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看到的这本书是对李渔《闲情偶寄》和《窥词管见》的评点，是2009年问世的那部《闲情偶寄·窥词管见》校注本的姊妹篇。如果说那本书主要是对《闲情偶寄》和《窥词管见》的校勘和注释；那么，这本《评点李渔--【闲情偶寄·窥词管见】研究》则是我用评点的形式对李渔这两部论着进行研究。本书也保留了李渔着作原文，但那是便于读者与我的评点文字对照；而且因为本书是对李渔的研究性着作，所以李渔原文的注释我已大大缩减，只保留很少一部分。简单说，前一本书是“我注李渔”，后一本书是“李渔注我”。
一般读者对《闲情偶寄》比较熟悉而对《窥词管见》可能较为陌生。《窥词管见》原刊于李渔《耐歌词》卷首，是李渔相当重要的一部词学理论着作，过去人们较少关注，今特拈出，以示珍宝钩沉之意。
本书所评点的《闲情偶寄》，为全本，乃融合翼圣堂本（藏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芥子园本（藏国家图书馆）之长，并参阅其他各本进行比较对照而取优；所评点的《窥词管见》，以康熙十七年刻本《耐歌词》（藏国家图书馆）卷首所载为底本，对照雍正八年芥子园本《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之八“笠翁馀集”卷首所载而定夺。评点者对所选各本个别刊刻相异或舛错字句进行了校勘，并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关于李渔的思想概貌和生平事略以及着述等等情况，在2007年9月中华书局版插图本《闲情偶寄》和200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闲情偶寄·窥词管见》校注本的《前言》中已经作了介绍，兹不赘述；这里只就“评点”的有关问题作些说明。
“评点”在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
我认为，“评点”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典型形态和主要样式之一，也是中国古典文论区别于西方文论及其他各民族文论的特殊形态之一。
“评点”（作为动词），这常常是人们在细读某部论着时的主观冲动和客观需求。所谓主观冲动，是说人们在阅读时有所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某种欲望，情不自禁要作些记号或标识，以至动笔写点感想、印象之类，以加深记忆和理解。所谓客观需求，是说论着的潜在读者、尤其是其中那些初学者，也希望前辈专家和师长先行阅读作品时，写下阅读体验，作些高低优劣之评论，或将该着思想内容艺术技巧之要紧处，警策、务头、诗眼、文魂等闪光点，特别标出，加以提示，以便后来者更易理解吸收并抓住要害。这可能成为某种客观的社会需求。适应上述主观冲动和客观需求，对经典的诠释、传注、疏解、离析等等产生并发展起来了，甚至形成了某种专门的学问。中外皆然。在西方的古代，有古典诠释学。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对《圣经》的诠释就是西方古典诠释之一例。在西方的现代，则有现代诠释学，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是其代表人物之一。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分四个层次对作品的解读，就是一种诠释；“新批评”对作品的细读、解析亦是一种诠释。中国古代，也有中华民族特有的解读和诠释文献的方式和形式，即对经典的数不清的“传”、“注”、“疏”、“解”、“笺”、“训”、“故”、“微”、“难”、“说”、“记”、“解诂”、“章句”等等；在文论或“文章之学”中，最常见最典型的表现形态之一就是“评点”。
“评点”最切合中国人把握对象、感受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或许可以说它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积淀下来的审美心理结构的一种形态。在别的文章中我曾说过，中国古典文论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大多是经验的、直观的、体察的、感悟的；与此相联系，其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等，常常涵义模糊、多义、不确定和审美化，耐体味而难言传；在批评形态上也大都是印象式的、评点式的。与此相对照，西方文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则大多是理性的、思辨的、推理的、归纳的，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都有严格的界定而不容含糊，在理论批评形态上也大都走向理性化、科学化、逻辑化，讲究比较严密的理论系统。我们不须也不应对二者作优劣、高下的价值判断，只能说它们表现了各自不同的民族个性。但是我能够说，中国古典文论的上述特点十分符合从审美上对对象的把握，而“评点”这种形式在这里则大有用武之地。
