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几乎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他不仅是智慧的化身，更是道德的楷模，集忠贞、信义、坚韧、睿智、机敏、勤勉、清廉于一身。作者将自己心中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寄托在他的身上，并对其外在形象也进行了一番精心的塑造，描写为手执羽扇、头戴纶巾、身披鹤氅，一副道风仙骨、飘逸潇洒的名士形象。
尽管《三国演义》有鲁迅所说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之嫌，但对诸葛亮外表形象的设计与规范却相当准确到位。
据晋代裴启《语林》记载：“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将战，宣皇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皇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诸葛亮的形象通过对手之口加以叙说，令人感到更加真实。
而罗贯中，正是以这些史料与事实为依据，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独特形象。
诸葛亮具有千古不衰的动人魅力，除了智慧超人、道德坚贞等内在的人格因素外，我以为与他的衣着打扮、名士“派头”等外在形象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一副自在自如、自然自信的飘逸洒脱与那些畏手畏脚、呆板迂腐的传统儒生形成鲜明对照。当我们打开漫漫的历史画卷，翻到三国一页时，诸葛亮的形象便如一股神奇而夺目的光芒，突然闪耀在我们眼前，那发黄的长幅纸卷也因此而增添了几分亮色。
如果没有羽扇、纶巾、鹤氅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载体，诸葛亮再聪明、再智慧、再道德、再忠廉，恐怕也难以达到今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
那么，诸葛亮何以形成了一副与传统儒生迥然有别的具有道风仙骨的名士形象？
这与他独特的人生追求与生活阅历相关，具体而言，是襄阳隆中十年隐居生活改造了他、塑造了他，从而结出了一颗神奇的果实。
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之恩而出山，那年正好二十七岁；令人感到非常巧合的是，二十七年后，诸葛亮北伐中原而卒，享年五十四岁。
因此，以诸葛亮走出隆中为界，我们可以将他的生命历程一分为二。
于个体生命而言，二十七岁的年龄，其生理、心理皆已进入成熟的季节。刚一成熟，就被刘备的“火眼金睛”看中而“摘取”。于是，一直被失意、失败的纠缠与追赶弄得疲于奔命的刘备从此奠定了鼎立三国的基础，由名不符实的“皇叔”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而诸葛亮这颗掩映在万绿丛中的果子也似乎是为了刘备这位明主而悬挂在葱茏的枝头，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隐士成为一名光耀千秋的“天下第一相”。
走出古隆中，是诸葛亮经过一番认真权衡后的重大选择，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转折与契机。
只有走出古隆中，诸葛亮的远大抱负与人生价值才得以实现，生命才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步入灿烂与辉煌。
然而，如果没有古隆中，没有一段不长不短、躬耕南阳的隐居生活，也就没有诸葛亮的闻达，那么，历史人物的长廊中将因此而少却一个熠熠闪光的独特形象。
是古隆中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浸润了诸葛亮的心智、养育了他的才智、确立了他的品德、塑造了他的人格、成就了他的辉煌。
即使走出以后，诸葛亮的政治意识、军事行动、言行举止仍不知不觉地受着“隆中意识”的左右与影响。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葛亮的十年隆中生活，不仅决定了他的人生基础与政治生命，也决定了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等重要人物的命运走向以及蜀国的兴盛衰弱。
那么，且让我们随着诸葛亮的人生足迹，一步一步地走向襄阳，走进古隆中，看看这块风水宝地是怎样融于诸葛亮的血肉之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诸葛亮并非生于襄阳，而是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生于一个地方官吏世家，兄弟姊妹五人，父亲时任太山郡丞。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比那贫苦百姓自然要强似百倍。
然而，灾难与不幸却像一把利剑残酷地刺向一个幸福而平静的家庭。诸葛亮约三岁时，母亲病故；八岁那年，又遭父丧。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只剩下了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于是，叔父诸葛玄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养育他们的重任。
诸葛亮十三岁那年，叔父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其时，兄长诸葛瑾已只身流亡江东投靠了孙权；叔父赶至江西赴任，诸葛亮兄妹四人只得离开山东，随叔父诸葛玄入赣。可不多久，汉朝廷却任命了朱皓为豫章新太守，以接替诸葛玄。
官职丢了，薪俸没了，一大群幼小的子女环绕膝下。怎样才能将他们哺育成人呢？被迫离任的诸葛玄茫然四顾，一时间仿佛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突然，他想起了现正占据荆州的刘表，过去，他们俩也算得上是一对好朋友。只是时过境迁，也不知今日做了荆州牧的刘表会如何对待自己。管不了那么多，活命要紧，只得厚着脸皮、拖儿带女地上荆州去走一遭了。
