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仕途艰险，尔虞我诈，没有足够的智谋与策略，根本无法生存。而直到中年才出山的左宗棠，更是与常人不同，他的经历更为坎坷。左宗棠性格耿直，脾气火爆，容不得别人阿谀奉承，看不惯他人的溜须拍马，但在官场，这样的人是不好混的。正因为左宗棠这样的行事风格，差点断送了他的官场生涯……
民不聊生被迫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掠夺的步伐加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推销的商品日益增多，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和长江流域及其腹地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清政府日益空虚的国库已经无法支付战争费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索要的巨额赔款，只得用重税掠夺广大农民，这使得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贵族也趁机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巧取豪夺。这些都激化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
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集中的现象更为严重。比如广西东南各县地主官绅所占土地超过当时土地的百分之八九十。
金田村有土地750亩，其中地主占662亩，占全部土地的88.2%，农民只占土地88亩，占全部土地的11.7%。战后土地之所以更加集中，都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密切相关。一是他们凭借低关税等侵略特权，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尤其是洋布洋纱。比如英国在1837—1839年间，每年输华商品总值不到100万镑，1845年则迅速增长到239.4万多镑，其中棉布棉纱输华总值从1842年的71万镑增长到400多万镑。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尤其是土布土纱，因竞争不过而销路骤减。1845年，福州地方官在奏疏中说：从厦门运销各地的洋布洋棉，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因此，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不能出口。江苏的松江、太仓、苏州一带，是当时有名的棉丝纺织手工业的中心。上海开市后，洋布盛行，是以布市消减，“蚕棉得丰年而皆不偿本”。商贾难以经营，生计维艰。广东顺德一带，织布手工业，也因洋布“贱售，女工几停其半”。洋布洋纱剥夺了土布土纱的销售市场，致使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衰落，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失业破产，地主、官僚、富商乘机贱价收买、掠夺农民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加入无业饥民群或者遭受更加残酷的封建剥削。
第二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1840年进口鸦片20619箱，1850年增加到52925箱，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843年到1848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计6000万银元，“银贵钱贱”的现象更趋严重。1840年间，一两纹银可兑换1000个制钱，到1850年，竟涨至2230个制钱，仅仅十年间就使必须用铜钱兑换白银以纳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实际负担增加了一倍多。此外，吸食鸦片的人从上层迅速扩大到下层，仅以两广为例，鸦片从广州沿西江而上，一直倾销到广西。梧州、平南、桂平、贵县一带，烟铺林立，仅广州一城就有大烟馆600多家，桂平县的大湟江口，一个小小的城镇，就有鸦片烟馆十几家。许多地主、豪绅吸食鸦片，他们通过增加地租等手段将吸食鸦片的巨大耗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致使许多中小地主和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倾家荡产，大地主、官僚、富商乘机兼并他们的土地。
三是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更加拮据，吏治更加腐败，造成战后严重的水利失修，水灾连年不断。1846年到1850年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受灾区域竟达1100多个州县。每次水灾之后，广大农民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地主富农乘机贱价收买农民的土地。
以上三个原因使中国土地集中的情况比战前更为严重。它使许多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四处流亡，形成人数很大的饥民群和无业流民群。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本乡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乘机抬高地租。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地租一般在50%左右，即所谓的“百种千租”，这本来已经很高了。鸦片战争后，租额增加到60%~80%，甚至更多，所谓“百种千五租”、“百种两千租”。农民遭到残酷的封建剥削，被迫借贷的人越来越多，地主商人乘机大放高利贷，利息也普遍增高。广大农民无以为生，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清廷不断增捐增税，因为他们需要支付庞大的战费开支和战后的巨额赔款，国库亏空，这笔钱只能从老百姓身上出。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费开支大约是7000万两银子。在战争过程中，英国侵略军在沿海沿江被占领过的城市掠夺清朝库藏银，加在一起是600多万两银子，再加上中英《南京条约》又勒索了2100万银元，总计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直接损失的货币，折成银元共达12830多万元，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半的赋税总额。这笔巨大的开支就造成了清政府的严重超支，加上贸易的逆差，中国银源枯竭。清政府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不惜向百姓大肆搜刮勒索。
战后两三年间，清廷连下各种搜刮令，道光皇帝公开发布命令：“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各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勒限催追完交”。各省如何筹措呢？清政府命令各地“自筹良策”，这就为各级贪官污吏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借机搜刮开了方便之门。战后，地丁税和漕赋普遍加重浮收。清政府当时主要的财政收入是地丁税。地丁税是田赋、丁赋的合称。丁赋是中国历代封建政府征收的一种丁口税，丁口一般指男丁。清政府“摊丁入地”，将丁赋并入田赋称为地丁税。地丁税征银两。清政府曾宣称“永不加赋”，但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全国“地丁”征收额为29431765两，以后历年增多，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地丁征收税已增至32813340两，这即是说，1841～1849年八年间，清政府的地丁税增加3381575两银子。漕赋是指封建王朝所征收的实物税粮食，用水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征收漕粮的省份有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八省。漕赋是清政府财政的补充收入。但是收漕赋的弊病最多，因为它要把米送到京师或京师附近地方，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和手续，这就给各级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争相分肥提供了方便条件。什么“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规费”、“帮费”、“加耗”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些额外勒索，鸦片战争前已经存在，战争后又大大增加。加之道光年间，漕粮征收一部分仍征实物，纳米，叫做征收本色，一部分则改征折色，即按米折成银两；而且是直接征收本色纳米时少，征收折色纳银的多。这样，无论清政府是征收地丁或漕粮，农民都要忍受双重的剥削。因为农民卖米换制钱，要吃米价贱的苦，拿制钱换银两，又要吃银价高的亏。
