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一再对自己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于工作，我写信给前方的士兵——给别人的儿子们；晚上，我参加了成人教育班——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不再为已经永远过去的那些事悲伤。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更充实、更完整。”
已故的乔治五世，在他白金汉宫的房子里挂着下面这几句话，“教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后悔。”叔本华也说：“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而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
必要时，我们都能忍受灾难和悲剧，甚至战胜它们。我们内在的力量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说：“人生的任何事情，我都能忍受，只除了一样，就是瞎眼，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然而，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他的视力减退，一只眼几乎全瞎了，另一只眼也快瞎了，他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塔金顿对此有什么反应呢？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还能运用他的幽默感。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时，他却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塔金顿完全失明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我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要是我五个感官全丧失了。我也知道我还能继续生活在我的思想里。”
为了恢复视力，塔金顿在一年之内做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就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知道他无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他受苦的办法，就是爽爽快快地去接受它。他拒绝住在单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和其他病人在一起。他努力让大家开心。动手术时他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幸运。“多好呀，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能够为像人眼这么纤细的东西做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要忍受12次以上的手术和不见天日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病了。可是这件事教会塔金顿如何忍受，这件事使他了解，生命所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
我们不可能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自己就试过。
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碰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结果，我好几夜失眠，痛苦不堪。我让自己想起所有不愿意想的事，经过一年这样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我早就知道的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诗句：
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并不是说，碰到任何挫折时，都应该低声下气，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奋斗。可是当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理智，我们就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
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郝基斯院长告诉我，他曾经作过一首打油诗当做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也数不清，
有的可以救，有的治不好。
如果还有救，就该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掉。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采访过一些美国著名的商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大都有能力接受无力避免的局面，这样就能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假如他们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就全被过大的压力压垮。下面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办了遍布全美国的连锁商店的潘尼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尽可能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要看老天爷了。”
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没法处理的事情，我就让他们自己解决。”
克莱斯勒公司总经理凯乐先生说：“如果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只要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就去做。要是干不成的，就干脆忘了。我从不为未来担心，因为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何必为它们担心呢？”如果你说凯乐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非常困窘，因为他只是个出色的商人。但他这种想法，和古罗马的大哲学家伊匹托塔斯的理论差不多，他告诫罗马人：“快乐之道不是别的，就是不去为力所不及的事情忧虑。”
莎拉·班哈特，可算是深通此道的女子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独一无二的皇后，深受世界观众喜爱。她在71岁那年破产了，而且她的医生波基教授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断。他以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暴跳如雷。可是，莎拉看了他一眼，平静地说：“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只好这样了。”
她被推进手术室时，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她却挥挥手，高高兴兴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会回来。”
去手术室的路上，她背她演过的台词给医生、护士听，让他们高兴，“他们受的压力可大得很呢”。
手术完成，健康恢复后，莎拉·班哈特还继续周游世界，使她的观众又为她风靡了7年。
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又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你只能选择一种，或者生活在那些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下身子，或者，抗拒它而被折断。
日本的柔道大师教育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的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挺直。”
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能忍受那么多的颠簸吗？起初，创造轮胎的人想要创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切成了碎条。后来，他们制造了一种轮胎，可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各种压力和所有颠簸的话，我们就能活得更长久，能享受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吸收这些。而去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挫折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我们就会忧虑、紧张、急躁而神经质。
如果再退一步，我们抛弃现实社会的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的梦幻世界里，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了。
有个叫威廉·卡赛柳斯的人讲过下面这个故事：
