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信差已经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了，这时候，楼下办公室的经理约翰·P·格拉斯上校，因为要出去与公众接触，他开始不时地找我在他不在的时候帮他照顾一下办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个高度受欢迎的人，并且也有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他不在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并且日益频繁，因此我很快地熟悉了他这方面的工作。我接受公众的函件，并且监督那些从操作间送出来的信件是否恰当地分派给信差们，以便及时传递。
对我来说，这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无需作分内之事，这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不甚受欢迎。我还被指责为吝啬、小气。我从不乱花因送远程信件而赚得的额外的那10美分，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我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下每一便士，因为我家里需要。我的父母明辨事理，对我的行为，他们从来不加以阻碍和拒绝。家里有3个劳力--父亲、母亲和我自己，每人每周能赚多少钱，我一清二楚，我也知道所有的开销。我们把个人赚得的钱都放在一起，商议给家里添置一些缺少的家具和衣物，每添一件小东西都能使我们快乐不已。从来没有一个家庭能像我们这样团结。
一天天地，母亲每节余下一个半美元的银币，她都把它仔细地收藏到一个长筒袜里，直到攒够了200个。在那时，我便用汇票将20元英镑寄给慷慨借钱给我们的汉德森夫人。那天我们欢呼雀跃，以示庆祝，卡内基家终于不再债务缠身了。噢，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天啊。金钱上的债务是偿还清了，但人情债，对帮助我们的人的感激，却是无法还清的。汉德森夫人至今依然健在，在我回丹佛姆林的时候，我去她家拜访，犹如造访一座圣殿。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她是永远不会被我忘怀的。（当我读到这些写于几年前的字行时，我哽咽了：“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安息吧，亲爱的、母亲的高贵朋友。）
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九重天外。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给孩子支付当月的薪水。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顺序发工资给每一个人。我在队伍中打头，当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美元25美分，我伸手去拿，然而让我奇怪的是，他绕过我，付给了下一个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错了，因为直到现在我都是头一个领工资的。可是接下来，他只按顺序给其他人工资。我的心沉了下来，似乎受到了羞辱。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没有做？我将被告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工作了，我将让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无法忍受的痛楚了。当其他每个人都领到钱离开之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并对我说，我应该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决定每个月付我13美元50美分。
我的脑袋一阵发晕，我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他把钱点给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谢，我想好像没有。我拿着钱一下子跳出门去，蹦跳着一直到家，几乎没有停过。我清楚地记得，我跑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跳着从桥的这一头到桥的另一头，跨过了阿尔勒格尼河--是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这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美元25美分交给了妈妈--家里的财务主管，而对装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2美元25美分不着一词--它们在当时对我来说，其价值超过了我现在所赚得百万巨款。
汤姆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他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等到上了床，我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我亲爱的弟弟。即便年幼，他还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商量未来。那是第一次我向他描述将来，我们可以一起搏浪商海，我想，“卡内基兄弟公司”将会是一个伟大的公司，父亲和母亲将会有自己的马车。那时，我们似乎拥有了一切被认为是财富的东西，而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值得奋斗追求的。有个苏格兰的老太太，她的女儿嫁给了伦敦的一个商人，她的女婿请她去伦敦住在他们附近，并向她保证说，她将“坐在自己的马车里”。她回答说：
“我坐进马车又有什么好呢？我的在斯拉斯堡的亲人再也见不到我了。”
在我们的计划中，不仅在匹兹堡可以见到父亲和母亲，而且他们还可以探望丹佛姆林，他们的老家。
星期天早晨，全家在吃早饭的时候，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美元25美分。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甚至一开始他们还不能马上明白其含义，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父亲的眼神充满着骄傲和疼爱，母亲眼睛被泪水湿润，闪闪发亮，这些都说明了他们当时的感受。这是他们的孩子的第一次成功，明确证明了他是值得被提拔的。后来所获得成功和各种各样的赞誉，从来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令我激动，我甚至想象不出还会有这样的一件事。这里是人间天堂，我整个的世界都被带进了满是喜悦的泪水之中。
因为每天早上都要打扫操作室，在操作员到来之前，孩子们便可以在电报机上练习。这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我很快就学会了用键钮来和其他接收站的孩子们交谈，他们和我有着相同的目的。当一个人学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找机会去使用他所习得的东西。
有天早上，我听见呼叫匹兹堡的信号特别强烈，据我的猜测，这看起来好像是有人迫切希望联系。我大着胆子做了应答，让纸带走了起来。原来是费城要立刻给匹兹堡发一个“死亡通知”。我可以接受吗？我回复说，如果他们慢点发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我成功地接受了这条信息，然后带着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克斯先生的到来，告诉他我都大着胆子做了些什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而是对我的行为大加赞赏。他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出错，然后便让我走了。不久以后，当操作员需要离开议会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去照看一下仪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发电报的技能。
这次我受益于一个非常懒惰的操作员，他特别喜欢让我去干他的活儿。那时，操作员要做的是从移动的纸带上获得信息，并且把它念给抄写员。但是，有传闻说西部有个人根据声音，通过耳朵就可以获得信息。在此驱动下，我开始练习这种新方法。公司的一个操作员，麦克琳先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掌握了这种办法，他的成功也给了我鼓励。我很轻松地就学会了这门新语言，容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一天，当操作员不在时，我请求收一条信息，那个老抄写员对我的冒昧非常不满，拒绝为一个传递员抄写。我于是停掉了纸带，拿起笔和纸，开始用耳朵来接收信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当时的惊讶之态。他命令我把纸和笔还给他，从那以后，科特内·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他成了我忠诚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结束之后不久，约瑟夫·泰勒，离匹兹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的操作员要请两个礼拜的假，要布鲁克先生派一个人去顶他一下。布鲁克先生把我叫去并问我是否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我立刻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好吧，”他说，“那我们把你送到那试一试。”
我是搭坐邮政马车去的，一路上也非常令人愉快。大卫·布鲁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籍律师，我碰巧与他和他的妹妹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出行，也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国家的风光。我还第一次在酒吧就餐，在格林斯堡的旅馆。我觉得那里的饭菜特别好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