财产，给奴隶自由也是在削减贵族手里的资源。《封神榜》里说纣王滥杀大臣，原因追根溯源其实就是从这来的。
除此以外，纣王还开始逐渐减少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一度非常迷信神鬼，当时大到打仗，小到盖房子都要占卜，这导致祭司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就算国君心知肚明占卜是怎么回事，可是为了稳定人心，占卜是不能废除的。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件事最后能不能办成，很大程度上全凭祭司的一张嘴，他要是说占卜结果是“大凶”，这事还怎么做？之前的历代商王都是以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了纣王这一代，已经没有时间也没资源来和稀泥，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硬“怼”，直接宣布所有人都不许再信这一套，这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移风易俗”和“反对封建迷信”。可以说商纣王的眼光非常准，他的几项改革措施都直击要害，可是正因为他看得实在太准了，才导致了后面一系列悲剧。
纣王登基以后，随即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弊政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早已驾轻就熟的获利工具，你把它革掉实质上就是断人财路，对上层而言，这可比杀人父母都要严重。在和贵族的权力斗争中，纣王已经对不少元老大臣开了杀戒，可照样还是压制不住对方的反扑。前面我们提过，商朝本质上就是一个股份公司，而商纣王作为董事长根本做不到绝对控股。
就在这个时候，周武王开始率军东进，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武王伐纣。在出兵之前，周武王姬发给纣王列出六条罪状：
1．好喝酒；
2．听信妇人言；
3．自信有天命；
4．不祭祀神明祖先；
5．不重用贵族；
6．任用“小人”。
前面几条显然都是拿来凑数的，关键在于后两条。在古汉语里，“君子”和“小人”的意思最早不是说道德水准的好坏，而是指社会地位，所谓小人其实就是指草根阶层。周武王的这几句话显然不是说给自己人听的，而是说给商朝的贵族们听的。他是在提醒这些贵族，纣王才是那个断了他们财路的敌人。周武王的话还有一层意思，既然我说纣王的改革举措是错的，那么今后如果我得了天下，就会把纣王的改革废除掉。果不其然，大量的商朝贵族背叛了纣王，这里面级别最高的是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微子。
众多贵族官员的叛变，导致了商王朝的国家机器彻底瘫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周的好几万军队从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出发，一路连打带杀，不远万里推进到河南新乡。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大的动静，纣王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始终把主力军队放在东部和东夷族打仗，唯一的解释是，朝廷内部已经没几个真正的自己人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纣王临时拼凑军队和周的军队进行了一场极为惨烈的决战，也就是牧野之战，“流血漂杵”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战败后，纣王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君王的最后尊严，选择和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妃子一起自焚而死。人要是想自杀，其实办法很多，自焚是最痛苦的一种。纣王之所以选择这么惨烈的死法，就是为了彻底毁掉自己的尸体，让周武王连拿着自己首级炫耀的机会都没有。
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商纣王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正确的，可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无奈，正确的未必就一定能够成功。商朝的种种政策弊端已经累积了数百年，各既得利益阶层早已是树大根深，彼此的关系盘根错节，甚至连商王室都是这个利益关系网中的一员。这就好比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人，如果保持现状，就会被疾病慢慢吞噬掉生命，可如果上了手术台，结果很可能就是直接毙命。
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往往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处的企业里面到处都是毛病，而且这些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要纠正似乎很容易。那么，为什么没人去做呢？通常情况下，很多人开始在有关责任人的道德、能力上找原因。如果对照发生在三千年前的故事，我们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单靠几个人，无论是明君还是能臣，其实都改变不了大局。个人能力自然是不能缺少的，但归根到底，要想改变点什么，首先要有合适的大环境和足够的实力。最先需要改变的是众多人的利益关系，这里面所涉及的人越多、利益关系越复杂，改革的难度也就越大。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成功的变革就是逆天改命，而这样的案例，历史上也的确是存在的。
吴起之死：权力的理解偏差
前两年曾经有一部非常火爆的古装剧《琅琊榜》，里面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主角——梅长苏。所谓“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文能帮你算计皇兄得大位，武能以少胜多破危局，而且还有情有义有情怀。其实在历史上，还真有一位在设定上非常接近“江左梅郎”的人物，就是战国初期的吴起，他身上甚至比小说里的梅长苏，更多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吴起的一生，概括下来就是：大荣大辱、大无大有、大起大落。战国时期数得上名字的学派，他一个人就占了三家——儒、兵、法。论儒家，他的老师是曾子——地位不亚于孔孟；论兵家，吴起一生大战七十六次，无一败绩，还差点把秦国灭了国，春秋战国时代唯一可与他比肩的，只有后来的战神白起；论法家，吴起在中国法学历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和李悝、商鞅、韩非子相提并论。
之所以说吴起是大荣大辱，是因为吴起的一生背负了太多的非议和误解。而究其根由，很可能和他当初在鲁国的经历有关。
