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不正下梁歪，学会摆脱劣势选择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青年时期随父亲到郢都求官，结果正碰上令尹越椒作乱，父亲被杀，伤心的孙叔敖就回家隐居了。后来，楚庄王在大臣虞丘子的推荐下，派人用王辇去迎接孙叔敖。楚庄王求贤若渴，拉着孙叔敖的手谈了整整一天，发现他很有见地，与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拜孙叔敖为令尹。孙叔敖治国的最大特点就是施教导民，唯实而不唯上，也就是他从下往上看问题，更注重老百姓的意愿。
在孙叔敖的辅佐下，楚庄王把楚国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树大招风，钱粮都有了，麻烦也来了。由于实力的增强，中原各强国与楚国的冲突也增加了。打仗必然需要战车，但是楚国人喜欢坐矮车，民间牛车的底座很低，不适于在战争中用做马车。楚庄王准备下令使全国提高车的底座，孙叔敖说：“下的命令太多，老百姓会不知所从，这样不好。如果您想把车底座改高，我请求让各个地方的城镇把街巷两头的门槛升高。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而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底座改高了。”
楚庄王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全国当官的人改造高车乘坐，同时提高了城镇的所有门槛，只有高车才能通过，原来的矮车需要人抬才能通过。这样，过了不到三个月，全国的牛车底座都升高了。司马迁对此事评论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有效，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想推行一项制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度的制定人要首先作出正确的表率，这样下面的人就自然而然顺从了。如果一开始没有人引导，人们很容易无所适从。同样，如果一开始引导错误，后面的人也自然会错误。
霸业初定，齐桓公闲来无事，带着管仲散步。二人信步来到马棚，齐桓公见一个养马人在打扫马棚，便关切地询问：“马棚里的活儿很辛苦吧？这里大小诸事你觉得哪一件最难呢？”养马人过于紧张，一时说不上话来。管仲在一旁代他答道：“我以前也当过马夫，我觉得编排马棚周围的栅栏最难。”齐桓公很奇怪，管仲继续说道：“因为编栅栏时所用的木料曲直混杂。你若想让所选用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十分重要。如果第一根桩用了弯的，接下来的你就都得用弯的，直木就用不上了。反之，第一根用了直的，接下来的必然是直木，弯的也就没用了。”
管仲说的当然不只是栅栏的编排，直木曲木一眼就能分辨，并没有什么难易之分。管仲在以木喻人：如果一开始就作了错误的选择，用了奸臣，那接下来就只能是将错就错，很难纠正过来。进一步，如果身居高位的人品行端正，君子就很容易接近他，否则，就会奸臣当道。
人们一旦作了某种选择，这种选择会依照惯性自我加强，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强化它，一直强化到它被认为是最有效率、最完美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初始的选择本身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的放大效应。反之，就会顺势下滑，跌人糟糕的境地。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当然不是宿命，而是一种可以摆脱的劣势选择。
历史经验
初始的选择本身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的放大效应。这种机制使人们的选择要么进入良性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顺势下滑，跌入糟糕的境地，让人无法自拔。因此，在最初制定策略时，就要斟酌好，一定要选择良性发展的策略，这样才可能事半功倍，获得良好的效益。
