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篇是《孙子兵法》的开篇之作，主要指明了谋划战争的重要性。强调用兵始于计谋，善策出自“庙算”，而精确的“庙算”又来自对各种因素的侦测考察。并非常具体地提出了“五事”、“七计”的考察标准，按照这个标准能对自己和敌人的优劣有个较全面的判断，即“先察”。在“先察”的基础上然后做到“后谋”。充分的分析敌我双方的社会和自然条件，强调要充分发挥统帅的主管能动性，积极采取措施，转化敌方内部矛盾。惟有如此，才能造成有利于己方的战争形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获取最终的胜利。
孙子还在这些基础上总结出该篇的精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也是整部兵法的灵魂。
原典
孙子曰：兵①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②之以五事，校③之以计而索④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⑤同意⑥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⑦、寒暑⑧、时制⑨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⑩、官道○11、主用○12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13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14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15，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16以○17听○18，乃为之势○19，以佐○20其○21外○22。势者，因利而制○23权也。
兵者，诡○24道○25也。故能而示○26之不能，用○27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28而备○29之，强而避之，怒而挠○30之，卑○31而骄之，佚○32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33，不可先○34传○35也。
夫未战而庙算○36胜者，得算多○37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大事，干系到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认真地去考察研究。战争要综合考虑五个方面真实情况，包括：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
所谓“道”，就是指政治，指的是国君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方针，关系到民心向背，要使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这样可以使人民甘愿与君主同生共死，而不畏惧任何困苦。所谓天时，指用兵时的昼夜晴雨、寒冬酷暑、春夏秋冬等气候情况。所谓地利，就是指作战时距离的远近，地势的险阻平坦、地域的宽窄，死地与生地的利用。所谓将帅，就是要考察将领在智谋、威信、仁慈、勇敢、严明等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领的管理、军需的供应、军令法规、武器供应等方面的情况。
凡属于以上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帅都不能不知道。只有真正了解和掌握以上五个方面情况的人方能在战争中取胜。因此，要通过对敌我双方情况的比较，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这就是说，敌我双方哪一方的君主能否做到君民一心？哪一方的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纪更严明？哪一方的兵力更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更有素？哪一方的军队管理更好、赏罚分明？我根据以上七个方面的情况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假如国君能够听从我的计谋，作战必胜，我就留下来；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贸然用兵必然失败，我就会离去。有利的计谋，已被采纳，还要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外在的辅助条件。所谓有利的态势，就是根据对我有利的情况，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用兵打仗讲究诡谲之术，要运用多种方法来欺骗麻痹敌人。所以，能征善战要向敌人装作软弱无能；本要用兵，却装作不准备打仗；准备攻打近处，要给敌人造成攻击远处的假象；准备攻打远处，相反却装作要攻击近处。敌人贪利，就利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实力强，就要防备他；敌人兵力强大，就要避开他；敌人容易冲动，就要设法挑衅他，让敌方失去理智；对于小心谨慎的敌人，要想法设法骄纵他，让敌方失去警惕；敌人休整的好就设法去骚扰他，搞得敌方疲惫不安；敌人内部团结，就要设法去离间他，分化瓦解敌人。在敌人毫无准备时，搞突然袭击。这些就是军事家用兵制胜的奥秘，只能好好领会，是不能靠事先规定刻板传授的。
