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诉你她的故事。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是因为某种承诺。但是故事肯定是真实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时称她为小荣吧。
几年前，我曾去北大荒采访，寻访那些被遗忘在荒原里的老知青。举世瞩目的中国知青运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战斗在北大荒的50万知青胜利大逃亡，陆续回到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只有百分这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当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经历受到人们敬重的时候，而留在亲大荒的知青还在默默地过着艰辛的日子。当“知青饭店”、“北大荒餐馆”成为城里人最时髦的去处时，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坐在自家的土炕上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他们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甚至也被自己遗忘了。有时衣锦还乡的老知青受到农场前呼后拥的欢迎，他们却躲得远远的，不想和老战友见面。他们的心里真的很苦。
不知为什么，每次参加城里知青的集会，我总会想起他们。作为一个曾信誓旦旦“扎根边疆”如今却在城里幸福生活的老知青，我觉得欠他们一份情，欠他们一份债。于是我悄悄地离开喧嚣的城市，又走进这片曾洒下我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土地。也许我只有为留在这里的战友写点什么，我的灵魂才能安宁。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三十多年前，北大荒的知青就像开遍原野的山花，随处可见，到处可采。可是现在寻找一个老知青，就像采一棵人参一样艰难。我到了黑龙江农垦总局，也到了十多个农场，谁也说不清楚，现在还有多少知青留在了北大荒。有的名在人不在，有的名在人在，却不想接受我的采访。小荣就属于后者。
那一天，我风尘仆仆地来到三江平原腹地的一个农场，这是1958年王震将军带领10万转业官兵最早创建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从1963年开始就有知识青年来这里屯垦戍边，到70年代初，这里的知青达２万多人。农场宣传部张部长说，现在还有知青大概不到百人了。他说，我认识一位女知青，是你们哈尔滨老乡，经历坎坷，在生产队当老师。明天我领你去采访。我说，最好先打个电话，否则到时找不着她，张部长说，没问题。
第二天，场里派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去小荣所在的生产队。北大荒无垠的原野让人心醉，我们的吉普车像快艇一样在绿海里航行。景色依旧，然而农场的境况已今非昔比了。农场已划分为若干个家庭农场，显示出新的活力，但由于粮食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农场的经济还面临许多困难。半军事化的乌托邦式的田原诗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一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小荣所在的分场，领导说，已给生产队打过电话，小荣在队里等你们哪。10分钟后我们赶到生产队，曾是小荣学生的队长说，我已通知她了，让她在家等着。可是家里外头都找不到小荣。
张部长突然想起，刚才我们来的路上好像有两个女的正往分场走，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小荣。说着他领着司机开车回头去追。不一会儿，张部长把小荣“抓”了回来。原来小荣有意回避我们，她听说我们要到队里来就往分场跑，走到路上发现后面有车来了，马上钻到路旁深沟的蒿草里。张部长把车停在路旁，大声地喊：“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张部长在分场当过副书记，管过教育，和她很熟。小荣从草丛里出来说：“我哪还像个知青，没脸去见作家！”张部长说：“作家也是老知青，大老远来看你，怎么能不见呢！”就这样，张部长用车把她拉了回来。
在小荣和我握手的时刻，她泪眼蒙蒙，我也不禁一阵心酸。岁月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她的穿着和形象与村妇无疑，脸色黑黑的，皱纹深深的，头发像荒草一样凌乱，对她来说“知青”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你是哪年下乡的？”“下乡在哪个团？”
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样，只要唠起这几个话题，马上成了无所不谈的老朋友。在挂满灰尘的生产队办公室，不一会儿，小荣就和我谈起她从不愿意对别人说起的故事：
“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下乡的。当时也是豪情满怀的，是一路上唱着歌来的，和电影《军垦战歌》的情景一样。可是一到农场就傻眼了，什么兵团。和农村也没啥两样，都是一片大雪覆盖的土房，一点生气都没有。来到连队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是在雪里扒苞米，又冷又累，干了一天还看不到地头，我坐在地里就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都冻在了脸上。后来我就当炊事员，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大冬天到井沿挑水，一气要挑十几桃，开始一步三晃，肩膀都压肿了，后来挑水也不觉累了。以后我又到猪号当饲养员，这也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又是挑猪食，又是起圈，一天也是紧忙活。到了猪下崽时整夜守着，有时把小猪搂在自己怀里。我养的猪又白又胖，可好玩了。”
