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宏不敢再说，眼瞅着那些人从房间拿着公文包上了汽车，开走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据事后有人分析，可能是那一段上下对个体摊点合并是否有必要有争论，何天宏一番明褒暗贬的顺口溜儿起作用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说领导吃了鲜黄瓜，气顺，听得下反面意见；最后一种说法，是说这位领导参加革命前的名字里有个庆字，如今官当大了，也比较珍惜自己的身体啥的，对磬槌峰砸磬（庆）的说法忌讳。不信没关系，但没必要硬对着来，能避开就避开，还是明智之举。反正，这位领导打那往后极少来热河。一直到八十年代，他都八十高龄了，一时高兴，到热河北部的草原去转转，那天高地阔，绿草如茵。玩得太高兴了，回来晚了，在热河住一宿，等天亮一看，人死啦，脑溢血。有人就联想起当年的事，说热河这地方太神了。我二伯父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就是叫铁蛋，八十多岁去坝上玩一趟，也够呛，不是经折腾的岁数了。
1956年过后直至文革，何天宏就没得过好。反右刚开始时，上下内定右派名单，区里总也凑不够上级给的指标。苏有权心狠，说林小玉她男人冯大光整天在家里写，也不上班，肯定有问题。冯大光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又去北京念大学，大学刚毕业，得了肺结核，只得回家养病，病情稍好些，也没找工作，自己在家写小说，还研究《红楼梦》，挺入迷的。因为他没有工作单位，故人归街道管，再往上就是区里。冯大光性情急，开会爱发言，在区里是有名的。何天宏不由自主地就犹豫了一下，他不愿意，因为当年自己是爱慕林小玉的，如今小玉虽然不是当年黄花少女，但人似乎比先前更清秀，而且，人家担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工作干得很出色。苏有权说：“论职位你是区长我是副区长，论个人关系我可是大凤的大舅……”
何天宏说：“表的。”
苏有权说：“表舅也是舅，她妈是我二姑的三闺女，一点也不远。”
何天宏说：“不远就不远，你又要教导我什么，有话快说，我还有事。”
苏有权说：“好好，你现在是官大脾气长呀，将来你会后悔的。”
何天宏说：“那咱将来再说吧。”
苏有权说：“不行，今天就得说清楚。冯大光写的东西，绝对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你要是把这个右派放过了，我就去领导那儿告你。”
何天宏问：“你咋见得他准是右派。”
苏有权说：“你看呀，大学生，戴眼镜，写字一大本，发言爱激动。百分之九十就是右派。要不，下午咱开个座谈会，听听他说些啥。”
何天宏还想说什么，市领导来电话了，问右派的数为什么还不够，你们要立即引蛇出洞，不能再拖全市的后腿。下午市里派人去参加你们的会，帮你们定，领导的嗓门挺大，震得何天宏耳朵嗡嗡的，一旁的苏有权听得清清楚楚。苏有权转身就让人通知各街道开会，请大家给区里提意见。特别点名让冯大光参加。那时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内部都定名单了，外面一点也不知道，要不然咋出了这么多“右派”呢。搁现在试试，领导班子会还没散呢，外面就知道定了什么，你想引人家出洞，没门，不把你们头头引出洞就不错。
我二伯父不忍心看着冯大光自投罗网，趁着办公室人不多，他跟林小玉说你家老冯最近研究《红楼梦》研究得怎么样了？林小玉说最近忙着搞社会调查，没顾上研究。二伯父说社会调查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事，他操那个心干啥？林小玉也听不出这里的意思，说他调查了热河饮食业的历史和现在，发现不少有特色的小吃都给弄没了，下午开会，他肯定要说说。