吴起出生在卫国的一个富裕家庭中，家境富而不贵，有钱没门路。论出身吴起远不如作为皇帝外甥的梅长苏，但这样的家庭，让他有机会得到比平民子弟更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天天看着父母操持家业，耳濡目染之间，他也更能理解，个人奋斗所需的是坚韧。
但是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对比那些贵族高干子弟，用《人民的名义》里的话说，就是天然缺乏政治资源，也就是人脉。此外，他们对于“权力”“权谋”的理解，对比贵族子弟，首先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个问题的存在，很可能就决定了吴起后来的结局。
卫国是殷商后裔，民风富有商业精神，老百姓脑子普遍比较活泛，国家也很富裕，所以比较容易出人才。但是从政治上来看，这个国家不过就是一个上层早已糜烂不堪的小国，阶层固化，统治者毫无进取之心，在“国际”上毫无影响力，根本无法给人才提供发展空间。以吴起的出身，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做官肯定是门都没有。可少年的吴起，却不甘心做个富家翁，而是立志要从政。
在求官的过程中，吴起花光了家里的钱，结果一无所获，有一次还遭遇了“校园暴力”，被十几个恶少同学给堵在了半道上。这种斗殴是最容易出人命的，吴起手上出了人命，于是他只能跑到临近的鲁国。
这次逃亡，却意外地让吴起因祸得福，他先是拜在了曾子门下为徒，后来又娶了齐国大夫田和的女儿为妻。曾子是儒家大师，而儒家对道德又非常严苛，仅从这点上说，我们就可以相信，吴起在卫国时根本不会有那些传说中的道德污点。结果好景不长，吴起很快就和自己的老师闹翻了，从后面他在兵家和法家上的造诣看，闹翻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学术分歧。但曾子给出的理由是，吴起母亲死了却不回去奔丧。吴起是因为杀了人跑出来的，他能回得去吗？
吴起在鲁国又待了些日子后，齐国大军准备打鲁国。当时，鲁国的情况其实比卫国好不到哪儿去，都是人畜无害的小国，内部也都谈不上政治清明。而齐国在当时是超级大国，所以这场战争对鲁国来说是灭顶之灾。对于腐烂、僵化的系统而言，危机是唯一可能让他们回归正常的东西。那些靠裙带关系上来的贵族子弟，谁也不愿意去领兵抵抗，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战败的责任。这就给了吴起机会，让他成了鲁国的领军大将。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草根逆袭”究竟有多不易，吴起最多只能算是准草根。你的本事必须远远超乎常人，而你的机会，很可能是那些肉食者碰都不愿意碰的“垃圾股”，而即便如此，你也仅仅是“可能”成功而已——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些励志鸡汤太当回事。
吴起率领两万军队，奇迹般地打败了齐国的八万大军，一时间声名大振。结果等待他的不是奖赏，而是鲁国上层对他的集体批判，而这些批判，无一例外都是在拿道德说事。从古至今，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始终应该秉承一个处世铁则，就是德需自律，而不能律人。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根本无法量化，甚至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我们看看如今网络上的种种关于道德的争论就该清楚。反过来说，拿道德说事，就很可能怎么说都有理。只拿道德说事，往往意味着在实际利益或是法律层面，对方根本挑不出毛病，而这还没考虑造谣的可能性。
最有意思的是，所有关于吴起道德污点的记载都来自鲁国。那问题就来了，吴起先前在卫国好好的，在魏国、楚国也没什么丑闻，可偏偏在你鲁国这个君子之国，就完全是个“人渣”，这符合逻辑吗？
如果你所在的企业，内部道德流氓横行，高层成天务虚不务实，那么这样的企业，只要不愁吃饭，不留也罢。我们自己在为人处世上，也要尽量避免形成过分的道德“洁癖”。对于领导者来说，如果你身边有人用和业务无关的私德问题来向你“控诉”他人时，你首先需要警惕的不是被举报者，而恰恰是这个举报人。
吴起一气之下去了魏国。那时候，人们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本质上和现在跳槽的性质差不多，更别说吴起就是平民，和国君连亲戚都算不上。当时魏国的国君正是一代雄主魏文侯。吴起在魏文侯麾下，先是做了河西郡太守，光靠十万魏军，就把当时尚有二十万军队的秦国折腾得奄奄一息，差一点就宣告破产。后来吴起做了魏国上将军，对魏国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我们知道，同样职业化的斯巴达勇士，真正能打仗的其实也就万数来号人，而吴起组建的魏武卒一共是五万人，他们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以平局告终。
吴起还写了实际价值超过《孙子兵法》的《吴起兵法》。《吴起兵法》里面主要讲的不是什么哲学思想，也不是计谋技巧，而是军队的制度建设和保障。任何竞争，归根到底都是实力的比拼，魏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体量和实力都已经足够大了，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自己不出错，只要不出错，那么你就可以靠实力优势压垮一切竞争者。今天我们的企业管理者，看看《吴起兵法》，或许会比看看随处可见的《孙子兵法》更有现实意义。
吴起对下属的管理就是冰山烈焰。一方面，他可以和最基层的士兵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下属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言必信，信必果，“徙木立信”最早其实就是吴起搞的，后来商鞅只是照着学了一遍；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军法，吴起执法毫不留情，只要是违犯军纪、不听号令，即便是取胜了，那你回来也必死无疑。一次违纪所带来的侥幸胜利，绝对抵偿不了纪律松懈所带来的破坏，所以从理智上说，特事特办并不算什么聪明的选择，因为此例一出，下必为例。
而随着吴起位极人臣，他对权力和权谋理解浅薄和理想化的缺陷，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般说来，人的精力有限，做事和做人，有一长必有一短，能做到“佛心鬼手”的，少之又少。吴起的福星魏文侯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魏武侯成了吴起新一任的董事长，这样一来吴起就成了前朝老臣，而且威望和实际权力又都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新老板对这位老员工自然不太放心。国君要把公主许配给吴起，结果吴起拒绝了老板的好意。吴起的这个举动进一步强化了新老板的疑心，再加上一堆新贵的排挤，没过多久，他就无法在魏国立足了。
