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将这部小说作为《姚雪垠选集》的第一卷？
《春暖花开的时候》（以下简称《春暖》）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尽管不免流露出种种幼稚毛病，却不仅是我青年时期的一部代表作，而且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初期内地救亡青年的斗争生活。我关于长篇小说的部分美学思想也由此开始萌发，若干年后发展成我自己的、比较全面的、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长篇小说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表现在《李自成》中。
我是从写短篇小说开始走上创作道路的，在动手写《春暖》之前已经写出了像《差半车麦秸》那样的小说。但我这一生，兴趣最高、用力最大的是中、长篇小说。倘若解放后没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没有那些很不适当的、硬性的组织干涉，能够按照每个作家的实际情况，让他们在总的继承革命文学传统的方向下有一定的创作自由，能够发挥自己才能，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贡献力量，那么我在四十岁以后悠悠数十年的贡献决不仅仅是一部《李自成》。由于我一生用力最勘是中、长篇小说，尤其在长篇小说的艺术问题上思考最多，所以在编辑我的文集时将《春暖》作为第一卷，《长夜》作为第二卷，以下是其它中篇，然后才是短篇小说……而不是按写作的时间先后分卷。
自从一九八一年《长夜》重印了一版之后，研究《李自成》的同志们很注意《长夜》与《李自成》的关系。其实应该说，我的有些关于长篇小说的美学思想，滥觞于《春暖》，发展于《长夜》，成熟子《李自成》。
二谈一些历史情况《春暖》这部小说，开始写作于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一边写一边在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上连载。后来由于几种原因，写作不得不停顿了一年多的时间。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到了重庆，赶着将《春暖》补写完第一部，于一九四四年分为上、中、下三册出书。
当《春暖》在国统区“大后方”的刊物上连载时候，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做“强烈反响”。一九四四年以三个分册的形式在重庆出书时候，成为相当轰动的畅销书。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新文学作品的印数通常是两千册，有许多出过一版之后就不再印了。倘若能陆续发行一万册，就算是畅销书。当《春暖》在重庆出版时候，被称做抗日“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盘已经大大缩小，较大的城市只剩下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从重庆到各地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春暖》第一次印刷是一万册，而且不到两星期销售一空，不得不赶快重印。不管我当时的思想和文笔多幼稚，但是《春暖》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产生了“轰动”，这是实际情况。从《春暖》第一部出版之后，这部小说竟成了各地读者的热烈话题，尤其竞相谈论书中所写的“三女性”、“三典型”，或所谓“太阳、月亮、星星”。这也是《春暖》出版后确实发生的历史现象。
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出版到一九四六年，《春暖》共印了四次，以后就绝版了。
《春暖》刚出版一年以后，在胡风主编的文艺刊物《希望》上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批判文章，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学，许多尖锐的语言惊俗动众，不必转引。在我们几十年的新文艺运动史上，有一种习见的规律，表现为以下三种互相联系的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某些批判文章如果代表“左”的思潮，必然背离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文风，而任意发挥某种“主观战斗精神”。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最早出现“左”的思潮是在二十年代束期，经过三十和四十年代，并未断绝，在不同流派和不同人物的身上作了不同的表现。解放以后，“左”的思潮长期起支配作用，历次运动的所谓大批判，都是发挥各自的“主观战斗精神”，对矛头所指的对象罗织罪款，无限上纲，完全丢掉了实事求是的起码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极左的恶劣风气发展到了极点，给国家民族造成极大损失，至今犹令我们为之痛心。
第二种现象是，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发生在文艺战线上的极左批判，不管打什么旗号，从来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从来都不是为革命利益服务，而是为某些人结成的小圈子服务，常带有浓厚的宗派色彩。
第三种现象是，由于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的特殊条件，在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活动中，调子愈左愈能迷惑群众，愈会有人跟着起哄。即以当年对《春暖》的批判为例，连有些读过《春暖》的朋友们在已经形成起哄势头的情况下，也不敢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轻则对我惋惜，其甚者跟着起哄的势头说话。古人所说的“三人成虎”，就是这个道理。
《春暖》所受的诬蔑性“批判”，影响到解放以后，使我背了将近四十年的黑锅。在历次运动中，同志们在提到《春暖》时总说它是“色情文学”，好像已成定论。因为有一种时代风气作祟，不属于政治性的历史问题，我不能要求组织对此事进行调查，只好多年忍受着“舆论”压力。
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极左思潮的根子依然存在，但是党中央重新提出来实事求是的精神，愿意明辨是非的人愈来愈多了。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被批判为“大毒草”的作品，纷纷地得到平反。这一股强劲的实事求是之风，也刮到了现代文学史的领域。虽然《春暖》早已绝版，一般读者无法读到，但是少数人为着研究和教学需要，利用私人藏书和图书馆，找到《春暖》原书，进行仔细阅读和分析。于是他们明白了四十年代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学”，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话。我最早看见的文章是发表在《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的《姚雪垠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作者明确地指出《春暖》不但不是“色情文学”，而且连“挑逗”性质的字句也没有。同时或稍后出版的各种有关着作，如最重要的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对待《春暖》的问题上，都是从研究作品出发，摆脱胡风一派的所谓“批判”文章的影响。毕竟时代不同了，历史大踏步地前进了。
