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从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即位，不久开始变法，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在这段时间内，不断地改革、变法，取得了伟大成功。商鞅变法的意义有二：其一是商鞅变法取得了成功，使秦国强大，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二，商鞅变法确立了以一种思想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本章就此问题探讨如下。
一、卫鞅变法与变法的内容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其子秦孝公即位。当时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狄）遇之”。而从秦厉公、秦躁公、秦简公、出子时，“国家内忧，未遑（顾及）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西河地，诸侯卑秦，醜莫大焉。”所以，秦孝公下求贤令说：
“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霸），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古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知秦下求贤令后，从魏国来到了秦国。卫鞅原为卫国疏远的公族，姓公孙，名鞅，“少好刑名之学”。原为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认为卫鞅是个人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并说：“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大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不用。卫鞅为找出路，就到了秦国，并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秦孝公，与秦孝公谈了四次话。第一次谈的是帝道，据说所谓帝道即古代尧舜治国的圣明之道，秦孝公对此不感兴趣。第二次谈的是王道，王道是儒家治国的理念，秦孝公也听不进去。并对卫鞅说：“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忧郁地）待数百年以成帝王乎？”于是，卫鞅就以“霸道”，即法家的“强国之术”说秦孝公，孝公“大悦”。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三年（前359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史记·商君列传》载：孝公的臣下甘龙、杜挚不同意变法，与卫鞅进行了激烈辩论。如：卫鞅说：“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甘龙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卫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霸）不同法而霸。”杜挚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过了三年，即公元前356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又过了六年，即公元前350年，又进行了二次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在社会基层、行政组织方面：实行五家为五、十家为什的编户制，互相连坐告奸，不告奸的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为私斗者，各以轻重大小施刑。二次变法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其二、重农抑末、奖励军功、打击旧贵族：僇力（尽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徭役）。事末利（从事工商业）及怠（懒惰）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婢）。宗世非有军工论，不得为属籍（不得入宗族属籍）。根据军功制定尊卑爵秩等级，各以等差占有田宅、臣妾，以及衣服等，不得僭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由于变法遭到旧贵族的反对，所以卫鞅刑太子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子贾。
其三、第二次变法时迁都咸阳，改革土地、赋税制度：秦孝公十二年，从栎阳（今陕西县临潼区渭水北岸）迁都到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咸阳位于关中平原中心，交通方便，有利于向东发展。秦孝公在咸阳作冀阙（宫廷外公布法令的高门阙）和宫殿。废井田，“为田开仟陌封疆”。周代井田制下的田制为一夫百亩，即宽一步（六尺）、长一百步为亩。秦代的田制为一夫百亩，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所谓“阡陌”是指每一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是指一百亩田的大田界。所以要改革田制就要首先破坏旧的仟陌封疆，还要设置新的大亩制的阡陌封疆。为公平分配土地，使“赋税平”，又要统一度（计长短）、量（计合升斗斛）、衡（计轻重的秤）。这就是《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为“平斗桶（斛）、权（秤锤）衡(秤杆)、丈尺”，颁布了标准器。秦孝公14年（前348年），又“初为赋”，要按户的丁、口征赋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有一条法律文书说：“匿户”（藏匿户）与“敖童弗傅”（没有登记户口的未成年人），不服徭役，不受役使，也不缴纳户赋。按秦律规定，成年男子要分家立户，登记户口，缴纳户赋。卫鞅变法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所以，藏匿户口、未成年人不登记户而逃僻户赋等负担，都是违背秦国法律的，是不能允许的。另外，当时秦国不按田亩征收赋税，而按户口征收赋税，则是为奖励垦荒，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也是秦国赋税制度的一个特点。这时，公子虔又犯法，所以“劓”公子虔。
秦孝公、卫鞅在秦国进行的这次变法，是春秋战国以来一次最深刻的变革。这次变法为个体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给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下的旧贵族以沉重的打击。这次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强国。所以在变法前后，秦国就加紧不断向外扩张。如：
孝公元年（前361）“东围陕城，西斩戎之豲王”（豲，戎邑，在今甘肃陇西）。孝公八年(前354)，攻取魏河西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孝公十年（前352）卫鞅被封为大良造。公元前341年，齐国在马陵大败魏军，庞涓自杀。第二年，即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卫鞅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而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认为他说得对，使卫鞅领兵伐魏，大破魏军，用阴谋诡计虏公子卯。魏从安邑迁都至大梁（今开封西北）。卫鞅因功封为列侯，封於、商（二县名）十五邑，号为商君，又称商鞅。过了两年，即公元前338年，孝公去世，子惠文王即位，公子虔使人告商鞅谋反，于是车裂商鞅，灭其家。商鞅虽然死了，而秦国却因商鞅法而成为强国。这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商鞅变法与秦国的指导思想通过商鞅变法，秦国成为强国，这是商鞅变法的一个成果。这次变法的另一个成果，就是明确了霸道，即法家思想是秦国的指导思想。这后一个成果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那末，什么是法家思想呢？《汉书·艺文志》说：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司法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饰（告诫）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变厚为薄）。”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法家一类的人，大多出于司法官员，用信赏必罚的办法，即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办法，以辅助礼制的实行。及到专心一意用刑法治国的法家那里，就没有了教化，丢掉了仁、爱之心，专用刑法而想把国家治理好，以至于残害至亲的人，把恩爱由厚变薄。这就是法家的特点。
这段话虽然主要讲法家的特点，实际上把王道与霸道两家的特点都简明地说清楚了。所谓王道主要是指用仁、爱或说用仁义治国，为此必须对民众进行教化，所以后来就把王道说成是用“德教”治国。所谓王道并不是不用刑法，而是以德教为主，以刑为辅的一种治国方法。由于以王道治国强调用仁、爱治国，所以不能有效打击旧贵族为代表反变法势力。所以就会使变法流于失败。所谓霸道，是指用刑法治国，也就是用赏罚分明的原则去治理国家。在商鞅看来，王道与霸道是治理国家的两种办法。治理国家可以可以两者兼用，也可二者择一。由于用霸道治国，能用强力、暴力打击旧贵族等反动势力，就能导致变法胜利。这点秦国就是其例。而不能有效打击旧贵族的反抗，变法就会失败，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是其例。
所以，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问题，在当时是否用霸道治国绝不仅仅是个选择治国的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当时人可能不完全清楚。如秦孝公他所以选择以霸道治国，是因为他不能“邑邑（忧郁地）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而需要的是迅速地使秦国强大起来。从商鞅变法的内容来看，在变法过程中用重奖重罚的办法，严厉打击了与分封制、世卿世禄制相联系的旧贵族，促进了个体农民与新兴封建地主的发展。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使某一国家强大的问题，而是有关中国封建地主制社会能否发展起来、能否胜利的问题。从思想文化方面来讲，商鞅变法明确了法家思想（霸道）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开拓了以法治国使国家迅速强大的道路。在此情况下，当时不以王道为指导思想，似乎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总之，商鞅变法，无论从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来看，还是以法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来看，在当时都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