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赣临时省委在各县设立肃反委员会，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杀”。凡是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一律视为“AB团”分子，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有理的人，即被当成“AB团”给杀掉。半个世纪后，康克清对党史研究人员如是说道：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究》1984年4期）一股滥杀无辜的整肃狂潮，使整个江西苏区陷入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时任赣西南特委书记的陈毅，一次被召去总前敌委员会开会。因他反对搞刑讯逼供，反对凭口供和钢笔、眼镜捕人，也被怀疑为“AB团”。临行前，他对新婚不久的妻子肖菊英交代：如果下午6点我还未回来，你就快走，去老家信丰藏起来。
也许是慑于陈毅的声威，此次开会他赴的并不是“鸿门宴”，他早早踏上归途，不料途中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了。他与警卫员绕道步行，直到晚上8时才匆匆赶回兴国驻地。而在这之前不久，以为丈夫已被扣押的肖菊英，竟跳井自杀！陈毅悲愤异常，唤人将妻子的尸体打捞上来，就这么湿淋淋地抱在怀里，当众失声痛哭……不仅仅在江西苏区，三十年代，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几乎被自己人杀光。在闽西苏区，因整肃“社会民主党”运动，被枉杀的干部，高达6352人，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锐减为5000人。即便是进入了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依然继续着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迫害--凡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都得经过审查，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不甚清晰的，被列为怀疑对象，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反省机关审查。其中最令人发怵之处，是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拘留所，夜里常能听到狼群出没的嚎叫声。
中央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首当其冲。一个来自兰州、时年仅19岁的学员，名叫张克勤，在长达一天一夜的“逼、供、信”中，被迫承认自己来延安是受特务组织派遣，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社会部负责人康生，犹如二十三年后抓住聂元梓、蒯大富一样，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坦白典型”，让他披红挂彩，骑上高头大马，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及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西北公学等处，作开展“坦白运动”的“现身说法”。此后，康生亲自出马，去一个个报告会、号召会上烧火加温：
“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要在此地就下决心，在这里或者回去立即坦白自己的问题”；“对不愿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要严重注意”；“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要不是奸细，把我康字倒着写”；“×××长得那么漂亮，她不当特务，谁当特务”；“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地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
“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我读过的不少回忆文章中，都强调了当时康生的煽动和鼓惑，似乎他的一双手能遮住宝塔山。山下，延安当时的气氛颇为诡异：
据张克勤回忆，“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
行政学院9班一个组的学员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随后大家凑钱买来花生、红枣，以庆祝自身“坦白”的“光荣”，并邀请其他组还没有“坦白”的学员一起参加，以激发他们也走上“光荣”之途；其实，不管“坦白”不“坦白”，“光荣”不“光荣”，最后都得面临一个不容置疑的逻辑：既有嫌疑，必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根据地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特务头子和联络关系，只有供出这两者的人，才被认可“坦白彻底”。自然，只有靠编织精神上的幻觉，诸如承认后可以戴大红花、吃好饭、睡好觉、保留党籍……以及肉体上的折磨，诸如车轮战、甩耳光、压杠子、举空摔地、五花大绑、假枪毙……才能使对方服从这个逻辑。
一位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在连续审问三天三夜不见口供后，审讯人员以再不交代便放两条毒蛇去关她的窑洞里相威胁，她在“出卖”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组织”的同时，也“出卖”了文学，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编造了一套颇为曲折的口供。
一位拒不承认是“特务”的男青年，被五花大绑整整两天两夜，松开绳子后，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疤痕直至建国后还没有蜕尽……后来人都听过一支气势雄浑的歌子：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却少有人知道，在“抢救失足者”的运动里，在这群“优秀子孙”中，延安所属各县共挖出了2463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余人，挖出了十几个“特务”。有着一千多人的延安通讯部门，因“特务”如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致使一段时间里延安和各省、各根据地的通讯中断。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多人没“抢救”，96%的“特务”。绥德师范，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来，承认自己是“复兴社”成员，一个16岁的半大小伙子，手提一大包石头，交代自己是“石头队”的队长，而石头是他们的杀人武器。在这些十几岁的学生中，共揪出230个“特务”，占了该校总人数的73%……都是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有的还是来自海外的归侨，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投奔到延安--这弥天长夜里一座光明的灯塔，却犹如飞蛾扑火，深深地灼痛了身心。有人在被“抢救”时激愤地责问：
“是不是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搞成特务才算数？外面来的人皆不可相信？”
“是不是下面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搞成特务，到上面去报告功劳就愈大？”
“既要我来，又如此对付我，到底为什么？我出来是为了抗日救国的，难道是来干特务的？如果是这样，我不如在家乡当汉奸，我还冒风险跑出来干什么？”
极个别的人以“反革命奸细”罪招致处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实味。
他饱学经纶又桀骜不驯，延至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撤离途中，他仍未幸免，一颗对马列主义造诣极深的脑袋，滚落在山西兴县的山沟里。据说毛泽东闻讯后，一时间大为震怒，厉声说要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少数人在身心皆不可忍受的境遇里含冤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多数人熬到1944年春夏之交审干基本完成后，获得甄别。有的人则由满头青丝变成垂垂老者，直至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平反。