江苏浙江一带，一石漕赋，农民需要缴纳二石五六斗米；折色纳银，米价一石二千，折价竟至八千、十千以至数十千。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安徽浮收超过正额数倍，折价超过十数倍。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折色每石竟多至十八九千、二十余千。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缴纳数两；漕米一石，须缴纳数石。对此连曾国藩也说：“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加之地方官催漕如逼命，老百姓恨透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把这些贪官污吏叫“蝗虫”。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天地会领袖万大洪在发布的告示中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清政府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另外，地主阶级在交纳赋税时自然也因银贵钱贱而受到损失，于是他们就通过增加地租额、改收货币地租、隐瞒田产等手段把自己的负担和损失转嫁到佃户和自耕农身上。这样，清政府的繁重赋税、贪官污吏的搜刮勒索以及封建地主阶级重租、转嫁等重重剥削，不仅使那些无地的佃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迫使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濒于破产的境地。据清朝大员密奏，鸦片战争后，江南膏腴之区的苏州等地，有许多农民因交不起赋税而弃田逃亡，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了。农民破产卖田的趋势“犹水之就下，急不可遏”。这一切，都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双重压迫的结果。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促使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被迫走上了自发反抗的道路。
不惑之年入湘幕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同冯云山、洪仁玕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次年春入广西传教，积极宣传组织农民群众。随后，洪秀全回广东家乡从事宗教理论创作，冯云山则留在广西深入紫荆山地区，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拜上帝会，开辟革命基地，吸收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形成起义领导核心。
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
1851年，在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领导下，饱受剥削和压迫之苦的贫苦农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宣告同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处于武装对立的地位，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斗争最为壮烈的农民起义斗争的序幕。
金田村在紫荆山区的南麓。太平军起义后，占领了金田村以东约15千米的大湟江口，准备在这里经过水路转入更广阔的区域，向桂林进军。在这里，太平军遭到了清军的进击和围堵。太平军经过8个月的艰苦作战，在紫荆山区地带的狭小地区内东突西奔，终于从东北的山间小路突出重围，经过恩旺等地到达了蒙江上游的山域——永安（今蒙山县）。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这使清廷得以有时间调集3万多人的军队围住了永安城。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北上，直逼桂林城下。在桂林清军守卫较严，太平军围攻了一个月没有攻克，于是移师向全州进攻。在全州城北湘江上的蓑衣渡，太平军遭到江忠源募集的家乡湖南新宁子弟500人，号称“楚勇”的袭击。蓑衣渡水面狭窄，两岸林木茂密。江忠源伐木做堰，横江拦断，使太平军在此战役中严重受挫。太平军在永安时有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近2万人。经过蓑衣渡的损失，进入湖南仅剩不到1万人。这一仗，是清廷与太平军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江忠源善战之名由此传遍全国。
此后，太平军在洪秀全的带领下，经蓑衣渡之战，冲出广西，进入湖南。在湘南，太平军连克道州、郴州等重镇，清廷为之震惊。太平军突入湖南，使湖广总督程裔采极为恐惧，他“自衡州疾还长沙”，想躲到省城避祸，并函请尚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督师湖南。
赛尚阿却把湖南军务推卸给程裔采。鉴于这种状况，咸丰皇帝一面严旨赛尚阿、程裔采同办湖南军务，一面改任广西、湖南、湖北三省巡抚，想以此来加强内线的防御。这样，担任云南巡抚的张亮基于咸丰二年五月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张亮基抚湘，也成为左宗棠出山入幕的重要机遇。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接连攻克道州、郴州并沿途袭扰安仁、攸县、醴陵，围困长沙，由湘南而湘中，三湘形势日蹙。左宗棠急忙由柳庄“举家避居”湘阴与长沙交界处的东山白水洞，且“亲故多从之”。
此时湖南巡抚为张亮基，正为守城之事作难犯愁。清朝绿营兵的腐败无能，在鸦片战争中就已暴露无遗。当时任厦门地方官的徐继畲（yú）这样描写清朝官军：“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
那些从各地调来守卫长沙、抵御太平军的绿营兵，无事生非，强奸民女，强夺财物，聚众斗殴。这样的军队别说拉出去打仗，就是守城也很难让人放心。
恰在此时，在贵州任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和江忠源不约而同地向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与左宗棠均是朋友，彼此相知很深。胡林翼称赞左宗棠，说找遍九州，也没有见到才气比他高的人。
胡致函张说：“左子季高，才品超冠等伦，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能时务。”江忠源则说，左宗棠为“人中之龙，其功名虽只一举人，然经纶满腹，才华横绝，当世少有”，更为难得的是他“长期潜心舆地，埋首兵书，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战事，如数家珍”。
张亮基听江忠源介绍了左宗棠的才干，尚且半信半疑之际，江忠源提到抗英英雄林则徐对左宗棠推崇备至，视为绝世奇才，张亮基平素十分仰慕林则徐，遂下定决心请左宗棠出山。
张接受了他们的推荐，在赴湖南上任的路上，三次派专人携带书信到山中请左出山入幕，并表示对左是“思君如饥渴”。胡林翼又致函左宗棠说：“张中丞不世奇人，虚心延访，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又何谦焉。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经张亮基遣人“备礼走请”，胡林翼积极敦促，以及与左宗棠同居山中的好友郭嵩焘兄弟等人的劝说，加上左宗棠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湘江与林则徐会面时听林亲口称赞张亮基是一个“开爽敏干”的官员，他遂决定应张之聘，于咸丰二年八月十九日（1852年10月2日）随张亮基抵长沙城外，八月二十四日（10月7日），进入长沙城，成了湘抚的幕宾。此时，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正方兴未艾。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左宗棠年近40，终于到了蛟龙出水、建功立业之时。
初入仕途展拳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