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诗在宋代中期诗坛的地位，黄庭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宗伯苏端明之诗，笔语妙天下，于今为独步。”他将自己的诗与苏诗比较则认为：“我诗如曹桧，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这里以大国比喻苏诗，以小邦比喻自己的诗，在某种意义上仍是较为客观的。苏轼对黄诗极为欣赏与推崇，黄庭坚晚年追述：“至于作诗，盖童子雕篆之流，少而好之，晚不能休，而先达苏子瞻，猥见品题，以为绝伦。”苏轼对黄诗的评价甚高，但也见到其缺陷，他说：“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盤飱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战国时的高蹈之士鲁仲连和唐代的谪仙李白，他们有似黄诗的格韵高绝，但这种高绝的品格对于社会现实并无多大的作用。黄诗又似海鲜珍品，虽是菜肴中难得的美味，但不可多食。苏轼见到了黄诗在本质上存在脱离现实的纯艺术倾向，而且此种倾向因追求新奇而走上狭窄的艺术道路。苏轼的评价极其恰当，但黄诗更适应当时的诗坛风尚，故学山谷诗者众多，以至形成一个庞大的诗派。
北宋后期《江西宗派图》的作者诗人吕本中在当时便指出苏诗与黄诗的意义，他说：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
他以为苏诗和黄诗已在宋诗中建立了两种范式，值得后世诗人学习和效法。宋人王偁在史书里遂有“苏黄”并称之说：“始庭坚与秦观、张耒、晁补之皆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特长于诗，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苏轼，谓之‘苏黄’。”自北宋诗歌革新运动以来，到元祐时期苏轼与黄庭坚各自独创的艺术风格的出现，使宋诗发展出现一次巨大的变化，从而形成了真正的宋诗。
三 黄庭坚诗在宋诗中的地位
唐宋诗之争始于南宋初年，张戒论诗已将本朝诗与唐诗对立。他以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关于学习作诗，他提出“苏黄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张戒是主张复古的，于本朝诗完全持否定的态度，以唐人诗为典范，认为宋人诗受到苏黄的影响而离唐诗典范已远，因而诗风之坏是出自苏黄的。在评论中张戒以苏黄诗作为宋诗的代表，遂有黜宋崇唐之说。南宋后期严羽发展了张戒之说，他论诗主盛唐，以为宋代如王禹偁、杨亿、刘筠、盛度、欧阳修、梅圣俞都是学唐人某一体的，沿袭唐诗，宋诗的变化是从苏黄开始的。他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我们从其否定意见可见到，唐宋以来诗歌的发展在宋初仍沿袭唐诗的道路，到了北宋中期苏轼与黄庭坚的出现，宋诗才获得独创的意义，才形成了与唐诗相对立的宋诗。此后历明清迄于近世，唐宋诗之争，唐宋诗优劣之评判已经成为中国诗史上的公案。清初《宋诗钞》的编者吴之振说：
自嘉（靖）、隆（庄）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于蒐购最难得。黜宋诗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知者或以为“腐”，后人无识，倦于讲求，喜其说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则群奉“腐”之一字，以废全宋之诗。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见宋诗者也。虽见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则见与不见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唐非其唐，宋非其宋，以为“腐”也固宜。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令欲以卤莽剽窃之说，凌古人而上之，是犹逐父而称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轩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飨其非类也。
这批评了自明代中期迄于清初的尊唐黜宋之说，肯定了宋诗在唐诗成熟的艺术水平之上进一步有新的开拓，它们就像祖和父两代的关系，各有自己的成就。唐诗与宋诗实际上存在正宗与变易的诗歌发展过程。朱自清于1924年说：
自来论诗的对于唐以前的五言古诗，大概推尊，以为是诗的正宗，唐以后的五音古诗，却说是变格，价值差些，可还是诗。……七言歌行及近体成立于唐代，却只能以唐代为正宗。宋诗议论多，又一味刻划，多用俗语，拗折声调。他们说这只是押韵的文，不是诗。但是推尊宋诗的却以为天下事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此。变是创新，是扩增也就是进步。……诗体正变论起于宋代，唐宋分界说起于明代；其实，历代诗各有胜场，也各有短处，只要知道新变，便是进步，这些争论都是不成问题的。
从新变的观点而言，宋人一反唐人规律意味着艺术的创新。宋代诗人面对唐诗的成就而能新变，出以己意；宋以后则面对唐诗和宋诗的成就却无力出以己意而产生新变，不出于唐，则出于宋，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关于宋诗之新变，胡云翼于1935年较为具体地分析说：
