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大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活儿干。虽然我刚过13岁，但我十分渴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以帮助我们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所希望的前景开始成为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个时期，我一直在想，我们要努力工作，省吃俭用，每年挣下300美元--每月25美元，来维持生活所需，而不需要依靠别人。那时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是非常便宜的。
霍格姨父的那个兄弟经常问我父母有意让我干点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我所见过的最为可悲的一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霍格姨父怀着世界上最善良的本意，向母亲说，我善于学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让我提着篮子装上些小玩意儿，到码头周围去叫卖，他相信我一定能赚不少钱。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一个被激怒了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母亲当时正做着针线活，她猛地站起来，伸开双手，在他面前挥舞着。
“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混迹于码头上那些粗野的人中间吗？那我干脆把他扔到阿尔勒格尼河算了，你走！”她吼着，指着门口。霍格姨父走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个悲剧中的女王，然后她禁不住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啜泣起来。但她并没哭多久，然后把她的两个孩子揽入怀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介意她的失态。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我们只做正确的事，我们会成为受人尊敬的、有用的男子汉。海伦·玛格丽特在写给奥斯巴尔迪斯通的回信中，威胁说要将她的战俘“碎尸万段，有如格子尼上的图案”。但是导致母亲发火的原因是不同的，并不是因为做小贩是简单的劳动，她总是教育我们说懒惰是可耻的。而是因为，在她眼里，做小贩有点无业游民的性质，不怎么光彩。是的，母亲宁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与他们一起死去，而不要让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年的奋斗，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家庭可以更令人自豪的了。那种对荣誉、独立、自尊的热烈期望遍及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沃尔特·司各特说伯恩斯在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我要说，我的母亲也同样如此，正像伯恩斯说的：
“她的眼睛即使看着空洞的空间，
依然透着对荣誉热烈渴望。”
那英雄的、伟岸的灵魂远离了一切的低俗、自私、欺诈、多变、下流和空谈。我的父亲也是自然的贵族之一，为一切所钟爱的圣徒。有这样的父母，我和汤姆没法不在成长中培养起高尚的品格。
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父亲发现他有必要放弃他的手摇纺纱机，而进入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住在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老人。他还在工厂里为我谋到了一个绕线工的岗位，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个礼拜可以有1美元20美分的收入。这是一段艰苦的生活，冬天里，父亲和我摸黑起床，匆匆吃完早饭，要在天亮之前赶到工厂。而且，中间只有一小段午饭的时间，黄昏之后还得继续干活。我感到压力重大，从工作中也得不到什么乐趣。但是乌云总是镶着一道银边，因为这让我感觉到我为我的世界--我们的家庭做了些贡献。迄今，我已经赚了亿万的钱，但这些钱所带给我的快乐，都远不及我工作第一个礼拜所赚到的1美元20美分。我已经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是能赚到面包的人了，不再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又经常听到父亲用甜美的声音唱着“小船一排排”，我还经常想着要实现歌词最后几行所描述的内容：
“当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
早早地从床上爬起，
驾着船排捕雀鳝，
我们也关心丽琴。”
我将要辞去我的小手艺了。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是首先接受教育的。苏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国家，不管他们的地位高贵或者卑微；苏格兰也是最先建立教区公共学校的国家。
不久，约翰·海先生，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他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干。我答应了，在他那里，我每个星期可以赚2美元，但最开始的时候，这里让我比在工厂更感到厌烦。我要在线轴厂的地下室里操作一台蒸汽机，烧锅炉，这有点太难为我了。每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摆弄着气压计。我害怕有时候蒸汽压力太低，上面的工人会抱怨动力不足，又怕有时蒸汽压力太高导致锅炉爆炸。
出于自尊，这一切都瞒着父母。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有要操心的事。我需忍受这些苦楚，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一样。我的期望很高，每天都盼着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它一定会来到。另外，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问自己，如果是华莱士，他会怎么做？一个苏格兰男人应该怎么做？我确信一点，他永远都不会放弃。
有一天，机会来了。约翰·海先生要起草几份布告，可是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书写。他问我会哪几种字体，并且给了我一些书写的活儿。结果很让他满意，此后，他便让我给他做布告和报表之类，认为我很合适。他很快就发现我对算术也很擅长，让我干其它的事情会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不仅如此，我相信这位可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的男孩印象很好，他心肠很好，有时苏格兰人很愿意把我从蒸汽机旁解放出来。对我来说，工作不是那么让人厌烦了，但一件事情除外。
我现在的工作是把新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到油缸中清洗。所幸的是，这项工作有一个单独的工作间，只有我独自一人在那干活。可是不管下多大的决心，对我自身的弱点感到多么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难受。我想努力克服由于油的气味所引起的恶心，但我始终做不到。这时，华莱士和布鲁斯被证明有多重要了。不过如果我牺牲掉我的早餐或是午饭，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会有更好的胃口，因为我完成了当天的份额。华莱士和布鲁斯的真正的信徒是永远不会放弃的，否则，他宁愿死亡。
和棉纺厂相比，我在约翰·海先生处的工作要优越了不少，而且在那里我还结识了不少对我很友善的雇主。约翰·海先生使用单条目记账法做帐，我可以帮他打理这些事情。但我听说大公司记账都采用复条目记账法。我和我的同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经过讨论，决定冬天时去夜校充电，学习那更加庞大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个上了一家匹兹堡的夜校，学会了复条目记账法。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得知大卫·布鲁克斯--电报公司的经理，曾问霍格姨父是否认识什么好男孩可以做信差。布鲁克斯和霍格姨父都是跳棋迷，他们是在下棋的时候提出这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问题的。此类琐碎的小事常常产生意义最为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腔调，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甚至还能影响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他是一个有胆识的人，把什么事都视为小事。当有人劝他，少干点无聊的琐事吧。他说可以啊，如果有人能告诉他，什么算是小事。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馈赠往往就隐藏在小事之中。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可以问问我是否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我家还特意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恐怕没有哪一只笼中鸟比我更加渴望自由了。母亲很赞成，但父亲却有点不大同意。他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干不了，我年纪太小，身体也太单薄。每周2.5美元的薪水就证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壮实的小伙子。我有可能在深夜被叫起来送一份电报去乡下，还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我的父亲认为我最好还是呆在原地工作。可后来他又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允许我去试一试。我相信他找过海先生商量。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是个发展的机会，还说，尽管我的离去会给他带来不便，但他仍建议我去试一下，他还好心地说，万一我不能被录用，我还可以再回他这儿，干我的旧工作。
就这样决定了，我得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同去，最后定下来，他送我到电报公司，公司在佛斯和伍德街交叉的地方。那天早上阳光明媚，这是一个好兆头。我和父亲从阿尔勒格尼走到匹兹堡，距我家大概两英里的路程。到门口的时候，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我坚持自己单独上楼去见那个大人物，面对我自己的命运。这时我有意安排的，也许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美国人了。刚开始，孩子们总是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说，“是的，我是苏格兰人，并且引以为豪。”但在说话时，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被我改掉，只留下一点点痕迹了。因此，我想如果单独去见布鲁克斯先生，会比我好心的苏格兰老爸在场表现得更好，因为他看到我的样子可能会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