将错就错，从劣势环境中突围
南宋时期，秦桧把持朝政，各地官员纷纷给秦桧送礼，甚至连给朝廷的贡品都要先送到宰相府，再送人宫中。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记载：有一天，皇后召秦桧的老婆入宫，在赐宴的时候有一道非常名贵的菜——淮青鱼。
皇后很得意地介绍淮青鱼，又问秦桧的夫人王氏：“你吃过这种鱼吗？”
王氏想都没想，就说：“吃过，比这更大的都吃过。改天我给您进奉几条更大的。”
王氏以为自己奉承了皇后，回到相府后，立刻告诉了秦桧。
秦桧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蠢货，怎么能乱说话呢？我们家的鱼比官里的还要大，皇上会怎么想啊！你想为我们招来灭门之祸吗？”王夫人听了，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秦桧见事已至此，骂老婆也不顶用了，只好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秦桧叫人准备了100条腌青鱼送到宫中。显仁皇后听说后，得意地笑道：“我就知道秦桧的夫人是乡下来的，没见过世面，果真如此啊！这王氏要是有比皇宫更大的淮青鱼，我倒真要相信人家说的秦桧贪污的话了！”
青鱼和淮青鱼长得很相像，但个大，遍地都是。夫人说错话了，收也收不回了，解决问题是最要紧的了。这个时候，着急申辩只能越抹越黑，所以秦桧将错就错，送了便宜的腌青鱼充数，挽救了危局。
历史上有名的“神童”甘罗以过人的机智，也曾经利用“将错就错”的计谋，借助一个巧妙的比喻，使秦王收回了自己荒谬的政令，帮助爷爷解除了困境，同时还起到了讽谏的目的。
甘罗是秦国下蔡人，祖父甘茂曾担任秦国的左丞相。“将门出虎子”，在祖父的教导下，甘罗从小就聪明机智，能言善辩，深受家人的喜爱。
有一天，甘罗看见爷爷在后花园里走来走去，不停地唉声叹气，就问爷爷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秦王要吃公鸡下的蛋，如果三天内满朝文武找不到，就集体受罚。
甘罗决定替祖父解难。第二天早上，甘茂没有上朝，甘罗来到宫殿里替爷爷拜见秦王。秦王很不高兴，问道：“你一个孩子来捣什么乱呢？你爷爷呢？”
甘罗答：“大王，我爷爷今天来不了了。他在家生孩子呢，托我替他上朝来了。”
秦王听了哈哈大笑：“你这孩子怎么胡言乱语呢！男人哪能生孩子呢？”
甘罗说：“既然大王您知道男人不能生孩子，那公鸡怎么能下蛋呢？”
秦王沉默半天，说道：“孺子之智，大于其身。公鸡的蛋就不用找啦。”
甘罗从此得到吕不韦的赏识，十二岁就做了吕不韦的门客，并奉命出使赵国，游说赵国攻打燕国，为秦朝获得了十几座城池，秦王遂拜甘罗为上卿。
任何人都难免犯错误，问题在于如果别人犯了错误，如何让犯错的人意识并改正错误；如果是自己犯了错误，如何避祸趋利。错误已经发生了，意味着开始存在的优势环境已经不存在，甚至转化成了劣势环境。这种情况下最忌讳的就是怨天尤人，而不去着手解决已经发生的新问题。用将错就错的办法巧妙应对，让错误造成的损失得以挽回，是不错的解决办法。
历史经验
错误已经发生了，意味着开始存在的优势环境已经不存在，甚至转化成了劣势环境。将错就错，不是破罐子破摔的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应对，转化思路，在新的局势下寻找最佳策略。
因时而变，风口浪尖上顺流而下
叔孙通，又名何，今山东滕县人，以文学见长。秦末时，叔孙通因学问渊博，被朝廷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待诏博士。