宋诗不能完全摆脱唐诗的藩篱，这是我们也替宋诗惋惜的。可是，宋诗人在创造方面，虽没有唐诗人的伟大；但在诗的研究方面，却比唐诗人深刻得多了，进步得多了。他们对于唐代诗人，每一个都有很适当的批评；他们对于唐诗，每一篇都作详细的分析；他们能够看出每一个唐诗人的特长，他们能够发现每篇唐诗的好处。尤其对于那几个名贵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王维、韩愈、李义山，无论用字、炼句、对仗、用韵，他们一点点都不肯放松，而加以细密的研究。有了许多唐代的好作家和好作品，供宋人学习与参考，宋人的描写方法自然要特殊进步了。其进步痕迹可明显地看出来的。第一，宋诗格外的整练，有规矩，没有唐人不工稳的毛病了。第二，宋诗的描写越发细致，没有唐人粗率的毛病了。第三，宋诗的描写特别冲淡，没有唐人一味豪迈意气的毛病了。
这是就宋诗新变的一般情况而言的，作为宋诗典型的黄诗而言，它以才学为诗，工于锻炼，创造了一个深刻工巧、瘦硬生新、拗折奇崛的新的艺术境界。当时苏门学士即对黄诗的独创性有所认识。张耒说：“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诗人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直）出胸肊，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有律吕外意。近来作诗者颇有此体，然自吾鲁直始也。”王直方也谈到秦观和张耒对黄诗的推许，他记述道：“山谷旧所作诗文，名以《焦尾》、《敝帚》。少游云：‘每览此篇，辄怅然终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汉之风。今交游中以文墨称者，未见其比。所谓珠玉在旁，觉我形秽也。’有学者问文潜模范，曰：‘看《退听稿》。’盖山谷在馆中时自号所居曰退听堂。”黄庭坚晚年回忆说：“往在元祐初，始与秦少游、张文潜论诗，二公初不谓然。久之，东坡先生以为一代之诗当推鲁直，而二公遂舍其旧而图新。方其改辕易辙，如枯弦敝轸，虽成声，而疏阔跌宕不满人耳；少焉遂能使师旷忌味，钟期改容也。”当时秦观与张耒对黄诗尚无确切的认识，直到苏轼以为黄诗乃“一代之诗”时始服膺。自此秦观与张耒作诗便另辟蹊径了。苏轼之言成为了定论。苏门文人陈师道即提出学诗当从学黄诗入门，学文当从韩文入门，这已反映了一时的文学风尚。陈师道在《后山诗话》里指出：“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左、杜则失之拙易矣。”黄诗和韩文有法度可循，只要有意去学习，便可能达到工致；如果一开始便去学杜诗和《左传》文则不易工致。因此学习作诗文者应先学黄诗再学韩文，如果先学杜、左之诗文则可能有拙易之失。同时代苏黄并称，为什么陈师道不主张人们学苏诗呢？这是因为苏轼乃海涵地负之天才，其诗汪洋恣肆，波澜壮阔，妙理无穷，变化百出，而无特别诗才者是会感到无辙可寻，不可模仿的。因此虽然苏黄并称，而黄诗因学者甚众，遂演变并发展为江西诗派。南宋诗人刘克在论及宋诗的发展时说：
潘阆、魏泰，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也。作杨（亿）、刘（筠），则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挦扯义山（李商隐）之谑。苏（舜钦）、梅（圣俞）稍变以示平谈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欧阳修）、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豫章（黄庭坚）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遗笔，穿异穴，间作为古解，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
北宋诗歌革新以来，影响最大的是欧诗和苏诗，但这两家的“天才笔力”是不易学习的。刘克庄指出山谷诗成为“本朝诗家宗祖”的原因，其最根本之处在于学山谷诗可以“锻炼勤苦”而成，而学欧诗和苏诗却绝非“锻炼勤苦”可成的。刘克庄总结了山谷诗在这方面成功的原因，我们参以黄庭坚诗论及其创作实践，能见到山谷诗所建立的法度，可供后人指示途径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意象的创造力求生新奇异，使用生僻事典，讲求出处，化用成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二、偶尔采用古文句法，善于窄韵巧押，有意破坏律体而使之拗崛；三、在立意方面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力求表达新意；四、沿题而赋，以线型结构为主，层次清楚，题意表述完满。这样，即使一般志于学诗的人，皆可以经过勤苦学习和锻炼，循此途径，自然能够弥补生活体验的缺失、想象的贫乏、情绪的平常等等的缺陷，可以作出有一定水平的和具一定特色的诗。因此，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学山谷诗者在北宋后期蔚然成风，形成江西诗派，而江西诗风还笼罩着南宋诗坛，直到南宋中期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大诗人开始努力摆脱其影响并形成自己的风格。自南宋中期以后，虽然逐渐清除了江西诗风，但诗人们却又转而去学晚唐诗、盛唐诗或杜诗，这样宋人自己创造的诗歌艺术特点又渐渐丧失了。唐宋诗之争的历史公案表明：黄庭坚诗及江西诗派才是宋诗艺术特色的代表者，虽然它有一些弊病，并受到许多的指责，但它却体现着异于唐诗风貌的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