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不韦当政时期秦学术思想的变化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秋去世，子孝文王继位。公元前250年为孝文王元年，孝文王在位一年而亡，子庄襄王（异人）立，庄襄王三年而亡，子政立，年十三岁。从庄襄王元年（前249）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到秦王政十年（前237）吕不韦免相。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被迫自杀。吕不韦系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阳翟（河南禹县）大贾。吕在秦任相达十二年之久。秦王政初期时，吕不韦号“仲父”，专断朝政。
战国中后期，儒家学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要求国君与统治者要尊重民众身份上、经济上的正当权利。再如，《荀子?王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复舟。”这是说，民众可载舟，也可复舟。所以，提出治国要重王道，不能单靠暴力与镇压而统治人民。这都是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吕不韦当政后，在思想文化上作的一个贡献，就是使门下宾客编著《吕氏春秋》一书，该书兼取儒、法、道、阴阳、墨、兵、农等家之说，被《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汉书·艺文志》对杂家的评价是：“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道之无不贯。”这句话的大意是说：杂家一类的人，大多出于议论的官员。杂家兼采儒、墨，融合名、法，让人知道，治国之体，也应当有杂家，说明王者之治，对于百家的学说无不贯通。高诱《吕氏春秋序》一说，其内容“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吕不韦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供治国之用。这一点，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序意》一文中讲的是很清楚的，他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在《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篇》提出：“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教也。”这里把以德治国置于首位，这无疑是为修正秦的学术思想政策所作的一种努力。《吕氏春秋·有始览》有《有始》、《应同》两篇对阴阳家邹衍的著述作了介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邹衍的思想也作了概括介绍。
有赖于此，阴阳家学说才流传了下来。所以，《吕氏春秋》是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的。
吕不韦是称赞秦国的依法治国的。《吕氏春秋·孟春纪·去私篇》载：墨者有钜子（墨家学派首领）腹黄享，居秦，其子杀人。因他的儿子是独生子，所以秦惠文王对钜子说“寡人已令吏弗除矣”。钜子回答说：“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不可不行墨者之法’。”最后还是处死了钜子的儿子。这说明吕不韦是称赞秦的法令严明的。此外，《吕氏春秋》的《去宥》、《首时》等篇也载有秦惠文王时墨家在秦国活动的情况。
《吕氏春秋·有始览·谨听》中说：“今周世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这是明显地为兼并各国制造誉论。所以，吕不韦一当政，就积极向外扩张。庄襄王元年（前249），以吕不韦为相，秦灭东周。又派蒙骜攻韩，取在今河南省的成皋、荥阳。秦又置三川郡（内有黄河、洛水、伊水，故名三川）。东周灭亡后，秦更加肆无忌惮地兼并各国。如：庄襄王三年（前247）秦将王龁取上党诸城。又蒙骜攻赵，取榆次（山西太原市南）、狼孟（山西阳曲）等三十七城。置太原郡。秦王政三年（前244），秦将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242），秦将蒙骜攻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东南）、燕（今延津东北）、桃仁（今长垣西北）、雍丘(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山阳（今焦作东南）、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等二十城。又置东郡（今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有人统计吕不韦当政期间秦“蚕食的土地至少在15郡以上，几占全国统一后总郡数的一半”。
总之，商鞅时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对秦国有重要贡献。吕不韦则不仅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而且也要把儒、阴阳、杂家等思想用之于这一事业。他也为秦国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二、秦始皇统一各国的条件与意义
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庄襄王死，子政立，年十三岁。次年，为秦王政元年。秦王政九年（前238）行冠礼。按中国古代的规定男子二十岁成年时，可以举行加冠的礼仪。按有关记载秦王政举行冠礼时应为二十二岁。这一年受太后宠幸的嫪毐发动叛乱，败死。次年，吕不韦因嫪毐事被免相。秦王政十二年（前235），令吕不韦及其家属徙蜀，吕不韦自杀。
秦王政当政时，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楚国上蔡人李斯，在庄襄王去世时至秦，被吕不韦任为郎，对秦王政说：“今诸候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对此很欣赏，“拜斯为长史，听其计”。在秦王政十年，李斯上《止逐客书》，历数客卿之功，秦王进一步重用李斯。其后从魏国大梁来的尉缭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后以尉缭“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政加紧对韩、赵、魏用兵。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秦灭韩，俘韩王安，并以韩当时所辖领地为颖川郡。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王翦破赵军，入邯郸，俘赵王迁，赵亡。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军攻魏，决水灌大梁，三月城坏，魏亡。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王翦率军破寿春，俘楚王负刍，楚亡。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齐军入临淄，齐王田建降，齐亡。至此六国都亡。秦王改称号为皇帝，自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用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说，以为周为火德，水胜火，秦当为水德，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数以六为纪。废分封，立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度量衡；定币制；车同轨；书同文等等。