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叔孙通立传时，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件事：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农民起义，官吏几次上奏，秦二世都不当回事，召见博士、儒生时，就顺便问他们怎么看这件事。在场的三十多个博士儒生都连忙说道：“做老百姓不知道顺从，哪里有反叛的道理啊；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就是谋反，就是罪该万死，理应得到王师讨伐。”秦二世见这些儒生和官吏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而他却觉得自己刚做了皇帝，怎么会有反叛的事，不禁勃然大怒，朝堂上下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叔孙通见状，赶紧说：“这些人真是睁着眼睛瞎说，现在天下平定，海内统一，兵器也都销毁了，哪里还有战争呢？上有英明天子，下有忠臣志士，更赖国家法度维系，哪里还有人敢造反呢？
虽有一些人滋生事端，但也不过是强盗行径，就像老鼠和野狗偷食罢了，不足挂齿！况且现在县令们已经在搜捕了，皇上不必担心。”这番话说到了皇帝心里。秦二世高兴地说：“嗯，这话说得好。”接着他又问诸生，有的改说“这些人确实是阿猫阿狗一样的盗贼”，但仍有坚持说“反叛”的。二世令御史以“说话不合时宜”为由，判那些说“反叛”的人有罪，并罢官。赐给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退朝后，诸生都讽刺叔孙通说：“先生真会阿谀奉承啊！”叔孙通说：“今天的事几乎是羊人虎口了，你们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
叔孙通知道秦二世的寿数已经到头了，接着，就赶紧溜回了老家。
这时，山东已被楚占领，叔孙通投归项梁。项梁败死后，他又跟从楚怀王。
项羽杀楚怀王后，叔孙通就顺便事奉了项羽。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诸侯攻占彭城，叔孙通见势归顺了刘邦。
第一次拜见刘邦，叔孙通峨冠博带，十足的儒生打扮。刘邦是个农民，向来重武轻文，不喜欢甚至讨厌儒生，见叔孙通这般穿戴，心里就有点厌恶。精明的叔孙通立即明白了，再见刘邦时就换成短装，一副刘邦家乡人打扮的模样。
刘邦看得顺眼，心中就有了几分好感。刘邦见他很聪明，就拜他为博士。
叔孙通投降刘邦时，有一百多个儒生弟子跟随他，但他做官后却一个也没推荐，反而专门推荐些能打仗动武的人。弟子们对此不满，偷偷地说：“跟随先生都好几年了，又共同降汉，现在不推荐我们，却专推荐那些’大猾‘，这是为什么呀？”
叔孙通知道后，对弟子们说：“汉王现在正在打仗争天下，你们能打仗吗？
所以现在只能推荐那些能扛旗拿刀的人啊。你们不要着急，我不会忘记你们的。”秦时叔孙通迎合二世，被拜为博士，而今刘邦也拜他为博士。
汉五年，刘邦已经平定天下。刘邦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制度简单易行，但是昔日的功臣们常常在朝廷上饮酒争功，喝醉了就大嚷大叫，甚至拔剑击柱，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到这种情况，就对刘邦说：“儒生难与进取，却可与守成。臣请皇帝征召鲁地诸生，与臣的弟子共同制定朝仪。”刘邦说：“很难吗？”叔孙通说：“我参照古代和秦朝礼法就可以了。”刘邦答应了他。
于是，叔孙通就叫来了他的徒弟们共同制定朝仪。有两个人不肯跟随，说他：“先生先后侍奉了近十个主人，都是靠阿谀奉承才得到富贵的，现在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却又大兴礼乐。礼乐的兴起应该是在皇帝积德百年后才可以的。我们不忍心像你那样做，你做的事都不合古法，我们不跟随你了，你们去做吧，不要侮辱了我们的名声！”叔孙通笑他们：“真是些不识时务的愚蠢人。”
经过一番讨论、修订、演习，叔孙通的礼仪制度终于定好了，一改群臣在宫殿上的粗野行径，使刘邦真正体验到做天子的威风——“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封叔孙通为太常。叔孙通看到刘邦尝到了兴文建制的好处，开始对文人感兴趣，便不失时机地向他推荐追随自己多年的那些弟子，被弟子们誉为
“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叔孙通以后又迁升太子太傅，制定了宗庙的仪法。
刘邦死后，叔孙通又尽心辅佐懦弱的惠帝。
