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的一头牛能画成难度极大的正面，显示出画者高超的造型能力和深厚的美术素养《五牛图》描绘了五只形象、神态各不相同的牛，且五牛排列为一行。右边的第一头牛头微微向左侧着，露出一副很满足的神态，在它旁边有一从杂草，它似乎正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刚刚吃进嘴里的小草。右边第二头牛则昂起头向前张望，似乎是在寻找食物或者呼唤同伴。
在画面的正中间，一只牛端端正正地站着，一动不动，嘴好像微微张开，在低声叫着；第四头牛似乎正向前走，然后忽然回首，并且还半伸着舌头舐着下嘴唇，眼睛里流露出惊奇的神色，似乎是发现了什么可疑之物。第五头牛是五只牛中唯一穿有鼻环的，它的神色和其他四只比起来显得比较严肃，正缓缓地向前方走去。五头牛的神态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各个目光炯炯，将它们既温顺又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仔细观察的话，还可以清晰地看见五只牛的眼睛及眼眶周围的皱纹，还有作者用尖细的笔触描绘的眼眶边缘的睫毛。虽然五头形态各异的牛构成了一幅画，但是其中的任何一头都可以独立成画，而且它们之间彼此顾盼，前呼后应，又构成了一副可以首尾连贯的画作。
《五牛图》问世后，以其传神的笔触，独立的画面博得了众人的青睐，成为人们竞相收藏的热点。
根据明朝时的文献记载，《五牛图》赵孟是元代着名画家，《鹊华秋色图》是他的传世名作之一。
韩作品《文苑图》完成后就被酷爱绘画的宋徽宗收入了内府，而且还在上面题了词。不过现在这些题词都已经看不到了，只留下了“睿思东阁”、“绍兴”等一些南宋宫廷的印记。到了元代，由于战乱的关系，《五牛图》到了大书法家赵孟的手里，并被他珍藏，而且还亲自为此画题跋，称赞此画“神气磊落，稀世名笔”。到了明代，《五牛图》又陆续被大收藏家和鉴赏家项元汴与宋荦收藏。
到了清代，由于乾隆皇帝广搜天下珍宝，《五牛图》又传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乾隆皇帝十分喜爱这幅《五牛图》，还多次命大臣在画上题跋。清朝末年，由于八国联军侵华，保存在中南海瀛台的《五牛图》被掠走。不久，又被卖到了香港汇丰买办吴蘅孙的手里。可惜，吴蘅孙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打算将收藏的《五牛图》拍卖。《五牛图》面临流失海外的风险，这个消息正好被当时活动在香港的“文物秘密收购小组”得知，并及时报告了周恩来总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双方经过多方斡旋，最后由收购小组成功地以60000元港币购回了《五牛图》。至此，辗转流传了一千多年的《五牛图》终于又安全地回到了祖国怀抱。
《五牛图》虽然回到了祖国，但是经过数年的辗转，画面上已是伤痕累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破洞。后来《五牛图》被送到了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经过八个月的修复后，《五牛图》旧貌换新颜，又重新焕发出光彩。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也传出了藏有《五牛图》的消息。据说在日本大原美术馆也藏有一幅《五牛图》，和我国收藏的画卷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收藏的《五牛图》并不是纸本，而是一幅绢本画，画风也不像中国收藏的版本那样粗放豪迈，而是十分娟秀。中日两国都认为自己所收藏的是真品，双方各持己见。这就不禁使人产生了疑惑，作者在作《五牛图》的时候，到底用的是纸，还是绢？中国专家认为，《五牛图》中所绘的五头牛均是大巴山的水牛和黄牛，要突显出它们的彪悍，就应该用中国传统的粗线条。日本的专家则认为韩既然是唐代的显赫官员，而用绢作画在当时的唐朝也极为盛行，所以韩创作《五牛图》时理所应当用绢来表明他的身份。但是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可能两幅材质不同的《五牛图》都是韩的真迹，因为一位画家将他本人的画作复制一次，甚至复制多次，是极有可能的。
如果《五牛图》是韩所作，那他创作此画的含义是什么呢？
韩作为盛唐时期一位地位显赫的官员，为什么不去描绘宫廷之事，而偏偏去描绘田园生活？为什么画中所画的只有五头牛，而不是四头或者六头，或者更多呢？
关于《五牛图》的创作意图，历来说法不一。元代的赵孟认为韩创作此图是在效仿梁朝时期的陶弘景画牛寓意的故事。
陶弘景是齐梁时期着名的道士，他虽然在山中隐居，但是并没有因此不问世事，反而是多次替萧衍出谋划策。萧衍建立梁朝后，曾多次请陶弘景出山，但是他都推辞了，并且画了两头牛：“一牛散放水草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萧衍看过之后，明白了陶弘景不愿意在官场中受约束，就不再勉强他。虽然《五牛图》中有一牛是以红绳络头为饰，类似于陶弘景的故事，但是通过韩一生为官从无隐退的现实来看，似乎这种说法又说不通。
当《五牛图》到了乾隆皇帝手里的时候，乾隆对此画又有了一种新的解释。他曾在画上题诗：“一牛络首四牛闲”，意思是说在韩五兄弟中只有韩一人在朝为官，像陶景弘那样的清高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并不足取。韩应该从大处考虑，真正去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愿意为朝廷分担。乾隆身为帝王，自然希望得到天下所有贤臣良将的辅助，因此对陶弘景拒绝“出世”的做法肯定不赞成。