1945年3月，曾先后参加“青委”和“民委”的“抢救”工作的蒋南翔，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呈送给党中央和刘少奇。在这份被称之为“忘身进谏”的意见书里，有一节专门论及在党内已产生的对知识分子排斥、打击的倾向，不妨摘录如下：
“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最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个前提。对于一般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教育，做了好几年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出之于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可怪的，但事实确实是如此……”
“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是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而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等方面，都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是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这样，主观上虽然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也是不可能了。何况有些工农干部，甚至很负责的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干部抱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自然就更是‘火上加油’，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虽是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创伤是确实划得相当深，而且至今没有完全平复……”
1992年，一位经历了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老人，在读了邓贤所著的《中国知青梦》一书后唏嘘不已：我们不也是“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吗，人生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理想和信仰，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又在“理想”与“信仰”的石臼中被捣个粉碎。与“文革”中插队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们的惨痛境遇相比，前前后后的历史怎么会这样相似？
其实，本世纪四十年代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这一幕，与后来的一些运动比起来，还算不上是“江河奔腾”，可也算不上是“溪流汩汩”，它早该为世人所知晓。显然，因为山重水复，天各一方；也因为抗日救亡和国民党颠覆的严峻环境，使它似乎有了某种矫枉过正的合理性，这一幕即使不被封锁，也在略有耳闻的人们心里被冲淡了。
3两难境地之间
中国人化简为繁的功夫，可谓卓尔不群，举世皆知：
多少年里，一个人生下来，从幼儿园直至殡仪馆，进校，分配，当兵，招工，提干，提级，加薪，出差，看病，坐车……进入每一道门槛都有林林总总的规矩；一个工程要立项，几百个公章盖下来，犹如当年长安城里的杨贵妃，要吃岭南水灵灵的鲜荔枝，不知要跑断多少匹马腿……
中国人化繁为简的本领，其实也常让人叹为观止：
非爱即恨，非友即敌，非红即黑，非左即右。长期以来，在“左派”理论家的枪口下，凡是不合他脾胃的东西，均被视为从“右”边来的不明飞行物，而欲将其一一击落；直至今天，大凡磨难历史、扭曲社会、压抑性灵的东西，一旦被我们拾起来，便好像一块烫手的洋山芋，一下给扔去了“左”的筐子里……
无疑，“左”曾是时髦，曾是空气，但“左”并不能涵盖一切。
陈正人选上书记后，又被拿去了，当时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代，井冈山上的人们还不知“左”为何物。“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进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左”，事实上正是他，鉴于运动日愈明显的偏向与恶果，主张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决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行为，提出了审干工作中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他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也正是毛泽东，就这一运动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党面前承担责任作出检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却从未在何时何地作过任何检查……
“左”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观世界。要了解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首先得去倾听山河动荡、思潮迭起的近现代的中国。
有一种文化形态，它绝对不像“中学为本”一样，散发出沙滩上死鱼的腐臭气息。它也运筹帷幄，殚思极虑，以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大锯，一一去锯断从政权到文化、从经济到风习……这皇权社会赖以生存的种种制度。当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它期盼在皇权社会的坟场上，崛起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它也不像“西学为体”一样，隔着大洋抛洒着一串串妓女般的媚笑。它既恐惧西方现代文明，多少年里，这文明总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穿着一条连裆裤。它又害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家伙一旦进来，便会一脚踢翻中国这只布满小生产者的马铃薯的口袋，贫富不均由此派生，尔虞我诈由此繁衍，男耕女织将何寻？田园牧歌将安在？
如果说，这种文化形态在这之前的面目还不太清楚的话，那么到了“五四”运动，已经充分展示了它的两翼，一翼是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号召的强烈、饱满的民族主义；另一翼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同样强烈饱满的反传统主义。它期待以飞翔的双翼，在迤逦的天际线上，为中国绘出一条诗意的出路：一边彻底抛弃皇权社会那又长又臭的裹脚布，一边断然杜绝西方现代文明那光怪陆离的霓虹，对我们社会的瓦解，伦理的诱惑，以及对中国人至今还抱有的天朝大国心态的讥讽。以自己的文明资源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跨越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境界。
“五四”运动，总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集体记忆，乃至精神的盛大节日。殊不知，“五四”运动已经开始在暗处造就着文化人的大尴尬。
这种文化形态，严格地在中国的两类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里，选择自己的载体：它看文化人，即知识分子，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他们是传统文明的扬幡招魂者，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是附在皇权社会肌体上见头上有肉就去舔头、头上烂了就去舔脚的一群跳蚤。
难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所到之处，无不推倒孔像，捣毁学宫，焚烧典籍，破坏文物，“凡俘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故所见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
“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又是西方文明的心仪者，西方文化的撒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