开战之前，朝廷的谋划时就能预知胜利的，是因为能取胜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获胜的条件不充分。筹划周密，获胜条件充分，就能打胜仗；筹划不周密，可获胜的条件少，就很难打胜仗，更何况根本不谋划、条件不具备呢？我们依据“五事”、“七计”来进行考察，谁胜谁负就很明显了。
名家注解
曹操曰：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
李筌曰：计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计神加德宫，以断主客成败。故孙子论兵，亦以计为篇首。
杜牧曰：计算也。日计算何事？日：下之五事，所谓道、天、地、将、法也。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为篇首耳。
王皙曰：计者，谓计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也。
张预曰：《管子》日：“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或日：“兵贵临敌制宜，曹公谓计于庙堂者，何也？’’日：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安得不先计之？及乎两军相临，变动相应，则在于将之所裁，非可以喻度也。
解读
高明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能够做到“运筹于帷帐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成功关键在于事先的谋划分析，能够依据客观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这就是孙武所说的“计”。
《孙子兵法》把《计篇》作为十三篇之首，足以看出孙武对谋划的重视。在他看来，“计”是决定战争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和前提。“多算胜，少算不胜”，并且要求“计”应该在战前充分谋划。那么，对于一个战争的决策者到底要去谋划些什么呢？
首先，对发动的战争要高度重视，慎重对待。“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务必要认真研究谋划，然后才决定是否应当用兵，假如用兵的话，又如何能保证自己获取胜利，绝不可轻率对待，冒然兴兵。这就是孙武“慎战论”主张，非常具有军事价值。
其次，前后列举出“五事”、“七计”，作为考察评判战争胜负的基本标准。“五事”，即：“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从君主、政治到自然气象，和地理环境状况，再到将帅、军队法制，其中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包含上层建筑，又含有物质基础。“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是对“五事”深入分析和具体落实。“五事”、“七计”基本上包含了战争的全部关键因素，依据此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可以谋划战争。
再次，接着阐述用兵必须掌握的基本法则，即“因利而制权”和行“诡道”。依据有利于己方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用诡谲之术迷惑敌人，麻痹敌人，削弱敌人兵力，打击敌人士气，从而增加自己胜利的把握。最后“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向敌人发起突然攻击，打败敌人。这里，孙武提出了诡谲“十二术”，其着眼点是“因利制权”，为了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目的。采取灵活的计策。当然这是在“慎战”前提下的战术运用，表现了很大的灵活性。
最后，孙武特别强调了战争前周密策划对战争的决定作用。上面所及的“慎战”、“五事”、“七计”之考察，“十二术”、“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的运用，都可以说是“庙算”的具体内容。当然这也是是《孙子》全书的总纲，“十三篇”的全部内容，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战争诸因素的通盘考虑和谋划算计。
在历史中有很多使用《计篇》谋略，而取得成功的例子，例如，春秋时期吴国名将伍子胥的朋友要离，就是一个善用“能而示之不能”的高手。要离身材瘦小，他和别人比剑时，他总是先取守势，等到对方发起进攻后，眼看剑锋快挨着他身子时，灵巧一避，躲开敌方的剑锋，等待对方放松防范时突然进攻，刺中对手。因此，他成了当时无敌的击剑高手。伍子胥向他请教取胜秘诀，要离说：“我临敌先示之以不能，以骄其志；我再示之以可乘之利，以贪其心。待其急切出击而空其守，我趁机发起突然袭击。”这说明要离掌握比剑中制胜兵法。有的则以志短浅相见，聪明反作糊涂，假痴不癫甚至有意让对方看不起自己。譬如刘备被困在曹营，整天在后院里种菜，曹操煮酒论论英雄，想试探刘备的志向，刘备则“巧借闻雷来掩饰”，蒙混过关。蔡锷为掩饰自己报国的志向，故意装作迷恋酒色、无所作为，最后在小凤仙的掩护下逃出牢笼，这些都是对该篇兵法的领悟发挥。
兵家活用
草木皆兵
公元383年的秦晋淝水之战，是偏安江南东晋政权同北方氐族贵族前秦政权之间进行的一次事关两国命运的大决战。它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胜方将领使用了《计篇》中的很多谋略，用事实验证了孙子兵法的真理所在。