从中国古典文论的发展历史来看，“评点”似乎是其自然形成的恰当方式和形态，而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关于中国古典文论，沿波探源，其萌芽可以远溯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其专论诗文的着作，至少可以追寻到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序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着，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短短几百字，勾勒出自魏晋至宋明的文论学术研究的大致脉络：隋代将文论着作同文学作品一起归入“总集之内”；唐人则将文论从总集中厘析出来别立“文史”之名。宋之前，“文评”、“诗评”、《诗文评》等名称还未正式出现，至宋，人们才在“文史”之外另列“诗评”类，后又细分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至明，焦竑等人明确列出“诗文评”类；清代，“诗文评”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专称得到普遍认可。从上述历史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论明确以“诗评”、“文评”、“诗文评”名之，特别标出“评”字，也正突出了“评点”在文论中的地位。而且，自南宋之后，“评点”广泛运用于古文、诗词、戏曲、小说、历史、哲学、杂着及其他各类文化着作，几乎渗透进中国古典文献的各个角落，占据了理论批评的半壁江山。一些学者还指出，“评点”与科举有密切关系（相当多的对科举范文的评点，犹如现在的高考或研究生考试的辅导材料），“评点”也与禅宗的特有的着述形式“评唱”有密切关系。可见“评点”在中国古代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当然也应该看到，“评点”曾经遭遇了明清、特别是清代某些学者和代表主流文化思想的四库馆臣的某种批评和贬抑。但今天我们对其何以遭遇批评和贬抑的原因，应予仔细辨析：首先，“评点”这种形式的大众性、通俗性，更接近于大众流行文化（更接近于“下里巴人”），这可能与高雅学人的学术趋向和趣味（“阳春白雪”）发生冲突，易于遭到他们的挑剔和鄙视；其次，“评点”这种形式的自由性和随意性，容易发生与正统学术和官方思想的不相符合、偏离甚至背离，因而易于遭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不过，细致分析一下对“评点”的这些批评意见，它们大都是表现了某种情绪和意向，而往往缺乏学理分析，因此并不能降低更不能否定“评点”作为中国古典文论重要形态之一的价值和意义。
“评点”之形态特征、组成因素及其源流
如前所述，所谓“评点”，其实就是在仔细解析、把捉、体悟所读文章、着作时，受到触动或启示，随手作些标记，勾勾画画、圈圈点点、涂涂抹抹，并写下感受、印象、评价意见，以至进行某些诠释、疏解或传注--无论就“评点”之名词意义上说，还是就其动词意义上说，都可作如是解。
“评点”包括“评”和“点”两个主要因素。上面所谓“勾勾画画、圈圈点点、涂涂抹抹”，就是“点”；所谓“写下感受、印象、评价意见，以至进行某些诠释、疏解或传注”，就是“评”；“评”与“点”有机结合并且又与所评点之论着融为一体，就是“评点”。
虽然清代有的学者认为从南北朝时就有“评点”了，例如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说“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锺氏《诗品》、刘氏《文心》”，曾国藩《经史百家简编序》亦说“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但是，现代学者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评点”始于南宋而盛于明清。因为“评点”者，应该有“评”有“点”，而且所“评”所“点”与原着文字融为一体，几成原着之有机成分，读者阅读时，原着文字与评点文字互相照映，获得更为良好的接受效果；而南宋之前的文论着作，几乎没有后来有“评”有“点”且“评点”文字与原着密切结合融为一体的实例。连主张“评点之书”始于刘勰、钟嵘的章学诚在说了上面我们所引的那句话之后也紧接着指出：“然彼（指刘勰、钟嵘的着作--引者）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就是说，刘勰、钟嵘的着作“有评无点”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这在我们看来，并不能算是典型形态的“评点”。
但是章学诚、曾国藩的意见也不全错。虽然典型意义上的“评点”到南宋才真正成型，而就“评点”的组成因素而言，则很早就有了。
让我们做一些具体说明。先从“点”说起。
