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救护车是县城里少见的玩意儿，人们对生命的珍惜程度远不如今天这样深切，生和死基本上是一个听天由命的概念，救护车在所有师生的心目中肯定是神秘和神圣的，是难能一见和至高无上的。车子红灯闪动尖叫着掠过校园时，所有教室里的师生蜂涌而出，挤在走廊里，过道上，山墙下，屏息凝神，目光中带着惊诧和肃穆，齐唰唰地看着白色车身从眼前一闪而过，拐进礼堂北面的那条土路，扬起一条长龙样的灰尘。
有胆大些的学生，受好奇心驱使，不顾老师的呵斥，执意要跟着救护车去看个究竟。于是他们看见了车子“嘎”地一声刹在了教师宿舍的那一排灰瓦房前面，车门从屁股上訇然而开，跳下几个扛担架的白衣天使，一溜小跑地冲进一间洞开的房门。片刻之后，担架平着被他们抬了出来，担架上睡着一个人，是女人，有长长的头发垂在担架的把手下面。眼尖的学生认出来了，那是学校资料室的打字员，身材娇小、长着一副可爱的娃娃脸的女教工。
他跟在担架后面出了门。他一只手抱着一床薄薄的被子，一只手拎着蓝颜色的塑料网兜，网兜里有一只洗脸盆，一个热水瓶，一些牙刷、梳子、茶杯之类的零碎用物。他的脸色苍白，衬衫领口软沓沓地敞着，腰间的皮带系得松松垮垮。除了紧张之外，他神情中更多的却是茫然，手足无措的那种惶惑，好像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的妻子怎么就会忽然之间被救护车接走。医护人员们七手八脚往车上安置病人时，他帮不上手，就无助地扭过头，看着土路对面那些围观的学生们。他的嘴巴微微地动了动，像是要做什么解释，又像是为惊动大家而表示抱歉。
其中的两个学生看见了从担架下面洇出来的血滴。
救护车开走之后，他们绘声绘色地对大家讲述他们看见的东西。他们说，血肯定是从她下身流出来的，因为洇血的地方正好就在那个部位，在担架中间，稍稍偏下一点。血的颜色不是人们常说的鲜红，是紫红，暗暗的那种红。而且有粘度，最起码有粥汤那么粘，否则不会挂在担架下面荡来荡去，挂那么大一滴都不肯落下来。他们把拇指和食指圈起来，举高，比划着血滴的大小。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就忙着点头，附合，瞪大了眼睛，信誓旦旦的样子。他们很兴奋。大家都很兴奋。暗红色的血滴和女人出血的部位是一个微妙至极的话题，引人遐想。他们对这一切似懂非懂，因此而更有探讨和研究的愿望。
女生们不好意思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毕竟血是从女人的下身流出来的，这个暧昧的事实使得她们莫名其妙地有一些羞愧。但是她们对此同样的好奇。她们在离男生稍远的窗口站着，肩挨肩地挤成一团，看起来是在研究一种玻璃丝花的编制技术，实际上耳朵竖得直直的，不放过那边的一个字一声笑。她们互相看着，目光鬼鬼祟祟，躲躲闪闪，脸上慢慢地浮起两团红晕。然后，她们像商量好了似的，一齐扭过身走了，把孤傲的背影留给了兴奋不已的男生，表示她们对这种亵渎式讨论的抗议。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那一次动用救护车的原因，是他妻子宫外孕大出血。
医学书上对“宫外孕”的解释是这样的：孕卵不在子宫腔以内，而在宫腔以外种植和发育。其中以输卵管妊娠最为多见，给占98％。患者早期与正常妊娠没有明显区别，但随着胚胎长大，可以穿破输卵管壁或自输卵管伞端向腹腔流产，造成腹腔内出血，甚至因失血性休克威胁孕妇的生命。
我们学校所有的人，全体师生，都知道了“宫外孕”这个神秘的词。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性教育就是这样启蒙的，来自于日常，从我们周围的生活中耳濡目染，加上我们自己的揣度，想像，心领神会和触类旁通。
宫外孕。我们在心里默念这个词。我们想像着子宫是什么样子，受精后的卵子又是什么样子，以及受精卵为什么不肯安份守己地在子宫内做巢，而要跑到另外的什么地方捣乱。我们浮想联翩，心跳加快，目光灼亮，以为自己已经分享了成年人的秘密，从此生命就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某种程度上，对性的想像是一种本能和天赋，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身体，需要得到人类如何生存繁衍的最权威的解释。
他和他的妻子，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启蒙者。有一点荒诞，也有一点偶然。
不幸的事情是，那一次的外科手术中，他妻子被切除了子宫。他们两个人都还年轻，二十多岁。
“乡巴佬儿！你这个讨厌的乡巴佬儿！”我哥哥跳起来，一把揪住我妹妹头上细细的辫子，横眉立眼，咬牙切齿，像是要把她嚼巴嚼巴吃了，再一口啐出去。