好家伙，怕什么来什么。二伯父还想暗示一下，葛大凤来了，说我爸过生日，中午去吃饭。她说着还瞥了林小玉一眼。
紧接着下班铃响了，林小玉赶紧走，她不愿在葛大凤面前跟何天宏说话，免得无事生非。但何天宏想跟林小玉说一声别让冯大光来开会，就是没有机会。那时除了机关有电话，家里也没有，这会儿不说，再见面就是会上了，一切都晚了。情急之中，何天宏朝窗外就喊：“林小玉，你等会儿走。”
林小玉站住，葛大凤瞪大眼，屋里院里其他人也支棱着耳朵听。何天宏脑袋上汗珠都流下来了，他一着急说：“告诉你家老冯，他说林黛玉是得痨病死的，我看是夹气伤寒！夹气伤寒是内有火外受寒气，里外夹攻，急火攻心。如果不信，你可以让他多找些资料，弄清楚再找我。”何天宏的意思是你就让他在家翻书吧。
林小玉也二百五，说那就下午开会再让他跟你探讨吧。何天宏这叫来气，直想骂林小玉，可身旁又来了苏有权，说我也去我姐夫那，咱一块走吧。这等于把我二伯父给看起来了。到葛老大家说说话，然后就喝点酒，庆祝葛老大六十岁生日。葛老大说得少喝，下午还去区里开会呢。原来，葛老大也是热河的名人，打烧饼的手艺谁也比不过他嘛。我二伯父心里别扭，人家林小玉挺好的一个家，弄一个右派，将来的日子怎么过。
他一别扭就多喝几盅，他没酒量，顿时话多起来，说现在烧饼个儿越来越小，麻酱香味也没了，芝麻还不如人家脸上麻子多。他这一说不要紧，把葛老大心里的火给勾引起来，可这老头子有个邪劲，有话他憋着不说，得人多的时候才开口，估计是在他开烧饼铺特红火时做的毛病，他说起码也得够一炉烧饼的人时才说吧。结果麻烦了，到了下午开会时，冯大光抱着摞书，非拉我二伯父去说林黛玉的病因，让他发言他说没时间。
可葛老大来劲，看一屋人不少于一炉烧饼，而市里来的那人偏脸上雀斑比上等芝麻烧饼还密，葛老大心里说我这烧饼芝麻少，你那却使不了，这不是欺负人吧，就砰砰摔烧饼面团似的说起来，说还应该让个人开烧饼铺并保证芝麻供应等等。之后那满脸雀斑的人说那个名额就给做烧饼的老头吧。后来的资料表明，热河的右派里惟一没念过书的，就是葛老大，当然，平反时他也是头一个。
我二伯父救了冯大光一回，但救不了第二回，五八年大炼钢铁，冯大光反对，被抓起来。一深入调查，苏有权说他是头年漏网的右派，责任在何天宏身上，结果二伯父被停职检查，下到街道炼铁，炼出一堆生铁疙瘩，堆在沟边上没人管。我奶可惨了，家里做饭的锅都给收去炼了，扯蛋那时才两岁，搁在我们家，整天跟我玩，饿得肚子咕咕叫，回家一看，我奶守着煤球炉子上的小沙锅，念经似的等着炉子里的火快上来。我拉着扯蛋去找二伯父。在文庙后沟，二伯父满脸黑灰正指挥人往炉里装料，料就是从居民家收来的铁器，有锅有剪子有斧头有勺子啥的，李拐子在一旁将其砸碎砸扁。我教扯蛋咋说，扯蛋说爸别砸了，奶奶那做不熟饭，我都快饿死了。扯蛋嗓子很尖，干活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立刻停下来瞅何天宏。我看得很真切，二伯父摸摸扯蛋的头，自言自语道：“妈了个巴子，把好锅炼成这铁疙瘩，咱们这是干啥？”
林小玉攥着风匣把说：“一家不留口铁锅，做饭是够呛。”
李拐子说：“别砸了，砸得我肝疼，大官僚，你再大胆决定一回吧，就跟上次撤鞋铺似的。”
何天宏挠挠脑袋说：“哎呀，我现在已经犯着错误，再干可罪加一等呀。”
林小玉拉动风匣说：“算啦，我们还是炼吧，别给他出难题了。”
李拐子手起锤下，咚的一声，一口大铁锅两瓣了。这时候苏有权胳膊上戴着红箍来了，他当上区大炼钢铁总指挥，特别神气地指手划脚，说别的炉子都比你们烧得旺，你们这里的烟火连蚊子都熏不走，这怎么行。林小玉知道她爱人被抓的原因，理也不理苏有权，照样不紧不慢拉风匣。苏有权说小玉你别拉了，跟我一起搞统计吧，每天都得往上报数字。林小玉说我报不了那些假数字。苏有权说怎么是假的，咱全区光大小铁锅就收上八千个，那能炼多少铁。我去过苏有权家，他的老小子和我是同学，他家还留着大锅。我说：“交了你家的锅，还能多炼铁。”
