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消泯于清末。而唐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期，它对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汲取，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选贤任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就有了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进入仕途的机会。
然而，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槛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就是“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有两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牛僧孺、李宗闵对此毫不知情，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中举，却在不知不觉中踏入党争的泥淖。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长安制科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得到考官的赏识，但因为二人的考卷中抨击宰相李吉甫，于是李吉甫从中作梗，对二人久不续用。谁知，此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他们争相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得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两派，互相对立。但真正的“牛李党争”，是在牛僧孺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后开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间，牛僧孺曾一度为相，一次科举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其中牵涉李宗闵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闵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结果，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逐渐趋于复杂化。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党相互倾轧四十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对藩镇用兵，主张姑息妥协。
其实，这样的争论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可是，自长庆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丝毫看不到有意义的内容，而完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完全演变成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那么，牛李党争之事与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隐又有何干系呢？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呢？原来，这一切都与牛党的令狐楚有关。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少富文采，儒雅风流，深受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的赏识。如能得到令狐楚的引荐，李商隐的仕途必将一片辉煌。可不巧的是，河阳侍御史王茂元也对李商隐青睐有加，并将女儿嫁给了李商隐。王茂元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亲信，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无形中就是靠拢了李党。令狐楚知道此事后，大骂李商隐背信弃义。李商隐多次解释，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谅。
由于处境尴尬，李商隐既没办法与牛党交好，失去了被引荐的机会，又不想借着岳父的关系走入政坛。再说李党对于李商隐曾与牛党亲密接触的事情始终有所忌惮，更不可能举荐他。结果，满腹经纶、才情高绝的李商隐一生备受冷落，黯然而终。对于李商隐而言，他的心中并没有党派之分。不然，他也不会私下结交文人，从不过问对方党属。不过，他心里坦荡自然，并不等于别人同样拥有君子之心。凭君子之心结识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终呢？
看历史上历朝历代“朋党之争”，汉、明两朝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则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是公卿显官集团（李党）同豪强地主、暴发户庶族（牛党）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