我妹妹拼命地用手去护着头发，因为疼痛而把一张小脸皱成核桃的模样，目光惊惶得像猎人枪口下的兔子。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哥哥在临摹一张用于“大批判专栏”上的报头画，我妹妹遵命帮他按着纸，结果手动了一下，哥哥的画笔跟着纸张拐了个弯，那画就糟踏了。
“乡巴佬儿！除了吃饭，你还会干什么？”哥哥抓住他手里那条细得可怜的辫子，用劲地一下一下地扯，不依不饶。
我妹妹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流出来，成串的玻璃珠儿一样。哭还不敢哭出声，嘴角撇成一个弯弯的八字，肩膀一耸一耸，万般的隐忍和悲苦。
我看不下去。我丢下手里做数学用的三角板和量角器，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你放开她。”我要求我哥哥。
“走开，不关你的事。”他瞄了我一眼，不屑的样子。
我说：“你放不放？”
他不放。他把那根可怜的辫子揪得更紧。我妹妹护疼，只好把脑袋一个劲地往他手边送，腰跟着弓起来，弯曲成一只虾。
我转身离开，走到厨房里，抄起一把切菜刀。那一刻我对我哥哥恨透了，我的血呼呼地往头顶上冲，眼睛通红，心脏狂跳，一心一意要干出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我要杀了他。我要看见他的血，听见他死前的惨叫，让他从此不能在这个家里称王称霸。
我哥哥看见了刀。他惊叫：“你疯了！”
我逼视他，重复那句简单的话：“你放不放？”
他的手下意识地松了一下，跟着又扯紧，开始嘲笑我：“想干什么呀？两个对一个吗？别这么虚张声势好不好？你要真敢杀了我，我自己先把头剁给你！”
我一声不响，唰地扬起切菜刀。刀刃在空中划出一道银亮的弧形。我看见我哥哥的脸在瞬间扭曲和发白，变得惨兮兮乱糟糟，像一团用旧的抹布。
还好我没有完全地丧失理智，刀口扬上去的那一刻，我的手背鬼使神差地翻了过来，改用刀背对准我哥哥的脑袋。而且我的力量没有用足，刀背只轻轻地在他耳朵上方砍了一下。但是也已经够可以了，他的脑袋上已经绽出了一道血口子，血涌出来，聚集在伤口处，似乎还犹豫了一小会儿，然后才细细地往下流淌，越过发丛，染红了耳朵，再滴落到衣服的领子上。
我哥哥抬手按住伤口，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惊讶和疑问，怎么也不肯相信的样子。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松下来，放开了我妹妹的辫子。我妹妹倒是一点儿也没有发懵，重获自由之后，立刻奔到我父母的房间里，去取常用的那只药箱。
作为一个医生之家，我们家的纱布药棉碘酒红汞之类向来不缺。而且我们兄妹几个都懂得一些粗浅的急救知识，小伤小痛是毫无疑问能够对付的。那天我哥哥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疗伤，拿一把小剪刀剪去伤口周围的头发，然后用酒精药棉清洗血迹，涂上碘酒，还撒了一点消炎药粉，敷上纱布棉花，用胶布带粘牢。最后他妥善地服下两粒消炎止痛药。
他一个人忍着疼痛，呲牙咧嘴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和妹妹远远地站在他身后，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看见镜子里的他别扭地抬着手臂为自己疗伤时，那副肃穆庄严、自爱自怜的样子。他偏着脑袋，不断地动来动去，调整角度，好让他把自己镜中的形像看得更全面一些。他洗伤口、擦药、敷纱布时，翘着兰花指，动作轻柔而细致，简直就像《木兰词》里“对镜贴花黄”的妙龄少女。他不时还抬头，暂停了手里的忙碌，看镜子深处倚墙而站的我和妹妹，不敢多说话，却发出怪异的冷笑，兴灾乐祸的神气。他知道等会儿我父母下班回来，不会轻易饶恕我的行为。
我开始感到后怕，心里怦怦地跳得厉害，浑身肌肉轻微地颤抖，痉挛，使我感觉异常疲倦。我的手把我妹妹的小臂抓得发红，是下意识的，捞住救命稻草一样的。我妹妹虽然小，却真的是善解人意，不住地用她的小手指轻轻抠我的手心。我知道这是她惯用的动作，每次她对一个人表示忠诚和安慰时，就给出这样的暗示。
我的父母看见哥哥头上的伤口，果然大为震怒。我母亲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她秀目圆睁，指着我的鼻子说：“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歹毒，小小年纪就有杀人的心思。”
我父亲首先检查哥哥的伤口处置情况，确认过程无误之后，把我叫到房间里谈话。他说：“如果你那一刀下来，又偏巧砍在头部的哪根动脉血管上，我们现在要对付的就是一场丧事。而且你会立刻被判入牢，在牢中长满十八岁，然后被拖出去枪决。我和你妈妈还要为你付五毛钱的子弹费。如果你砍伤的是神经，那更糟，你哥哥会痴呆，或者瘫痪，你要为他负一辈子责任，忏悔一辈子。那样你更是生不如死。”
