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不仅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是出了名的节俭的人。他们对经济大萧条时期温饱都成问题的境况记忆犹深。如今，虽然他们已经住上了湖边宽敞的新房子，但他们仍旧保持着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养成的那些习惯。母亲把纸巾剪成两片用；早上泡完一杯茶后把茶袋放到炉子上烘干以备下次使用。父亲把用过的纸巾放在水盆边晾干后再用上一次甚至两次。他把它做成了一种“艺术”：第一遍用在需要一片新纸巾的事情上，比如可以用它擦碟子。这片纸巾的再度利用价值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用它把洒在地板上的东西擦干净，然后那张身兼重任的纸巾被放入车库，父亲会用它来检查油尺。
父亲希望让每件东西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他用超大号的垃圾邮件的信封整理重要文件，细心地给每一份文件做标记。洗完车，他会喊遍整个屋子，“我有一桶非常好的肥皂水！谁想要？它棒极了！”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谁用过他剩下的肥皂水，但这并没有让他泄气，下次他还是老样子，喊道：“谁需要肥皂水？来这里拿一桶干净飘香的肥皂水吧！”
他们谁都不愿意轻易丢掉东西。如果电灯或电器坏了，父亲会把它们放在地下室，或许将来维修时可以用上某个部件。在厨房里，到处都是瓶瓶罐罐，我们肯定是世界上收集淘汰的蛋黄酱罐子和黄油桶最多的家庭。有一天，我的母亲非常高兴地回到家。因为她用极低的价格买到了一套可以叠摞的甜食碗。接下来我才了解其中缘由：每个碗上都有三角洲航空公司的标志。“看，”母亲自豪地说，“它们不能完全叠摞在一起，三角洲公司不要了。”多年来，我每次吃冰激凌时，都幻想自己坐着三角洲公司的航班飞到了遥远的地方。
父亲没有更换坏了的面包机，而是想方设法地用结实的胶带粘住按钮来解决问题。面包烤好时，机器就会可怕地吱吱作响。当它为了把面包弹起而拉紧胶带时，机器开始剧烈地在柜台上振动。这暗示我们在面包机冒烟之前，要赶紧跑过去，撕掉带子。通常情况已经来不及了。但父亲总是同一个反应，甚至当他刮掉面包片煳了的部分时，他仍然会说：“我喜欢烧焦的那面。”多年来，我们一直用旧的烤面包机，所做的唯一的维护就是每隔一两个月换一条新带子。
更能体现父母勤俭的标志之一就是我们用的割草机。在港丘，我们的院子很大，需要一台结实的机器来修剪草坪。临湖富裕的邻居们大多雇人修剪，剩下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就得自己修剪。几乎每个房主搬到港丘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个光彩熠熠的、带坐垫的坐骑式割草机。父亲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这种奢侈品，相反他找到了一个可称得上古董的后推式割草机。到我读小学时，这台旧机器已经成为了一件生了锈的老古董：超大的老式割草板，突出的橡木把手和褪色的红油漆。消声器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发动机的轰鸣声能淹没附近100码内的其他所有声音。有时，机器会以子弹出膛的速度产生回火。这时我会看见邻居畏惧地退缩，就像遭遇狙击火力一样。这台机器无论看上去还是听起来都像是《愤怒的葡萄》中俄克拉荷马州流浪的农业工人离开“尘暴区”，前往加利福尼亚前的那个场景。父亲却说“这台割草机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并嘲笑时髦的坐骑式割草机，说那些驾驶割草机的人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另外，他还声称很享受跟在割草机后面，随它在一阵蓝烟中轰隆隆穿过草地的运动锻炼。它虽然表面失去光泽，但性能良好，况且父亲又是一个熟练的修缮专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重装轴承并重建汽化器，确保割草机正常工作。
除草是我们父子每周都要做的事情。父亲用旧式割草机除草；哥哥蒂姆用驱动式除草机修整；我和迈克尔把水管盘绕起来，捡拾树枝，把碎条耙到一起。我比我的哥哥更喜欢庭院工作。父亲做各项家务时，我都跟着父亲，无论是种金盏花，给杜鹃花施肥还是修剪树篱（他会用一种复杂的木桩和系绳方式来保证草地完美对称）。我是父亲的助手，帮他取工具，做他的劳动力。我喜欢和他待在那儿。