公元316年，西晋王朝经过了“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最后在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下，西晋王朝灭亡了。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大分裂、大混战时期。南方，西晋琅琊王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了东晋王朝，领土包括有现在汉水、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北方，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也先后称王称帝，互相征战不休，使北方陷入了割据混战状态。
后来，占据陕西关中一带的氐族贵族，以长安为都城建立了历史上的前秦政权。公元357年，苻坚即帝位，非常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他大胆使用汉族知识分子王猛管理朝政，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鼓励文化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从而使前秦国力大增，逐渐强大起来。
国力强大之后，前秦政权不断对外用兵，先后灭掉前燕、代、前凉等割据小国，逐渐统一了北方。这使苻坚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妄图灭掉东晋，统一全国。公元373年，前秦军队夺取了东晋的梁（今陕西南部、四川北部的部分地区）、益（今四川的大部分地区）两州，前秦就控制了长江、汉水上游。对东晋极为不利。随后前秦又先后攻占了襄阳、彭城两座重镇，曾一度派军南下，攻占东晋好几个城市。前秦与东晋之间矛盾很是尖锐，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苻坚从与东晋的战争中，尝到了甜头。也错误地以为东晋不堪一击。再加上他急于想吞并南方，统一南北。于是，就积极筹划出兵事宜。公元382年4月，苻坚发布诏令，任命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全面筹划征南事宜。这年8月，又任命裴元略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督造战船，训练水兵，准备用水师从巴蜀顺流东下同主力部队会攻建康。10月，苻坚认为灭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加上认为自己准备已经很充足了，于是，决定准备统兵90万大南下灭晋。
但是，前秦内部在对是否应当攻打东晋问题上很不一致。对灭晋的决策议论纷纷，苻坚在太极殿把群臣召集起来，一块商议灭晋事宜。苻坚趾高气扬地对群臣说：“现在我们已经平定了北方，只有江南的东晋还没有平定。我们有大军97万，绝对可以一举荡平江南，灭了东晋。朕将御驾亲征。”朝臣中只有少数大臣附和苻坚的意见。秘书监朱肜迎合苻坚说：“陛下亲自率大军，更何况我们准备充分，灭晋的时机已经成熟，东晋实力弱小，连吃败仗，跟我们相比，就如同鸡蛋比石头，必败无疑。现在出兵时机刚刚好。”冠军将军鲜卑族贵族慕容垂怀着个人目的，也大力支持苻坚的主张。但前秦多数大臣都反对出兵，尚书左仆射权翼谈了看法，他认为东晋虽然弱小，但“君臣辑睦，内外同心”，现在进攻未必能达到目的。太子左卫率石越反对出兵，他认为东晋据有长江天险，百姓又很拥戴，此时进攻很难取胜。这些大臣们主张现在先不要忙着进攻东晋，待东晋内部出现混乱时，再派兵进攻。可苻坚根本听不进去，狂妄地说：“我有百万大军，把马鞭扔进长江，就可以把水流阻断。东晋的长江天险又算得了什么？”
苻坚看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朝中大部分大臣的拥护，退朝后就找来自己的弟弟阳平公苻融商议。苻融也不赞成现在出兵，他认为现在伐晋有三大困难：己方人心不齐；而东晋内部团结；秦连年打仗，士卒疲惫，人民厌战。他劝说苻坚放弃灭晋的计划。苻融同时清醒地指出，前秦表面看来很强盛，但背后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他不无道理地向苻坚指出：“现在的鲜卑、羌、羯等族人民，对我们氐族有灭国亡族之深仇大恨。他们现在就遍布在京郊地区。大军南下之后，国内兵力空虚，一旦在国家腹地发生叛乱，后悔就来不及了。”为了进一步说服苻坚，苻融还抬出了苻坚最信任的已故丞相王猛反对攻晋的临终遗言。但是，苻坚仍然固执己见地认为：灭晋是以强击弱，就如“疾风之扫秋叶”，绝对可以一战而下。
朝中大臣看苻坚意志坚决，为了劝阻他伐晋，采取了很多努力。他们抓住苻坚信佛的心理，请出著名的道安禅师来劝说。道安劝诫苻坚千万莫要攻晋，如果一定坚持攻晋，也不必御驾亲征。应当坐镇洛阳，居中调度，双管齐下，争取最后胜利。甚至苻坚的爱妃张夫人和太子宏、幼子诜也跑来劝阻。可是苻坚已经下了灭晋的决心，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决定一意孤行，发兵灭晋。
公元383年7月，苻坚下达命令，征发国内各民族壮丁从军出征。并狂妄地宣称：“等我们获胜了，可以任用抓来的司马昌明（晋孝武帝的号）做我们的尚书左仆射，谢安做我们的吏部尚书，桓冲做我们的侍中。我们取胜之日指日可待，现在我们就可以动工了为他们建造官邸了。”8月，苻坚亲自率领步兵60万、骑兵20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共90万大军南下伐晋。东晋朝野震动，在前秦大军压境的紧急关头，决定奋起抵抗。于是，他们采取措施缓和内部矛盾，积极部署兵力，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以抵抗前秦军队的进犯。
晋武帝司马曜任命桓冲为江州（今湖北东部和江西西部）刺史，防守长江中游，阻止秦军从由襄阳南下侵犯。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领战斗力较强的“北府兵”八万人沿淮河西上，遏制秦军主力。又派遣胡彬率领水军5000人增援战略要地寿阳（今安徽寿县），决意要去秦军决一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