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青年吴荣堂向往的地方，杭州有他的好朋友、好兄长胡愈之，还有他向往的求知环境。
中国当时的维新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要救亡图存，应从改革教育，提倡“西学”入手。
彼时的杭州，在资本经济上总额达180万以上，已经列在居上海、广州、天津、武汉之后的的全国第五位，西学教育也随之兴盛起来。吴荣堂就读的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就是一所官办的现代教育新式学堂。
1910年后，浙江省改制了从晚清以来创办的一些学堂，分甲、乙两种。乙种实业学校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学制三年，相当于高小程度，一般就设在了县里。而甲种实业学校则以省立为原则，招收高小毕业程度者，设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便是从原来的浙江中等农业学堂而来的。地址在杭州当时的横河桥土桥头，学校还附设了农业试验场。
吴觉农上了甲种农业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免缴学费，成绩优异的还可以免膳食。而且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很强。著名的林业教育家陈嵘就是该校的教师和校长。农学农沈宗瀚和卢守耕也曾就读于该校。吴觉农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非常勤奋，但三年制的学校他却读了四年。原来，虽然吴觉农年年读书免费，但毕竟家道窘迫，难以为继，所以比第二年开始他就兼着在苗圃里劳动，协助田间管理。这样，每月还可以得到八元的补助。所以三年制的甲种农校，他实际念了四年。
可以说，十七岁时立志学农终身事茶的决心一旦立下，吴觉农就没有改变过他的志向，但吴觉农和许多以实业救国埋头科学的同代人又有着不同之处，从青年时代开始，他从来就没有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单轨行走，他似乎一生都处在一种双轨行动中，一生都兼有着双重的身份。他是一个茶学家，同时，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活动家。即便是从他的立志中，也可以看出他务农务茶所具有的高度的社会含金量。
他不是因为单纯地对农作物有强烈的天生的兴趣，才专注于茶学的，他是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茶学的。这就很有些像鲁迅先生当年之所以选择医学，乃是为了救国，而一旦从医学转入文学，更是为了救国一样。
茶，的确是那个时代象征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江河日下的标志物，吴觉农有足够的敏感，发现了这一条，并由此开始他一生的奋斗。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安徽，有一首这样的民谣，从中可以破译出中国茶叶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凋零状况，也可由此可以得知以吴觉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茶人是在怎样的困境中开始他们的沉毅艰辛的漫长跋涉的。
三月招得采茶娘，四月抬得焙茶工，千箱捆载百舸送，红到汉口绿吴中；
年年贩茶嫌茶贱，茶户艰难无人见，雪中茗草雨中摘，千团不值一匹绢；
钱少称大价未赊，口唤卖茶泪先咽。
官家摧茶岁算缗。赘胡垄断术尤神；
佣奴贩妇百苦辛，犹得食力饱其身。
就中最苦种茶人。
这首载于中国安徽《至德县志》的1910年间伟唱的民谣，其中不但出现了历代民间茶歌中的谴责对象--官家，还出现了另一个名词--赘胡。
赘胡，或可释为洋奴，而由赘胡生发，国外洋行对中国茶的不平等贸易关系，便被我们引入了二十世纪初的视野之中。
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前，华茶在世界的优越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两千年，一花独放，唯我独尊，尔后，华茶便处于以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命运之中了。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首次大冲突，是从与英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也可以说，东西方两大帝国的首次交量，从某个角度上说，是从两种植物的较量开始的。在此之前的两个世纪，中国就开始向英国出口茶叶。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向西方投之以桃时，并未想到要他们报之以李，但一种植物的芬芳还是引来了另一种植物的迷香。两种植物各从东方和西方出发，开始了他们近代史上的独特的远征。1813年至1833年，中国的茶叶和英国的鸦片贸易交易是一比四，清帝国在毒品的泛滥中动摇了。
茶是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而乐生的，罂粟花是多彩的，热烈的，奔放的，迷乱而破坏的，茶往西方去的同时，鸦片向东方迅跑而来。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天津，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广州，都成了著名的茶叶集散地。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便派官商十三人至广州，行办茶事，人称十三行。从此，官僚，豪商，洋人，垄断出口贸易，尤以茶叶为甚，生意之人利可图，连皇帝见了也眼热，直接插手进来，人称皇商。此等格局至鸦片战争之后方被打破，十三行与英商独霸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洋行日变为各国实业家独占的商行，1842年《南京条约》签定之后，真所谓“千箱捆载百轲送，红到汉口绿汉中”--福州、汉口、九江，宁波，成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最多的港口所在地。
然而即便如此，华茶在1886年时，还是达到过1，341，020公担的最高纪录，然后便是逐年的下降，直至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20年，降到了185，012的可怕境地。
正是在这样的茶叶背景下，十七岁的少年吴荣堂踏进了华茶这块领地。一方面，是从华茶与中华民族的密切关系中，看到社会改造的契机，另一方面是华茶自身的危机需要有志者去力挽。还应该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吴荣堂结识到了这个时代的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儿女，他们当时都还是和他一样在杭州求学的青年学子，其中包括了1949年以后出任文化部长的夏衍，中共特高科地下党员蔡叔厚，他们都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的白色恐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之子。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俞秀松，中共早期优秀共产党人、烈士宣中华，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和宣传家杨贤江，中共早期党员、烈士叶天底，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徐志摩，都是吴觉农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同学朋友。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接触到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包括夏丏尊，李叔同，朱自清，沈钧儒、刘大白，陈望道等人……当时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中国东南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而校长就是后来的国民党左派经亨颐先生，他是廖承志的岳父，也是吴荣堂的上虞老乡，和吴荣堂也算是有师生和乡党之谊。吴荣堂本来就是一个性格豪放，比较外向的人，他在大量的交往中认真思考着中国的农业出路问题，又不断回忆家乡茶农的悲惨境地，遂下了为振兴华茶奋斗一生的志向。
