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已是1808年的杰斐逊，一个成熟的人，几乎是蒙蒂塞洛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贤哲。四十年前他远未达到这样平衡的精神境界和对道德世界这样明确的认识。他在《文学箴言录》中所摘录的那些词句显得混乱和互相矛盾，可是，在他读荷马、欧里庇德斯、西塞罗、莎士比亚，甚至布坎南的作品时，有着明确而单纯的目的。他读书是为了汲取教益，而不是为了消遣，是为了搜集材料，用来由他自己和为他自己重新建立一个道德庇护所，以便他在以后的生活中蔽身。当时，他并没有考虑献身于他的国家；如果说他具有爱国心的话，也是潜在的；如果说他有什么抽象的正义感的话，也丝毫没有明显的表现。此外，与他在《文学箴言录》中一般摘录的词句十分不同，在他未发表过的一些备忘簿中，1770年的一本上笔迹潦草地摘录了一些格言，这时他已经铲平了一块高地，就要在这里修建蒙蒂塞洛住宅，已经在挖地下室。但是有一天，他在仔细地记载了“四个很好的伙伴，一个小伙子，两个女孩子，大约都是十六岁，在我的地下室挖掘了八个半小时，挖了三英尺深，八英尺宽，十六英尺半长”这段话之后，停下来又扼要地写下他要用以在生活中律己的几句最引人注目的格言：……没有自由便没有生命——忍耐克制——美好就是正直；英勇者受奖；对一切都不失去希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想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是正义——光荣来自正确——不要对邪恶让步，相反更加前进——长寿、永康、长乐和一位朋友——不是为我们，而是为祖国献身——即使苍天崩落，亦要维护正义。
显然，从他积累的《文学箴言录》到在备忘簿中写下这段话，这期间杰斐逊的精神世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蛰伏的东西已经苏醒，未存在的东西已经萌发。让那些想方设法寻找杰斐逊到底是受谁的影响的人，在那些法国哲学家的著作中搜寻这些格言的微弱反映吧。我是一点也找不到的。我甚至要说，这里显示不出博林布罗克的影响，因为杰斐逊从博林布罗克那里借鉴的是解决某些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某些确定的思想。这位年轻的弗吉尼亚人只是在很短一个时期利用过这位英国哲学家所采取的批判推理的方法，而当他开始重新建立他的道德观以后，他是从古希腊斯多葛派学者们那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一句格言一句格言地收集全部材料。这是一种悲观但充满勇气的人生哲学，与18世纪的乐观主义迥然不同。异乎寻常的是，这位拓荒者的后代，大约是在边疆精神影响下成长的年轻人，不是与伦敦、巴黎和日内瓦的哲学家们，竟然是与希腊和共和罗马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年轻的弗吉尼亚人在他一生的这个早年时期，当他拒绝了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后，在荷马的高尚行为和友谊的淳朴准则中，从西塞罗的著作中发现的对希腊斯多葛派的共鸣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道德支柱，而这些又启发他产生了一种爱国主义和献身公职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在探讨杰斐逊对人生态度的转变时，如果不考虑帕特里克·亨利的影响，是不公正的。当亨利于1765年在弗吉尼亚议会发表他的著名演说，最后以挑战的口吻宣称“如果这就是叛逆的话，那就全力以赴地进行吧”而结束这次演说时，年轻的学生杰斐逊也在场。杰斐逊写道：“在我看来，他所说的就像是荷马所写的。他的天才确实伟大，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说过可与之相比的话。”虽然他没有从亨利那里接受什么政治哲学，但从他那里懂得了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并成为政治斗争的箴言和战斗口号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基本准则的价值。他喜欢亨利的论断的那种炽热的感情和完整性，1770年他在备忘簿中写下了各个时代的一切革命者和激进派奉为座右铭的话：“即使苍天崩落，亦要维护正义。”这时，他把这位弗吉尼亚的演说家看得同古罗马的雄辩家们一样伟大。
生活的本源不在肉体，而在灵魂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你是谁？人。什么人？你怎么区别于他人？我是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是老人，我是年轻人，我是富人，我是穷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个别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在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身上都存在着一个别无二致的灵魂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同时既是伊万，也是娜达丽雅，也是那个在所有人身上都一样的灵魂生命。一旦我们说“我想如何”，则有时这意味着伊万或娜达丽雅想如何，有时则意味着，是那个在所有人身上都同一的灵魂生命想如何。这样一来，也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伊万或娜达丽雅在想做某一件事的时候，而那个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灵魂生命想的却完全是另一件事。