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固然是由于秦国强大，但六国腐败却是其不可缺少的条件。以赵国为例，如赵国上层不腐败，秦很难统一赵国。长平之战后，燕国趁机举兵击赵。赵用廉颇为将，大败燕军，进而包围燕国，使燕割五城请和。为此，封一个城邑给廉颇作封地，又封其为新平君，并为假相国。后因赵派人代替廉颇领兵，廉就去了魏国大梁。后来，因受秦国压力大，新立的赵王又想用廉颇。于是就派使者去看望了解廉颇，廉颇的仇人赵王宠臣郭开给使者金钱，令毁坏廉颇名声。使者回来对赵王说：廉与臣座，一会儿三次去大便，身体不好。赵王听后，打消了用廉颇的念头。李牧也是赵国的名将，在负责抗击匈奴时，有次曾“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其“不敢近赵边城”。李牧曾以大将军称号，大破秦军，被封为武安君。秦王政十八年（前229），王翦领兵攻赵，赵令李牧、司马尚领兵防御。秦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说牧、尚谋反，并派赵葱、颜聚取代。李牧不受命，被杀。次年，王翦破赵军，俘赵王迁，赵亡。所以，赵国先是被腐败打败，而后才被秦国灭亡的。至于可与秦国匹敌的齐、楚两国，也莫不如此。各国的腐败正说明秦统一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秦统一各国，及其统一后政治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设置，对后世都有着重大影响。从这方面加以考察，秦统一各国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秦朝速亡的学术思想原因考察
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六国算起，到秦二世三年（前207）秦朝灭亡，中间只经过短短的14年。这个统一了中国的政权就灭亡了。真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速”。对秦速亡的历史原因，从贾谊、司马迁等人开始，不知有多少人进行过探讨。那么从秦国的学术思想政策方面讲，秦速亡的思想原因究竟何在呢？，本文仅就此问题谈一些意见。
（一）、从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到焚各家之书：秦始皇是以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其中法是社会遵循的标准；术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方法、手段、权变；势是君主要利用其地位、权势而达到目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只讲了法与势这两个方面。
《韩非子?定法篇》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所以执也。”这三者结合起来，操“生杀之柄”，是很容易把君主与臣民置于对立地位的。然而，秦始皇却非常信奉韩非的思想，并以其为指导思想。据记载：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秦王所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他对韩非的赞尝。李斯与韩非都是荀子弟子，应了解韩非。他一个诡计，就把韩非送进了牢狱，又送药令其自杀，其嫉妒心之强，真令人震惊！李斯在统一六国前，地位并不太重要。统一六国后，李斯就成了始皇帝的第一谋臣。而秦国从商鞅变法后就是东方士人所响往的地方，吕不韦时招宾客数千人，来自各国的各学派的学者都有。秦统一后，有“博士七十人”，各学派的一些学者可以参加朝廷会议，提出意见，这样就免不了发生矛盾。在各学派意见发生争论时，李斯一说，就能投合始皇帝之意，始皇帝就拍板定案，作出最后决定。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统一后的第一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丞相王纶等人说：“诸侯初破，燕、齐、荆（楚）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这句话指出：要秦分封诸子，地区仅仅限于燕、齐、楚偏远地区。从全国范围来看郡县制仍占主导、只是兼用分封制而已。始皇帝令群臣议，“群臣皆以为便”。说明群臣是同意王纶的意见的。廷尉李斯则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所以，始皇帝是支持完全废除分封制而立郡县制的意见的。因此，废分封、立郡县就这样决定了。然而，不少朝臣对此思想不通，有其自己理由。所以，不久又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在朝廷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来自齐国的博士淳于越进言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齐田成子）、六卿（晋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是不師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帝令臣下就淳于越的意见发表议论。
李斯这时已为丞相，他首先发言，其意见主要有下述三点内容：一是：讲分封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即所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二是：讲不能允许诸生以古非今、诽谤当今皇帝。所以他说：“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避）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丞相臣斯昧死（冒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于下。禁止便。”三是：建议焚烧书籍、以各种严厉措施禁止以古非今。李斯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全送到）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两人私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天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始皇帝“制曰：‘可’。”