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东汉之际的大作家扬雄虽然文思超群、佳作颇多，却嘲笑辞赋乃是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大约两百年之后，魏文帝曹丕一反扬雄的论调，把文学创作推崇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文学的地位提高了，她不再甘心依附在儒家经学的身影之下，不再仅仅是汉代侍从文人手中取悦帝王的工具，她要表达作家之心志，抒发一己之深情，她更要以自己外形上的绚烂夺目，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在文化史上的空间和地位。
先秦散文中偶然出现的对偶句，自东汉开始逐渐成为文章中的主导句式，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对这种句式似乎更加爱不释手，下笔作文，则必然对仗，于是形成了一种似乎通篇都是“对联”的新型文体。相对于先秦时代句式长短不齐的文体，当时的人称之为“今体”。清代学者送给它一个更为典雅的名字——骈文。不单朝廷庙堂上的诏诰文章要用骈文，民间书信也用骈文，就连逻辑复杂、头绪纷繁的学术专著，同样要用对仗工整的骈文来写。魏晋六朝时代，士人爱美的风气无处不在，他们当中有所谓“行步顾影”者，比如魏晋之际的名士何晏；南朝士人当中更是不乏喜爱浓妆淡抹、施朱傅粉者。文人们钟情于骈文，主要也是因为骈文具有华丽的外表：通篇对仗的句式，体现出整齐的建筑美；平仄相间的声韵，展示着抑扬顿挫的音乐美；重视雕琢文辞，因而颇具色彩美；讲究使用典故来表情达意，所以还富有含蓄美。中国独有的骈文，在中古时代掀起一股席卷整个文坛的唯美风潮。
一、简明扼要说骈俪
“骈”字的本义是两匹马并驾齐驱。骈文，就是用对偶句组成的文章，有时候也称为骈俪文。就是文章中的每句完整的话，都由两个分句组成，两句在意义上相同或相反。“俪”的本义是两张并列的鹿皮，总之都离不开相同或相对的两者并列在一起这层意思。骈文在英文中被译成“parallelprose”，这个译法还是能够体现出它结构上的基本特点的。
今天比较常见的对联，实际上就是骈文的基本句式。对联可以说是人们特意把骈文中的一个完整的句子拿出来，单独成为一种文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对联的出现比较晚。相传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君主孟昶是对联的创始人。有一年的春节，他把“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样一个工整的骈句分别写在两张大小一样的纸上，这就成了对联。对偶是骈文在形式上的基本特点，判断一篇文章是不是骈文，就要看它是不是大部分句子使用了对偶的骈句。
当然，骈文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大致都是在骈偶的结构确定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具备的。比如讲究音韵，最早的骈句中并没有特别注意，后来就成了有意识的追求了。文章的声韵理论到了南朝齐武帝永明之际（483-493），才由沈约、周颙、王融等人倡导起来，相当复杂，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能严格遵守；直到六朝之末，徐陵、庾信等人才运用到比较圆熟的程度，不过也没有丝丝入扣，毫不错乱；只有唐、宋时代的一些骈文大家才真正做到了严守勿失。做到这一步是要下很大工夫的，不过到了这种精密的程度，作文章也就难免有些“受罪”了。再如刻意使用典故，也是两晋以后的骈文才出现的特点。用典本来是为了借古喻今，散体文同样使用，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但骈文却要考虑到句子长短、音韵的平仄和用意的虚实等等因素，而且后来发展到一句一典，作者不仅要记诵大量典故，更要花费很多裁剪熔铸的工夫，实际上也是个苦差事了。所以后来出现了不少类书，比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还有各种各样规模大小不等、分门别类的类书，多半都是为了写作骈文时查找典故的需要而编纂的。再者，骈文还讲究辞采之美。对偶本身就有一种对称之美，骈文就是一种美文，对美的追求还表现在词句上，秾辞艳藻也是骈文的追求目标之一。总起来讲，音韵、用典和辞藻都是比较次要的特征，可轻可重，能多能少，都不关乎骈文的本质，只要绝大部分句子以对偶的形式出现，骈文就算成立了。
骈句的起源早于骈文。《尚书》中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对仗工整的句子；《老子》书中的韵语和对偶句相当多，比如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类似的句子在《老子》书中还有很多。《周易》中的对偶句也不少，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等都是。秦汉时期，李斯、贾谊等人的某些议论文章，继承了战国策士论辩文章的风采，句式比较整齐，对偶句比较多，而且经常把三句或更多结构相同、字数相当的句子排列在一起，用铺排的方式增加文章的气势。东汉散文中骈偶句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越到后来，骈句的成分越多，到南朝中后期，几乎通篇都由对偶句子组成，这就形成了正式的骈文。骈偶句不单在文章内部的分量逐渐增加，从体裁上也呈现扩张的趋势。南朝后期，除了极少数学术性的文章之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成了骈文，就是刘勰《文心雕龙》这样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全书也都是用工整华丽的骈文写成。中国古代散文，从源头看几乎都是散句，后来散句和骈句夹杂在一起，经过骈句成分逐渐增加的过程，到南朝后期，通篇对偶的骈文终于成就了一统文坛之势。