一个人前来敲门。我问：“是谁呀？”回答是：“我。”“我是谁？”“就是我呀。”来的人又答道。来的是个农夫家的小男孩。他感到很稀奇，怎么可以问这个“我”是谁呢。他感到稀奇，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在自己身上的那个与所有人都一样的共同的灵魂生命，所以他感到稀奇，怎么竞可以问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他回答的是灵魂的“我”，而我问的只是那个窗口，那个透过它能窥见这个“我”的窗口。
如果说，我们称呼自己的时候只是指的肉体，我的理智、我的灵魂、我的爱，都是出自肉体，那么，这就等于说，我们只是把那用来喂养肉体的食粮称作了我们的肉体。不错，这个“我”的肉体只不过是由肉体加工而成的食粮，没有食粮则没有肉体，但我的肉体不是食粮。这个食粮对于肉体生活来说是必需的，但它不是肉体。谈到灵魂也是如此。不错，没有我的肉体也就没有那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我的灵魂不是肉体。肉体对于灵魂来说是必需的，但肉体不是灵魂。假如没有灵魂，我就不会懂得我的肉体是什么。生活的本源不在肉体，而在灵魂。
生命
张中行
邻居有一只母羊，下午生了两只小羊。小羊落地之后，瘸瘸拐拐地挣扎了几分钟，就立起来，钻到母羊腹下，去找乳头。据说这是本能，生来如此，似乎就可以不求甚解了。
生命乐生，表现为种种活动以遂其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其实却不容易理解。从生理方面说，有内在的复杂构造限定要如此如彼；从心理方面说，有内在的强烈欲望引导要如此如彼。所以能如此如彼，所以要如此如彼，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因是什么？有没有目的？
小羊，糊里糊涂地生下来，也许是“之后”，甚至也许是“之前”，有了觉知，感到有个“我”在。于是执著于“我”，从“我”出发，为了生存，为了传种（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求乳，求草，求所需要的一切。相应的是生长，度过若干日日夜夜，终于被抬上屠案，横颈一刀，肉为人食，皮为人寝，糊里糊涂地了结了生命。
人养羊，食羊之肉，寝羊之皮。人是主宰，羊是受宰制者，人与羊的地位像是有天壤之别。据人自己说，人为万物之灵。生活中的花样也确是多得多。穿衣，伙食，住房屋，乘车马，行有余力，还要绣履罗裙、粉白黛绿、弄月吟风、斗鸡走狗，甚至开府专城、钟鸣鼎食、立德立言、名垂百代，这都是羊之类所不能的。不过从生命的性质方面看，人与羊显然相距不很远，也是糊里糊涂地落地。之后，也是执著于“我”，从“我”出发，为了饮食男女，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甚至口蜜腹剑、杀亲卖友，总之，奔走呼号一辈子，终于因为病或老，被抬上板床，糊里糊涂地了结了生命。羊是“人杀”，人是“天杀”。同是不得不死亡。
地球以外怎么样，我们还不清楚，单是在地球上所见，生命现象就千差万别，死亡的方式也千差万别，老衰大概是少数。自然环境变化，不能适应，以致死灭，如风高蝉绝，水涸鱼亡，这是一种方式；螳螂捕蝉，雀捕螳螂，为异类所食而死，这又是一种方式，可以统名为“天杀”。乐生是生命中最顽固的力量，无论是被抬上屠案，或被推上刑场，或死于刀俎，死于蛇蝎，都辗转呻吟、声嘶力竭，感觉到难忍的痛苦。死之外或死之前，求康强舒适不得，为各种病害所苦，求饮食男女不得，为各种情欲所苦，其难忍常常不减于毒虫吮血，利刃刺心。这正如老子所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无怪乎佛门视轮回为大苦，渴想涅到彼岸了。
有不少人相信，天地之大德日生，因而君子应自强，生生不息。我们可以说，这是被欺之后的自欺。糊里糊涂地落地，为某种自然力所限定，拼命地求生存，求传种，因为“想要”，就以为这里有美好、有价值、有意义。其实，除了如叔本华所说，为盲目意志所驱使以外，又有什么意义？
天地未必有知。如果有知，这样安排生命历程，似乎是在恶作剧。对于我们置身于其内的“大有”，我们知道的很少。可以设想，至少有两种可能：一、它存在于无限绵延的时间之中，其中的任何事物，前后都有因果的锁链联系着；二、它是无始无终的全部显现的一种存在形式或变动形式，前后的时间顺序，只是我们感知它的一种主观认识的形式。如果是前者，则从最初（假定有所谓“最初”）一刹那起，一切就为因果的锁链所束缚，所有的发展变化都是必然的，就是说，其趋向是骑虎难下。如果是后者，则一切都是业已完成的，当然更不容有所谓选择。总之，死也罢，苦也罢，都是定命，除安之若素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古人有所谓“畏天命”的说法。如果畏是因为感到自然力过大，人力过小，定命之难于改易，则这种生活态度的底里是悲观的。古今思想家里，讲悲观哲学的不多。叔本华认为，生活不过是为盲目意志所支配，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他写文章宣扬自杀，说这是对自然的一种挑战（意思是你强制我求生，我偏不听从），可是他自己却相当长寿，可见还是不得已而顺从了。世俗所谓悲观，绝大多数是某种强烈欲望受到挫折，一时感到痛苦难忍，其底里还是乐生的。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应该为生命现象之被限定而绵延、无量龌龊苦难之不能改易而忧心，应该是怀疑并否定“大有”的价值，主张与其“长有”，毋宁“彻底无”。
彻底无可能吗？无论如何，“大有”中的一个小小生命总是无能为力的。孟德斯鸠临死的时候说：“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畏天命正是不得不如此的事。
不过，受命有知，作《天问》总还是可以的，这也算是对于自然的一个小小责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