立志的一个标志性举动，是他在那个历史时期，正式地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觉农”。此时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农民要翻身，只有自己觉悟起来。他还以为，中国农民安于贫困生活，遇到天灾人祸就靠求神拜佛，这是缺乏觉悟的表现，农民要站起来，要革命奋斗，必须要具备自觉。因此，他将自己名字改成了“觉农”，其中即有称自己要成为有觉悟的农民，同时也含有要启迪农民要有觉悟的双重意义。
关于名字改动的原因，他在晚年九十之高龄时的最后一次茶事活动--1989年9月15日的“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中也专门谈到，那是他逝世前的一个多月，由家人陪同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在那里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公开谈话。他开口就讲：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现在农村里，茶农有许多困难，希望你们到农村去看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茶农搞好科学种茶和制茶，增加经济收入，使茶农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中国茶业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茶叶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
从1914年开始，吴觉农在甲种农业学校就读农学，主攻茶业。这个学校在当时确也培养出了不少的农业人才。比如吴觉农的同班同学沈宗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是台湾执牛耳的农学家，主管着台湾的农业（沈宗瀚的儿子沈君山则是后来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闻名台湾的“四公子”之一）。周汝亢为湖南大学农学院长、吴康民为浙大农学院教授。另外还有蚕桑专家朱新予、陈石民等。吴觉农在这所学校里的成绩依然优秀，课外活动也依然是活跃分子。在他九十寿辰之际，周汝亢送他一幅对联，还专门回忆起了他当年球场的身影。
1918年吴觉农毕业，其间的四年学海生涯，他经历的正是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可以说，他接触到的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最膨杂的理论，最五花八门的学说。毕业后他被留校担任了三年助教，理所当然地也参加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虽然1919年11月的“一师风潮”运动他已经去了日本，但对这场运动他始终关心，因为这次运动的直接起因是从“护经运动”开始的。原因是当时的当局排挤经亨颐先生，因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吴觉农的好友同乡叶天底当时在一师读书，是一师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与法警的交涉中鼻梁骨被打断了，吴觉农晚年还专门写文章纪念这位好友。吴觉农虽然不在国内，但他的心始终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凭着他的那股侠肝义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热情，要是他在国内，他是绝不会游离在这场运动之外的。
然而，已经毕业工作的吴觉农毕竟不是学生时代无忧无虑无所牵挂的人了。他已经二十一岁了，在这个年龄段成家，在当时的中国，是并不算早的事情，况且两年前，父亲郑忠孝已经过世，长兄燕山又在上海做事，他也就到了必须成家的时候。
关于他的第一次短暂的婚姻，吴觉农在他1923年4月发表于《妇女杂志》的《从大家庭生活到个人生活》中比较简约但很透彻地谈到过，起因却是从他的兄长的婚姻开始的。原来吴家娶长媳的时候，“经媒人介绍了女家以后，只把八字一排。菩萨一求，说是吉的，就把这亲事定局了。不料成亲以后，我的哥哥竟没有十分的爱她。我的嫂嫂，说话固然不很周到，事奉公婆的礼节，也不很谙熟，日常家务，也不免略为生疏，所以诟谇骂詈的事情，差不多每天不免的。”
因为长媳的不够称心，做婆婆的一心就要在小儿子的媳妇问题上如愿以偿，吴觉农也就自然逃脱不了媒妁之言的命运。“我在那时候只求母亲欢喜，不再像嫂嫂的不能迎合母亲，也就算了。于是竟找到了位我母亲意中的媳妇，我便在那年成婚了。总算合了四年。而这一出婚姻喜剧，终于没有圆满的终场。”
从他简约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人生命运的第一个挫折，尽管在以后和诸多文章中关于此事他未多加涉及，但他不久之后成了一名当时著名的妇女问题专栏作家，对恋爱、婚姻、道德观、溺婴等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不能不说是没有个人生活背景的。
1919年，对吴觉农而言，除了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外，他个人经历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重要的事情发生，但这件事情在当时并没有显现出其重要性，他的重要性要在许多年以后才终于被当事人明白。那一年，浓眉大眼豪爽外向的高个子青年吴觉农，在学校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同学陈石民的妹妹陈宣昭，七年之后她成了他的妻子。
1919年对吴觉农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留日深造茶学。当时他已在母校留任三年助教，准备一边自学一边工作，然后再求深造。此时，浙江教育厅正在用日本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每年招考一批学生到日本公费留学。其中茶叶科类报考的人特别少，而吴觉农却偏偏对茶学一往情深，这岂非天赐良机。当即去应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便于1919年的夏未秋初去了日本。被日本方面录取的学生，工科还有沈端先（夏衍），商科则是章乃器。
那一年吴觉农22岁了，他是带着对新生活的强烈憧憬和对个人小家庭生活的失望前往东瀛的。此一去，是另一番人生经历的开始，而他为现代中国茶叶奠基的几篇开山之作，也将在那扶桑之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