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自1977年第一次发表小说作品至今已有六年的时间。在这六年中，他一直保持着十分旺盛的创作活力，先后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和少数有关创作的言论，从而使自己汇入到新时期的文学潮流中，随着潮流不断地前进。几年来，冯骥才像一个弄潮儿，时时出没于文学大潮的风口浪尖，既为新的文学潮流推波助澜，又在弄潮的时候向人们展示自己的雄姿和实力。弄潮的时刻，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但是，瞬间的闪现终难使弄潮儿的姿容给人留下比较深刻清晰的印象。要使这种姿容变得清晰和稳定，显影和定影的工作是必须的。本文企图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1977年，我国的历史刚刚掀过新的一页，乾坤初转，多年萧索凋敝的文苑也开始复苏了。就在这一年，冯骥才怀抱着他同李定兴合着的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走向文坛，从而真正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其时，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渴望相当强烈，真有点饥不择食了。能读到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自然会感到欣喜。起初，人们也许面对着《义和拳》两位陌生的作者名字有所迟疑，可当人们翻开它、读着它的时候，心灵随之就会感到欣慰了。
《义和拳》以1900年天津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始末为题材背景，在十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再现了我国近代史上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作者带着强烈的挚爱激情，讴歌苦难民族与剥削者侵略者大搏斗的悲壮情景，在刀光剑影、生别死离中赞颂义和团英雄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及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同时，作者也注义愤于笔端，无情地揭露和控诉了清廷的投降卖国主义行径和外族侵略者灭绝人性的罪行。这部小说尽管在反映和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行动时或有偏差对义和团某些盲目的破坏行为的评价不尽准确、在艺术表现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粗犷多而细腻不足，叙事多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稍弱），但是，它没有此前某些作品中的那种帮风帮气，那种令人厌恶的训教口气和矫情，它富于激情，颇能给人以鼓舞与激励，终不失一部较好的历史小说新作。
在继《义和拳》之后，冯骥才着手构思并写作取材于红灯照事迹的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神灯》，1979年在吉林省大型文学刊物《新苑》第2期发表了“前传”。在主题思想方面，《神灯》与《义和拳》有十分相近的地方，但在作品的生活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神灯》却提供了许多新东西。《神灯》着重表现当年下层劳动妇女的苦难生活及她们如何冲破各样的藩篱，拿起刀杖，追求生存、追求爱情等权利的情形。因为有了《义和拳》的创作实践，在写作《神灯》的时候，作者创作的主动性显然增强了，手中的笔似乎不再像写《义和拳》时那样常常被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所左右，以致有时为了事件情节的圆满而影响了对人物性格做更有力的刻画。《神灯》取材历史而又不被历史的真实所拘，较好地发挥了艺术再创造的功能。它把阶级仇、民族恨同某些具体人物的家庭命运、自身命运紧紧地扭结到一起，在螺旋式结构的串引下，把单个的反抗事件连缀成一场阶级、民族的复仇斗争，点面结合，具体生动。《神灯》最突出的成功在于它写活了郑玉侠、卢大珍等女性形象，把天津当年的“混混儿”的形象也写得活灵活现。一个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感情心理如此真实细致，相互间的性格这样的分明实非易事。《神灯》在对风俗世相的描绘方面也很有特色，小说从皇廷到下层官僚，从民族义士的赤胆壮举到“混混儿”的恶行假义，从儿女情到家国恨，三教九流、世态民俗等都多有涉猎和精彩的描绘。所以，它同时又是一幅生动多彩的风俗画。
