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洪业（煨莲），在三四十年代就以主持编纂燕京引得知名于学界了。他的门生遍史学领域；后来因为出国定居，就鲜为国人所知。余生也晚，见识浅薄，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于大学读书时，方才知道洪煨莲其人。
洪业开拓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又在美国康桥哈佛大学参与创办燕京学社。
两个铜板进入济南图书馆看书
洪业是跨19、20世纪的人，他走了一段从盘着发辫到西装革履的行程。
少年时代的洪业，上过私塾。1907年，洪业十四岁，家居山东济南。就在这时，济南设立了本地第一所民众公共图书馆。当时看书要付钱，洪业向父亲要了两个铜板，带了些馒头，在那儿读了整整一天书，图书馆不准抄写。他看到一部《吕氏春秋》，爱不释手，仔细阅读，还力图把它背下来。
这次短暂的图书馆尝试，因为是第一次，与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六十多年后，洪业在美国与《洪业传》作者陈毓贤谈自己过去，又讲了这段轶事，只是在书里说的，他是用一天时间，把全本《吕氏春秋》背了下来。
大概此后他再也没有去济南图书馆。
十年后他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历史。
当时的洪业已有很好的英文造诣。他遵循导师哈威·罗宾逊教授所说，历史研究不应倾斜于政治和战争，而注重是人民如何生活，如何思考，以及生活的典范如何逐渐转移。历史科学应以全人类的进展的文化大背景。由是他在图书馆专门查阅为自己研读所需要的参考书籍。
有天，他在图书馆偶尔发现两部中华普通古籍：《四库全书总目》、《资治通鉴》。这两部书，使他感到自己过去接受的本国历史知识是那么狭隘和片面。他后来回忆：“我像个井底之蛙，突然间从它的世界里被赶出来，面对浩瀚大海，只能感叹不已。”
在图书馆，他看到了不少珍本，也发现了过去被忽视的书。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读书生涯，深化了他对图书馆的功能认识。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洪业曾因日本强占中国青岛，以游历全美到处发表演说，沿途如有停顿，就利用空隙时间找到那里的图书馆读书。他读了很多当代美国社会评论家的著作；也曾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参观，并考察了该馆的中文书如何编目，在那里还读到林语堂的一部著作，它是说图书索引的。他很快发现美国大小图书馆，几乎都开架陈列各种参考工具书，听凭翻阅，由此比较同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当时还都封闭式的按卡索书，也没有这样多品种的工具书。不禁想到少年时两个铜板进济南图书馆看书的旧事，真有些不胜感慨。
他养成了习惯，即每到一个新地，就要参观当地的图书馆。
1940年，洪业取道日本赴美国，中途在东京参观了静嘉堂文库的岩崎图书馆。图书馆主任诸桥辙次应他要求，拿出《史通》的第一卷和第四卷给他过目。洪业在1923年就读过唐朝刘知几这部史论的多种版本，所见中还有元版的，听说岩崎图书馆藏有宋版本，所以前来瞻仰，但当打开第一册，一看就知道非宋版，马上送还诸桥。他说，这本书原藏于双醑楼，陆心源说是影刻宋版本，而此次来的目的就是看看是不是。诸桥又拿出另两册，洪业打开第二卷，把第七节的最后一行指给他看，上面却有一条乃出自明上海学者陆深手笔，即证明此书非影刻宋版。诸桥被说服了。这部多年来已为中国和日本学者公认的宋版本，就在瞬息间有力地被否定。这正是洪业史学、版本学功力所在。
他在参观中也注意图书馆的基本措施。1959年，洪业应新加坡总理邀请，调查南洋大学能否有大学品位。他谢绝校长林语堂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的请求，但在参观大学图书馆时，却对馆里没有一架冷气机提出了建议。
派出一个图书馆小职员去收购废纸
燕京大学是1919年建立的，它是一座由美国基督教士开办的富有宗教色彩的学校，也是在中国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
1923年洪业由美国留学归来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书，到1946年春赴美，前后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其中1928年至1930年在哈佛讲学）。他除了教书，当系主任、教务长，还致力于改进、发展燕京大学图书馆。1928年，洪业兼任大学图书馆馆长。1948年，他在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位置上下来，就在燕京学社任研究员，直至退休。
