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哲动员年年受水淹威胁的企业集资，加上市政府拿出的十五万元，共计花了五十万元筑起一条宽阔的、可以行驶汽车的堤坝。长长的坝上铺的一块块砖，好像长长的稿纸上的一个个格子。格不里没有一个字。这就恰似西安乾陵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她的事业用不着刻成碑文，后人也自有公论。市里支付了大人少于每年扔进水里的钱——才十艽万元，就筑起了这个无字坝。
其实，聚资办事早已冇之。日本从1955年到1970年，经济增长的百分之四十是依靠民间企业的聚资。安庆的振风塔内存一块石碑，面刻着光绪二十四年补修迎江寺的集资名单——从九江总镇提督捐银七百两到捐银洋一元、二元的。现在的安庆市叫中的图书馆是原怀宁县府学宫，这是陈独秀考取秀才的地方，也有一块刻着集资捐款名单的石碑。只是因为后人对商品经济的忽略，造成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渠道的堵塞，把前人搞活经济的手段都丢弃了。从光绪二十四年聚资补修振风塔至今，事隔八九十年，集资联合办企事业，又成为新生事物出现了。
安庆今年要拆迁四千到六千户。政府自然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一下盖起那么多新房。安庆的法宝就是集资联合。当然，满可以按制度办事，有多少钱拆多少房。但是，何其哲对我说：老姓真可怜！是的，如果一个共产党人看着老百姓几十年如一日地住在那些危险的破房子里而无动于衷，那么党性何在？良心何在？我从振风塔的塔顶上望下去，只见安庆城里一片黑压压的瓦顶。这种瓦顶已经不知是什么年代的文物了。
我请何其哲带我上街走走，看看那些拆迁的街道。我们随意地拐进一个寻常百姓家。这家东西都搬走了，只有一个老者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这些低凹的、大约十平米一间的破房，地上墙上都很潮，只有一个钉着破板条、糊着塑料布的小窗口？我一走进去就觉得好像走进了一只塑料袋似的，真憋气。我想起何其哲说的，拆迁前，许多四口之家就住一间七平米的破屋。搬到新居，四口之家总要给四十二平米。眼前这位老者活了六七十岁，终从这个只可以叫做棚子的房中搬走，住上真正的房子了。我衷心祝福他。
这间屋冬暖夏凉。这位老者对我说，就是现在路面升高了，雨水往屋里流。这才潮湿。房子是很好的。
我一时竟听不明白他的话了。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舍不得离开这房子（栅子）？当然，对于刃惯了的一切难免有依恋之情。但是，这破落，这气闷，难道也那么叫人依恋吗？
听说不少人搬离破房子时要哭一场。可怕的生活惯性啊！我钻出这个塑料袋，看见一座座旧房上坐着拆房的人。我便产生一种战后复苏的感觉。那么多、那么深的地基都挖开了，只要有决心，再顽固的惯性终究也能挖掉。旧房不拆，迟早要倒塌。国家要是不改革，也早晚站不住。尽管有人搬进新房后，一边享受着新房带来的一切好处，一边老是要念叨老房的这好那好；尽管有人会哭，会想不开，会觉得改革是革掉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何其哲总是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文章。我和何其哲在街上走的时候，老是有各种人和他打招呼。有的是拎菜篮去买菜的，有的是从自行车上跳下的，有的在店堂里打招呼，有的从家门口跑出来。还有人告诉我，说他经常看到何其哲清晨五点钟，就在街上走着看哪儿应该拆迁，哪儿应该盖新楼。可何其哲是个病人，每天上午都得去医院治疗！
我走过那拓宽的马路，看见那生意兴隆的步行街？又走进长江边上的迎江寺。寺门正口匾上是佛光普照四个字。左右是风、调、雨、顺四尊佛像。自古百姓仰仗佛光普照。现在的百姓希望领导能给创造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改革氛围。我看着何其哲，戴的是几元钱的电子表，穿的是几元钱的凉鞋，高高的额头，黑色宽边眼镜，敦厚而堂正。嗯？他的背有点驼了，才五十多岁背就开始驼了！又有一个人从自行车上跳下，走过来和他说话。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要找党，要党带着他们开辟根据地。现在人民要找党，要找真正的共产党人，带着他们刨除压在精神上的惯性、惰性，开拓改革的环境！
迎江寺内建于明代的振风塔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塔，是安庆的标志。1861年，太平军以塔为垒，屡挫曾国藩率领的清军。古人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安庆处于控制吴楚，保障江淮的交通要道，自古兵家必争。元朝的红巾军在此大破元军。太平天国的英王领导的安庆保卫战历时两年……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枪和第一艘内燃机轮船都诞生在安庆。安庆又处于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庐山、小孤山、石钟山、龙宫洞等旅游胜地的中心。多少文人墨客为安庆题诗作赋。李白、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王士祯等等都留下了踪迹。