此时距离吴起离开家，已经有三十多年，按岁数说，吴起这个时候正好处于职场中的“舒适区间”。可是这三十年他也没闲着，不但兵家老本行一点没扔，还从魏国老丞相李悝那学了全套的法家理论。由于他不停地扩展自己的能力，从魏国高管的岗位上离职以后，他很快就又在另一个大企业楚国谋得了CEO的职位。
吴起在楚国，从之前指挥打仗的将领，一下子提升成了令尹，随即开始了变法，对楚国进行改制重组。原先的楚国其实更像是一个松散的股份制公司，包括国君在内，所有股东都只能算参股，这种情况下扯皮就是难以避免。而吴起要做的，正是改变这种局面，让楚悼王能够做到绝对控股。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改革，归结起来说，本质上和商纣王所做的差不多，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绝对正确的事。简单概括起来，吴起所做的事就是强化中央集权、打击既得利益阶层、向底层平民释放利益。比如说削减贵族封地，打破爵位世袭，建立职业官僚制度——放在企业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打击游说集团——也就是俗称的“掮客”。楚国的很多大家族要是追溯起来，历史可以追到殷商时代，绝对算得上是树大根深。而吴起作为一个外来户，除了楚悼王的支持，根本没有自己的基本盘。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变法开始不久，支持吴起的楚悼王就突然病逝，当时吴起正在外指挥打仗。如果吴起真像传说中那样是个极度自私的小人，这个时候赶紧逃亡，或者干脆率军反叛，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吴起却选择了回国都奔丧，而此时，几大家族都已经设好了伏兵要截杀他，这一去绝对是有去无回。在楚王的灵堂上，几百名弓箭手包围了吴起，而吴起却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一下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一阵乱箭之后，两个人的尸体被箭牢牢地钉在了一起，无法分开。
因为侮辱了楚王的尸体，十几户参与暗杀的贵族被全族诛杀。在最后一刻，吴起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企图保住改革的成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比小说还精彩的人生。若论情怀，吴起并不比屈原差，只不过他所忠于的是自己的功业和理想，即便如此，楚国最终也不过是八分旧，两分新。
我们总说“命运”，大到一国，小到一个机构，利益格局其实就是“命”，而人才是“运”，改革改的不是运，而是命。任何变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利益关系的改变。如果改革仅仅靠一个人的决心和才智，那么无论他多强悍，最终都是难以完成的。改革之难，就难在“逆天改命”。
韩非入秦：阴谋与阳谋
之前我们说李斯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李斯在齐国稷下学宫荀子门下留学时，有一个富二代的同学韩非，学成毕业以后，李斯和韩非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当李斯还在吕不韦门下兢兢业业做一个小助理的时候，韩非已经回国潜心钻研学问去了——普通人需要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在他那里是根本不用考虑的。
几年以后，韩非发表了他的学术著作《韩非子》，一时间成了著名的国际学者，在法家学术界的地位，甚至可以和李悝、商鞅、慎道这些人比肩。而秦王嬴政也是韩非的铁杆粉丝。
嬴政亲政以后，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也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韩非所在的韩国，是六国里国力最弱的一个，这个国家恰恰又地处战略要冲。很自然，韩国成了秦国的第一个目标。
在秦国备战的同时，嬴政给韩王下了通牒，要求把韩非送到秦国来，这就和拿着枪出去抢劫一样。韩国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把韩非送到秦国。而韩非一到秦国，就被嬴政奉为上宾，成了秦王的高级顾问。
嬴政之所以在开战之前把一个敌国的王族子弟拉过来，可能有两层考虑。从理想层面说，嬴政确实是惜才爱才，把韩非强行要过来就可以避免在后面的灭国大战中波及他，而且还不会给韩非制造道德压力，因为他是被韩王迫于压力送到秦国的，和他本人没关系。
从现实考虑是，当时嬴政身边确实缺人。蒙恬、蒙毅兄弟虽然和嬴政关系很近，但毕竟是军人，不能干政。廷尉李斯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占了一个先到先得的便宜，嬴政当时不用他也没有更合适的人了。朝堂上一眼望去，基本就是吕不韦留下的老班底，这些人的政治诉求和吕不韦没什么不同，比如像丞相王绾，动不动就想着逼宫改制。
秦孝公有商鞅辅佐，秦惠文王有张仪辅佐，秦昭襄王有范雎，嬴政何尝不想身边有一个相才可用。韩非是商鞅之后的又一个法家大才，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不好说，做高级顾问出谋划策是足够了。而且他和此前的商鞅、张仪、范雎一样，都是外国人，和秦国内部的各派势力没什么利益瓜葛，可以让朝堂格局变得对嬴政有利，灭韩国，韩非也无须再背负道德压力，所以从理论上说，韩非确实可以为秦所用。
战国时的文化氛围，还不存在无条件忠诚于谁的问题，人们普遍崇尚实力，看重实际利益。一个人从一国到另一国，其实和公司人员跳槽的性质差不多。韩非是韩王室成员，你让他和韩国为敌确实不太可能，但如果过了这一关，其他的就不是问题了。
应该说嬴政这个考虑是很合理的。假如得以实现，以韩非为相，或许就可以避免统一后王绾几次三番带着群臣逼宫，让秦廷矛盾激化。之后的焚书坑儒、国家投资过热等一系列悲剧，也可能会改写。
然而历史终归是不能假设的。韩非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履行起高级顾问的职责，开始主动献策。韩非力劝嬴政先别打韩国，这个倒是还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他的祖国。可是韩非力主秦国南下灭楚，这就完全是不怀好意了。后来的情况说明这真的是不怀好意，秦在先后消灭掉韩、赵、燕、魏四国，后方及侧翼基本无忧的情况下，以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都以失败告终，最后由资历最高的王翦率军六十万军队，历时一年才摆平了楚国。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秦国真要是一开始就打它，到时候谁灭谁恐怕都两说。更要命的是，当时不少秦国高官真信了韩非的话，朝堂之上形成了两派完全相反的意见，导致秦国的灭六国准备工作，因此停滞了有两三年。
一个人说了不正确的话也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吗？答案是：真的有，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一些完全反常识的话，如果是通过某些专家学者的嘴说出来，即便再不合理，很多人也会相信，久而久之，“专家”“学者”在一些场合就干脆成了贬义词了。