洪业开拓、发展了燕京大学图书馆。早在1923年洪业赴燕京大学教书时，当时的大学图书馆落后，所藏英文书本仅是《圣经》和若干《圣经》注解，中文书也就是一些“四书五经”；教师和学生要使用的参考书、工具书，只能赴北京唯一公共图书馆的京师图书馆。
洪业致力改进图书馆，首先是要充实藏书。他利用在美国关系，请美国朋友唐恩伯捐钱，为此设立了“唐恩伯妈妈图书馆”。以后又几次从美国朋友处募捐，并得到美国铝土矿电分离发明者霍尔的部分遗产，这样所购的书也就越来越丰满了。
洪业为藏书不遗余力，从他搜集旧书废纸可窥一斑。
他为了强化历史教学，派了一个图书馆小职员每逢星期日赴市场收购废纸，这些废纸有日历、药方、符咒和文字读物。他把它们堆在图书馆和附近教学大楼的天花板和屋顶的夹层里；而在每星期三，就带同学查阅这些破烂，翻看这些废纸上面写的是什么。在废纸堆里，竟然找到不少有用的文字，如清季档案和清崔述《知非集》，借助后者，他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崔东璧书版本表》。
燕京大学图书馆就是这样成长，而又誉满于世的。
洪业购书，讲究价廉实用。他曾几次说自己不是“珍本藏书癖者”，因为善本书倘能另制作便宜的复制本，他宁愿只买复制品。
洪业是美国康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他在主持燕京图书馆时，也对哈佛大学的东亚藏书作出了贡献。按照他的铺排和设计，主持哈佛大学东亚藏书的裘开明到北京帮助整顿燕京大学图书馆。为了强化两地的藏书结构和互通，洪业既定的图书采购方针是：凡是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购的中文、日文和朝鲜文的图书，一式两份，另一份就给哈佛大学；遇到采购善本书，因为哈佛有钱，就替它买了，而影印一份与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研究和收藏价值的，不见于市场，于是设法影印两份，一份给燕京大学图书馆，一份给哈佛大学。
洪业为燕京和哈佛学社的筚路蓝缕，受到同人赞赏。1954年，胡适为司徒雷登自传作序时说：“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堪靠灯”最为简便，不漏一字
洪业1980年12月在美国病逝。他的家人遵嘱将他藏书几万册捐赠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他留给后人以丰富的史学遗产，其中由他编纂的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就是一大贡献。
“引得”即我们现在通称的“索引”。洪业在治史过程中，认识到要事半功倍，就不能为查索资料所困。于是他着手设计建立编制索引的系列工程。他在燕京大学设有规模较大的引得编纂处，组织人员编纂引得，虽著述浩繁，但自1930年到1950年终于完成64种81册（含正刊41种，特刊23种；特刊附原文），其中尤以“堪靠灯”（Concordance），即综合引得，最为简便而不漏一字。它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备的工具书。
为了编纂引得，他发明了“中国字庋撷法”。它以图书馆编目通常采用的“永字法”（按笔划为横、竖等先后为序）为基础，按部首或英文拼音找到此法的6个号码，然后就可找到条目的第一个字。这种植字法，燕京大学很通用，包括引得以外的其它出版物索引也都采用，但出了校园就鲜为人知了，当时的图书馆和出版书刊（尤其如商务印书馆）都奉行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法或部首检字法等，由此洪业的“中国字庋撷法”就像一个省区不按世界统一规格所造的火车，它开不上外省区的轨道，同样外省区的火车也开不上它的轨道。也许这个原因，使这些高质量的引得，虽然推出了，却使用面很狭，燕京大学围墙外的很多专门家未能使用，查索太乏力了。
但这并不影响引得的文化价值。
引得编纂处将“十三经”中的“十二经”作了“引得”。此中唯有《尚书》，为顾颉刚编制，他因为不喜采用洪业定名的“引得”，改称《尚书通检》。
（上海市徐汇区政协盛仰文）
链接洪业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时，为培养学生的历史感，每每第一课让学生以“我是谁”为题作报告，考查自己的族谱、历史渊源及出生地文化背景。
余思洪业对就加坡南洋大学图书馆没有冷气机而提出了意见，请问：他提这个意见的目的是什么？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