当时，荆州的治所不在荆州古城，而在襄阳。襄阳位于汉水和唐白河的交汇处，南拊江汉，西屏川陕，为南北水陆重要通道。于是，诸葛玄挈妇将雏，一路风尘仆仆地从江西赶往襄阳投奔刘表。
在诸葛亮一行到来之前，作为东汉末年颇有名望的“八俊”之一刘表，已在刺史任上将荆州这块广袤而肥沃的地盘治理得有声有色。他不仅扫平了治所内的土豪武装，还与孙坚在襄阳打了一场史称樊邓之战的恶仗。素以骁勇闻名的孙坚在战斗中中箭身亡，刘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荆州，与烽火频频的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成了一块战争的缓冲地带，变得相对地平静起来。刘表鼓励农桑、休养生息、吸引人才、“起立学校，博求儒术”，招来了大批关西、兖、豫学士，就连在豫东打了败仗的刘备，也投奔到刘表麾下。
就在这样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中，诸葛玄一行来到襄阳。他们来得正是时候，自然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接纳。
于是，诸葛玄一家人、诸葛亮兄弟姊妹四人就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
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在城南二里之地的“学业堂”读书。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起早睡晚，学习非常刻苦。
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儿时的诸葛亮，肯定受到了较为良好的启蒙教育，也就是说，在进入学业堂之前，已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诸葛亮根本没有想到还能进入正规学堂进行系统学习，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勤奋。
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诸葛亮的学习内容。
学堂不是封闭的世外桃园，教育与政治、社会、时代息息相关。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的自由活泼已随六国的消亡变成后人们常待追忆、向往的黄金盛世不再复归，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过帝王的首肯与诏示，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延及东汉，儒家经学更盛，成了士人们升官进爵的必由工具。据《后汉书》补注引《镇南碑》记载，当时的荆襄，已是“鸿生巨儒，朝夕讲论”，“古典毕集充于州闾”。由此可见，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业师，即为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一位功底颇深的古文经学家。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诸葛亮接受的只能是儒家教育。
当时的儒学，多少还具有一定的生命活力。统治者将它定于一尊，肯定有着一定的合理内涵。只是它被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所利用，将它作为束缚自由、阉割人性的工具，才逐步走向僵化教条，变为一道约束中国知识份子的桎梏，成为名副其实的“儒教”。
儒学教育在诸葛亮身上打下的烙印相当深刻，他日后的入世进取、对刘备的忠贞不移、生活上的节制克欲等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都可视为此段学堂教育的结果。
好在诸葛亮在学业堂的时间不长，也更因为他有着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这才没有被儒学束住手脚。否则，他极有可能成一个穷经皓首、寻章摘句的酸儒。即使从最好的正面角度设想，大不了就是一名“鸿生巨儒”。即使巨儒也罢，没有多少发展创造、只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有多大的意义与价值，对社会又能作出多大的贡献与付出呢？
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发生作用，改变了诸葛亮的命运。
公元197年，也就是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
此时的诸葛亮一定十分悲伤，三岁丧母、八岁丧父，跟着叔父东奔西走，饱经战乱、流荡之苦，一颗敏感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痛苦的打磨。刚在襄阳过了三年较为稳定的生活，没想到自己一直依靠着的叔父又匆匆撒手人寰。命运于他，怎样这般冷酷无情？
叔父之死，比失去父亲更为伤心。毕竟，父亲亡时他不到八岁，还不甚懂事，不知道什么叫做悲伤；毕竟，这些年一直跟着叔父，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谆谆不倦的教诲是他心头的温暖、寄托与支柱啊！
诸葛亮伏在叔父身上嚎啕大哭，他恨不得让自己汹涌的泪水将这充满了灾难与痛苦的人世彻底淹没。
在哀婉的哭声中，诸葛亮变得成熟起来。
叔父走了，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他变得无依无靠，再也不能继续呆在学业堂就学读书了；自己已经十七岁，到了自主自立的年龄，应担负起自己的命运与未来才是。
十七岁，一个既自尊又脆弱的特殊年龄。
正是在这一年，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二十六华里的隆中村。
襄阳，是他人生的一个中转站，是他进入古隆中的一道不可缺少的序幕。
只有进入隆中，一颗优良的种子才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得到了充沛的水分。
隆中山因一山“隆然冲起”而得名。
诸葛亮隐居的隆中村，坐落在隆中山南麓。