从这段话的内容看：要烧的书包括：史官所管非秦记的史书皆烧之；非博士官职务所管辖，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全部送到郡守、都尉处去焚烧。要判罪的人包括：私下谈论诗、书的人弃市（在闹市处死）；以古非今的人灭族；官吏见知不举报的人与同罪。又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书，黥为城旦（四年刑）。此外，烧书不包括医药卜筮与种树的书。始皇帝“制曰：可。”这样就在全国推行了起来。秦始皇如此作，是用法家思想对其它各家之言实行的专政，对传统思想文化造成严重摧残与破坏，其后果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总之，秦始皇主张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他不讲策略、方法，用焚书、处死违反焚书令的人等暴政苛法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他犯的一个错误。
（二）、始皇帝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信仰阴阳家学说，崇拜方士、迷信神灵，追求长生不死。《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尧舜时管天地四时、观测占验日月星辰的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拘泥限制）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滞）于小数，舍（捨弃）人事而任鬼神。”始皇帝也是“舍人事而任鬼神”。称帝以后就相信五德终始说，据《史记·封禅书》五德的含义为：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当为水德。而且，编造出：“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集解》注曰：“水阴，阴主刑杀，故尚法。”这为始皇帝当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找到了根据，也为他乱杀人找到了依据。
不仅如此，秦始皇还特别信任方士，方士的特点就是“舍人事而任鬼神”，这与阴阳家一致，应属于阴阳家中的一派。但方士常常是利用鬼神而骗人。而秦始皇又对方士言听计从。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帝受方士的欺骗，有下列几次：第一次是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封禅泰山、刻石颂德后，为了求长生不死之药，齐人方士徐市等投其所好上书说，“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并按其请求，让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一去毫无结果。第二次是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北），使燕人卢生求神仙。同年，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取河南地。十分明显，卢生是因下海找不到仙人，求不到药，无法交代，所以才奏录图书，举出“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始皇果然相信，不再追问他找仙人、求药之事。方士卢生的骗术取得了成功。
始皇帝对方士的邪说着了迷，对方士说的一些极为荒唐的事情都深信不疑。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燕人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指宫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避）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
真人者，入水不濡（沾），入火不爇（烧），陵云气，与天地长久。……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回答说：“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为了当真人，不让人知道住的地方。始皇“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高楼间架空的通道）、甬道（两旁有墙的通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有次，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宦官）泄吾语。”审问泄漏始皇帝话的案
子，没有人认罪。所以，始皇下诏：捕当时在旁边的人，“皆杀之”。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始皇帝“行之所在”了。从这些情况看，始皇帝对方士是言听计从的。
方士说的求不死之药的骗局迟早是会被揭穿的，然而没想到是方士自己先闹起来的。从韩国来的侯生与燕国来的卢生，二人相谋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得兼两种方术），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始皇帝听说卢生等人逃走了，大怒说：“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紧接着始皇又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条是“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查访），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二是“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坑儒发生在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比焚书晚一年。焚书坑儒之后，儒生与其他学派的士人纷纷投靠反秦的农民起义军。这说明焚书坑儒对巩固秦朝的统治是不利的。
始皇帝由于受方士的欺骗，只想着当真人，长生不死，却没有想到要立太子（储君）。