我从安庆想到了仅仅六百一十八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新加坡地处东南亚中心和太平洋、印度洋航运要道，因此就利用地理优势大做文章，搞转口贸易，开辟出口加工区等等。新加坡自身没有旅游胜地，但是它把国家建成花园城市的同他的身体同样有份量。尽管我和他近在咫尺，但他依然不肯控制音量说话，无形中使我也随之提高了嗓门和他对喊。
他们厂原名安庆东风机械厂。因为闭塞，不了解市场信息，产品没销路。每月工资分两次发都困难。而且，由于连年亏损的单位不能参加工资调整，那些四十来岁的职工，都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归宿。全厂一百七十八人，有四十多人打报告要求调走。
1983年，有关领导要把当时在砂轮厂工作的朱潮余调到该厂。朱潮余明知谁都不愿去，他也不想去。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有一句话：我不去行不行？
不行。
那我什么要求都没有了。去！
这就是朱潮余。
朱潮余明白，如果把一个亏损的厂合并到别的单位里，既增加人家的负担，又使这个单位产生依赖性。不如让它自己跌倒再爬起来，还能树立一种自强的好风气。
1983年7月，朱潮余在全厂大会上说，经过调查，如果全厂职工按着厂部意图工作，三个月可以扭亏。他算过一笔账，这是有百分之六七十把握的。当然，另外百分之三十是冒险。总之，他相信有三个月时间能够扭亏，参加市里的工资调整。如果到时候不能兑现，那么他便就地免职——不是调离该厂到另一个厂又当厂长，而是只在原厂当工人。
朱潮余不是关起门来搞整顿，而是打开窗口抓产品——产品有出路，工厂才能有出路。首先抓住上海这个窗口他让厂里一个家在上海的供销科副科长长住上海。这位副科长在上海的北京东路只有一间住房。这一间房就兼任他们厂在沪的办事处，几乎天天晚上有人来谈判。然后朱潮余又搜罗出厂里另外四个上海人，把他们全调到供销科派往上海。他自己每月去一次上海。上海塑料机械厂决定为他们设计、开发新产品。每设计一台提取百分之二的利润。上海塑料机械厂负责包销他们的产品。每包销一台，收销售费百分之二。这种产品每台单价二万五千元，两项费用加起来冇一千元左右，所以盈利还是很大的。朱潮余自然不再有就地免职的危险。他们厂成了安庆市第一家参加工资调整的厂。现在，已经调出厂的人又纷纷要求调回来。
不过，和上海联营只是打出去的手段，不是目的。如同当年他们只能为上海的主机生产辅机一样。现在他们生产主机，把辅机让给枞阳县、太湖县这两个县办工厂生产。既救活了这两个厂，安徽塑料机械厂自身又可以收取百分之五的技术转让费和百分之八的销售费，共计每台收费达一千九百元。今年他们加工七十台，塑机厂可有十七万元纯收入明年预计联营二盱台，这一项纯收入就是四十万。
有的厂让别人生产辅机、配件，只给投资不给全套资料——怕别人全套学了去，就赶上自己了。朱潮余每联营一家，就把全套资料给对方。让他提高，就会逼迫我们不得不提高。如果封锁人家，等于是封锁自己。搞竞争，守是守不住的，而且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生产水平。
窗口经济的关键部件是产品质量。江苏某个厂生产的主机每运转八小时就要停下来，安徽塑料机械厂的主机可以连续运转一个月。所以窗口一经打开，顾客纷纷上来。和他们签订合同的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十三个街、市的单位。我打开他们的订货单——上海塑料十三厂、上海罗南福利厂、上海塑胶线厂、上海塑料品三厂、上海马桥电器材料厂等等。当初他们打开上海这个窗口，引进了技术产品。现在他们又为上海打开了窗口，上海从安庆源源买进产品。订单一直订到了1986年，而且还只能满足总需求量的百分之三十。
通过窗口看到了别人，也让别人看到了自己。
人发挥自身力量的过程就是掌握客观世界的过程。今天的朱潮余已经看到了海同行业中保守的一面和江苏同行业的攻势。他进而看到了以塑代木、以塑代钢的国际趋势。我国平均每人每年用塑料一公斤。本平均每人每年用塑料六十五公斤。塑料机械的发展趋势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明天的市场，今天需要作智力投资。朱潮余这个厂是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没有大学生的分配名额。他们开始高价收购大学生。要一名就是八千元。
安徽塑料机械厂的秘书吴书明还在研讨会上发言。他讲着讲着，手一点不发抖了，而且两手还挥动着。那对眼睛在勇敢的望着会议桌终端的长谢永康。我这才发现这是一对那么大、那么有光采的眼睛。
越来越多的受压抑、受束缚的个性，转化成更为自由的个性。极左路线最大的危害是扼杀人的个性，使人物化。经济搞活给人提供了发挥才千的广阔天地，展现出人的丰富的创造力。人在经济的发展中发展自我，经济在人的发展中健全发展。
他没尝过坐直升飞机的滋味，却有飞流直下的经历。1959年，他突然被下放到马鞍山第二炼钢厂当厂长了。那是因为1958年的时候农业上搞一刀切，在安徽明明应该种麦子的土地，上级一律都让种水稻。苏桦反对了，而且，饿死了人的事实，证明了它是极左的、反科学的做法。不过，上级就是法。苏桦的意见虽然合理但是不合法。
非正常的工作变动，反而给苏桦提供了正常地接触新事物的机会。
苏桦先后办起了三个厂——1959年建第二炼钢厂，1963年建淮南化肥厂，1973年建安庆石化总厂。这三个厂分别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这就逼着他不断研究新问题，不断接受新观念，养成了顽强的学习精神和应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