说着她笑了起来，我依稀还看得出一个活泼天真的女知青的样子。
“反正连队什么苦活累活脏活我都干过，一直干到1976年3月，我被调到连队学校当老师，小学、初中，我都教过。我本来只有初中文化，为了教好孩子们，我真是下了不少功夫，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因为连里教师少，我放弃了许多出去进修的机会，结果连个大专文凭都没有，职称也没评上。没有职称，就不算干部，待遇和其他职工一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提出来了。当时追求我的男知青也有，我却爱上了我们连的副连长老陈。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其实老陈也不老，只比我大6岁。他哥哥是1958年转业的军官，他初中毕业从广西来到农场当工人，也算个知青吧！他刚刚离了婚，那女人不愿意和他在北大荒受苦，扔下两个孩子走了。那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才10岁，小的是女孩，只有7岁。老陈工作很累身体又不好，拉扯两个孩子很不容易，看着让人心疼。当时，我对老陈说，我年轻身体好，什么活都能干，我帮你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吧！老陈说，那怎么行！你这么年轻，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你赶快返城吧，回到哈尔滨什么对象找不着！
当时是1977年，大批知青返城了，我爸也给我办好了回城接班的手续。可是我坚持没走，和老陈结了婚，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连里谁都知道，我待他们特别好。他们也把我当成他们的亲妈妈。没想到结婚不几个月，老陈就得了病，到城里一检查是肝癌。我是泪水往肚子里咽，只能半夜里偷着哭。我领着老陈到处看病，花没了我们的所有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当时我正怀孕，什么也舍不得吃。我生下儿子还没满月，老陈就去世了。他临死前说：“我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一年多，给你扔下三个孩子，太难为你了……”我说：“你放心吧，这3个孩子我一定给你抚养成人！”老陈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抱着我哭成一团，我对他们说，“你爸死了，还有妈妈，我已对你们的爸爸做了保证，一定把你们养大成人！”
说到这儿，小荣已是满脸泪水了。“那以后的日子你们娘几个是怎么过来的？”我难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她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淡淡地笑了笑。
“我也说不清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我只有每月37元的工资，还要还老陈生病欠下来的债，还要抚养3个孩子，真是难得没法说，可是我们总算过来了。1985年我又和队里开康拜因的老王结婚了。我们俩是苦命相连，他原来的爱人是个知青，因车祸死了，扔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别人撮合说，你也太苦了！老王人好，帮你一把，日子也会好过一些。这回我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有老王和我共同支撑，我们的日子虽然很苦很累，但总算像个家的样子。现在这5个孩子都长大了，老陈的大儿子，我一直供他读到中专毕业，现在我们附近的六队当副队长，是个很有能力的小伙子。老陈的大女儿长大后，让她生母接走了。老王的大女儿按政策回城工作了，常回来看我们。我的小儿子和老王的小女儿都在场部读高中，他俩正好在一个班，像亲兄妹一样互相帮助。”
“你现在还当教师吗？”我问小荣。她说：“早就不当了。生产队的学校都撤了，集中到分场去办了，有学历、有职称的老师都调到分场。我啥也没有，只能留在队里。别人说，你应该到上面找一找，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怎么一下子变农工了！我说，算了，在哪都一样干活吃饭。再说，还有一个婆婆是精神病，还要我照顾，我哪也不想去了。我现在的活是看麦场，你没看我晒得这么黑吗！这都是老头干的活儿，队里也算照顾我了。场里有好几年没给我们开工资了，一共欠我们4万多元，补发后，我又从哈尔滨的家里借了一万多元，用这些钱我们从队里买了一台康拜因。老王用这台机器在麦收和秋收时给别人家干活。我们家的日子不比别人差。”
从她舒展眉心的笑容中看出她的几分满足。“难道你不后悔吗？下乡，还有婚姻？”她想了想说：“也没什么后悔的。下乡是我自愿的。别人返城时，是我不想走的。这些年也没白干。别的不说，就说我教的学生吧，有的考进了北京，还有的在农场都当了队长了。培养了这么多有用的人才，我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嫁过两个男人，我真爱他们，他们也给了我爱。我为他们抚养了孩子，孩子们也爱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知足了。”
在分手的时候，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最好别写，写也别写我的名字。我怕城里的亲人看见了心里难受。
她站在路口向我们挥手，眼看着我们一点点消逝在绿色海洋的深处。在翻滚的绿浪中，那红色的砖房格外的鲜艳夺目。我回望站的村头的她，她却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清晰……
（朗诵提示：男声要表达出作家忏悔的心情，女声要表达出女主人爽朗、艰韧的性格。随着女主公的传述，音乐起伏迭荡。结尾的音乐也明快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