如果说母亲是家里爱说话和讲故事的人，父亲则是听众。他总是默默地思考，而且很少漫无目的地闲谈。但在劳动时，他却表现出了健谈的一面。当我们一起工作，满手脏兮兮时，他会毫不拘束地和我分享秘诀和技巧。他总是寻找机会教导我，我想这种训诫是他的父亲用来教育他的。在木工房里，在锯木头之前，用砂纸打磨以及测量多次或许是重要的。在花园，他会指出一个蚁群复杂的社会结构，大自然如何巧妙地把剪下的杂草和树叶变成了丰富的植物肥料。有一次，我们又这样工作时，父亲终于鼓足勇气，给我上了一堂也是唯一的一堂性教育课。
我们修剪完草地，在橡树周围种上了牵牛花。他让我把水管拖过来浇花，但是水管太短了，他就让我从车库取一个更长点儿的，然后把它们接起来。
“约翰，把女接口（外接口）给我好吗？”父亲说。
我呆呆地看着水管的两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什么？”我问。
“外接口。”他愤愤地说，好像要加上一句：你不会让我解释男女是如何结合的吧？
我拿起两个接口，注视着它们。到我十二岁这个年龄，我的兴趣已经从《当代摄影》月刊上女性的乳房转到了《花花公子》杂志上美丽无瑕的女性，这些杂志是一个叫马克西科尔斯基的同学借给我的，他住在附近，杂志是他父亲订阅的。我甚至在一次童子军野营中瞥见帕特温德哥哥的“图书馆”。一个破旧的皮挎包里装着许多被翻旧了的黄色书刊，里面的男人处于很兴奋的状态，女人的姿势好似看妇科医生时的样子。多亏那些画面，我对男女身体构造才有了清晰的概念（虽然我还是不太清楚他们究竟是如何融为一体的），但是看着花园水管的内外接口，我无法了解这和我在那些杂志上看到的有什么关联。我站在那儿，抓着水管的两头。我想我当时脸上的表情就像小狗肖恩接到解代数方程的任务时受到打击的样子。
“在这里。”我的父亲不耐烦地叹气说，从我这儿拽走两根水管。他举起带黄铜色线圈的一头，说：“这是内接口，”然后举起另一头，“这是外接口。”他把内接口塞入外接口，开始用线扭紧。“像这样把内接口拧进外接口，”他说完，停顿了一下补充说，“实际上就像这样。”
突然，我明白了父亲指的是什么了。实际上就像这样，呃……
“明白了吗？”他问。
我点了点头，张着大嘴发呆。如果我看起来震惊，不是因为我了解了人体构造，而是因为父亲选择了用这种道具来说明它。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展示性交行为，没有用小鸟和蜜蜂，没有用交配的狼，也没有用橡树和橡树果，而是用橡胶管的两端来展示。这恐怕也只有我的父亲能想到了。
“我明白了。”我回答。
“好。现在我们接着工作吧。”
就这样，我的性教育正式结束了。父亲已经履行了他做父亲的责任。在说这些之前，他无疑已经担忧了好几个月。他此后再没有和我提起类似有关性行为的话题。
其他的孩子，尤其是有哥哥的孩子，他们很乐意提供这方面的细节。在《花花公子》《阁楼论坛》和那本赤裸大胆的《快乐阻街女郎》（它花光了我和汤米所有的钱，描述了很多多姿多彩的故事，其中包括一个德国牧羊人的难忘遭遇）的帮助下，我通过慢慢拼合这些性知识的螺母和螺钉，懂得了那些部分是如何结合，以及为什么要结合。这一切都是大自然为了保证人类持续繁衍而采取的一种方式。
让我疑惑的是，如果性是如此正常和必要，它为什么又让人不好意思呢。如果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他不会犯错误、做错事，那么为什么神父、修女、我的父母、汤米的父母还有其他我认识的大人们都把上帝的创造视为难以启齿的、尴尬的事？这毫无道理。我的母亲可以看着盛开的玫瑰花丛说：“瞧，约翰尼，这玫瑰是上帝创造的。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如此完美的事物了。”但是当提到膨胀的阴茎、润滑的阴道，以及可以令男女废寝忘食的强烈的交配欲望时，上帝的完美杰作似乎有点儿，呃，不太完美。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圣母不需要经历这些的原因。
那年的大斋节，父母劝我们每个孩子放弃某种特别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容易放弃的东西，以此来纪念基督为拯救人们的灵魂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做出的真正艰难和值得敬佩的牺牲。大斋节从深冬开始，起始于我最喜欢的圣日之一，圣灰星期三。节日期间，我们在额头抹上乌黑的几道，看上去就像年轻的消防队员，然后整天这样走来走去。节日持续六个星期直到复活节，目的就是给人们思考的时间。父母让我们在那段时间仔细想想，并找出有意义的事情。例如，放弃菠菜奶油沙司并不算多大的牺牲，放弃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样也算不上什么牺牲。也就是说，你不能放弃一样你可以用其他来替代的东西，比如，你不能放弃柠檬酥皮派，用苹果派或者南瓜派来替代。同样，在做善事时，无论如何你不能许诺做一些你应该做的事情，如清理垃圾或完成作业。你不能发誓每天早上刷牙。它必须是一次真正的牺牲，许诺的应该是你要付出努力才能办到的事情，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完成的事情。