事情不止如此。韩非还以私德不检为理由，力主嬴政杀掉负责情报工作的大臣姚贾，这位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中情局局长的角色。韩非的这个提议还真有人跟着应和。
嬴政慢慢感觉到苗头不对。
其实韩非入秦，就是一名战略间谍。这是他的自作主张，还是韩国官方的谋划，无从得知。如果韩非仅仅像徐庶入曹营那样，不献一策，那嬴政多半会一直养着他，可是他所力主的优先攻楚，假如真的做起来，很可能会重创秦国，届时即便秦国能挺得住，在嬴政这一辈上，也基本没可能再有作为了。
韩非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秦的国家安全，嬴政再爱才，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处死韩非。传说中李斯因为嫉妒韩非而杀了他，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即便你是廷尉，要绕开秦王和整个秦国司法体系，去做掉这么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人物，这难度和风险都实在太大。当然，促使嬴政下决心杀韩非，在一旁推波助澜这种事情，依照李斯追求绝对安全感的个性，倒是真做得出来。
韩非这件事做得对不对，我们还真没法评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以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如果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不能把“忠诚”看做是一种罪恶，只能说这是他的选择。
回顾战国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企图靠阴谋来扭转乾坤的事，韩国人其实不是第一次干了。更著名的一次，是派经济间谍郑国到秦国，说服丞相吕不韦上马郑国渠工程。韩国人想的是，靠这个工程拖垮秦国的财政。结果没承想，韩国大大低估了秦的国力，秦国在郑国渠上耗了五年时间，最后还真给修成了，把四万顷荒地改造成了良田。其实在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嬴政就已经发现郑国是间谍了，结果不但没处置他，还把他收编了过来，继续把这个工程搞完。这件事韩国弄巧成拙。
因为国力弱小，没办法正面和对手硬杠，韩国历来都非常看重类似的阴谋，总是想着靠这种奇谋妙算，来一巧破千斤。
韩昭侯时代的丞相申不害，就奉行法家术治，更是把这个喜好阴谋的传统推到了极致。所谓术治，简单说就是把国家的管理分为明暗两部分，明的是看得见的法律，暗的是看不见的帝王之术，后者本质上和现在的所谓“职场36计”之类的东西差不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历朝历代，皇帝都讲究一个天威难测，这就让下面的官员摸不准他的脾气，自己的一句话会让君王高兴还是愤怒都不好说。如此一来，群臣就得像陪伴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一样，小心侍奉君王。类似的手段，如今在办公室政治当中，同样是不新鲜的。
这种“术治”，或者说是阴谋，形式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要么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之上，要么是需要把几样关键信息隐藏起来，秘不示人。总之，在整个布局当中会留下几个罩门，这些要素往往是布局的人所无法完全控制的，一旦为人所知，立马满盘皆输。比如韩非和郑国渠，这两场战略欺骗能否达成，完全取决于秦国的君王和高官是否一定会迷信权威，以及这中间不会有一点消息走漏，而这两点，确实是韩国人所没法控制的。
韩国缺乏硬实力，所以迷信这种近乎“小聪明”的路子，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对秦国的硬实力有所消耗。
公元前230年，秦最终发动了灭韩之战，因为实力对比悬殊，这一仗打得实在没有悬念，以至于《史记》关于韩的灭亡，一共就写了十七个字。
一切阴谋，其中总会存在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从概率上说，这些问题终归存在爆发的可能。随着计划的复杂化，不可控的要素必然会不断增加，那么计划失败的概率自然也会越来越大，这也是阴谋论并不现实的原因所在。我们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企图靠隐瞒真相来达成某种目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如今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么做更加不现实。
阴谋与阳谋，术制与法制，应该说它们是完全对立的。
所谓阳谋，就是根据现有条件，在不影响别人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光明正大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资源配置，来达成自己的目标。通俗点说就是：立足自身，固本培元。
而所谓法制，就是要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同一个明晰、公开的法律体系当中，统一加以规范。
那么阴谋与阳谋，术制与法制，孰优孰劣，自然不言而喻。
赵武灵王：制度比个人更有用
那么面对改革，历史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如何搅局的呢？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思维普遍还属于直来直去的模式，所以面对改革，既得利益阶层最开始的反抗手段也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你损我的利益，我就直接造你的反，最典型的就是楚国的吴起变法。楚悼王对楚国的掌控力原本就不怎么样，而吴起的改革措施又过于凌厉，直接一刀子切在了贵族阶层最在乎的要害之处，结果楚悼王一死，既得利益集团马上撕破脸皮，在楚王的灵堂上就发动了兵变，吴起被事先埋伏好的弓箭手乱箭射死。
这种硬“怼”的方式，结果往往都是两败俱伤。吴起被射杀以后，新政绝大部分都被废除了，直接参与叛乱的贵族也都被满门抄斩了。
而赵武灵王在赵国的改革，最终也被既得利益集团给“怼”回去了。他们的手段很高明，是利用王族内部的矛盾，把这个局破解的。
赵国的变法改革，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这个提法表面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军队方面的改革，也顺便改了一下大臣们的着装。但实际上，赵武灵王的真正意图是削藩。因为赵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就是军事贵族，赵王搞军改，其实就是为了削弱这些军事贵族手里的权力，或者叫政治资本。一旦这个最大的本钱没了，贵族们就再没筹码和中央政府叫板了。
