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一词形容封建官场。身为官宦，在官场中争名夺利，在宦海中沉浮，这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官场是最能成就人的地方，也是最能毁灭人的地方。官场中的人际关系之复杂，是外人难以想象的。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招来祸端。
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但他能够在宦海中有惊无险，官运亨通，创造了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的辉煌成绩，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其为官运权手段之高明。
曾国藩有一套自己的官场哲学，他总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时时提醒自己：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务，谨言慎行是居官之道，勤是居官前提，“龙蛇之道”乃官场生存原理。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最终，他做到了明哲保身，善始善终。
要有耐得住麻烦的本领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能。
——曾国藩格言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事。政治家角逐政坛、军事家竞胜疆场、学者进德修业，乃至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一些艰难忧烦的事情。要克服和战胜这些艰难和忧烦，就要练好忍耐得住麻烦事、保持清醒头脑、不骄不躁的功夫。
身在官场的曾国藩同样会遇到大量不想做、不愿做、不屑做却不得不做的事情。官场的繁琐应酬常常让他感到厌烦，他也曾与这种官场习气作过斗争。但事实证明，单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气的。几经挫折的曾国藩从中悟出了官场生存之第一要务，那就是“耐烦”二字。
军事、政事都是极为繁琐细碎、直接具体的事情。要是在事机棘手之际沉不住气，会因此而坏事。鉴于此，曾国藩经常把“耐烦”二字挂在嘴边，时刻提醒自己要耐得住繁琐，迎难而上。
曾国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告诫处于战事棘手之际的曾国荃，身处逆境时，不必怨天尤人，即使牙齿被打落了也不要吭一声，和血吞之，咬牙忍耐，徐图自强，迎接对自己有利的转机。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奉命剿捻（捻军：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捷的特点，以及吸取僧格林沁追剿败亡的教训，曾国藩确立了“河防”战略。
第二年6月14日，曾国藩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河防”大计。计划利用自然河道把捻军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然后进行分段防剿，进而全部消灭。
具体的作战计划是曾国藩的湘军与地方势力联手，分守黄河、运河、沙河、贾鲁河与淮河，把捻军困在黄、淮之间的狭窄地带，加以歼灭。运河防务由他与漕运总督吴棠、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潘鼎新、刘秉章两军相互配合。黄河的防务则由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对于西线的沙河、贾鲁河防务，曾国藩调集鲍超、刘松山、张诗曰、刘秉章、杨鼎勋率领的五军，配合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同防守。沙河、淮河一线则调刘铭传、张树珊的军队与豫、皖地方军队配合防守。
6月中旬，捻军张宗禹的部队在河南的西华、上蔡与刘松山、张诗曰的湘军相遇。双方激战7日，捻军损失约6 000人。这是自曾国藩率军北上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曾国藩十分高兴，打算利用“河防”之策调集人马，把捻军歼灭在贾鲁河以西、沙河以南地区。但因为湘、淮各军分兵防守，战线拉得太长，一时间很难集中到一起。捻军张宗禹、赖文光、任化邦、牛宏升四军已经往河南许州、禹州一带会合。捻军看破了曾国藩的计谋，也发现了其布兵漏洞，在8月16日夜间对河南抚标营发动攻击，很快突破防线，于开封城内越过壕防东去，进入山东。
之后，曾国藩暂时放弃“河防”大计，改用追击堵截的战术。一些人认为曾国藩放弃了“河防”大计，“河防”之策就是宣告大败了。于是，朝野内外开始对曾国藩不满，他的敌对势力则借机大肆攻击。御史阿凌阿等人上疏弹劾曾国藩剿捻无方，要求撤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收回钦差大臣之命。清政府也深怪曾国藩与捻军作战一年有余，未见实效，连发上谕，严厉斥责。
面对皇帝的严厉斥责，曾国藩只得以身体欠佳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但他并不想离开战场，准备以“散员”身份留在大营内，协助办理。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他最终没能留在军营，以全盘失败的结果回任两江。
他的学生李鸿章接任后，起初也对其“河防”政策不以为然，轻兵四出。结果，其部下郭松林、张树珊、刘铭传、彭毓橘等大将接连遭到惨败。张、彭两员大将的战死，对李鸿章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使他认识到曾国藩的策略的正确性。此后，李鸿章拒绝采纳任何建议，顶住舆论压力，坚持“河防”之策，把捻军困在黄河、运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马队无法施展特长。结果，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东捻军首先被歼。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还军东救，也被阻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为清军所歼灭。
捻军的最终失败，是败在曾国藩制定的“河防”大计上。事后，曾国藩总结了剿捻失败的原因，认为自己在军事策略上没有失误，失败的真正原因是清政府不愿意把剿捻之功再授给这位已经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以免功劳太高，将来难以驾驭。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处理与河南地方大员的利益关系中显出了“不耐烦”之处。
曾国藩在遭到别人诬陷的时候没有气馁，也没有抱怨，而是自我总结，自我提升，能够抵抗得住外面的风言风语。最终，他的学生为他挣回来面子，他也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处。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一分耐心，如何过得。康熙皇帝在晚年时把“耐心”这两个字写在自己办公的地方。他用这两个字，时时提醒自己。治理一个国家，本来就是一件烦心的事情，要时时处处耐得住烦恼，不要怕麻烦。
古往今来，凡是能做出些成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拥有过人的耐心的人。
中国现代军事家刘伯承，就是一位极有耐心且非常细心的人。在每一场战斗之前，刘伯承元帅都会仔细地研究敌情我情，他最爱批评的指挥员就是那种“情况不明决心大”的人。刘元帅对于仅会要求“冲啊，冲”的指挥员的行为非常恼火：“怎么冲法？冲不上去又怎么打？”
作为战略区最高军事首长，他能在指示里把打法以及战斗小组的组成和分工进行细致的交代。这种举轻若重的周密计划，一贯得到指战员的尊重、信任和坚决执行。而在每场战斗之前，刘伯承都会独自思考他的制胜方案。墙上“精密审计”四个大字的条幅，是他所倡导的，也是他所遵循的求实作风。刘元帅曾在抗日战争初期立下一个制度，叫做“每战必有总结”，而且他亲自总结，以此教育各级指挥员，并提高他们的素质。
从上面刘伯承元帅这种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刘元帅是一位细心和耐心的人，他会不厌其烦地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耐烦”这两个字，在刘元帅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同时，这种“耐烦”态度并非一时兴起，也不是只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表现出来的，而是长期坚持，这种态度伴随刘元帅走过了他的军事生涯。
“烦恼即菩提”，我们不要企图将烦恼去掉，而应该像曾国藩那样练就“耐烦”的态度，学会在烦恼中学到些东西，耐得住烦恼，提高自己解决烦恼的能力。我们只有经得住烦恼的磨炼，在不断的挑战中完善自我，才能更快更好地进步。