于隆中村的自然环境，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道：“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也算得上山青水秀、风景优美，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鸣；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矣。
当时，隆中属荆州南阳郡邓县管辖。沿隆中山东行，不到四里，即汉水南岸，乘船北渡，就是邓县县城。而从隆中到荆州治所襄阳，快马只需半个时辰，毛驴一个时辰，即使步行，二十多里路程，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隆中隐居，看中的正是它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
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如果遁入名山大川，隐入白云深处，过于远离尘嚣，就不能掌握人间信息，了解社会变革；若是太近，又不免流于浮华虚荣，达不到潜心隐志、冷静思索的目的。他之所以态度坚决地离开襄阳，我以为其叔父诸葛玄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他找到的一个“借口”与“由头”而已，还有比这表象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以诸葛亮睿智、敏感的天资，他肯定不满于儒学的专制与禁锢，感受到了襄阳城内奢靡浮华、醉生梦死的龌龊之风。
若是留恋襄阳的话，诸葛亮完全可以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
要想使自己过得清醒一些、自由一些、深刻一些，他选择了隆中。
刚到襄阳不久，诸葛亮的大姐就经叔父作主，嫁给了蒯祺。蒯家是襄阳最有势力的大族之一，蒯祺曾任过房陵太守，家在今襄阳和宜城之间。不久，二姐又嫁给了当时最有声望的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辗转流落襄阳的姐弟四人，如今就剩得相依为命的兄弟两人。于是，诸葛亮携弟诸葛均一同走进了山青水秀的隆中村。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年。
家境贫困，兄弟俩因陋就简，搭了一座草庐遮风蔽雨好在这些年的艰难生活造就了兄弟俩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并不以此为苦，反而充满了一种获得独立后的自信、自足与自乐。
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陇亩，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
耕种收割对从未接触过农活劳作的诸葛亮来说，无疑是相当沉重的。在襄阳随便找点什么活儿干干都可糊嘴讨生活，为了磨炼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诸葛亮肯定常常默念这背得滚瓜烂熟的孟子名言，以此激发、勉励自己。
是的，如果一点农活之苦都吃不消，还侈谈什么胸怀大志、成就大业呢？
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便常常“抱膝长啸”，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三名要好的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他为何不予正面回答？那一笑之中包含着什么内容？《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为我们记载了答案：“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原来，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能够拯衰复兴、济世救民像管仲、乐毅那样的辅相。当时，学友反问，他不好伤他们的自尊，只有含蓄地笑笑作答。诸葛亮是否真的具有廓清寰宇所需的经天纬地之才？一般之人，都表示怀疑，只有几位对他有着深刻了解的朋友才以为言之不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有着远大的理想，并对自己实现理想的才智充满了相当的自信。
农耕劳作磨炼了他的意志、强健了他的体魄，使他得以贴近大地、贴近自然，掌握中国农村的底层现状，了解广大民众的生活疾苦。这对他日后的惜民力、反奢侈、倡节俭、讲实际等品格和作风的形成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并且，他还在古朴聪慧的农民身上学到了许多在经卷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比如北伐中原时制作的木牛流马，很可能就是对当时农村的一种运输工具的改进，至少也与他在隆中时曾得到过某位能工巧匠的传授技艺与启发指点有关。
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白天耕种，晚上则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捧卷阅读。
摇动、跳跃的光亮将诸葛亮本来就显得消瘦颀长的身影拉得更长，映照在泥糊的棚壁上，从这夸张而多少有点怪诞的影子身上，我们理解了《三国演义》中何以对他的描写带有一点“近似妖”的荒诞色彩，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折射反映而已。
诸葛亮手捧一本发黄的经卷，一会儿认真地看着，一会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一会儿握管挥毫、笔走龙蛇地写下自己的独特认识与心得感受……灯光越来越暗，发出了“哔哔剥剥”的声响，他定睛一看，原来是灯芯结满了豆大的灯花。他只得放下经卷，挑去灯花，并将灯芯往外拨了拨。屋内顿时变得亮堂起来，就又拾过书本，凑近油灯，再次进入了物我两忘的神游境界……
多少次，他就这样和衣伏在油灯旁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白天的劳作实在太累，晚上的阅读太认真了，刚入隆中，诸葛亮的隐居生活多少带有一种自虐的苛刻与严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