还有人认为韩创作此图是以五牛比喻自己兄弟五人，因为据文献记载，韩家共有兄弟五人，所以韩创作此图就是想以牛的忠厚的品质来表达自己内心愿意为国家为君王分忧解难的情怀，同时也希望家人能够和他一起任劳任怨地为君王效忠。
时至今日，关于韩《五牛图》的争论还在继续。这幅稀世珍品究竟是纸本还是绢本？图中五头牛想要表现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还有待于专家学者更多的考证，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都能够找到答案。
韩韩，字太冲，长安人，是唐代着名的画家。韩在政治上致力于国家的统一，曾经参与过平定藩镇叛乱的斗争。韩爱好文艺，书法绘画都很擅长，尤其喜欢绘画农村风俗景物，他所画的牛、马、羊、驴等动物都十分传神。他的风俗作品有《田家风俗图》、《田家移居图》、《尧民击壤图》、《村社醉散图》、《村童戏蚁图》、《丰稔图》、《盘车图》、《渔父图》等，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生活和习俗，遗憾的是除了《五牛图》，没有一幅留传下来。韩画的牛能表现出牛的各种情态以及村童牧放的生活情趣，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被传为佳话，有人将他称为“画牛专家”。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有60卷目录，22877卷正文，共计11095册，约有文字3.7亿。《永乐大典》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分别有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戏剧、小说等项，据说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8000余种各类图书，而这些被收录的图书内容基本上没有删除和改动，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永乐大典》最初的名字为《文献大成》，永乐五年，全书基本定稿后交由明成祖朱棣审阅，朱棣看后非常满意，还亲自写了《序言》，并将此书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与此同时还聘请了大量抄书者将全书誊抄一遍。次年冬天，《永乐大典》全书誊写完毕。《永乐大典》除了篇幅巨大，种类广泛之外，缮写的非常工整，所有的插图也十分精致，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
观点：《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解之谜，有人说被李自成焚毁，也有人说毁于宫中大火，有人说正本深埋于永陵，也有说藏于皇史的夹墙中，还有的人说不知而终。
因为《永乐大典》共有两万多卷，如果要刻版付印的话，不但耗时耗材，而且工作量巨大，所以在全书完成后并没有刻版付印，只是清抄了一部。《永乐大典》是在南京的都城完成的，所以在全书修完后连同清抄本一起储藏在了南京文渊阁里。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便将都城迁到了北京，《永乐大典》也一起运送到了北京，一直贮藏在皇宫三大殿附近的文楼内。嘉靖三十六年，皇宫失火，差点殃及文楼。于是在火灾过后，嘉靖皇帝便打算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以防不测。隆庆元年，重录的副本全部完成，副本与正本的各式、装帧完全一致，至此，《永乐大典》就有了正、副两个抄本，原来清抄的正本藏于北京文渊阁，而重录的副本则藏于皇史，也就是皇家档案库。
现在，全世界发现的《永乐大典》只有800多卷，400多册，加起来还不到原书的4%，剩下96%的《永乐大典》则不见踪迹！更让人疑惑的是，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纸张上看，现存的《永乐大典》用的都是嘉靖时期的皮纸，也叫白棉纸，而且在书还注明了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和圈点人的姓名。根据这个特征可以推测，现存的《永乐大典》全都是出自于明朝嘉靖时期，而不是永乐年间编纂的。那么，藏在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到底哪里去了？关于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学者认为，在嘉庆时期，乾清宫曾发生过一次火灾，大火几乎将整个乾清宫彻底毁灭，而《永乐大典》的正本可能正好藏于乾清宫，因此很有可能在那场大火中化为了灰烬。对于这种说法，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
根据文献记载，在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清政府曾经对宫中的藏书做过一次清理，将所有的典籍都集中在了一起，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典籍中的巨着，再加上又有上万册，如果正本是藏在乾清宫，是非常容易发现的，怎么会不被编入《天禄琳琅书目》呢？
一些学者认为正本可能在明清之际的战火中烧毁了，或者说在李自成焚烧京城的那场大火中被焚烧了。当年李自成带着他的大顺军队攻占了北京，不过这个胜利很短暂，没过多久就被多尔衮和吴三桂的满汉联军打败。兵败后的李自成只能带着他的大顺军队匆匆撤离北京，但是在临走时，他却一把火烧了京城，将自己的一腔怒火发泄在京城那些上百年的宫殿和城楼上。