冯骥才的这两部历史小说今天之所以不被人们所淡忘，时有提起，绝不是偶然的现象。《义和拳》尽管还有弱点，但是，它是粉碎“四人帮”后较早出现于文坛有影响的少数作品之一，它打了一个“时间差”。因之，它的价值首先带有某种历史的鉴定性。另外，从艺术性方面考察，虽然它有些地方叙事多于刻画，可它明显有别于那些大事记式罗列的作品，对张德成、王连胜等人物性格形象的描绘也并非没有成功之处。《神灯》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在艺术性上所达到的高度，情节的丰富性和人物塑造的形象突出是它最有力的证明。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做到了以艺术手段再现历史，使历史和诗情溶而为一。
冯骥才一出而着长篇小说，这种现象本身当能体现他所具有的文学创作才能，这只不过是一种奇而不怪的事情。但是，当值年轻的冯骥才何以避开当时那繁复的现实生活矛盾走向历史，到那久远的岁月中寻求诗情、寄发爱憎的情绪呢？要理解并认识冯骥才，这是个不能不首先探究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凡年轻作家就不能去写历史题材的作品氕1981年3月，冯骥才有一篇谈论自己创作之路的文章，题为《命运的驱使》，可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他写道：
一九六六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动乱就像一个无法抗拒、从天而降的重锤，把我的世界砸得粉碎。一夜之间，千万人的命运发生骤变；千万个家庭演出了在书本里都不曾见过的怪诞离奇的悲剧。对于我，平时所留意的人的面容、姿态、动作变得毫无意义；摆在眼前的，是在翻来覆去的政治风浪里淘洗出来的一颗颗赤裸裸的心。它们无形地隐藏在人身上最不易发现的地方。有的比宝石还美，有的比魔怪还丑，世界上再没有比人与人、心与心的差距更为遥远的了。
现实生活中耳闻目睹的情景时时缠绕着冯骥才的神经，迫使他思考种种问题。但是，当他产生了动笔的念头，想把看到、听到、感到的一切诉诸笔端，真切地描绘下来的时候，这才觉得左右掣肘，困难重重。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偷偷写起来，只要有人叩门，我立即停笔，并把写了字的纸东藏西掖。这片言只语只要被人发现，就会毁了自己，甚至家破人亡，不堪设想。每每运动一来，我就把这些写好的东西埋藏在院子的砖块下边，塞在楼板缝里，或者一层层粘起来，外边糊上宣传画片，作为掩蔽，以便将来有用时用温水泡了再一张张揭出来。
……但藏东西的人总觉得什么地方都不稳妥。一度，我把这些稿子卷成卷儿，塞进自行车的横梁管儿里。这车白天就放在单位里，单位整天闹着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觉得会有人猛扑过去从车管儿里把稿子掏出来。不安整天折磨着我。终于我把稿子悄悄弄出来，用火点着烧了。
心里立刻平静下来，跟着而来的却是茫然和诅丧。以后，我一有了抑制不住的写作的冲动时，便随写随撕碎，扔在厕所里冲掉；冬天我守着炉子写，写好了，轻轻读给自己听，读到自己也受感动时便再重读几遍，最后却只能恋恋不舍地扔进火炉里。当辗转的火舌把一张张浸着心血的纸舔成薄薄的余灰时，我的心仿佛被那灼热的火舌刺穿了。
冯骥才当年实在不愿视人生现世的苦难情状于不顾，而把自己的感情投向遥远的往昔。现实毕竟是太严酷了，它使得一个试图直面人生的作者不得不像贼一样提心吊胆地从事一项崇高而又神圣的事业，最后还是归于失败。然而，冯骥才的心火不灭，描写现实的路被堵死了，历史的大门却没有完全关上。他只好在不得意的情形下改道历史，用曲笔来折射这多难的眼前生活。一部《义和拳》、半部《神灯》，它该花费了年轻的作者多少心血，包藏着他多少难以明言的情感啊！当然，从事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本身并没什么错，何况冯骥才还取得了令人赞赏的成绩。问题在于，从以上的情景我们可以知道，冯骥才刚开始创作的兴趣却在于现实。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并认识冯骥才此后的创作是有用的。
至今，《神灯》还只有“前传”，曾被《神灯》感染了的读者因长久读不到它的“后传”而对冯骥才多有怨言。据说“后传”的构思早已酝酿成熟，资料也已齐备，但作者却无意着手写作，理由在于现实生活正在激动着他的心。“许多朋友和读者都希望我拾起它来（指《神灯》后传的写作），我却不能。大概过于丰富的现实生活和熟悉的人物包围着我，不写不行。所幸我至今毫无枯竭感，反而觉得时间比写作的速度快。时间像飞跑不停的车，待写的东西像挤不上车的乘客。每每一个中篇写作之中，忽然被一个突然成熟而涌上心头的短篇所打断。写这个短篇时，又被另一个激动着我的短篇所干扰。我不能使自己得到半点清闲。”这些话是他1982年说的。此后，我们虽然常常读到冯骥才的新作，可还是没有见到《神灯》“后传”的出现。他如今的创作情况是否还像前几年那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自《神灯》“前传”发表以后，冯骥才的创作确实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现实生活的画面开始在他的小说中展开，更加激动人心的生活矛盾和人物形象陆续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铺花的歧路》是冯骥才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79年4月。在直接反映“文化大革命”生活的小说中，它也许算不上最早的作品。