最开始的时候，赵国中央政府连贵族封地的税都收不上来，改革以后，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还是留有后患。
赵国名将赵奢，也就是赵括的爸爸，最早就是负责向地方征税的。当初因为要向平原君赵胜收税，赵奢差点死在平原君手里。我们合理推想一下，赵奢当初收税应该是得罪了不少贵族，因为后来秦赵的长平之战，赵国已经打成了一个死局，这时候赵括被推到前线替下廉颇，最终战死沙场，承担了整场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这件事现在看来，依然是细思极恐啊……
言归正题。因为赵武灵王赵雍是个非常强势的君王，政治手段也比较高明，所以依靠个人权威，这位赵王基本就可以在朝堂上压住各个集团。“大事赖独断，而不赖众谋”这句话，就是从赵武灵王这儿来的，这就有点一言堂的意思。赵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强推下去的，而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实惠，赵国的综合国力也开始得到强化，以至于连秦国，对它都开始犯怵了。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赵武灵王的家里出问题。在继承人问题上，赵武灵王要废长立幼。或许是有长远的打算，或许就是个人偏爱，总之，赵武灵王在太子赵章没什么过错的情况下，强行废了太子，还把赵章派到边疆地区指挥边防军，这事实上和发配差不多。与此同时，赵武灵王宣布立小儿子赵何为新的储君。整件事和他平时做事的风格是一个路子，强悍、独断、不留余地。
问题是赵章当时已经二十多岁，在太子之位上早就形成了自己稳固的势力，而赵何那个时候才十岁。这种情况下，显然新储君在未来登基以后，位置是难以坐稳的。这个时候，赵武灵王又表现出了他行事风格的另一面：天马行空、不按常理出牌。
赵武灵王紧接着宣布退位，赵何继位为赵王。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就该是太上皇了，可是，他给自己发明了一个词——“主父”。相传复姓“主父”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赵武灵王的后人，比如西汉时的主父偃。赵武灵王发明的这个身份并不是像太上皇那样什么都不做，光是享享清福。
按照他的设计，小儿子赵何做了赵王以后，主要就是监督内政，具体操作自然有一班大臣来搞，而赵武灵王自己则继续抓着军队的指挥权。赵武灵王这么做，就是想将自己的小儿子扶上马再送一程。把儿子扶上王位，他自己手握军队控制全局，这么做，对比赵武灵王死了以后赵何再继位，赵国的权力交接确实会更稳定不少。
这个原理放在现在也是适用的，任何的权力交接，如果能设计一个合理的过渡阶段，肯定会比一刀切模式稳定很多。赵武灵王布的这个局虽说是不按常理，但确实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按部就班往下走，可能最后真就做成了。
偏偏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赵何登基四年以后，赵武灵王赵雍自然也老了。一个人年轻时非常强悍、独断专行，一旦上了岁数，心往往就会变得软下来。对常人来说这很正常，但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就未必是好事了。
这四年里，被废黜的太子赵章，自然是和父亲、弟弟疏远了，但也没闹。这么一来，赵武灵王自然会觉得，过去做得太绝情，亏欠了大儿子。当时赵国灭中山国的战争赵章也参加了，于是赵武灵王就借这个由头，给赵章记了一功，封为安阳君，有了自己的封地。这么一来，废太子在朝堂的人脉自然又被激活了，先前唯恐避之不及的，如今又都来巴结了。不仅如此，废太子赵章又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手里有钱、有粮、有人，还有私兵。
有一次赵国高层开年度大会，赵章冲着王座上还是小孩儿的赵何行君臣大礼，赵武灵王看见，心里不是滋味，结果一激动，又冒出一个天马行空的念头。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不如干脆把赵国一分为二，他们哥俩一人一半。
赵武灵王显然是老糊涂了，那个时候的诸侯国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别人灭国，就算是为了保命，大家都尽可能地做大做强自己，如今你主动把自己给拆分了，这不是在找死吗？
赵武灵王这个主意冒出来后，相国肥义磨破了嘴皮子，好说歹说总算是让赵武灵王打消了这个念头。老头的脑洞暂时给堵上了，可麻烦也来了。赵武灵王要分国家的话，肥义这些大臣们听到了，废太子赵章自然也听到了。
从为人处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打一棍子再给个甜枣，这并不是什么情况都适用的。权力斗争原本就是零和游戏，更何况你从人家手里拿走的是一个王位。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原本应该不动声色地进一步削弱废太子的势力，在个人待遇方面，以财富加以安抚，如此才能逐步断了废太子继续争夺权力的念想。
可如今你给他的不仅是待遇的改善，还有政治资源，这样就等于让他有了继续争下去的希望。这样还不够，把国家一分为二的念头都说出来了，用这么大的蛋糕去诱惑他，诱惑完了，又宣布刚才说的都不算。这个时候废太子心里的权欲、征服心都被激活了，在这样反复的心理冲击之下，他对自己父亲的恨意早已压过了父子亲情。
得罪一个人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可得罪以后又想往回找补，换来的可能会是一件更麻烦的事。
赵武灵王父子间的这道裂痕，对改革的反对派们而言，无异于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赵武灵王同父异母的兄弟赵成，还有赵成的谋士李兑，两人在废太子赵章背后一顿挑唆。赵章原本就是满怀愤懑和怨恨，手里又一切资源齐备，于是就举兵反叛，要武力夺权。
结果没承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赵章前脚举兵，赵成、李兑后脚就带兵来勤王。他们击败了攻打王宫的叛军，顺势控制了当时还是小孩的赵王赵何。兵败的赵章被他们撵到赵武灵王的行宫里，然后赵成理所应当地下令封锁行宫。最终，赵章被赵成、李兑处死，赵武灵王也被所谓的勤王大军困在了行宫里。这一困就长达三个月，最后活活把赵武灵王饿死在行宫里。
至此，年幼的赵何成了赵成、李兑手里的傀儡。赵武灵王时代围绕削藩所提出的种种政策，多数也都被废除，赵国的改革就此算是完败。
赵武灵王这个称呼，是赵雍死了以后的谥号，在古汉语里，“灵”这个字并不是一个好词儿，它代表的意思是瞎胡闹、瞎折腾，以“灵”为谥号，也就等于赵国官方彻底否定了赵武灵王。对比楚国贵族傻呵呵的直接造反，赵成、李兑的谋划要高明得多，人家是打着勤王的旗号，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
有这么几个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而论，赵武灵王虽然才智过人，且胸怀大志，但他个人过于迷信权威主义。赵国变法改革，完全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权威之上。雷厉风行、乾纲独断的做事风格，确实能在短时期内改变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面貌，但也仅止于此。这就好比灭火只灭了明火，却没有灭暗火。