“点”的内容大体包括：（一）以“钩”、“点”、“三角”、“方框”等标点进行分章、分段、断句。这可能起于古人所谓“章句之学”。据说“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而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中明确说“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汉武帝时已有章句作品无疑。但现存流传下来的“章句”作品只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和赵歧的《孟子章句》。（二）除用上述标点进行分章、分段、断句之外，古人还用圈点、勾画以及或直或曲的线条等各种符号，表示“警示”、“重点”、“省代”、“废读”、“层次”、“绝止”、“购销”、“图解”、“界隔”等等各种意思。这在敦煌遗书中就已经有了。（三）古人读书时还涂抹各种颜色表示某种价值取向，例如古人批点四书，用“红旁抹”表示“警语、要语”，用“红点”表示“字义、字眼”，用“黑抹”表示“考订、制度”，用“黑点”表示“补不足”，等等。张伯伟《评点溯源》一文中说“甲骨文中已有用朱、墨两种笔写字，继而再刻者”，惜未注出资料来源，不知确否；再者，甲骨文之“朱墨”恐与读书没有太大关系，究竟是何意味，待考。但是最晚到三国，人们读书时“朱墨别异”则是有证可查的。就是说，到三国之后就已经用颜色涂抹进行读书标记了。
再说“评”。
“评”有各种各样：总评、眉评、夹评、文前评、文末评等等，不一而足。而且，“评”之字数不限长短，从一字到几个、几十、几百、几千字皆可；“评”之形式不拘一格，议论、叙事、考据、词章，赞美、贬抑、愤思、柔意，冷嘲或是热讽，拍案叫绝或是厉声斥责……率性书写，任意而为，自由自在，天马行空，随起随落，即行即止。作为“评点”中之“评”的因素，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例如着名的《春秋》三传（《公羊传》、《榖梁传》、《左传》）对《春秋》的解读和诠释，即可视为“评点”中之“评”的雏形，其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描述吴公子季札观乐，听《周南》、《召南》时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听《郑》时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等等，如果把这些话配在“诗三百”之《周南》、《召南》、《郑》之后，岂不就是后世“评点”作品中很好的“乐评”或“诗评”吗？《易传》对《易经》的诠释和解读，如《乾卦·象传》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可看作很好的“评”。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对“诗三百”的解读和诠释，更可以直接当作“评”的源头，《毛诗序》（大序）和许多“小序”就完全可以作为“诗”的“总评”以及每首诗的“文前评”。此外，古代还有很多对经典着作的所谓“正义”、“注疏”、“章句”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解经”、“注经”，都可以看作“评”之先声。
“评点”之盛
中国古代第一部典型形态的评点之作是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它是评点文体形成的标志性着作，是现存最早的古文评点选本。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为南宋理学三派首脑之一，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朱学、吕学、陆学，三家同时，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吕祖谦曾主持着名的朱陆“鹅湖之会”，历来为人们称道。而我们此刻看重的，则是其古典文论的评点开山之作《古文关键》，这是他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作出的重大贡献。《古文关键》，顾名思义是选评“古文”的，吕祖谦选了唐宋两代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古文（主要是“论”体文）共六十余篇，成为后来“唐宋八大家”之雏形。作为“评点”，该书标举古人“用意下字”、“文字体式”之精到，张扬古人命意、布局之功夫，倡导他认为正确的研读方法……尤其是，吕祖谦以《古文关键》的实际操作，为后世之“评点”树立了榜样。在这部着作中，作为中国古典文论重要形态之“评点”的基本要素和运作方式，如：点、长抹、短抹、长线、短线和界划标志，以及“总评”、“夹批”、“旁批”等等，已经具有模样，甚至可以说相当完备，后来的评点作品基本循此路数而更加发展。该书卷首有《总论看文字法》，提出初步的评点理论，倡导“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处，融化是实体贴题目处”。这些提法影响深远，常常为后人移用。而且后来的评点之作也大都有“读某某法”，如金圣叹评点《水浒》有“读第五才子书法”、评点《西厢》有“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毛宗岗评点《三国》有“读三国志法”，等等。他们通过“读法”，不但提出自己的评点理论，而且阐述总体文艺思想观点，不可不加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