司马迁是这样评价叔孙通的：“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拙，道同委蛇，盖谓是也。”这句话很中肯。也正如司马迁所说：“贵至千金的裘皮大衣，不是一只狐狸的毛做成的；豪华的亭台楼阁，也不是一棵树能完成的。三代的德行，更不是由一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大厦将倾，可扶则扶，不可扶就要赶紧躲开，做无谓的牺牲，也只能得到个不识时务的名声。
思想其实就是变通，人生中没有任何一条路是非走不可的，因时而异，因事而异，让自己适应情况的变化，在变通中实现自己的志向。
历史经验
如果暂时不能达成愿望，一定不可硬碰，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因为目标并不是光凭实力就可以实现的，任何时候若能尽量顺水推舟，等天时、地利、人和了，目标自然就达成了。
极盛则衰，做人要注意分寸
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
苏秦早年在鬼谷子先生门下学习纵横捭阖之术，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业精进。苏秦学业有成，辞别鬼谷子先生时，鬼谷子先生考察了他一番，苏秦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不想鬼谷子先生眉头直皱，脸上并无喜悦。
苏秦把话说完，怯生生地问：“先生，我说错什么了吗？先生为何脸有异色？”
鬼谷子先生语重心长地对苏秦说道：“你说得很好，并无错漏。事不可尽，尽则失美。美不可尽，尽则反毁。你只知善辩的好处，唯恐不能发挥至极处，却不知善辩之能遭人嫉妒，若一味恃弄，祸不可测啊。”
苏秦怅然若失，心中却颇有微词，只是不敢和鬼谷子争论。
苏秦四处游说求官，一无所得，落魄归来，连他的兄弟、嫂妹、妻妾都暗中耻笑他。他们对他说：“立业当以务实为本，若想耍嘴皮子为生，怎么可能呢？你还是死了那份心吧。”
苏秦闭口不答，于是发愤苦读，“头悬梁，锥刺骨”一语指的就是苏秦。
一年之后，终有所悟，他又出外游说，此行大获成功，一人任六国之相。当他威风凛凛地去赵国办事路过洛阳时，车马辎重前呼后拥，排出很远，诸侯派使者相送的很多，周显王都为他戒严道路，派人到郊外慰劳他。苏秦的兄弟和妻嫂伏在地上，十分惶恐。苏秦得意地问他嫂子：“你最瞧我不起，今日为何这般恭敬？”
他的嫂子说：“三弟你如今位高财大，自然受人尊重了。”
苏秦长笑一声，道：“口舌之能，何人再敢轻视？我若不习此术，当在田里耕种，怎么可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话说得太多，必然会得罪人，功劳太大，必然会招来忌恨。苏秦最先不容于齐国，齐国的臣子联合起来，诬陷他心怀恶意、图谋不轨。他们反复对齐王进谏说：“苏秦劝大王归还了燕国十城，表面上他为大王争取名声，其实却是暗助燕国，削损齐国之国力。他没什么本事，只知道搬弄是非，大王若是被他蒙蔽，再加以信任，他的奸计一旦得逞，齐国将陷人危难之中。”
有人将此事偷偷报知苏秦，苏秦却不以为意地说：“若论说辞，自信无人是我的对手，他们是害不了我的。”
来人和苏秦交好，此时分外着急道：“大人为人嫉恨，已非一日了。他们都是齐国的重臣，眼下一同发难，想来齐王也不会无动于衷。你平日和他们只知辩论，语多无忌，自然会伤害到他们，他们这是报复大人啊。”
由于大臣们的不断进谏，真真假假的信息终于使齐王对苏秦产生了怀疑，对他的态度也大为转变。苏秦百般辩解，不见成效，于是避祸而离开，回到了燕国。
苏秦在燕国和燕王的母亲通奸，终日惶惶。他怕燕王杀他，就自请到齐国做燕王的奸细。他花言巧语地使齐王又信任了他，但苏秦的频繁活动终被齐王和齐国大夫发觉。齐王将苏秦车裂于市。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事情都被扭曲了。不考虑这个背景和实际需要，那么就不能顺应时势，更保护不了自己。正像事物因朴实而不惹人注意一样，俗人眼中的缺点却成了它自存的法宝。而器具的精致则让人觊觎，你争我夺之中，难免造成对其本身的伤害，这正是它自身炫耀的结果。由此引申开来，巧言善辩自有它的益处，不过，过于玩弄辞令也会伤害自身，于事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