苏有权很尴尬。李拐子说领导不带头，这活不好干呀。二伯父嘿嘿笑，瞅着苏有权不说话。苏有权走了，时间不大拉来两口大锅，扔下就走。天擦黑了，二伯父告诉李拐子别砸了，一户搬一口锅回去，晚上加班，把其它地方乱扔的烂铁疙瘩捡回来。这招子挺棒，第二天苏有权又来了，见锅少了，铁多了，就问是咋回事，李拐子说我们一夜没闲着，要争红旗。苏有权点头说挺好呀，又跟我二伯父说：“你动员一下林小玉，让她去当统计。你这儿的成绩，我立刻就上报。”
二伯父说：“搞大跃进，我不图表扬，要动员林小玉，你得想法把冯大光放回来。”
苏有权说：“够呛，要押到西北了，没想到处理这么重。”
二伯父急了，手拿着炉钩子问：“一点法子也没有了？”
苏有权吓一跳：“除非有人替他多承担责任。”
二伯父说：“我替他承担。”
二伯父上了苏有权的当。苏有权怕他东山再起，想过这招子。二伯父写了材料，说冯大光是听了自己的言论后才说些不满意的话的。结果可想而知，冯大光照样去了西北，二伯父又捱了一年多。五九年反右检查他言行，又联系家庭出身，问题愈发严重，立刻给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从区长一下子贬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这还多亏有位市领导给说了话，否则就得双开。其中罪状之一，是偷大铁锅，反对大跃进。这事的暴露跟我有关系，我拿我奶贴的棒面饼子去学校吃，旁的同学因家里没大锅，都吃蒸的窝头，苏有权儿子找我要饼子糊嘎巴儿吃，我偏不给，他儿子回家说了，苏有权贼精，立刻去查，发现了大锅。不过，有冯大光那事在前面，大锅已经无所谓了。二伯父从区里下来，日后再也没人叫他大官僚了。他发了工资就喝酒吃肉，身子噌噌长肉。葛大凤还真不错，受牵连从经理变成卖菜的，照样好好地待着二伯父，不变心。但她在外面特横，人称菜站母老虎，敢拿秤砣砸人。她自己说过去咱是官，得装模作样按着性子凡事忍着，现在没有大官僚了，就剩俩大獠牙了，谁惹我我咬谁。也怪，葛大凤三十岁往后，俩虎牙直往大了长，比老舍写的《骆驼祥子》里的虎妞那俩虎牙还大，谁看谁害怕，牙科医生说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如果身上再长出毛来，就麻烦了。葛大凤不在乎，说长出毛来我就去动物园和猴子住在一块，有饲养员喂，还省得卖菜受累。若干年后真相大白，农研所在大跃进中要创造万斤蔬菜田，给西红柿上激素，激素上得多的，西红柿就长得又大又红。他们知道激素吃多对人有害，自己不吃，卖给菜站，葛大凤近水楼台先得月，专拣个大色红的吃，就吃出毛病。但后来就闹三年自然灾害了，没菜吃，葛大凤身上没长毛，只落下两个大虎牙。文革中倒是帮了不少忙，一般的造反派都怵她。
三年困难时期，把二伯父饿得猴顶灯，肚子没了，就剩个大脑袋瓜子，俩眼珠快饿冒出来了。再过去又搞“四清”，定成份，把我爷吓死过去好几回，等到文革一开始，就彻底吓死了，当然是死于心脏病。我爸我叔都是教员，胆小，根本撑不起这个家，红卫兵抄家一开始，全家慌了神，我奶做主，立即请何天宏来，否则家破人散。是我跟我爸去请的，因为二伯父特喜欢我。我爸把话一说，二伯父叹口气，说：“唉，没想到落到热河跟你们缠在一起，我这辈子命不好呀。”
葛大凤说：“你把我爸害成右派，是我们命不好。有打烧饼的右派吗？这不是冤死人嘛！”
二伯父说：“他当右派，不是还照样打烧饼，可惜那些科学家呀，多好的人才呀……”
扯蛋和他弟弟喊：“快搬过去吧，那边人多热闹。”
