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后，竺校长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的方法和路径，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竺校长的这些论述，特别是他所概括的科学家应取的三种态度，不仅为万千“求是”学子所遵循，而且一直为科学家们所称颂。
1929年创办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阐释大学的教育理想，称英国大学理想在养成Gentlemen，此即中国“君子”理想；德国之培养专门学者Scholar，于中国当谓“士”。“我国本有‘士君子’一名词，然细按之，亦自有别。大概‘君子’尤重行谊，而‘士’则必学问上有相当之造诣者，方足当之。前者尤重人格上之修养，后者则重学问上之修养。今如不取古人之形式或意义，而取其旨趣之所在，则今日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学的历任领导人，在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开拓创新精神。自那以后，浙江大学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优良校风。
1988年5月，由路甬祥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作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这是浙江大学为适应迅猛发展的现代科技和社会需求所做出的正确决策，是对求是精神的发扬光大。
路校长1992年在建校95周年的致词中说：“创新（即创造）精神，严格地说，它已包含在求是精神之中，……但人们往往把求是理解为求实，侧重于对现有知识的认识和运用，对现状的客观分析和把握，而不特别强调创造与创新……。创新，正是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杰出人才的共同特点。浙江大学要办得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培养一大批具有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接班人，必须十分重视创新精神的提倡，并且形成良好的群体意识，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坚持开放，改革创新。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和教育发展的规律。要使我们学校同步于时代，并不断地取得进步和发展，必须在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强调创造力的开发，强调培植求是创新精神。”
路校长的这段话，既是对为何要立“求是创新”为校训的解答，也是对“求是创新”的诠释。
前任校长潘云鹤在1995年浙江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上作的题为《抓住时机，迎接挑战，迈向一流》的讲话中，提出了知识（Knowledge）、能力（Ability）、素质（Quality）并重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使得“求是创新”的方法和路径更为具体、明确。潘校长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专业知识、交叉知识；能力包括表达能力、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创新能力、写作能力、组织能力、想象能力、动手能力等等；素质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
“求是创新”是新时期求是学子的行为准则和奋斗目标。
正可谓：“求是”源远流长，“求是创新”前程似锦！
3、1901年B：孔孟之乡添书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济南创办的官立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的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晚清旅日归来的山东潍县状元王寿彭在建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建校以来，山东大学随着社会的变革，由晚清王朝、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期间曾几度更名，有过停办、重建、合校、搬迁的多次变革，曾在不同时期汇纳过各类大学，也曾分出过十多所高等院校。它在曲折前进的道路上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培养了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为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赢得了国内外良好的声誉。
山东大学汲取齐鲁文化营养，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形成了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文化底蕴，特别是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辉煌与发展，不仅奠定了“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享誉甚高的人文学者，以及像《文史哲》这样备受关注的学术阵地，而且数理研究也取得了令世人仰慕的成绩，跻身于中国著名学府的行列，成为教育部重点综合性大学，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被《大英百科全书》列为中国著名大学之一。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是年11月《折稿》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办官立山东大学堂，首任校长是政界闻人唐绍仪（时称管理总办）。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分专斋、正斋、备斋、分斋督课。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外，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等20多门。学制初为3年，后改为4年。
1904年学校迁入济南杆石桥新址，改为山东高等学堂。1911年又改称山东高等学校。周学熙、方燕年、陈恩焘、萧应椿、陈庆和、周学渊、魏业锐、陈恩畲、李豫同、李联璧、范之杰、黄国恩、丁维椽等先后出任校长。
1914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全国设立大学区，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各省设专门学校的体制，山东隶属中心城市北平，按章大学堂停办。师生分别转入法政、工业、农业、商业4个专门学校，校长丁维椽继任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校舍由法政专门学校使用。
山东大学堂在建校14年中，共培养毕业生770人，选送去欧美和日本留学的59人。其中徐镜心、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山东大学堂是山东省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校，也是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
1906年在济南皇华馆设立法政学堂。翌年再设法律学堂，时称第一、第二法政学堂。1913年合并为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1906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吴廷斌又在济南东关全福庄设立山东高等农业学堂，以南郊千佛山、马鞍山北麓5000亩土地作为学堂的林场，1913年易名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1912年，留日学生叶春墀请准在济南南关设立商业学校，随后定名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
1912年，青州府高密中等工业学堂和济南工业学堂合并，后又并入山东第一中学，于第二年在一中尚志堂校舍成立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1915年，山东省设医学传习所，1916年改名为山东省立医学学校，校址在济南北园白鹤庄，1920年正式命名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
1920年，又将矿业传习所扩建为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校址设在济南东关。
上述6个专门学校课程均为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师多为欧美和日本留学生，学制一般为3年，医学4年，十余年共毕业学生4000余人。