据说当时的大火照亮了整个天空，皇城里的大多数宫殿都在大火了烧成了灰烬。因此，如果《永乐大典》藏在皇宫里，也很难幸免。但是根据后来的文献记载，在那场大火中的确是烧毁了很多的古籍，但是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永乐大典》也包括在其中。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永乐大典》的正本并没有在大火中销毁，而是因为藏在皇史的夹墙内所以幸免于难。皇史是皇家的档案库，修建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是专门存放皇家的《实录》、《圣训》和《玉牒》等的地方。据记载，皇史的建筑包括门、窗、大梁全都是用砖石修葺的，殿基高出地平面，具有防水防火的功能；大殿的墙壁非常特殊，东西墙厚为3.5米，南北墙厚为6.1米，这在所有建筑物中都属罕见。
所以，如果《永乐大典》正好放在皇史内，那就有可能逃过那场大火而保存下来。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永乐大典》的正本并没有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是做了明世宗朱厚的陪葬物，被埋藏在永陵的地下玄宫内。作为帝王，将自己生前所钟爱的《永乐大典》作为陪葬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明世宗的丧葬时间与《永乐大典》正本藏于文渊阁的时间非常契合。明世宗驾崩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隆庆元年三月十七日葬于永陵，而同年四月十五日，重录的《永乐大典》也宣告完成。据此推断，世宗驾崩时，《永乐大典》的重录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只是一些扫尾工作。穆宗可能考虑到先帝生前酷爱大典的心情，于是决定将正本作为随葬品在治丧期间移葬于永陵。
正本可能是直接从史馆移葬于永陵，也可能是先藏于文渊阁后不久再移葬于永陵。因为皇帝的随葬品是极其诡秘之事，一般不会记载，所以就导致了后人认为正本仍然藏在文渊阁，在明末战乱之际不知下落。但是此种说法也有待于考证，因为《永乐大典》的正本是否藏在永陵中，还要等开启永陵地宫后才能知晓。
尽管众说纷纭，但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几百年来《永乐大典》的正本再也没有出现过。现在，关于《永乐大典》正本下落的说法不少，但都只是各自的推测，至于真相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永乐大典》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为了给自己树立偃武修文、一统天子的形象，同时也为了大力扩充国家藏书，下令翰林院学士解缙和太子少保姚广孝主持编纂一部大型图书，用来系统地收集古今天下所有书籍，方便日后查阅。这就是后来着名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在编纂的过程中，明成祖曾下令编纂人员要遵循“毋厌浩繁”和“旁搜博采”的原则；一方面，以皇家图书馆文渊阁中从五代十国到明初这数百年来累积的藏书为基本，另一方面，又派遣一批官员分赴各地，去收集天下的书籍。《永乐大典》的编纂前后共用了5年时间，而参加编写、撰稿、圈点的文人就达到了3000多人。
宋代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述了北宋时期的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物的生活，辗转流传了800多年后，现在作为国宝级文物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画全长528.7厘米，高24.8厘米，共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画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宋都城汴京郊野的景物，接着便是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画卷的末尾描绘了汴京市区热闹的街景。
《清明上河图》创作之谜
观点：《清明上河图》是宋代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也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关于“清明”的含义，有人认为是指清明节，也有人认为是指清明坊，还有人认为是指清明盛世。至于“上河”的含义，有人认为是“河的上游”，也有人认为是“河上逆水行舟”，还有人认为是“上坟”的意思。
河图》共画有684个人物，96头牲畜，122间房屋，174株树木，25艘船，15辆车，以及8顶轿子。其中的人物大小不足3厘米，最小的就像豆粒，但是每个人的神态和动作都被刻画得非常生动和逼真。据记载，宋徽宗赵佶是《清明上河图》最早的收藏者，他除了将此画收藏在皇宫内，还在上面钤了他的双龙小印，并且用着名的瘦金体在画上书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当时，《清明上河图》还和唐人韩创作的《五牛图》一样，被称为画苑“国宝”。在《清明上河图》流传的几百年间，它几经战火，历经劫难，受到了帝王、权贵、以及历代收藏家和鉴赏家的赏识和珍藏，为人们留下了许多未知之谜。其中，关于“清明”和“上河”的含义，成为了众多专家学者竞相研究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