但是，通过对一个踏上初看是铺满鲜花后来才知是歧路的青年心灵历程的描摹，用批判眼光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它无疑属于较早的小说之一。那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还处在一种十分微妙的阶段，总的态度观点还很不分明；可冯骥才能够从真实的生活实际出发，采取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从十分新颖的角度来表现“文革”初年那种极左思潮、个人迷信给青年一代的灵魂造成的灾难，这是需要具有勇敢的精神和独特的见识的。这部小说在构思阶段就曾发生过不同的意见，后来，前辈老作家茅盾所采取的公正态度无疑对它起了某种催生作用。小说主人公白慧本来是一个纯洁、天真、善良的女学生，然而“文革”之初，她面对突然而来的狂风暴雨，一时失去了自制能力，听凭极左分子的唆使和驱遣，仗着那一点点朴素的认识和信念，用木枪打伤了一位女教师（这位教师后来备受折磨死去了），从而使自己陷进了痛苦的泥沼。作品的着力点不在于说明白慧犯下的罪过，而在于表现她何以犯罪并怎样逐步觉醒的情景。作者把严厉的批判精神灌注于对人物行动的具体描绘和心理的如实揭示之中，从而通过白慧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使读者清晰地看到卑鄙的力量和无耻的阴谋是怎样扭曲了一个青年人的性格，侵害着她那稚幼的灵魂的。作品笔致细腻，情感真挚。看到人物真诚信念被毁坏，青春年华受践踏，读来令人感叹唏嘘。
紧接着《铺花的歧路》，1979年6月，冯骥才很快又发表了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啊！》。《啊！》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更见强烈。它没有写看得见摸得着的血和泪，它把笔力集中投向人物的灵魂和感受之中，进而从感觉上回复“文革”期间那特有的精神恐怖气氛，让人在精神的震颤中认识那个罪过的时日。“文化大革命”中的“清队”运动初期，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组研究员吴仲义因为一封家信一时不知去向而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生怕由此招来什么不幸。吴仲义的这种不安情绪没有逃过“运动专家”、“整人能手”贾大真的眼睛，他及时地抓住这个机会，连蒙带骗，诈语恶行，终于使吴仲义的灵魂归于轰毁，主动地投向贾大真设下的罗网，陷进一场可怕的政治漩涡，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半年后，当他历尽苦难回到家中，发现那封信原来粘在了脸盆底上时，吴仲义顿时呆若木鸡，不禁发出7撕裂人心的“啊”的声音。“《啊！》的故事情节纯粹是虚构的。”可是，冯骥才却通过他高超的艺术才能，用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真实具体地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生活情形。《啊！》在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活动中获奖，正是读者和文学界给它的正确评价。
这个时期，冯骥才的创作力好像到了不可抑制的境地似的，他的小说作品不光数量多，水平也高。除上面两部中篇外，他还着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正义的感召》和中篇小说《斗寒图》、《我这个笨蛋》等作品。《雕花烟斗》有评论家说它有点像寓言，但它终究还是小说。这个精巧的短篇在细致描写画家同老花农的交往及其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淋漓尽致地画出了画家和老花农两个不同的灵魂。画家较之老花农也许多了些知识，可在他的身上不无世俗之气。在他落难的时候，老花农热情地接近他、关心他，结果他却用一个比较次等的烟斗搪塞了老花农对他的期求。他的处境刚有一点好转，就把老花农置于脑后，热衷于恭候那些官职不同的头头脑脑人物。他再次落难时记起了老花农，可惜这时老花农已离开人世，留给他的还是那一腔的情谊。同画家这种起伏不定的感情比较起来，老花农的感情是多么的纯朴高尚，他外表虽然粗疏木讷，可他贫贱不移，始终如一，内心是炽热和明净的。对于人生、对于艺术美的理解，画家和老花农尽管各不相同，但却自有道理。《雕花烟斗》像一幅画，也像一首诗，深沉清丽，韵致抒情。它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表现人们关系的变化，又在人们关系的变化中显示社会生活，结构严谨，构思奇妙。《正义的感召》描绘一个软弱的灵魂在正义的感召下得以升华变得勇敢坚强的过程；《斗寒图》叙写一个刚直不阿的画家面对无耻的诬蔑和陷害巧妙斗争的情形；《我这个笨蛋》则怀着一种怜惜之情记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世俗和不正之风面前的无能和狼狈。这些作品尽管各有所长，但较之《雕花烟斗》和《啊！》毕竟还是略逊一筹。自然，读者和评论界也把当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送给了《雕花烟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