强人总有老去的一天。缺乏相应的制度建设，没有为改革建立新的基本盘，依靠利益受损的旧势力来治理国家，这些都注定了赵国的新政难以持久。
以齐家而论，从前面的故事来看，赵武灵王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而他的家庭内部的问题，最终也给了政治对手以可乘之机。从古到今，公事和家事，某些情况下是息息相关的。处理不好后院，前院最终也是会起火的。
归结起来，赵国改革的反对派靠的还是武力，其实旧势力“怼”改革，不光有武的，还有文的。
完璧归赵：眼界决定成败
很多时候，一件事究竟是好是坏，办得妥与不妥，你光盯着事情本身，是看不出所以然的，只有把它放在一个大环境下全面审视，才能看清楚。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完璧归赵”，里面的主角蔺相如因为这个历史典故被传颂了几千年，但这件事其实经不起细琢磨。如果放在战国时代的大环境下去看，这其实是一个外交失败的经典案例。
这个故事通常都是这样说的：秦王看上了赵国一块叫做“和氏璧”的稀世美玉，就提出要拿十五座城来换。赵王怕秦王赖账，于是就让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几番斗智斗勇下来，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
细琢磨下来，这个故事其实挺不靠谱的。在蔺相如所处的战国中期，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三百多年的乱世，列国之间的战略态势在本质上和近现代的欧洲基本一样。那种环境下，人们的思维都是非常成熟和务实的，不成熟、不务实早就被淘汰掉了。
在稍不留神就可能国破家亡的环境下，哪个国君会头脑发热，拿本国的城池换一块好看的石头回来？其实这件事里面，最不重要的恰恰就是和氏璧。秦国之所以提出要拿十五座城换赵国的和氏璧，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次战略试探。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张仪连横伐交，到了秦昭襄王嬴稷这一代，已经成了最强大的诸侯国。在完璧归赵这件事之前，从理论上说，当时能主动给秦国制造麻烦的，只剩下南边的楚国和北边的赵国，秦国的战略重点也是这两国。相对来说，楚比赵在军事上要更弱一点，所以更好打。秦国要打楚国，首先就要先稳住赵国，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局面。而要稳住赵国，那就必须先要摸清它的底儿。
赵国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赵武灵王变法改革，让赵国一度强大到严重威胁秦国北部安全的地步。可是赵国爆发政变，赵武灵王被困在沙丘行宫中活活饿死，赵何（史称赵惠文王）成了赵成和权臣李兑手中的傀儡国君，赵国的国势由此急转直下。又过了几年，赵成病死，李兑被逐出赵国，赵惠文王才成了名正言顺的赵王。赵王的处境虽然开始好转，可是经过这么一连串的折腾以后，赵国面对秦国究竟有多少底气，这还真不好说。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很熟悉了，赵王偶然间得到了一块罕见的宝玉，也就是著名的和氏璧，秦王抓住机会，提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要求：用秦十五座城来换赵王的和氏璧。
这件事搁在当时看也是很不靠谱的。宝玉再稀有，但它终归就是一件玩物，而城池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但这件事妙就妙在这个“不靠谱”上。因为越是这样，越能够强化你的检验效果。后来赵高“指鹿为马”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指鹿为马这件事荒唐，他才能一下子分辨出朝堂上哪些人对他死心塌地，连脸都可以不要。
面对嬴稷的这个要求，赵王该如何接招？
所谓“反常必妖”，当一个并不傻的人突然做出某种看似不可理解的事，这时候你就该注意了，他很可能还有别的意思。如果赵国君臣的眼界能够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件事其实非常凶险，压根不是一块玉的事。一旦秦国有机会打残了楚国，那么下一个倒霉的会是谁？只能是赵国。
赵惠文王最好的应对策略就该是一口回绝，这样秦王摸不透自己的底牌，后面才有机会保持这个均势的局面。可偏偏当时谁也没看出这一点，赵王没有，蔺相如也没有。蔺相如建议赵王答应秦国的要求，理由是：如果秦国不给城，秦国不占理；要是不答应秦国，那不占理的就是赵国。总之，说来说去他的注意力就没跑出这块玉去。
由此开始，其实后面的故事无论多精彩都已经失去意义了。这么不靠谱的要求赵王都答应了，就说明赵国从心底对秦国是怀有畏惧的。到此，秦国的战略试探基本就已经完成了。
眼界决定成败，眼界过低，很可能事情早就办砸了你还浑然不知。
这个道理放到现在依然是有用的。我们写报告、论文的时候，领导或是你的导师都会要求你，起头的时候尽可能“格局大一点”，比如说一说国际形势，说一说行业走向，等等。如此这般，久而久之，干脆就成了一个仪式性的东西，究竟这些“高大上”的问题和你手边做的事有什么具体联系，很多人并没有真去考虑过，只不过是别人要求你写，你就照着做罢了。而事实上很多人乃至企业，最后吃亏往往就吃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上。
举个例子，假如你的企业准备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投资海外，那么仅仅去做一个一般商业盈亏层面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投资国的社会概况，这些听起来远在天边的东西，在未来都可以直接决定你的项目乃至你的员工身家性命的存亡。
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新鲜。从利比亚到伊拉克，我国的海外投资项目多次因为相关国家的战乱而遭受严重损失，甚至中方人员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事实上这些战争的爆发并不是毫无征兆的，你不可能预测那里会在几月几号出什么样的乱子，但是只要有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致的概率，还是没问题的。
当然，眼界宽格局大，也不一定就能保证成功，这个还要看你的实力和大环境的好坏。把周围看清楚未必能让我们明明白白地活，但起码不会稀里糊涂地死。