这一段历史情况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不妨认真思考的问题：《春暖》在出版后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不是因为它是“色情文学”，也不是因为它写的是曲折动人的恋爱故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能够吸引广大读者而畅销一时呢？
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我在此顺便一提，会引起我们对这个文艺界的历史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在四十年代的左翼阵线上，通过胡风主编的颇有影响的刊物《希望》，对《春暖》进行批判，加上发表在别处的“批判”文章，恨不得一棍子将我打死。可是国民党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春暖》，也不满意。台湾老作家陈纪滢原在《大公报》工作多年，是我的老朋友。前三四年，他在台湾出版的刊物《传记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记姚雪垠》，连载了三期。在谈到《春暖》这部小说时，他先吹嘘我这个人的才华多么出众，然后惋惜我吃亏在跟着共产党走。他说，我在《春暖》中写大别山一带的阶级斗争，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中国社会并没有阶级，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我如果不跟着共产党走，成就会更高。
同一部小说，左翼战线上有人说它是“色情文学”，有人认为它对爱情写得太多，而国民党的朋友说它写的是阶级斗争，岂不有趣？
Ⅳ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参考消息》上登了一则新闻，报道香港有人写了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女性称为太阳、月亮、星星。
小说出版后，有人揭露是抄袭大陆作家的作品。作者不承认是抄袭，随即在报纸上发生了热烈争论。大概由于按照不对“摘帽右派”作宣传的“习惯原则”，所以这一则消息中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没有提到《春暖》的书名。过了几天，一位在历次运动中一贯立场坚定、积极斗争的同志问我：
“最近《参考消息》上有一条关于香港文艺界的消息你注意了么？”我回答说：“已经看到了。”他摇摇头说：“你创造的三典型，太阳、月亮、星星，已经影响到香港了。”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位同志也处在“泥菩萨过河”的状况，所以他没有对我说更多的话，但是谴责的情绪形于辞色。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外的信息开始有机会传入锁国多年的神州大陆。我从一本内部资料上读到了从新加坡报纸上摘录的一篇谈《春暖》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有三点意见引起我的注意：第一点，文章说《春暖》在抗战期间是畅销书，在香港有三种翻印版本流传，为什么大陆在解放后不出版了？
第二点，这部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内地青年的抗日救亡生活，如果再出版了，可以使那些参加过抗日救亡工作的人们重温当年生活，没有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可以通过这部小说去了解当时生活。第三点，听说作者原来打算将《春暖》进行修改，我们希望在大陆有《春暖》的修改本出版。
看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抗战期间在大陆的“国统区”生活，抗战胜利后到了新加坡，对情况有一定熟悉。
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旬，我应邀访问新加坡。东道主安排负责采访我的是《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的记者兼小说作家张曦娜女士。我一下飞机，她就陪我坐汽车往下榻的阿波罗酒家。在汽车上，她不停地向我询问有关《春暖》的各种问题，雨使她感兴趣的问题是：香港作家徐速写的《星星·月亮·太阳》是不是抄袭《春暖》？听说大陆禁止《春暖》再版，是否确实？
在“三女性”中我喜欢的是哪个女性？她还一再问我，根据初步印象，我认为她是哪种女性？是太阳呢还是月亮？
晚饭以后，张曦娜女士又到我的房间中谈了很久，中心话题仍然不离《春暖》。她所读到的《春暖》是香港高原出版社的翻印版。
从新加坡回国时，应三联书店之邀，我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知道香港读者读过《春暖》的人很多。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在三联书店的楼上接受英文《亚细亚周刊》的女记者采访，她不懂中国话，通过翻译，谈话持续将近两个钟头。而谈话的大半内容都与《李自成》和《春暖）有关。后来，她问我她是那种类型的性格。我根据她同我谈话中的表现，说她是月亮型的女性，但也混合着太阳型的部分性格。她听了非常满意。
可见她是通过间接途径，了解《春暖》中所塑造的几个人物。
从新加坡和香港回来以后，我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春暖》在大陆绝版多年，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多数连书名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香港和南洋的华文读者中能够引起浓厚的兴趣？
三略述《春暖》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
--黄景仁《绮怀》
黄景仁（仲则）是清代中叶的一位杰出诗人，上引七律一联是他的诗中名句。我在三十五岁以后，对这两句诗体会渐深，时常在心中暗诵。拿我这一生所写的中、长篇小说而论，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春暖》、《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和《重逢》，都属于青年时期的作品；《长夜》是才进入中年时期的作品；而《李自成》是由中年到老年的作品。《李自成》从一九五七年动笔写作，至今已整整三十年，最后两卷尚未脱稿。据我自己看，我在创作道路上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既有阶段区别，又互相联系，是由不成熟到成熟，一步一步走过来，从现代文学史走进当代文学史。对我的几十年来的创作道路，既要分阶段看，也要作整体看。
《春暖》的创作意图、主题思想，在作品中表现得很明白，用不着我来说明。但因为在胡风主编的《希望》和其它刊物上诬蔑《春暖》是“色情文学”、“黄色文学”、“市侩文学”等等，曾经使其蒙垢多年，最近仍有一定影响，使有些不再说它是“色情文学”的人，继续误认为它是一部恋爱小说。《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词条在记了我的早期中、长篇小说《春暖》、《戎马恋》、《新苗》、《重逢》等之后，结论中有这样字句：“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其实，《春暖》中没有正面写一个恋爱故事，《新苗》中没有任何男女爱情，《戎马恋》是通过一个恋爱故事写出一个青年女性在大时代中思想感情的两次巨大变化。现在趁我将《春暖》编入《姚雪垠文集》的机会，我就自己对《春暖》的写作意图和艺术追求，写一点简单的自白，就正于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