“我加入海岸防卫队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这边管炸药。我——一个卖小饼干的店员，居然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几千几万吨TNT上。就把我连骨髓都吓得冻住了。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我所学到的东西使我内心更加恐惧。
“我第一次承担任务时，天又黑又冷，还起着雾。我奉命到新泽西州的卡文角辑码头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五个身强力壮而又对炸药一无所知的码头工人，正将重2 000~4 000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一吨的TNT，足够把那条旧船炸得粉碎。我怕得不行，浑身发抖，嘴发干，膝盖发软，心跳加速。可我又不能跑开，那就是逃亡，不但我会丢脸，我的父母也会脸上无光，而且我可能因为逃亡而被枪毙，我只能留下来。在担惊受怕、紧张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能运用常识考虑问题了。我对自己说：就算被炸着了，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也痛快，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这工作不能不做，否则要被枪毙，所以还不如做得开朗些。
“我这样跟自己讲了几个小时后，开始觉得轻松了些。最后，我克服了自己的忧虑和恐惧，让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况。”
除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以外，历史上最有名的死亡是苏格拉底之死了。即使100万年以后，人类恐怕还会欣赏柏拉图对这件事所作的不朽的描写——也是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最动人的一章。雅典的一些人，对打着赤脚的苏格拉底又嫉妒又羡慕，给他找出一些罪名，把他审问之后处以死刑。当那个善良的狱卒把毒酒交给苏格拉底时，对他说道：“对必然的事，姑且轻快地去接受。”苏格拉底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以非常平静而顺从的态度面对死亡，那种态度几乎已经可以算是圣人了。
“对必然的事，姑且轻快地接受。”这是在公元前399年说的。但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今天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
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专门阅读了我所能找到的关于怎样消除忧虑的每本书和每篇文章。在读过这么多报纸文章、杂志之后，你知道我所找到的最好的一点忠告是什么吗？就是下面这几句——纽约联合工业神学院实用神学教授雷恩贺·纽伯尔提供的无价祷词——一共只有41个字：
请赐我沉静，
去承受我不能改变的事；
请赐我勇气，
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请赐我智慧，
去判断两者的区别。
要在忧虑毁了你之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第四条规则是：
“适应不可避免的情况。”
为忧虑画出“到此为止”的底线
如果我们以生活为代价，付给忧虑过多的话，我们就是傻子。
查尔斯·罗勃兹是一个投资顾问，他告诉我说：“我刚从得克萨斯州到纽约来的时候，身上只有20 000美元，是朋友托我到股票市场投资用的。原以为我对股票市场懂得很多，可是我赔得一分也不剩。若是我自己的钱，我倒可以不在乎，可是我觉得把朋友的钱都赔光了是件很糟糕的事。我很怕再见到他们。可没想到，他们对这件事不仅看得很开，而且还乐观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我开始仔细研究我犯过的错误。下定决心要在再进股票市场前先学会必要的知识。于是，我和一位最成功的预测专家波顿·卡瑟斯交上了朋友。他多年来一直非常成功，而我知道，能有这样一番事业的人，不可能只靠机遇和运气。
“他告诉我一个股票交易中最重要的原则：我在市场上所买的股票，都有一个到此为止的限度，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例如，我买的是50元一股的股票。我马上规定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是45元。这也就是说，万一股票跌价，跌到比买价低5元的时候，就立刻卖出去，这样就可以把损失只限定在5元之内。
“如果你当初购买得很精明的话，你的赚头可能平均在10元、25元，甚至于50元。因此，在把你的损失限定在5元以后。即使你半数以上判断错误，也还能让你赚很多的钱。
“我马上学会了这个办法，它替我的顾客和我挽回了不知几千几万元钱。
“后来我发现，‘到此为止’的原则在其他方面也适用。我在每一件让人忧虑和烦恼的事上，加一个‘到此为止’的限制，结果简直是太好了。
“我常和一个很不守时的朋友共进午餐。他总是在午餐时间已过去大半以后才来。我告诉他，以后等你‘到此为止’的限制是10分钟，要是你在10分钟以后才到的话，咱们的午餐约会就算告吹——你来也找不到我。”
我真希望在很多年以前就学会了把这种限制用在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气、我的自我适应的欲望、我的悔恨和所有精神与情感的压力上。常常告诫自己：“这件事只值得担这么一点点心，不能再多了。”
我在30岁出头的时候，决定以小说写作为终生职业，想做哈代第二。我充满信心，在欧洲住了两年，写出本杰作——我把那本书题名为《大风雪》。这个题目取得真好，因为所有出版家对它的态度，都冷得像呼啸着刮过德可塔州大平原上的大风雪一样。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不值一文，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赋和才能的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我发觉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做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几个星期之后，我才从这茫然中醒来。当时我还不知道“为你的忧虑订下到此为止的限制”，但实际上我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我把费尽心血写那本小说的两年时间，看做一次宝贵的经验，然后，“到此为止”。我重新操起组织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还有就是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籍。
100年前的一个夜晚，梭罗用鹅毛笔蘸着他自己做的墨水，在日记中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也就是我称之为生活的总值，需要当场交换，或在最后付出。”
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付代价，而付得太多了的话，我们就是傻子。这也正是吉尔伯和苏里文的悲剧。他们知道如何创作出欢快的歌词和歌谱，可完全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寻找快乐；他们写过很多使人非常喜欢的轻歌剧，可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苏里文为他们的剧院买了一张新的地毯，吉尔伯看到账单时大发雷霆。这件事甚至闹到法院，从此两人“老死不相往来”。苏里文替新歌剧谱完曲后，就把它寄给吉尔伯，而吉尔伯填上词后，再把它们寄回给苏里文。一次，他们必须一起到台上去谢幕，两人就站在台的两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可以不必看见对方。他们就不懂得在他们彼此的不快中，订下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做到了这一点。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却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觉比我要多，也许我的这种感觉太少了吧。可是，我一向认为这很不值得。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把他半辈子时间都花在争吵上。如果那些人不再攻击我，我也就不再记他们的仇了。”
我真希望伊迪丝姑妈也有林肯这种宽恕精神。她和法兰克姑父住在一个抵押出去的农庄上。那里土质很差，灌溉不良，收成又不好，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紧，每分钱都要节省着用。可是，伊迪丝姑妈很喜欢买一些窗帘和其他小东西来装饰家里，为此她常向一家小杂货铺赊账。法兰克姑父很注重信誉，不愿意欠债，所以他悄悄告诉杂货店老板，不要再让他妻子赊账买东西，伊迪丝姑妈听说后大发脾气。这事至今差不多有50年了，她还在发脾气。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她说这件事。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70多快80岁了。我对她说：“伊迪丝姑妈，法兰克姑父这样羞辱你确实不对。可是难道你不觉得，你已经埋怨了半个世纪了，这比他所做的事还要糟糕吗？”（结果我这话说了还是等于白说。）
伊迪丝姑妈为她这些不快的记忆也付了昂贵的代价，付出了半个世纪自己内心的平静。
富兰克林小的时候，犯了一次70年来一直没有忘记的错误。他7岁时看中了一只哨子，他兴奋地跑进玩具店，把所有的零钱放在柜台上，也不问价钱就把哨子买下了。70年后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后来，我跑回家，吹着这只哨子，在房间里得意地转着。”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多付了钱，都来取笑他，“我懊恼得痛哭了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