我紧抿着嘴唇，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我拼命想一些不好的事，让我气愤的事，用来阻止自己伤心，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反省事情发生的起因？他们为什么不去责备我的哥哥？
袁小圆又到我家里来了。
是在夏天的晚上，父亲母亲都在医院里值班。他们经常要值夜班，用一把铁锁把我们三个人反锁在家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他们不锁门，由我们在临睡前从里面把门销插上的话，他们回来时就很难把门敲开，因为我们一个比一个睡得更死，常常是邻居被叫醒了，我们还没有醒，邻居们很有意见。
其实锁门也就是一种形式，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我们住的是平房，朝南一排玻璃窗，夏天窗户都是开着的，手扒着窗沿，身子一耸，轻而易举就跃上来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连我妹妹这样瘦小的人儿，都能够出出进进如入平地。我们很喜欢从窗户里跳进跳出的游戏，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出门的理由，就把铅笔橡皮扔出去，再翻窗出门拣回来。那个时代的少年们就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平淡的生活过出不平淡的滋味。
袁小圆很规矩，也很客气，他绝对不会在黑暗中冷不丁地窜上我们家的窗台，然后贼一样地跳进屋里。他来了，就在外面轻轻敲击某一扇窗户，“嗒嗒嗒”三声，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像战争年代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我哥哥一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眼睛发亮，喜形于色，豹子一样敏捷地跳起来，奔到窗口，伸出一只手去。袁小圆在外面搭住他的手，脚底下一用劲，长腿就迈上来了。他从来不像我和妹妹那样，要把肚皮贴在窗沿往上爬，他嫌那样的姿态不雅，还会弄脏他雪白的衬衫。
袁小圆带来了一盒棋，他要跟我哥哥下象棋。他把土黄色卡其布的西装短裤束在衬衫外面，短裤上系的是一条军用皮带，半旧，有一种不动声色的高贵和威严。我想这皮带肯定是他爸爸送他的，我哥哥说过，袁小圆的爸爸是团职干部，在上海驻军。那天他还穿了一双咖啡色塑料凉鞋，跟他的短裤及皮带的颜色十分般配，所以我印象深刻。
袁小圆一来，我哥哥就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里屋我父母的房间里去了。当时我和妹妹在外屋饭桌上合看一本小人书，打仗的。我对写打仗的书一向有兴趣，我妹妹却不喜欢，一看到死人断腿的场面就要捂眼睛。她老是催我翻页。我们头顶上吊着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泡，灯光昏黄，时不时有米粒大小的蠓虫从窗外飞进来，绕着灯泡飞舞。虫子的身体绿得很漂亮，翅膀掀开是一层层的，轻纱叠起样的。虫子不咬人，但是飞翔中冷不丁地撞到我们脸上，皮肤就有微微的蛰刺感。
袁小圆一来，我的心思不在小人书上了，我的眼睛继续瞄着书页，耳朵却弹簧一样不断地伸长，一直伸进我父母的房间，听那里两个男孩子的动静。我希望能听到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他们下棋时会不会争吵，袁小圆是不是比我的哥哥更加聪明，肯不肯在棋盘上痛下杀手，把我哥哥弄个人仰马翻。
我时时都盼着看到我哥哥沮丧和失败的样子。
时间过去了十分钟。接着又过去了十分钟。里屋安安静静，恰似无人。我实在猜不出来他们在干些什么。我妹妹用一根食指捅捅我的胳膊，小声提供了她的想法：“你猜他们会不会跳里面的窗户出去了？”
我把小人书推给了我妹妹，站起身，离开饭桌，把走路啪嗒作响的木屐留在桌下，光脚丫子往里面屋里走。
外屋和里屋之间有门框，但是没有门扇，这就给我的偷窥提供了方便。我身子贴在门框上，只把一个脑袋伸进门洞里。里屋同样是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光秃秃吊在我父母的大床前。用久的蚊帐在灯光下黄得发暗，布纹散发出热烘烘的气息。帐门低垂，隐隐约约看见帐子里有两个静坐不动的身影。床前踏板上是整齐排列的两双鞋，咖啡色塑料凉鞋是袁小圆的，磨得很薄的木屐是我哥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