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
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
《挺经》原典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原典精译
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三项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今，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成年累月地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当然能大有长进，不会停息。人生惟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一道，也曾苦力探索，却终无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无间断，就觉得字有长进，可说日新月异。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了，就像种树养禽一般，天天看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尽力前进，坚持不懈，不过一二年工夫，自然有无形的长进。言语沉稳，举止端重，则品德性情有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智慧解析
一、确立远大的志向
曾国藩认为做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志。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方向。许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别人，意志不如别人，条件不如别人，而是许多时候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也就是说，我想仁，我就朝着仁的方向去努力，并达到它。我要学孔孟，我就日夜孜孜以求，如果我没有这些志向的话，我就是和尧舜禹汤同住，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我不努力什么也实现不了。人如果能立志，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曾国藩一生都在立志，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志向。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曾国藩的祖上一直与功名科第无缘，甚至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读书毫无起色，接连考了17次，直到43岁才考取了秀才。曾麟书深知自己与功名仕途无望，回家办了个私塾，于是把全部的希望也都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曾玉屏父子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之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个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为“涤生”，意在“涤其旧染之污”，涤除旧习，焕然新生。从改号这一举动，可以看出曾国藩努力求学，希图长进的志向与决心。曾国藩22岁，考中了秀才，第二年考取了举人。
曾国藩中举后不久，便离开湖南家乡，进京准备会试，第三次会试才中了进士，在朝试中名列一等第三名，进入了翰林院继续深造。进了翰林院以后，更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对张良 、陈平、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司马光等人的辉煌相业，神往不已。也曾暗下决心今后一定也要入阁拜相，彪炳史册，留名后世。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耕耘，只问收获。他把圣贤视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圣贤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圣人和贤人的合称，那是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完人，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圣人和贤人的是屈指可数的，可见曾国藩的志向之大。
曾国藩还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的志向激励着他的进取，他的进取引领他走向更大的成功。
曾国藩还经常告诫弟弟们要树立宏伟的志向，在写给诸弟的信中说：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大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全的人。
曾国藩认为要建立远大的志向首先就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使人有志、有识。要想做到有志、有识关键是一个恒字，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中提到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无止境，不敢以一得而自足，才不会像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观天；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三方面缺一不可。曾国藩在给弟弟得家书中曾记载：“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素，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暮暮摹写，久不间断，逐觉日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废学，便如食乌喙之杀人，则必主一类。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况本为歧念乎？”
恒字就是坚持，不给自己找借口。曾国藩的弟弟见到自己的哥哥科举及第在北京做了高官，认为无非是曾国藩的读书条件好。弟弟们写信给曾国藩说，我们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读书的环境不好，我们想到一个专门的学校，以便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回信说得很明确：你要立志发愤图强的话，那么家里的私塾可以读书，即使是在旷野、闹市也可以读书，你背着柴火放着猪，都可以读书；如果你没有立志奋发图强的话，自己家里的私塾不可以读书，就是给你神仙之地、清净之地你一样都不会去读书。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了湘军的一代名将。可见，客观因素并不能成为立志的障碍。
二、读书要明道经世
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他认为读书是为了建立远大的志向，不读书是难以励志的，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即要有益于国计民生。他一反清代尚空谈的理学风气，和乾嘉以来尚考据的“实学”风气，讲求实事求是的学问。他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认为如果不能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读书就毫无意义了。曾国藩最佩服的学者就是顾炎武和王夫之了，顾炎武所称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极大的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曾把顾炎武列入到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并解释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
曾国藩认为读书就应该从中悟出方法，悟出明道经世之术，他瞧不起那种只会读书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符也”，后又指责读书人往往只注重读书，而不注重应用，写文章时，连篇累牍，办起事来，毫无条理。
曾国藩在京做官期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候，外有英国的侵略，内有农民起义。此时，他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常常是“右手拿书，左手拿图”耐心钻研；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翻阅大量古籍，分析进攻战略，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曾国藩所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很是推崇。他在《讲堂录》中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