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都城和皇城、宫城、宫殿、官署的建造外，为解决大都的供水问题，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主要包括三项：
第一项是至元三年（1266年），配合大都城的修建，重开在金代已经堵塞的金口的工程。目的是“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⑤（《元史》卷六，《世祖纪三》），提供建筑材料。这项工程的倡议者是大科学家郭守敬。他鉴于前代开金口失败的教训，提出在“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之患”①（《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重开后，对大都的修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金口上游浑河的河水泥沙很多，再加上水势特别湍急，时间一久，又发生问题。如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下了两天大雨，立即“流潦弥漫”，旧城通玄门外“金口黄浪如屋，新建桥庑及各门旧桥五六座，一时摧败，如拉朽漂枯，长楣巨栋不知所之”。河水已经冲到新城的城脚。所以有人又提出“塞金口为便”②（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但当时未实行。到了大德五年（1301年），浑河水势浩大，郭守敬斟酌情况，“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③（《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金口河》）。后来，元朝末年，又曾重开金口，但再一次以失败告终。④（参见《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金口河》：本书上篇第五章《大都的经济生活·手工业》。）
第二项是金水河工程。金水河是专供宫苑用的水流。它的源头是玉泉山诸泉之水，经过专辟的渠道，流入城内。但何时开辟，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一条材料说：“中统初，定鼎于燕，召公（宁玉———引者）充河道官，疏浚玉泉河渠。”⑤（阎复：《静轩集》卷五，《宁公神道碑铭》）此事可能与金水河有关。
第三项是通惠河工程。由运河和海道漕运的物资，都以通州为终点。如何把通州积贮的物资运到大都，是个很大的问题。金朝作过努力，但失败了。元朝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任务也落到郭守敬的肩上。中统三年（1262年），郭守敬建议重开前代旧漕渠，“东至通州，权以玉泉水引入行舟”⑥（《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但当时未能实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在深入考察地理条件的基础之上，提出更为完善的新建议。他主张引昌平白浮泉⑦（在大都城西北六十里外神山（今凤凰山）下。）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而折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为牐七。距牐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①（《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按，牐的用途是“以时蓄泄水行船”，因为大都的地势比通州要高，所以采用这种办法。初修通惠河时河牐用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诸牐皆腐”，易之以石。参见宋褧：《燕石集》卷一三，《都水监改修庆丰石牐记》。）。他的建议得到忽必烈批准，并命他和段桢、范文虎等主持这一工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秋天动工，第二年秋天完工②（《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系此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丙午条下。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一《贺雨诗序》亦言：“通惠河自壬辰秋开治。”但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以为“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恐不确。），共“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军匠二万人，又凿六渠灌昌平诸水”③（《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全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十步。通惠河工程完成后，运粮船可由通州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中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盛况。
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大都城就是各族劳动人民无数血汗的结晶。大都建造所需的木材、石料及其他建筑材料，有的来自大都郊区山中，有的是从东北“浮海”而来的，有的则是拆撤汴梁的建筑经由水道、陆路多方运来的。宫内御榻所需木材则是从高丽（今朝鲜）运来的。采伐和运输建筑材料，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仅负责采石的役夫经常就有两千余户。①（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至元四年（1267年），为了“伐木作大都城门”②（赵孟：《松雪斋文集》卷八，《蔚州杨氏先莹碑铭》），即用了三千人。营建同样需要大量劳动力，单单至元八年（1271年）修筑宫城就征发了“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③（《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等地两万八千余人。这一年有人估计，大都路“打造石材、搬运木植及一切营造等处”，就“不下一百五六十万工”④（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如果按全部工程估算，所费劳动力一定是十分惊人的。正是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才建成了雄伟壮丽、震动世界的大都城。
但是，封建地主阶级既窃取了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抹杀了他们所作的贡献。只有极个别人的名字，因为偶然的机会，才得以流传下来，杨琼便是这样的一个。杨琼是曲阳（今河北曲阳）人，世代都当石工。杨琼从小就学习雕石工艺，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营建大都时，他奉召来京，受到赏识，负责管理石匠，大都城郭宫殿的许多石雕，都出自他之手。灵星门内金水河上的三座白石桥（周桥），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杨琼对大都城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想见，在其他方面，一定也有类似杨琼这样的人物，遗憾的是他们的名字和事迹都没有保留下来。
大都的修建，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组织进行的。他们出于本阶级的私利，在修建过程中，对劳动人民多方进行榨取和压迫。劳动人民除了出工之外，还要供应各种物资和车辆，如至元八年（1271年）“和买秆草烧草又不下数十百万束，料粟不下数十万石，车具不下数千余辆，其余杂细不能缕数也”，表面上，元朝政府规定“供役人夫”，都支“盐粮工价”：征用车辆，也要出钱，叫做“和雇”：向民间要的其他物资，也都出价，叫做“和买”。实则，这些钱都经各级官吏多方克扣，“行移迁调，有数年不得足其价者”①（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名为两相情愿的“和雇”、“和买”，实际上都是强迫劳动人民承担的义务。
大都营建的前十余年，元朝政府正在紧张地进行对南宋的战争。起初，元朝政府集中了十万军队，围困汉水上游南宋的军事重镇襄、樊（襄阳、樊城）。襄、樊攻克后，元军顺流而下，大举攻南宋，为此又佥发了十万人充军，总计出动军队二十万人。当时元朝控制下的北方，总共不过一百四五十万户，抽调这样一大批劳动力从军，再加上为军事活动服务的劳动力（站户等），农村中实际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是非常紧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朝政府还要大兴力役，修建大都，其结果必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不仅如此，在修建过程中，大都地区“连年蝗、旱，百姓饥乏者众”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为不宜先浚新城壕堑事状》）。但除偶然的情况之外，修建并不停止，而且不分季节，“自春徂秋”。连当时的官员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不顾人民死活，“实于农务有所妨夺”③（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忽必烈是个封建统治者，尽管他比起以前的统治者来说，要高明一些，知道发展生产的重要，但是，他的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之间是根本冲突的。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他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在修建过程中，没有也绝不可能作合理的安排。大都的修建，使“民力不胜烦扰”，百姓往往“逃避隐匿”。封建统治者的暴政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
四、大都的人口
根据至元七年（1270年）的统计，中都路共有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④（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至于中都城（即燕京）有多少户口，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在大都新城落成后，旧城的大部分居民迁入新城，此外，从全国各地还徙来了不少人口。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京师民物日以阜繁”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游长春宫诗序》），大都人口，肯定有更多的增加。但是，在至元七年以后，元朝政府再没有对北方人口进行过统计，大都到底有多少居民，是不清楚的。
按照当时一般说法，大都城居民有十万户左右。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统治者说：“大都民有十万。”②（《大元仓库记》）元代前期的文人王恽在他的一首诗中说到“波及都城十万家”③（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八，《宫井七绝》），在另一处提到“都城十万家”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日蚀诗》）。元代中期，宋褧在一首描写大都景物的诗中也说“寂寞东风十万家”⑤（宋褧：《燕石集》卷八，《三月一日杂诗四首》）。可见，这是元代一般公认的一个数字。直到明初还有人说“燕城居人十万家”⑥（童冀：《尚斋集》卷五，《追和东坡石炭诗韵奉简衍公》）。
元代户和口的比例，通常一户有四五口。按此推算，大都居民应有四五十万人。
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年），丞相脱脱等说“大都人烟百万”⑦（权衡：《庚申外史》卷上。）。这个数字说明大都人口到元代后期又有不少增加，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