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的困境和梦想
关仁山
2007年8月，应深圳作家李兰妮大姐的邀请，到深圳市民大讲堂讲了一课。兰妮大姐给我定了个题目是“文学创作与人生立志”，我是作家，人生立志离不开文学，讲文学就离不开文学的现状。我真的不敢说是讲课，只是与大家共同探讨文学的话题，从而拉近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首先探讨的是当今文学的生存环境。我感觉已经非常严峻了。特别是小说，面临许多的挑战。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下个世纪的文学不再是虚构的世纪，而是纪实的世纪。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消费、文化快餐等社会潮流直接冲击着“经典”，也使经典难以产生。有人说读图时代已经来到，电视、网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用直观视觉的符号激发自己的感觉。人与世界，人与人，常常被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图像时代接触。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文学被大大地边缘化了。创作让位于制作，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直接和利益化。语言的美感和沉重感从人的感知中淡出。世界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这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我们谈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自然生态危机，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文化生态危机。其实，文化生态危机非常严重了。在图像化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和精神资源来自哪里，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比如有人说，长篇小说越来越短，这与流行有关，与印刷和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的心态有关。还有人说，专门发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刊物订数越来越萎缩，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刊物了。过去《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选一个“头题”就火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有的小说，可能在圈子里影响很大，可是在一般读者那里却失去了信誉。有的小说在市场上看好，可是圈子里并不买账。其实，这也是文学衰落的一种表象，这也就是虚构与想象的衰落。
在艺术形式里面，能看的东西观众最多。比如电视剧、电影、电脑网络、舞台话剧，等等；能听的东西就相对较少了，比如音乐、收音机、小说连播，等等；能读的东西就更少了，比如图书的阅读，等等，通俗读物还好一些，如果高雅的，能够思和想的东西，读者就少之又少了。当作家和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研究越发深刻的时候，小说已经走失了。我们说小说技术、小说元素、小说语言做得好不好时，殊不知怎么研究都不能感动读者，读者已经找到了新的狂欢载体。小说像京剧似的处在尴尬的悲剧中，却不忍自身的消隐。市场经济对传统阅读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破坏着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文化垃圾泛滥，进而抑制了优秀文学的创作和生存空间。其实呢，无论我们怎么渲染衰落，小说是不会消亡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如何贴近文学史，如何贴近文本，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去伪存真。冷静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以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着。因为文学还是影视的基础，文学有电视、网络无法替代的功能。白昼是有限的，黑暗是无边的，就是说肉眼看到的是有限的。人需要沉思，需要谛听，那你一定是在黑暗之中，或者在你的心灵之中，文学是介入人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时代缺乏的就是这种听和想，阅读好的小说就能让我们在审美时去听去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变化非常大，老百姓每个人几乎都经历了内心的震荡，都在思考，他们最要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上的参与、满足和心灵的再造。
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个性化、世俗化、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心向城市、向上层倾斜。在上层那里，文学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浮华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吗？文学的衰落，大环境是一个方面，同时还要追问作家自身的问题。当代小说越写越轻飘，越写越粗糙，作家与时代生活隔膜，躲在书房里闭门造车，对叙事和细节缺乏耐心。叙事说服力的丧失，就无法使读者信任小说。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谁写作？是为自己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圈子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为哪个层面的读者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而谨慎回答的问题。我们都会说，为大众写作。