“完璧归赵”里的主角蔺相如，从这个人身上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并不是领导者看不到下面人的能力，而是能力未必就是领导者最看重的东西。历史上关于蔺相如的记载，就是“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这两件事，无论是从国际斗争还是从国家发展来说，这两件事对国家的影响都不大，真实的蔺相如在国政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完璧归赵”这件事，蔺相如从最开始就判断错误，而且在面对秦王时，蔺相如还说话说走嘴了。史书记载，他当时怒斥秦王不守信用，其中有一句话是：“和氏璧，天下共传之宝也，赵王恐，不得不献”。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场合，你明明白白告诉对方，你的国君怕人家，这算什么事啊？由此，秦国人进一步坐实了之前的判断——赵国畏惧秦国，不敢在秦国收拾楚国时在背后动手。既然目的达到了，和氏璧也就不再重要了，秦王后来再也没提这一茬。
从“完璧归赵”以后的第二年开始，秦军一年攻打赵国一次，连着打了三年，每一次规模都不大，但都以秦军完胜告终。每一战都能攻下赵国一两座城池，斩首两三万人，这个战果说大不大，但绝对会让对方肉疼。秦国之所以这么零打碎敲地攻打赵国，主要还是为了震慑。既然你都说了“赵王恐”，那我就必须让你知道，你的害怕是正确的。
到了第四年，秦昭襄王感觉火候差不多了，约赵惠文王在韩国的渑池会盟，订立停战协议。至此，秦的战略目标已经全部达成。
不久之后，秦军开始大举伐楚。楚国被打残了之后，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再后来，在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国可谓倾尽全力，一举打残了赵国。
由此来看，蔺相如对比苏秦、张仪、李悝、商鞅等名臣，至多只能算是能力平庸之辈。可为什么赵王又格外器重这样一个人，一路擢拔，把他升到了上卿的位置？原因很简单，蔺相如出身寒门，又是被火箭式提拔上来的，除了赵王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托，所以在忠诚度上绝对不会出现问题。无论是“完璧归赵”还是“渑池会盟”，他做得成不成功另说，但每次都是在以命相搏。
我们不要忘了，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惠文王一直是有名无实，活在权臣的阴影里。如今虽然赵成、李兑都不在了，可朝堂之上其他大臣还在，这些人的忠诚度显然是难以让人完全信任的。可是你治理国家又离不开这些人。在这种时候，有一个没有根基又绝对忠诚的人做自己的首辅大臣，以此来制衡百官，就是最佳的选择，而蔺相如恰恰是最好的人选。
忠诚和才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领导者自认屁股没有坐稳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更看重忠诚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从道义角度来加以评判，只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应对。作为一个高层领导者，对管理层负责人给予必要的安全感；作为具体执行者，在发现上级信心不是很足的时候，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恃才傲物，这些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
当然，要做到这一层，前提是你对整个环境的精准判断，而这就又绕回到了咱们开头的那个问题——格局要大，眼界要广。
纸上谈兵：执行者的无奈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背锅侠的老祖宗——商纣王。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个更著名的背锅侠——赵括。
赵括背的这个“锅”，就是“纸上谈兵”。
《史记》里说，在秦赵长平之战的时候，廉颇坚守不战，让秦军一点招儿都没有，于是秦国间谍在赵国的微博和朋友圈散布针对廉颇的谣言，结果来回转发就被赵王看到了。赵王果然就信了，罢免了经验丰富的老将廉颇，启用了少不更事、只会耍嘴皮子的赵括，最后导致赵军全军覆没。
赵括这口“锅”，一背就背了两千多年。
其实真实历史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我们按时间推算，赵括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十多奔四十的岁数，而且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他父亲——名将赵奢的麾下做参谋，赵国对秦国不多的几场胜仗，比如麦丘、阙于，赵括基本都参与了。要是论对秦军的作战经验，其实赵括反倒比廉颇强，所以赵括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名无实的毛头小子。
其次，长平之战无论换谁打，对赵国来说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赵括手里的这个结局也许说不上最好，但也肯定不是最坏。
有一句话叫“谋定而后动”，就是说凡事你只有想好了，计划周全了，才能行动。让手脚跑在脑子前面，这绝不是一个好习惯。要是放在国家或者是企业层面这就叫战略决策。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事情的成败，在最开始的谋划阶段就已经基本确定了。
长平之战最开始和赵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战国中后期，秦国一直觊觎韩国手中的战略要地上党，为了夺取这片土地，秦国大将白起率领秦军和韩国连续打了三年仗。三年之间，秦军夺城十余座，斩首五万多，彻底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
韩王彻底被打绝望了，同意把上党郡十七城全部割让给秦国。结果上党太守冯亭却来了一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没按照韩王的命令向秦国投降，而是跑到赵国，向赵王提出愿意把上党郡献给赵国。
当时赵孝成王登基还不到四年。接到冯亭的信以后，赵王的叔叔赵豹就表示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秦国为了上党整整打了三年，中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如果被赵国凭空“摘了桃子”，以秦国的国力，人家自然不肯善摆干休，打仗就是必然的。
面对强秦，赵国只要开战，肯定就是全面战争。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你打输了，那连家底儿都得赔进去。而秦强赵弱，打输还是大概率事件。
可是赵王却一意孤行，要定了上党。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白得了上党那十七座城。这就好比有个人看中一个特别豪华的钢琴，也不管自家能不能摆得开，非要买回来。发现摆不开怎么办呢，那就买大房子，钱不够就卖房，贷款……
这听起来特别愚蠢，但是这种眼界在企业决策中并不少见。举个例子，比如某老板看中一个项目，于是不管不顾，公司里所有业务必须围绕这个项目来做，如果最后项目成功了，其实赚的也并不多，但如果项目失败，那给这家公司的打击是致命的。