1926年，6所专门学校再行合并，组建成为省立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的发展历史上，这6所专门学校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1926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下令将山东公立6个专门学校合并，在济南建省立山东大学，由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清末状元王寿彭任校长。设文、法、工、农、医5个学院，计有中国哲学、国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商学、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农学、林学、蚕学、医学13个系，并有附属中学。校设评议会，院设教务会，系设教授会，定期研究教学、人事、经费等问题。大学部有教师320 人，其中教授约200人，除专业课外，并开设选修课，学生毕业授学士学位。
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
1924年8月正式创立私立青岛大学，高恩洪自任校长。设工科和商科，学制4年，学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授予学士学位。学生除本国外，还有南洋华侨和朝鲜学生。革命活动家罗荣桓、彭明晶等系该校学生。校董事会聘请学界名流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等人为名誉董事。选用德国人在青岛建造的俾斯麦兵营作校址。
1925年直奉战争再起，直系军阀失败，高恩洪下野，学校濒于倒闭，校董会公推山东省议长宋传典接任校长，勉强维持。1928年北伐军进抵山东后，奉系败逃，学校经费逐渐断绝停办，学生按大学结业处理。省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是随后创办的国立青岛大学的前身，在山东大学历史上占有重要篇章。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将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由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畸、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11人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蔡元培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取得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同意。
1928年6月，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以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5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初设文、理、教育3个学院，分为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教育行政系和乡村教育系8个系。
1932年9月，教育学院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同时增设工、农两学院。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农学院设于济南，设研究、推广两部。不久，又将文、理两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学校设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负责议决一切重大事项。
校长杨振声思想进步，富有远见，效法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如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老舍、洪深、王淦昌、童第周、王统照、张煦、丁山、曾呈奎、黄敬思、黄际遇、任之恭、傅鹰、闻在宥、游国恩、曾省、汤腾汉。
1931年行政院议决，将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任命赵太侔（赵畸）接任校长。赵太侔原为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赞同杨振声的办学方针。接任后增聘老舍、洪深、张煦、丁山、王淦昌、童第周、曾呈奎等一批专家学者，师资阵营更为整齐，同时撙节行政费用，添购图书、仪器，先后建成科学馆、工学馆、体育馆、化学馆、水力实验室及实习工厂等，改善了办学条件。此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校内人才荟萃，名流云集，师生勤奋教学、成就蜚然，成为学界仰重的国内知名高等学府。
国立山东大学实行“学年学分制”，学制4年，学生毕业授学士学位。学校先后创办有学术刊物《科学丛刊》、《文史丛刊》、《励学》、《刁斗》等。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1月，国立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往安徽安庆，不久再迁四川万县。图书、仪器、案卷分批运出，损失严重。
1938年春，学校在万县复课。不久，教育部下令“暂行停办”，师生分别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
1946年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任校长。复校后设文、理、工、农、医5个学院，计有中国文学、历史学、外国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矿物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农艺学、园艺学、水产学15个系。医学院不分系，并附设一个大学先修班和高级护士学校。各学院学生修业年限为4年，其中工学院5年，医学院6年，实行分学制和必修制、选修制。1946年10月25日举行开学典型。知名学者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严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沈福彭等应聘来校执教。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王哲、罗竹风、高剑秋率领军管小组进校，对学校进行接管整顿，山东大学从此进入新的时期。
1945年中共华中局决定，在华中党校基础上，创办华中建设大学。校址设于苏皖边区的旰眙县新埔，由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设民政、财政、文艺3系和一个高干班。首届招生，同年5月4日正式开学。8月份，首届学生结业，学校迁清江市。1946年初，校长彭康率领部分干部教师和学员北上，并入临沂山东大学。华中建设大学校长由李亚农继任，解放区知名人士贺希明、张劲夫、张茜、夏征农、戴白韬、阿英、孙冶芳、范长江、车载、朱维基、黎冰鸿、黄源、陶官云等在校工作和执教。学校拟办成一所正规大学，设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6个学院和预科。
1945年8月，山东抗日人民政府在解放区临沂创办山东大学（为区别国立山东大学，称临沂山东大学），由李澄之、田佩之任正副校长。设预科部，招收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46年初，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率领该校师生400余人北上，并入临沂山东大学，师资力量得到充实，学校规模有所扩大，设立政治、经济、教育、文艺4系，转入以专业为主的学习，解放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何封、薛暮桥、李仲融、王淑明、孙克定、刘力行、胡考、宋日昌、尚钺、宋之的等在校执教。1948年夏，中共华东局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的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并集中原来的一些教师，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潍县组建成立华东大学，同年9月4日开学。韦悫任校长。济南解放后，于11月迁入济南。迁济后，成立文学、社会科学、教育3个学院和一个研究部。1949年5月韦悫调任上海市副市长，彭康接任校长，学校向正规化大学过渡。11月教育学院划出，后成为山东师范学院。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学校调整为政治、文学、史地、艺术、俄文5系，转入正规化的业务学习。1950年冬奉命迁青岛，1951年在青岛与山东大学合校。华中建设大学、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都是短期训练班式的政治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国家培养了近1万名干部，为革命战争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1年3月，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仍名为山东大学。
[附文]泉城大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