所以在坑儒时，其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于是令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这一决定导致两年以后始皇帝死，胡亥与赵高篡夺了政权。看来秦始皇对身边的人没有一点警惕，在立太子（储君）的大事上，根本就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三）、韩非学说的独裁专制、方士的骗人，二者溶为一体。这就是导致秦朝灭亡的思想方面的原因。焚书坑儒后，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天上掉下陨石，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并配上音乐，使乐人弦歌之。这说明始皇受方士欺骗之深，临死前一年想的仍是想当真人、长生不死。这年秋，始皇使者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说：“今年祖龙死。”始皇听说后说：“祖龙，人之先也。”刘邦为沛县亭长，送徒骊山，率壮士逃亡与黥布在骊山服苦役，逃亡起义均在此年。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巡行至赵国钜鹿（今河北平乡县）沙丘宫病逝，其时年五十岁。死前曾赐书公子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赵高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勾结毁掉始皇帝与扶苏书，又伪造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伪造了赐公子扶苏与蒙恬死的诏书。他们回到咸阳后发丧、并以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秦二世元年（前209）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敲响了秦王朝灭亡的丧钟。
商鞅变法以后，东方六国士人对秦国是倾慕的。《荀子?强国篇》载，秦昭王时，应侯范睢问荀子“入秦何见？”荀子从山川形势、风俗、百姓淳朴、官吏恭俭忠信谈起，称赞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逸）而治，约（简易）而祥，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国治理的如此好，所以就成了各国士人寻求出路的希望所在。始皇帝在统一之初，据《史记·封禅书》载：东巡郡县时曾“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又《汉书》卷43《叔孙通传》载他“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咸阳又有占星望气的方士三百人。这说明各学派的士人仍然把希望寄托于秦。然而始皇帝、李斯却用焚书坑儒来报答他们，这是后来他们纷纷投靠六国旧贵族与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原因。在对待黔首百姓方面，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兵役、徭役繁重，统一后急需给他们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然而，始皇帝却南戌五岭役使五十万，修骊山墓、阿房宫役使七十万，北击胡用兵三十万，加上修馳道、修长城的民工，人数就太多了。而且，秦国法令十分严酷，服兵役者“失期，法皆斩”。陈胜等人，就是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起而反秦的。此前刘邦、黥布反抗、起义，也是去骊山服徭役逼反的。这说明始皇帝、李斯信奉的韩非的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只考虑君主的需要，根本不考虑民众的死活与容忍程度。到了最后，君主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排斥有不同意见的人，只按照自己的愿望、意志，任意立法、任意杀人，这就走到了以法治国的反面。另外，始皇帝由于一心追随方士，迷恋于当真人，长生不死。在立太子、储君问题上，临死前虽然给公子扶苏写了“与丧会咸阳而葬”的书信，但并没有採取把书送到扶苏手中的组织保证。所以他死后国家政权为鼠窃狗偷的小人赵高、胡亥所篡夺就成了必然。
总之，始皇帝造成秦速亡的思想根源，首先是信奉韩非的极端封建专制主义理论的结果。郭沫若曾说：韩非的理论“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韩非专讲君主应利用法、术、势实行专制统治，是专为君主着想的。然而，国君要进行统治有个民众能不能接受的问题，也有个臣下敢不敢讲真话、能不能帮助君主治理好天下的问题。所以在封建社会中，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君主、臣下、民众，这三方面的关系。《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一再强调国家要“便民”、“利民”、“便万民之利”。在文帝面前，臣下也能讲真话与不同意见。由于能正确处理这三方面的关系，所以汉文帝成了“文景之治”的缔造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好皇帝。可以说，汉文帝时期，汉朝巩固了统治，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也改善了生活，实现了双赢。如果从指导思想方面比较，一个以韩非极端专制主义为指导，一个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两种不同的结果。另外，从春秋时开始，天道与人道已经分开，子产就说“天道远，人道迩（近），非所及也”，就说明了这一点。而秦始皇方士迷信神仙，求长生不死之药，人吃了药就可以不死成仙，通过这种形式，神、人就可以合一。人就变成了神。始皇帝对此非常相信，临死的那一年，出游到了琅邪，方士又骗他说：到“蓬莱药可得”，为得药，“始皇梦与海神战”。始皇帝信奉韩非的学说，又迷信方士而受其欺骗。这两点融为一体，就是秦朝速亡的思想方面的原因。
始皇帝死后，篡夺了政权的秦二世与赵高专权，其统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按他们的需要乱杀人。秦二世篡权之后，认为“诸公子必与我争”帝位，于是就在赵高支持下杀诸公子。
先在杜地杀死六名秦公子，又迫使囚在内宫的“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自杀”。使“宗室”与“黔首”“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臣持禄取荣”。在陈胜起义后，各地的各种反秦势力纷纷起兵相应之后，二世二年（前208）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说：
“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接着指出，盗多，是由于兵役、徭役赋税太重所造成的，并提出了减轻赋役的具体措施。二世在回答时，引用一段韩非的语录等侮辱他们，而后指斥他们“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而后下吏治罪。去疾、劫自杀，李斯被囚，后被赵高杀死。这年夏，章邯在钜鹿与反秦势力作战不利，派使者去咸阳请示，赵高不见，使者逃走，赵高派人追捕。使者见章邯说“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章邯等遂率兵降项羽。后来，赵高逼迫二世自杀，立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后子婴杀赵高。过了四十六日，沛公刘邦进武关至霸上，子婴降。秦政权就此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