骈文的成熟在南北朝。我们所说的骈文发达的状况，多半都是指南朝。笼统地说，南朝在政治上要相对安定一些，经济也更发达一些，北朝则长期处在战乱和贫困的状态里，因此南朝文学的发展基础肯定要比北朝好得多，散文的成就也更高一些。这并不是说北朝散文一塌糊涂，北朝也有很好的文章，郦道元的《水经注》描写我国各大水系及其相关的风景名胜、掌故逸闻，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回忆北魏洛阳寺庙的繁盛，文笔都极为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在古代山水游记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后来的影响很大。但从总体上说，北朝的散文艺术水平确实不如南朝。比如有一次，南方的任昉出使北方，北方的魏收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任昉，希望他给带到南方去鼓噪一下，扩大一下影响，提高一下自己的知名度。没想到任昉在过江时就把这些文稿都扔到水里去了，身边的人感到很奇怪，任昉说：“我这是替魏收遮丑！”意思是魏收的文章根本不会被南方文人看得起。其实魏收的文笔在北方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是“北地三才”之一，竟然还被南方文人这样鄙视。
南朝骈文的繁荣景况不次于诗歌，只是诗歌流派较多，有个性的作家也比较多，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南朝骈文的应用范围远远超过了诗歌。特别是齐代以后，骈文的使用更加普遍，即便是家书或者给亲密朋友的书信也使用对仗工整的骈文。今天的人看起来可能会感觉有些奇怪，自家人说事儿还要文绉绉地凑“对子”吗？这就说明当时写文章用骈偶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了。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些文人即便诗歌作得很好，可是不擅长作骈文，想要给自己的夫人写封信，还要专门找到骈文高手给代笔。梁代何逊就有《为衡山侯与妇书》，伏知道有《为王宽与妇义安公主书》，庾信有《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上黄侯世子就是著名的诗人萧悫，他曾经写出过“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这样优美的诗句，但是给夫人的骈文书信竟然要找人代笔，可见当时人对骈文的重视程度。
骈文并不是平白出现的，它的出现、成长和发展成熟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客观世界本来就存在奇偶相生的现象。奇就是单数，偶就是双数，有单就有双，有双就少不了平行或对立。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阴阳观念，有阳就有阴，有天就有地，有男就有女。先民从这些自然现象中逐渐形成了对偶的观念，追求对称之美，把这种观念应用到文章里面，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其次，汉字都是单音节的字，为词义的对偶提供了条件。单音节字可以自由组合，可长可短，意义相同或相反的字很多，选择的余地很大，造成对偶词或对偶句的可能性也就很大。南朝时代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最早总结对偶规律，提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四种对偶方式；初唐作家上官仪提出八种方法；中唐时代曾经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里总结出了二十九种对偶方法。人们对对偶规律的探索越来越自觉、越来越细密。
另外，我国古代文人很早就发现了汉语的声韵规律，推动了散文骈偶化的进程。他们把汉字分为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又从整体上归为平声和仄声两大类。南朝周颙、沈约等人专门提出，诗文中一句话里面相邻的字在平、仄上应该不同；对偶句中，上下两句话里面相对的字在平、仄上也要不一样。另外还提出了一些应当注意的规律和应当避免的错误，统称为“声病”规律，沈约等人提出“八病”；后来，日僧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中提出二十八种“病”，这部书里还有一篇《文笔十病得失》，细致极了，反映的是隋唐人对骈文声律的要求，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声律规则还没有那么细致、严格。
最后，社会风气的推动也造成了骈文的流行和普及。大家都爱好骈文，后来干脆就用骈文选拔人才，既然做官都需要考骈文，大家写骈文的积极性自然就高涨起来，都去写骈文好了。“利益”这个驱动力是最不得了的。