为哪些大众呢？为大众为百姓写作的人，会注意自己如何建构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普通价值体系。看一看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有了这个支点，我们才能进入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时代生活对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家必须作出回应。现实生活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艰苦地认知、体验和思考。摈弃旧有的创作模式，摆脱对历史的虚无和狭隘的功利原则，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饱览和容纳历史全部的丰富、芜杂、曲折和发展，改变我们对生活简单和肤浅的认知。有了新的认知能力，才有客观冷静的审视，以及宏观的把握能力，小说家才能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我们需要超越世俗，超越常规，超越现实。
传统文学过于强调文学的精神引领，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文学实现了传统往现代的转型，强调“纯文学”“向内转”“小叙事”“日常化”“个人化”“私人化”等，文学的“个人发现”，成为表达真实自我的有效载体，肯定世俗化的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摈弃了“假大空”和“伪崇高”，它顺应了经济社会和现代生活的发展要求，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更文学化、更艺术化、自由开放的姿态，产生了一批好作品。这是大进步。但是，作家的生活在雷同，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小日子。文学便自然地陷入了另一种极端，文学回归了个人的独语，颠覆了传统文学的一些要素，拒绝社会深度和宏大叙事，淡化了文学的使命、良知，疏离了民众和底层社会。把这一切都剥离之后，还剩下了什么？食与性？难怪有个编辑说，现在收到男作家的稿件多是“偷情”，收到女作家的稿件多是“离婚”。人物环境多是酒吧、豪华别墅。读者厌倦了这样的模式。
一位评论家说，不要忘记，文学终究属于审美意识形态，政治意识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起着作用，作为社会人很难绝对地逃离，绝对地逃离就一定会削弱文学的力度和感染力。
实际上，文学发展至今，作家很难再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来创作，向内也应向外。我们应该下功夫去研究的是，如何提高作家的心灵质量，如何对艺术世界有独到发现，对人性世界有崭新认知，如何获得写作的创见。这是我们面临的写作难度。作家直面自己的内心的同时，也应该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时代生活的复杂经验，而这就迫切需要重新面对文学的基本问题，小说的基本元素，进行艰苦的自我磨炼，自我塑造，而去真正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艺术功力。
我想，作家与读者的沟通还是靠作品。我生命的根基在乡村。生命是一条河，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滋养着乡人。就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也挣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作为本土作家，感知了乡村的苦难，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当生活激活我的想象，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便有了一份深重，多了一份亲情，添了一份责任。
中国是农业大国。文学的眼睛永远凝视这片土地。让文学紧跟时代步伐，让文学根植于人民和大地之中。这些真理性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了。时代主流在哪里？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恐怕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社会转型时代，农民的精神痛苦与矛盾是丰富而况味儿的。乡村历史与现实、新与旧之间相互纠缠、渗透和挣脱。我茫然。几年前，我为什么进行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创作？这得益于老作家管桦老师的启发。1990年秋天，管桦老师到老家探访，我们的县委书记将我介绍给管桦老师。管桦老师听说我已发表了两百万字的通俗小说，就叹了口气。他劝我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努力创作出有艺术品位的作品。我听后为之一震，心想是该换副形象了。当时我27岁，做新人走新路绝对来得及。不久，我便认识了管桦老师的儿子鲍柯杨。鲍柯杨在中国文联工作，读过好多书，也写小说。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了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著作。我读了，也就很快找到了对《苦雪》这类题材的言说方式。于是，我在冬雪天，来到我县渤海湾渔村，面对苍凉的白雪覆盖的大冰海，躲在村委会办公室烤着火盆子，写完了《苦雪》。写完之后心里痛快，试图在乡村多情的沃土上挖一眼小井。1990年春天，我从城里到渤海湾涧河村挂职深入生活时，想将这里的风情写得清丽些，可是渔民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沉重，迫使我不能太轻松。真正走进农民中间，就会发觉，个人的孤独悲哀微不足道。时代与社会的联系十分突出。生活把什么没有展示出来呢？如今的乡村是日新月异而又充满诱惑的世界。中国社会成员大多是农民，就整体来说，他们仍然是活得最苦的一部分，对于急剧转型的商品社会，他们缺少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力，他们不能一步入阁，走向真正的富裕，却失落了文化传统秩序，每前进一步，都是以道德和精神沦丧作代价的。乡村开始零乱，脚步匆忙、为生存奔忙的个体身影变得飘忽不定。无论是坚守乡土进行变革的农民，还是弃农逃离家园闯荡都市的农民，都在经历一场从没有过的灵魂震荡与洗礼。