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千方百计罗致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具有先进思想作风的新派人物。他在翻阅了别人送给自己的十余本《青年》杂志后，大为赞赏。这时该刊主编陈独秀正好住在前门的一家旅馆里，蔡元培立即驱车前去拜访，聘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主管文学、哲学、历史等系。大学者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后，9月即被聘为北大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3门课。接着，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先驱李大钊也被聘为图书馆主任，并兼历史经济系教授。
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之后，即将《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至北京，使刊物更好地发挥团结新文化战士共同作战的阵地的作用。就在这个时期，“文学革命运动的”号角奏响了，《新青年》（已改名）第3卷第5期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的主张，要求文学要有“高远之思想”和“真挚之感情”；第6期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主张，要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号召青年学子与“十八妖魔宣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的环境、新的气氛、新的人物、新的思潮，开启了朱自华的心灵。他听到了闻所未闻的言论，看到了见所未见的事物，就像在沙漠中饥渴已久的人，贪婪地吸吮着新文化知识的甘泉。
北大图书馆当时设在马神庙公主楼里，朱自华整天泡在其中，翻阅着新刊物和新书籍，眼界为之大开。
进入北大哲学系
1916年底，寒假将至之时，朱自华忽然接到一封家信，不禁忧喜参半，原来是父亲催促他早点回去完婚。在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婚姻命运，都只能依着规矩制定的一定程序，按部就班地通向爱情的“幸福之门”。他14岁时，在扬州订下的武家姑娘年已及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家族中的长子长孙，朱自华自然不敢也不能违背这千百年留下的古训。于是，假期一开始，他便急匆匆地背起简单的行囊，南行赶回扬州。
武家原籍浙江杭州，姑娘武钟谦和朱自华一样，自幼在扬州长大。朱自华是幸运的，他的父母为他铺下的婚姻道路，并没有堵住“幸福之门”，姑娘端庄秀丽，温婉柔顺，很爱笑。订婚5载，朱自华这时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他喜欢她，新婚燕尔，两人感情很好；年轻的妻子还偷偷告诉丈夫，当初相亲时自己躲开的“秘密”。结婚满月后又过了20天，假期已尽，开学时间到了，朱自华竟连元宵团圆节也没法在家过，即于1917年2月3日（正月十二）匆忙吻别新婚妻子，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乘车北上了。
当时，他的父亲朱小坡还在榷运局任上，家庭经济还算宽裕，因此朱自华的婚事办得倒颇体面，很花了一笔钱。但没有多久，朱小坡的差事交卸了，家庭经济便逐渐拮据起来。他叮嘱三儿子国华不要写信把家事告诉大哥自华，以免他学习分心。但朱自华还是有所觉察，特别是他此年暑假回家，住了一些日子，更一清二楚了。
北大规定，学生应读2年预科，然后才能考读本科。朱自华感到以眼下的经济状况，按部就班读上去是有困难的。为减轻父亲负担，他乃改名“自清”；因自感性情迟缓，《韩非子》有云：“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乃字“佩弦”以自警策，提前一年以同等学历投考本科，结果顺利进入北大哲学系。
父亲送别自己时的《背影》
1918年冬天，朱自清的祖母在扬州病逝。接到噩耗，朱自清连忙乘车南下，赶到徐州与父亲会齐，回到扬州。父亲设法变卖了家产，又借了一笔高利贷，这才勉强地办完丧事。这时二儿子物华中学即将毕业，想报考交通大学（上海）机电工程系，但他此时已拿不出学费，无法成全其愿望了。
朱自清看到家中景况十分惨淡，厅上只剩下了几幅字画和一张竹帘，原来摆在案上的巨大古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以及挂在壁上的郑板桥手迹等，都已送进了当铺，满院枯枝败叶，萧索非常。他又望望已显老迈的父亲、老实巴交的母亲，以及众多尚未成年的弟妹，心情十分沉重。他拉着三弟国华的手，叹着气说：“我要争取早1年毕业。”他已暗下决心，要尽早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
丧事完毕，朱自清要赶回北京上学；父亲也要到徐州谋事，于是父子决定同行。到了南京，父子要分手了，父亲就先送朱自清上火车。上了火车，父亲心疼儿子，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朱自清要自己去，但父亲不肯，只好作罢。
朱自清在窗口看着父亲离开火车去买橘子：父亲身体颇胖，因为服孝，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布棉袍，显得分外臃肿。买橘子须穿过铁道，跳下去再爬上去，这对父亲就不容易了。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难；可当他穿过铁道，爬上月台时就费事了。只见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等到买了橘子返身时，还要手捧橘子过铁道，先放下，待身子上去后再捧起，就尤不容易……朱自清在车厢里，望见父亲的背影，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后来，他把这个情景写成了著名的散文《背影》。
