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促而多变的二十世纪，我们居然能够保持一个完整而近于封固的文化大陆；当友邻的占老文明相继黯淡以至消失的时候，我们竟能安然度过历史的裁夺而存活至今，这个大一一统的文化生命力之顽健实在惊人。中国百年来的衰危有众多的原因，侃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始终是近代以来先进知识界关注的题目。
大嘥文化对一切“闯入者”有强大的融解力。它因长期缺乏竞争对手时显得自足，千足造就它封闭、保守、自大，以及缺少弹性的品格。这一占老文化长久而全面的笼罩，构成民族心理的整体疲惫感。我们有过冲出自足心态的汲取，也存两种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激动，但终于又在其大无比的浸漫中消解。这原是一个浩瀚而充满活力的内陆海，如今却更像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沼泽地。
曾有几代的盗火者，盗取了外来文明的火冲，似似乎未经点燃便为无边的暗黑所吞噬。反视这一百年，我们仿佛是希惜神话中那个受惩罚的人：他竭尽全力推石上山，那石又滚下来，他再推，又界滚回原地。在这个状纪行将结柬的时候，想起本世纪第一个年头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对中国所怀有的希望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令人惊悚一百年即将过去，而中国这只船仍然如梁启超当日所看到的在“两头不到岸的海中打旋。
打旋就是画圈。当中国在不断画圈的时候，世界正沿着一条线向前走去，它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条龙演出一幕又一幕如同“文革”那样自戕的活剧。我们总是期待一种新质的引进与加入，但是大一统文化的吞噬力总是能够把那归化为旧质思想和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悲凉感由此而生。那么，难道我们只能永远受罚，永远充当世界的弃儿和准弃儿，我们将何以自救？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似乎疑虑重重、忧愤更深。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等同于罪恶。它的灿烂辉煌虽不宜永远陶醉式膜拜却有待积极的择取与承传。改造旧有文化使之适应现时的潮流以应国人的进步要求，也仍然是当今知识界的要务。国门的重闭是难以想象的。门既不关，就有风不断吹来。这局面也许与本世纪的任何时期均有不同。然而，为进步计，我们仍要冷静省思我们的文化策略。
大一统的文化所具有的广袤的覆盖面与强大的凝聚力，曾造成中国若干朝代的繁荣，但由此派生而出的全民族的恋旧心态与缺少自新的创造精神则是事实。我们总是以沾沾自喜的口吻讲述中国的四大发明，我们为什么不反躬自问：发明了四大发明的后代为什么会以落后者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大凡容许多种文化存在、参与竞争的时代，总是充满活力的时代。异质的加入提供了另一种参照系统，并能生发改造的动力以健全自身。远的如盛唐，近的如清初，再近的如五四，都是多元文化的并存竞争促进社会进步的先例。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文化，它的进入也曾激发过社会的生机。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考察，多一种或数种的参照无疑会因差异和矛盾而激活思维，导致民族精神的富有。要是此论可以成立，则对于多元文化秩序的期待便具有合理性。
百年来的国势艰危，造就现今不统一的政治地图。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人为割裂是民族的悲剧。所幸在那些地域如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化也都在各自的人文环境中发展。这种共时空的各有特色的发展，无疑提供了一种机缘。
国际化的商业、金融中心的香港，能够为我们提供在国际性的环境中中国文化如何适应世界现代潮流、及其与西方文化和平相处并吸收其有益养分的经验。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发展体现了中原文化向着海洋延伸造出的更为潇洒灵动的特点，那里的环境有充足的条件可以促进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中国大陆是本土女化的母体，它的沉郁浑厚，它在通往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步履，以及在重建大一统所受的挫折，都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在不同地区的独特体现。
我们若是把意识形态的歧异暂置一旁，把这些由政治地图分置的文化现象加以闩纳，我们眼前便出现一个大中国文的总体形象。这种归纳不仅是超意识形态的，而且是具有6大包容性的。我们把彼此的缺陷互补为共同的文化优长，这就是一个统一文化之内多元并存的驳杂与繁富，恰好应验了我们久远的文比加入与改造的期待。
一方面，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入黄土地边界以外，让那些荐风浸润我们刀削一般的干渴的高原与沙漠。一方面，我们反顾自身，承认此种多元秩序的合理，不是如同往常地把它重新整一，而是在一个文化母体之内渗透若干新质和异质，借以润滑我们的肠胃，让我们在身体内开始新陈代谢的运作。
也午我们会结束那冲突又沉寂、开启又闭合、始终画着那阿Q式的圆圈的悲剧。二十一世纪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悲凉的，只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