生活中让人感到麻烦、令人厌烦的事情有很多，你是否也有过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或者自己已经很累，但也要去完成的事情？其实，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它看成提升自我的契机，把它当成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做的事越有挑战，学习起来才越有效率。在做事之前，告诉自己“做完这件事情就又进步了一大截”。然后，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成功完成事情之后，他人对自己的赞美，你就更有动力去完成这件事情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自我提升，即便没有人赞美，只要自己进步了，就应该自豪。
心存敬畏才保得了平安
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
——曾国藩格言
在封建官场中，权力太大的人总会招来他人的嫉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别人诬陷的把柄，都可能让自己身败名裂。在历史上，那些掌握大权的大臣很少有好下场的。鉴于此，在宦海中行走的曾国藩时刻怀着畏惧心理。
曾国藩认为，为官者身败名裂的核心原因就是他们太无所顾忌。
曾国藩的一个幕僚叫李鸿裔，四川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很喜欢他，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的“三圣七贤”，他们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好来了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闲来无事，便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三圣七贤”中的其中一个写的。诗文中有一段说：“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年轻气盛，看到这里，觉得十分可笑，便随手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掷笔而去。
曾国藩送走客人后，回到书房，看到了李鸿裔所题的文字，说了声“这小子”，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见得一致，我也是知道。但是，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这所谓的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语言之间的仇怨可比的。这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出言不慎了。
确实，身在官场，一定要心存畏惧。特别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的一生，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不仅没有表现出高兴，反而显得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诚惶诚恐，日夜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此大任。你们远在千里之外，一定要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匡正我的过失，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亏损。这样才可以使我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如果你们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就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就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心情：
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但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我这样有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们有所长进，而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古人说：“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敬畏体现的是一种为官态度与为人境界。在中国历史上，唐代的狄仁杰也同样是一个常怀敬畏之心的人。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负责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时，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申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
狄仁杰屡破奇案要案，屡建奇功，深受武则天的赏识。但是，狄仁杰没有因此而目中无人，飞扬跋扈。反之，他谨慎自持，从严律己。每次立功后，他从来不自居，而是把功劳都记在他人头上。他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他们都是唐代中兴名臣。当狄仁杰年老时，他害怕自己地位显赫遭人诬害，多次恳求皇帝让他告老还乡，以避开大是大非。
正是狄仁杰这样谨小慎微地在皇帝身边服侍，他才获得全身而退的结局。
邓小平同志早在1957年就说：“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其中，“胆子太大了也不好”就是告诫大家，要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一个人怕的东西越多，就会越自律。只有心存畏惧，才能自律自警，才能摒弃侥幸，不敢触犯党纪国法；才能杜绝非分之念，不敢伸贪婪之手，不敢干违法犯罪之事。周恩来同志就是心存敬畏的好总理。
周恩来总理一生都廉洁奉公，时时处处地在反腐反贪上率先垂范。1964年初秋，在蜜橘收获季节来临时，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以“总理”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橘。礼宾司建议：为亲切起见，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再三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礼宾司的同志感到很为难，他们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是国家公事，应由公家报销。但是，周恩来曾经明确立下过一条规定：凡是以他个人而不是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给外宾赠送的礼物，即使是出于工作的需要，也要由他个人支付，决不动用公款。周恩来公私分明，礼宾司只好服从。为了给总理省去巨额的远程航运费，礼宾司最后是托人将蜜橘带到柬埔寨。王后接到礼物后，非常感动。
然而，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系列官员贪污腐败的事件，负面影响很大。很多人进行了反思总结。如果从哲学及文化的角度挖掘其思想病灶，这些事件暴露出现代人敬畏感的缺失。
在中国，官本位的思想依然存在，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得权，这样既能光宗耀祖，又能终生富贵无忧。但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给你荣耀，也能带给你灾难。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自己，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
即使曾国藩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权力显赫，名望极高，他还是时刻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他始终保持一颗清醒、冷静的头脑，从而顺利渡过了宦海的风波，避免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我们也应该学习他那种心存敬畏、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