朱自清刚进哲学系时，整天埋头苦读，和同学不大交往。结婚后第二年，朱自清有了一个儿子，家庭更加贫困，负债累累，所以他一心要在3年里读完4年的课程，好早一些毕业出去做事，为年老的父亲分忧。但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热浪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他开始留心并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此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的文学兴趣也在慢慢地萌发。
轻叩文学殿堂的大门
当时，正是文学革命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刻，翻开《新青年》，里面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接二连三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文章；还有那么多新文学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崭新的白话文形式，暴露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新诗，打破了旧诗格律的镣铐，抒唱了发自内心的真情。还有许多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传递了世界进步文化的信息。刊物里头的作者多是北大的教师，读了倍觉亲切。
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的热情开始释放，文学种子在他年轻的心灵里正慢慢地萌芽。一天，他同房间一位姓查的同学，从伊文思书馆寄来的书目里，得到一张名为《睡罢，小小的人》的画片，画面上是一个西洋妇人安抚着婴儿睡觉，一轮明月洒下温柔的光辉，微风吹拂着身旁的花枝，仿佛传来一阵阵沁人肺腑的幽香……
朱自清感到这幅画“很可爱”。蓦地，一股如泉水般的灵感，猛地袭上心头，使他感到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创作冲动。由是，他铺开稿纸，提笔写道：“睡罢，小小的人……”：
你满头的金发蓬蓬地覆着，
你碧绿的双瞳微微地露着，
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
呀，你浸在月光里了，光明的孩子
——爱之神，“睡罢，小小的人”。
夜底光，
花底香，
母的爱，
稳稳地笼罩着你。
你静静地躺在自然底摇篮里，什么恶魔敢来扰你！
……
这绝不是对画面实际情景的描摹，而是内心感情的抒发。倾注里头的，是朱自清追求光明、向往自然的愿望，是他年轻心弦的有力弹动。他取了一个“余捷”的笔名，把这首处女作寄给北京《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他终于抬起手来轻叩了文学之宫的大门。
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和进步教授们的努力下，朝气蓬勃，气象一新。特别是文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革。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性质有了明确的区别，课程设置也已确立，新聘教授也最多。最初，北大文、理两科都在马神庙上课；1918年在沙滩盖起了红楼，文科移到这里，哲学系就设在四楼。图书馆也从马神庙公主楼搬到了红楼第一层。校内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社会活动很多，当时和朱自清同系同班的同学杨晦曾回忆说：
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上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学生活动）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辨难。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里，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北大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一面迎风高扬的革命旗帜。
1918年，在北京的灰色长空上，政治风云狂涌，而北大的师生就扮演了打头阵的急先锋角色：
5月，北京大学与北京高师、高工、法专等学校的学生2000余人集会游行，要求取消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6月，由李大钊领导的、旨在改造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
10月，学生救国会组织的《国民》杂志社成立，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展开猛烈的攻击，该社社员85%是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衍等均是骨干。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北京城沸腾了，市民欢欣鼓舞，纷纷高举国旗，结队游行。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高台，举行演讲大会，参加者有各校学生3万余人；继后又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活动进行演讲。
北大教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他把欧洲战争的结束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告诉人们，此次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
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登台演讲，他告诉大家：“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的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另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他高喊“劳工神圣”，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斗争风雨刷洗着祖国河山，也冲激着年青人的心灵。朱自清自然也不例外。他刚进哲学系时，整天埋头苦读，和同学不大交往。他的同学杨晦回忆说：
