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10日，伦敦南郊，照例多云。
接《万象》来信，要求十多位写散文的朋友，记一下自己生平中有意义的5月10日。
这个日期正是不才的生日！我以为主编陆灏兄是有意拿我开心，不是，他就是像彩票滚球一样随机地选中了5月10日。
所以这是上苍有灵，让我记一记自己的生日。因为我从小记不起生日，万一记起，必装作忘记。这次竟然被《万象》陆灏兄拎出示众，悚然。只能说一下得此怪病的原因。
1958年，15有志于学，才明白：原来5月10日不是任何人的节日。母亲早已经戴上“右派”帽子，一直在乡下养猪。这天赶回来，看见我走近就嚷起来：“走开。走开。不要靠近。”她转头就去用凉水洗澡，洗衣服。一个月回来一次，总要用肥皂洗刷剔刮猪粪臭直到天黑。不过再干净也只能维持一天，连儿子生日都能忘记，要改造也难。
1973年，30岁的今日，想起孔老夫子的叮嘱，就从煤矿井底出来，赶了一天一夜车，到江苏省人事局，希望让我到化肥厂翻译进口机械说明书。坐等半天，获大学校友现某级干部接见。听我啰唆好一阵报国之志，他站起来把烟头扔进痰盂，走出门，丢下一句话：“你报国？你非要国家用你不可，你是想国家报你！”闷头一棍走出门，当时心里觉得实在冤枉，归路上却想通了：三十立与不立，最不必操心就是我本人。
1983年，四十却大惑。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归来，遇到社科院第一次招博士生，说是要慎之又慎。所里只有卞之琳李健吾二位先生各招一名。李先生临考辞世，仅我一人。正当“清污”，邓力群院长要求所有考上的新生心不旁骛“补学”一年马列。那一头伯克利加州大学愿意提供助研金，但是比较文学系要求读一年半拉丁。正彷徨无主，不知到哪边去读“必修”，施咸荣师铁定一口：“哪个学位都是假的，不读！”我心里明白他的劝告是对的。不过若听了他的，是否今日还得做高龄童生去考博？
1993年，那天是在北大一次堂而皇之的国际会议上。我朝全场发问，中文一遍英文一遍：“你们说后现代已荡平俗雅之分，大家欢欢喜喜都是后现代。那么，如果我要编一本《后现代诗选》，请教：收谁不收谁？”满座中西世界级权威，高鼻子矮鼻子，竟然没有一人不装作没有听到我的问题。天命云乎哉？
2003年，到六十真是耳顺了，什么话都听得。有意回社科院工作，打电话给某同学现领导，他听了我简单之极的要求，回答也极其简明扼要： “你怎么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不就是你在国外的合同到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我只能自认不知趣。某大家说：弄批评的写小说无非是想证明并非写不成小说才弄批评，这话绕口得妙。
幸亏孔老先生建议十年衡量一次自己，今年躲过。而且越老要求越低，下一轮或许能及格。不过《万象》已上当一次，以后不会提醒我，多半又是忘记。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