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格局一定要大，企业要有计划，个人要有规划。如果你能看清百里之地正在发生什么，才能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能让你投入老本豪赌一把，只应该是两种情况，要么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地步，要么决定你是否能脱胎换骨、更上一层楼。除了这两种情况，任何类似的高风险行为都是不值得的。
我们知道，国外企业如果要上马一个项目，风险评估和防控所占的资金，通常要达到项目预算的2％到5％。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因为到不了这个比例，你根本拿不到贷款，银行会认为这样的项目不确定性太强，容易让人家赔钱。我们的很多企业恰恰缺乏这种意识，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个搞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的专家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宁可事后风光大葬，也不愿意事前吃药看病。
如今好多年轻人面对各种各样的所谓“高回报率投资”的时候，不少人同样把持不住。当你面对这种情况，其实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格局，你只需要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已经混到可以不劳而获的地步了吗？
回过头来继续说赵国。在决定开战时，赵王其实就是光看见了“高回报率”，对秦赵两国的经济实力、社会动员能力、军队后勤保障能力等等究竟差了多少，根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可以说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完全是“盲人瞎马”的架势。风险评估基本没做。
不但决策不行，赵王选的将也不怎么样。廉颇除了资历老，并不算多出色的将领，和秦军打仗的经验远不如赵括。赵军在廉颇的率领下从韩国人手里接管了上党郡十七城，结果面对秦军的攻势，廉颇一座也没守住。
丢了城不算，赵军一跑出来马上又被秦军围困在了长平，也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高平市，长平之战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到了长平，赵军筑起两道防线，第一道很快就被秦军攻破了，廉颇只能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消极避战，这就是所谓的坚守不战，你出去根本打不过人家。
这一路把廉颇打得满地找假牙的不是名将白起，而是一个叫王龁的将领，这个人在史书中记载得不多，爵位是左庶长，只能算是中偏上，并不算是特别冒尖的将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秦国最早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上党郡已经完全被秦军占领，而且此时赵王已经派使臣来向秦国求和了。赵王想和，但是秦昭襄王不这么想，他看到了一个大大的机会摆在面前。
当时赵国是六个诸侯国里，唯一还能主动和秦国打一打的国家，此时赵军四十多万被秦军困在长平，对秦王来说，这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土地，而是人口。这四十五万人不光是士兵，还是宝贵的青壮年劳动力，如果能把他们全歼于长平战场，那赵国就彻底被打废了。
后面的事我们在这里不再细说，总之在仗真打起来以后，赵孝成王才意识到，自己的后勤不如人家，社会动员能力不如人家，家底儿更不如人家。更重要的是，赵王的眼界远远不如秦昭襄王嬴稷。最开始秦王本来就是打算要个上党郡，可是局势一发生变化，嬴稷马上就能跟着调整部署，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在面对还没到手的诱惑时，赵孝成王脑子就迷糊了，嬴稷面对已经到手的胜利，还能保持头脑清醒，时刻不忘最终要的是什么，这就是眼界和格局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任何勤奋和运气都无法抵消的。
事前决策，需要头脑清醒、冷静；而事中决策，还需要能在机会出现时杀伐决断，果断行事。要成事，这两者缺一不可。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害”就是说，天上一般不会掉馅饼，一旦掉了不接着是会遭报应的。拿长平之战来说，如果秦国不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歼灭赵军，那么赵国日后缓过劲，必然会找机会雪耻报仇，这四十多万人日后必然是秦国的心腹大患。
从赵国的角度来说，这时候长平已经是一个死局了。廉颇在前线损兵折将，连吃败仗不说，最后还给赵王出了一个极不靠谱的主意：坚守不战、以拖待变。可赵国的家底远没有秦国厚实，廉颇在长平拖了整整两年，秦国没什么事，赵国的国库倒是已经见底儿了。再让老头儿这么拖下去，不但前线的赵军要饿死，后方的赵国人也要吃不上饭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赵孝成王才想起来，后方还有个和秦军打过仗的赵括。这个时候的赵军其实就剩下少半条命了：损兵折将、连吃败仗、士气低落，所能依托的只有一条防线，后勤已经被秦军切断了，而且就算没切断，后方也没粮食了——总之，是没时间、没空间、没资源。
这个局面，谁来指挥都破不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时候让人能感觉到的，其实是悲壮。赵王不知道，但赵括自己肯定知道这是有去无回。赵括的母亲在赵王面前竭力贬低自己的儿子，实在拦不住了，又让赵王承诺一旦战败追究责任，不能殃及赵括的家人。
赵国换上了赵括，秦国也换上了武安君白起。这里面的逻辑就很有意思了，之前廉颇被王龁打得那么惨，要是赵括真的那么差，秦国人干吗还把国宝级的名将搬出来？
赵括到了前线，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出击，最后赌一把。赵括的主动出击以失败告终，赵军被秦军在一条河谷中围困了四十六天。最后，赵括带领残余赵军对秦军防线发起了自杀式冲锋，赵括本人在冲锋中被秦军乱箭穿身，死在了战场上。
从军人的气节、操守来讲，赵括并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当时如果赵括选择投降，凭他手里剩下的十几、二十万人马，完全可以给自己谋个好出路。按照史书记载，这一战虽然以赵军失败而告终，但秦军也伤亡惨重，短时期内无力再战。能用一支残破之师打出这样的局面，显然，赵括的军事素养并不差。
而真正可悲的是，无论是赵孝成王还是老将廉颇，都没有承担一丝责任，所有战败的责任都落在了战死沙场的赵括一人身上，可以说这君臣二人之前是无能，这时候简直就是无耻了！如此头脑，如此胸襟，这样的领导者，谁会甘于为你效力？
无论是作为领导者，还是作为一般人，赵孝成王绝对是一个我们需要时刻警示自己的反面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