朱自清先生跟我是同班的同学，我们都是民国九年（1920）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不过，我们彼此间却等于没有来往。他是一个不大喜欢说话的人……我们同课桌坐过一学期，因为当时的座位是一学期一换，我们大概没有谈过两三句话。然而，我对于他却印象清楚而且感觉很亲切。……朱先生比我只大1岁，然而，在同学时，他却已经显得很老成，我完全是个孩子的样子。
朱自清结婚后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家庭负债累累，生计日艰，所以他一门心思要在3年里，读完4年的课程，好早一些毕业出去做事，为年老的父亲分忧。《北大日刊》是一种公报性质的刊物，上面经常公布各系缺课的学生名单，朱自清的名字从未出现过。这位“胖胖的、壮壮的、个子不高却很结实”的青年，在师友们的眼中是个秉性谦和、沉默寡言、不很活跃的用功学生。
但当时的政治热浪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在猛烈的斗争风雨冲激下，他的心灵逐渐苏醒了，开始留心并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一则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人，于近期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消息轰动了全校。
邓康（即邓中夏）字仲獬，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思想激进。他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得到了蔡元培和李大钊支持的。
《日刊》同时刊载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讲演团是“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认为教育有两大类，一为“就学教育”即学校教育，一为“就人教育”即露天教育。学校教育多有钱子弟才得以享受，贫寒子弟则无力入学，这是教育不平等的现象。邓中复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要使贫苦民众也能受到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启事与章程得到了广大进步同学的支持和响应。没有多久，朱自清也报了名，从此他和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和激荡下，北大一部分学生开始酝酿创办社团、出版杂志。他们的计划，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由是，一本新杂志《新潮》于1919年1月和读者见面了。《新潮》提倡革新文词，发扬批评精神，从事“伦理革命”，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大钊、鲁迅等都给予该刊有力的支持。
朱自清也参加了“新潮社”。据孙伏园说：“我们比较相熟还是在新潮社共同讨论《新潮》和一般思想学术问题的时候。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分歧的意见有调解的作用。”他的一篇译文《心理学的范围》，就发表在《新潮》第3期上。
正当朱自清向现实迈出可喜的一步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的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便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领土的完整。人们以为“公理”必能战胜“强权”，良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上。却谁知，他们失望了！
在五四光辉的照耀下
1919年5月4日，北大首先发起了“五四运动”，朱自清积极地参加了这一震撼中外的爱国斗争。五四的狂风暴雨，深深地震动了他年轻的灵魂；似乎有一道不灭的精神之光，把他的世界照亮。天安门前如涛的吼声、赵家楼的冲天大火，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本是一沟暮气沉沉的死水，现在已开始奔突、翻腾，充满阴云的天宇上也爆出了一丝光明。
五四的狂飚鼓荡着他的血液，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10年后，他曾说过，当时之所以创作，“是时代为之”，是五四运动“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他的缘故。
于是，这个哲学系的青年学生，决意要拿起诗歌这管号角，来抒唱自己对现实的感号，向人间吹奏自己的心曲。在做完功课之后，他就浸沉在艺术想象的世界里，灵感与思辨比翼飞升；那些对人生问题的种种思索，常常幻化为生动形象，从脑际汹涌而出：
风雨沉沉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
走尽荒郊，便是人们的道。
呀！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
“上帝！快给我些光明罢，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
在这首题为《光明》的诗里，他通过一个在风雨交加的暗夜里，努力寻求出路的景象的创造，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理性的思考。风雨沉沉，暗夜漫漫，光明之路在那里？他的回答是积极的：光明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祈求别人的赐予，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正是五四斗争风雨沐浴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