总起来看，骈文的出现和流行，是人们自觉关注文章形式的结果，体现了我国古人对散文形式美的自觉追求。骈文的普及是文学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南朝到唐代中期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人们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凡是文章，就应该是对偶的，或者说只有骈文才是“文”，不是用对偶句写出来的东西，就算不得“文”。刘勰在《文心雕龙》这部文学批评巨著当中，专门开辟了“丽辞”这一篇，来说明写作文章必须对偶的原则。他的这部理论性极强的巨著，说明了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微观的阐发，竟然从头到尾都使用了骈文，而且语言辞藻之美让人爱不释手，一千多年以来，竟然吸引了无数的学者去研究它。当时绝大部分历史和哲学著作，也使用骈文，虽然没有达到《文心雕龙》那样的艺术水准，却把骈文的市场扩大到了最广阔的限度。当时并没有“骈文”这个名字，因为凡是“文”，必得“骈”，没有另外命名的必要。中唐时代“古文”兴起之后，骈俪之文才专门被称作“今体”、“时文”、“四六”，这些名称都是为了同散行的古文相区别才出现的，“骈文”这个名字直到清代方才出现，使用的历史反而最短。
从先秦文章中偶然出现的骈句，到汉魏六朝骈文的逐步发展、正式成立，再到六朝中后期的繁荣昌盛、一统文坛，这个过程有上千年的时间，真正快速发展的阶段有五六百年。骈文毕竟同口语差别比较大，写作方法比较繁难，阅读起来也很费劲儿，所以从它一统文坛的时代开始，就有不少人起来批评骈文。开始批评它文风的浮华，唐代中期以后就有人主张干脆废除骈文这种文体，代之以同口语比较接近、写作比较自然的散体古文，这个呼声很得人心。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古文的市场大大扩展了，骈文的领地相应退缩，退缩到最后，两者大体“划地而治”：公文领域和部分科举考试的文章仍然由骈文来主宰，其他领域古文大可通行无阻。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末。白话文一普及，两者作为实用文体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二、士族生活的华美书写
东汉和曹魏时期的文章，对偶句很多，虽说可能出于作家有意的安排，但是总体上看比较自然，和散句搭配协调，用典也不多，读起来轻松、流畅，每个句子和整个文章的意思都很容易理解。骈文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西晋有个了不起的作家陆机，不仅诗歌对偶的成分多，文章也是如此。他的文章，对偶句所占的比例在西晋时代是最高的，而且刻意造成对偶的意图很明显，辞藻还很华丽，特别重视形式上的修饰。用地道的骈文来写逻辑性很强的论文，大概就从陆机开始，这需要极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比如《辨亡论》，篇幅就很长，乍看就知道写作的时候很费心力；再如《文赋》，虽说是篇赋，但实质上也是一篇句式整齐的骈文，论述写作过程的各个步骤，把那么复杂、深刻的理论问题写得如此华美，确实不是一般作家能够做到的。在陆机的文章里面，要数《演连珠》最像成熟的骈文。我们只引一段观其大略：
臣闻日薄星回，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厚地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
“连珠”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最早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写作出来的，所以前面总有“臣闻”、“盖闻”一类的词。西汉作家扬雄的连珠年代最早，都是散体，不用对偶；从东汉班固，到三国时期曹丕、王粲等人的模拟之作，都变成了对偶句。陆机的拟作，对偶最为工整，而且最讲究辞藻，在所有连珠作品中最负盛名。
陆机的文章非常重视对偶和辞采，可以说是骈文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但是他的骈文多是论文或者应用文，虽然华丽，却缺乏动人的力量，因为里面总是没有他自己的感情。比陆机年代稍早，有位四川人李密，虽说不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却写出了一篇让后人千古称颂的好文章，那么多的古文选本，都不会漏掉他的《陈情表》。很像唐代的张若虚，只靠一首《春江花月夜》，就让人永远忘不了他。
李密（224—287），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三国时期，他在蜀国做过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晋朝统一之后，晋武帝司马炎知道他名声很好，征召他到洛阳去做郎中、太子洗马，李密推辞了。一般人都喜欢做官，比较正直的人希望做官可以为老百姓做点实在事，可以为国家、朝廷效力；还有不少人认为做官可以颐指气使、前呼后拥，少不得有人巴结，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腐败，可以对看不顺眼的人尽情地打击报复。所以很多人都去跑官、要官、买官，像李密这样给官却不愿做的人比较少见。李密为人比较谨慎，也很周到，他怕朝廷误解他，错认为他对朝廷有什么意见，于是就写了一封信，详细陈述了他不愿做官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