农民问题，一直是社会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他们。可有时，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它的残缺。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可是乡村又不断出现干群矛盾激化、产销失衡、打白条子、盲目引资、资源浪费、新的浮夸现象以及出国热、进城热等，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如何在土地流转中求发展求生存，问题出现了，我们茫然，无法理解它，但要正确把握它。这些严峻的问题并不能剪断我们的乡村情结，谁也无法否认，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还是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把对土地的深情歌唱还给乡土。乡村的新故事酝酿着新的生命力，乡村温情的童话展现在自然的怀抱中。农民的淳朴、坚忍，乡村变迁的脚步声，虽然充满悲怆的情调，但是人与土地的美好品质熠熠生辉。这里，道德的评断和审美的评价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作为村社文化的最后光环，正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道德演变而变化，既写出了中国老一辈农民辛劳而盲目的生存奋斗史，又透示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景观。文学，虽然不能够一一解决农民问题，但是，它们应该以应有的步骤和形式，以血肉丰满农村新人艺术形象，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的呼唤，其深隐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乡村自身了。我们对乡村与土地的深情与理解，会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大地的丰厚意蕴，孕育并导演着我们的种种人生。沸腾的现实生活总是将乡亲们淳朴自然的乡土状态打破，造就特殊的人生规则。乡村的四季，一块块土地解冻，又有一块块土地结冻。我的创作从海上走到平原，在故事的大平原上，我看到热土地，也看到了冻土。那年秋天，我跟踪了一家乡镇企业的工人，面对破产与城里人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有土地种。同时，我回老家给母亲的口粮田办过户手续，二叔是村里的售棉大户，他说村里又要重新分地了。他与村里的包地合同作废了。细一问，我才知道，有两部分人还乡。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进城打工人员。他们在9月里还乡是奔土地来的。我没能待到分地那天回城，二叔也跟到城里。我带着二叔去县政府，到了县政府门口，二叔扭身不进了。他湿着眼睛说，咱不告了，都得有碗饭吃吧。我记住了此时二叔痛苦的脸。在年根儿，我听母亲说二叔一冬都在开荒地。我仿佛听到了一种悲怆的声音。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忍的。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递嬗的瞬间景象。
那年秋天，又有关于土地的消息传来了。县城北关的一个村，上企业，卖耕地，耕地竟被南方几户农民买走。我去后才知道，这几户温州农民曾是给他们打工的。今年企业破产，村里农民又从温州农民手里租地种，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别人打工。与我同去的一位记者感叹一声，农民啊！他这样一叹，促使我在村里多住了几天。
我曾对朋友说，我有幸过长江到了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罗村，看了江苏的华西村，看到经济发达的乡村。我又有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了美国的乡村和美国的农民。我去过印度的乡村，也看到过台湾的乡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坐在身边的陆天明老兄问我，看到窗外美丽的乡村有何感觉？我一时找不着感觉，只说，这成片的庄稼地里看不见劳作的农民。而且我还看到了美国农民用大片耕地搞装饰。肥沃的小山上，有美丽的小房子和一棵茂盛的大树，余下的是一片草坪。我说人家人少地多，我们人多地少，先吃饱才能去想那片美丽。这片美丽好像与我们无缘。回到我们河北的乡村，再全面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乡亲。这时才看到，深入生活不能盲目地隐入，还要头脑清醒地跳出来。对生活的亲近和距离都是文学所需要的。深入生活的过程，也是我们作家自身成长的过程。
面对现实的写作，是需要现实精神的。有人说，就农村题材作家而言，现实精神就是土地精神。中国乡村的土地精神是什么？回望田园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文学需要承接这种精神，背负这沉重，亲吻大地，抒写人间情怀，透视时代变革的辉光。
我觉得拥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我们是拥有梦想的人，是最快乐的人。土地上成熟的果实是根和叶，即使流水冲走了叶，还会留下根的。过去热情单纯的预期，一再让我们误入歧途。丰厚的生活需要精美的艺术形式，但内容和形式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怎样看待“生活流”，站在时代、哲学和美学高度穿透生活，把握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我觉得自己还需艰辛地努力。
现实精神，一直像火炬，在我们的土地上冷静地燃烧。它能照见坚韧的民族心性，也能触摸乡村的精神内核。源于生活的文学必须孕育着，生长着，因为土地永存。带着乡愁的情结寻找家园，我们想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2.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说
梁晓声
仁山：
你好！
我用一天半的时间读完了你的《白纸门》。我首先向你祝贺！我认为你写了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同时也写了一部很好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