我拉着二伯父手不放，二伯父眼里流下几滴泪。他摸摸我的头，又下意识地摸摸桌上火药味十足的报纸，最后他说去可以，但一切都得按他的主意去做。二伯父干出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他在何家大门口贴出大字报，揭发我爷当年在东北强占贫农的女儿，然后又将其母子弃之不管。现在，贫农女儿的儿子何天宏要报仇雪恨，要占领何家的这块阵地。他让我们夜里往大门外墙上刷标语，刷得连大门都快找不着了。这招子特起作用，来了好几拨红卫兵，到这一瞅不走了，叫谁看这院都被抄过十次八次了。这个街道的居民虽然过去也穷，但往根上一追，都有些短处，不是老子当过伪警察，就是叔叔四八年去了台湾。二伯父看透了这些人的心理，说咱们也成立个组织，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众人都赞成。于是，这街道就自己把自己保护起来，基本上没受太大的冲击。这一时期，因住在一个大院里，我注意到二伯父很晚才睡觉，总是看书。我那时已经懂点事了，我问二伯父为啥这么爱学习，是不是还想出去参加革命运动。二伯父说不想参加运动了，但出去还是想的。二伯母葛大凤说你还想当官，没那个日子了吧。二伯父笑道：“难说。”
二伯父重新出山，是文革结束一段以后。政策是怎么落实的不清楚，反正一上来就是区委书记兼区长。苏有权主动找上门来，说过去受“左”的路线影响，在有些事上不小心伤害过你，往后咱们团结一致向前看吧。二伯父说你可不是不小心，你是精心刻意地找我的麻烦。苏有权嘻笑说找也就找了，谁叫我是大凤的表舅呢，好歹比你们大一辈，往后你还得在我的领导下工作……原来，苏有权已经提拔到市里当了副书记。他比较走运，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是他整人，文革中他挨整，落实干部政策又主要从文革中做起，他就理所当然地站了起来。说心里话，他主动找何天宏，思想上也确实有变化，要不他也不能来。他觉得再不能像文革前那么傻整傻干了，也没必要再瞄着何天宏了，恰恰相反，还需要把何天宏变成自己的心腹大将。
因为这时的干部派系太明显了，身后没有一拨人，你根本就站不住。
可何天宏不买这个账，上任以后埋头抓工作，不大理会上面的权力争斗，也从不主动去苏有权那儿汇报工作，或随便聊聊。何天宏这会儿忙什么呢？他对热河城的文物有了极大的兴趣。热河城里除了皇家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还有许多民间小庙，像武庙、忠义庙、城隍庙、火神庙等等，过去香火都是很盛的。特别是文庙，乃曲阜庙之后的全国第二大文庙，庙内松柏参天、殿宇巍巍。文革中这些庙被祸害得不像样子了，但残墙断壁依在，昔日模样尚存。常有一些北京的画家来这儿写生。何天宏上前跟他们聊天，聊了几回，他心中便萌生出一些想法：热河这地方要工业，没有几个像样的大工厂，要农业，山地太多，机械化也一时难以实现。这里惟一的优势，就是这些文物，若保护好了，把外面的人引来参观，兴许是条好路子。
那时连旅游这俩字还被一些人视为贪图享受，靠旅游挣钱，更是不敢想。但我二伯父恍恍惚惚觉得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并非都是四旧，并非都得毁了，说不定能变成宝贝。他就以整理环境卫生为由，让各街道把庙里的砖木都归拢好，谁也不许往自家搬回去盖小棚。才把这活布置下去，消息就传出来，苏有权打电话招他过去，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数叨起来：
“天宏，你咋搞的？不搞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你弄什么庙呀？谁都知道咱们是一个区里的干部，知道的是你自己犯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让你去干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