我想了又想才想出大斋节要做的最好的牺牲是什么。对于一个刚刚找到那种特殊快乐——一个人锁在浴室里独享《当代摄影》或是《快乐阻街女郎》的十二岁男孩来说，这将是一种终极挑战。
我要放弃最近使我最享受的事情。它曾经是一种快乐的源泉，同时又让我深感内疚，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罪恶。而基本上我每天，有时甚至是每小时都在犯。
我的这种牺牲既不是一个笑话也不是说着玩儿的，是非常严肃的。在我父母卧室的书柜上，我发现了一本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天主教入门书。我读了所有关于手淫（或如书中所称的“自我污染”）的部分。手淫是一种罪孽，让人颓废，是人类肉体的一种弱点。它向欲望投降，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每次手淫时，它都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和神圣的子宫分享神圣的精子。我郑重说明，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愿意和任何向我摇摆的子宫分享我的“军械库”里所有神圣的精子。我渴望分享它们，但我也不会过于妄想，装作这种事情很快就能发生，即使它有可能。
我和汤米现在有女朋友了。他的女朋友是卡伦·麦克金尼，一位金发女郎。即使在冬天，她的鼻子上似乎也有晒斑。我的女朋友叫芭比·巴洛，当她微笑时，她那明亮的、棕色的大眼睛总是闪闪发光，带格子的校服里面是少女的酥胸。唯一的问题是，卡伦和芭比丝毫没有感觉到她们是我们的女朋友。我们在操场上推推搡搡，戏谑地和她们开玩笑，假装我们多少有些讨厌她们。但其实每天下午，我和汤米都会在湖边吸着烟，滔滔不绝地讲她们的许多优点，并假设如果我们鼓足勇气向她们表白，现在我们会怎样呢？
我并不太担心书上讲的有关我罪孽中自私的那部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快乐地分享我的精子。同时，我想精囊会产生更多的精子。尽管每次射完精都要忏悔，但我还是频繁地手淫。我感觉自己因为手淫而倍受道德的谴责。我满脑子都装着肮脏的手淫行为，上帝绝不会来拯救我的思想了。我确信我在犯可怕的错误，是对上帝的严重亵渎，这只会增加我的罪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会下地狱。当父母问我决定在大斋节时要放弃什么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这是秘密。他们总是尊重子女的隐私，这次也不例外。他们没有再问。“只要你尽全力，”父亲说，“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会做到最好，这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我顺利地度过了大斋节的头一天。期待于戒掉手淫的坏习惯，我在前一天夜里疯狂地进行了手淫。节日的第一天，我的脑海中很少闪过肮脏的念头。第二天就不太顺利了。当芭比·巴洛爬单杠时，我瞥见了她的内裤——如此接近，又如此遥不可及——在后来和汤米讲述那些细节时，我越发躁动不安，满脑袋都是芭比·巴洛粉红色的内裤。第三天，从学校放学回到家，我无法抑制荷尔蒙分泌的欲望。圣子、圣神和圣父请赐予我力量，我真的很想实现诺言，但甚至连他们都无法给我诸如必要的克制力。离我六个星期的禁欲誓言不到三十六个小时，我屈从了我的意愿。我感到很羞愧。我发誓这只是一时失误，并在床上方的日历上用×做出手淫的标志，表明我的堕落。我发誓不会让历史重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标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我的日历到处都是×标记，记录了那些浑浑噩噩的日子，并提供了我罪恶的秘密生活的一张可耻的路线图。
“你的大斋节决心进行得怎么样？”父亲这几个星期都在问。
“我正在努力。”我轻松地说。我希望父亲可以对此做出乐观的解读。
“这就是我们要问的，儿子。”他回答，没有往下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