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时势造英雄。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类型的英雄或伟人。而这些从无数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卓越人物，也即人们统而称之的英雄个体，则以其丰功伟绩、道德智慧、人格魅力等诸多因素影响着新的时代与一代又一代后人。英雄与时势，个体与群体，呈互动态势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地流淌前行。
从武汉移居厦门，我明显地感受着两个人对厦门这座现代化开放城市的深刻影响，一位是明末清初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另一位是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们的影响是那样巨大，仿佛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场”，一股醇酒般浓酽的氛围，弥漫在厦门上空，哪怕一次又一次强劲的台风登陆侵袭，席卷横扫，也丝毫不能吹散半分。
郑成功曾将厦门作为反清复明、收复台湾的大本营，留下的遗迹及纪念物几乎到处都是，如郑成功读书处，郑成功杀郑联处，郑成功屯兵遗址，郑成功水操台遗址，郑成功演武场，国姓井，延平故垒，郑军使用的各种兵器……而每一个地道的厦门人，差不多都可以绘声绘色地道出一两则关于郑成功的故事与传说。
厦门集美区，耸立着一片风格独特、色彩艳丽，有如童话般美丽的建筑，那便是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厦门岛东南，是陈嘉庚创建的曾被列为中国前十所高校之一的厦门大学；集美鳌园不仅是陈嘉庚的永久安息之地，也是厦门市二十名景之一，国家4A级旅游区；由陈嘉庚提议修建的鹰厦铁路、高集海堤至今仍是厦门与外界联系的主要交通要道；此外，还有陈嘉庚倡办的中国唯一展出华侨历史的华侨博物院，供海外华侨回国居住的归来堂……
如果说郑成功留下的是遗址、历史与传说，是一股静静流淌的作用于今天的精神潜流；那么，陈嘉庚留给后人的除了精神因素外，更有物质的参与、现实的创造以及未来的期许。厦门大学、集美学村源源不断地吸纳着无数来自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又源源不断地将他们输送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成为未来建设的栋梁之材。嘉庚远逝，而他开创的事业却与世俱进，永远年轻，永远灿烂。历史、现实与未来，仿佛经由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轻轻点化，就这样神奇地契合、交融在一块了。
陈嘉庚，是我笔下怎么也绕不开的一位人物。
为了真切地感受嘉庚氛围，搜集有关创作资料，2004年6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出厦门岛，专程来到陈嘉庚的故乡集美镇。
在集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林朝晖的安排下，《新海湾》杂志主编卢建端不仅为我找来了有关陈嘉庚的书籍、杂志等出版物及电视专题片光碟，还陪我游览了陈嘉庚诞生地、陈嘉庚故居、诚毅楼、归来园、鳌园等景点。
在观看与阅读中，一个立体而丰满的陈嘉庚形象日渐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浸润与感受中，我揣摩着陈嘉庚的真实内心，仿佛洞见了一颗闪光的灵魂。
在对比与思索中，我深深地感到，不论是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还是充满不定变数的未来，嘉庚现象、嘉庚人格与嘉庚精神，都永远是炎黄子孙值得继承与发扬的宝贵遗产。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生于集美颖川世泽堂。该堂至今犹存，位于集美镇尚南路48号。
我与建端兄在导游的引领下来到了陈嘉庚人生航程的最初起点。
房屋低矮，三间，前后两进，中有天井、走廊。这是一栋典型的闽南民间建筑，给我的感觉是那样质朴那样亲切，迈入其中，就像融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陈嘉庚就在它的容纳、抚慰与庇护中度过了宝贵的童年、少年生活。童年是生命的起点，对人生信仰、个人性格、未来发展等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影响。那伴随了陈嘉庚一辈子的平民风格，自然与世泽堂密不可分。
世泽堂内仍住着两位老人，在一股浓厚的生活气息中，我看见中堂的墙龛内，供奉着陈嘉庚及父亲陈杞柏、胞弟陈敬贤的照片与牌位。陈嘉庚诞生时的声声长啼在想象与恍惚中犹在耳边回响，而眼前的牌位却又实实在在地告诉前来拜谒的后人，过去的一切已定格为一段永恒的历史。
走出世泽堂，我不由自主地转身回望不已，它虽然没有宫殿的雍容华贵与森严气象，但自有一股内在的精气神韵。精致玲珑的飞檐翘角，红色彩绘图案与淡黄的墙底、深黄的屋瓦相映成趣。周围是耸立的现代楼房，世泽堂紧贴大地不卑不亢地静卧其间，让人感受着一股深沉的底蕴与历史的沧桑。
陈嘉庚在故乡集美，在诞生之地世泽堂生活了17年，于1890年在父亲的函召下乘船前往新加坡。
中原汉族曾分别于西晋末年、唐朝、唐末五代及北宋时期四次大规模南迁进入福建，今天的闽地居民，其先祖多为中原士族。陈嘉庚远祖即从河南固始县经江西、闽南漳州，于1343年辗转迁居同安集美捕鱼为生，传到他这一代，已是第19世了。在漫长的家族迁徙过程中，祖先的停泊地，便成为下一代新的起点。在迁徙者眼中，每一留经之地，不过是一处短暂的驿站而已。当然，他们并非为了漂泊而漂泊，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农耕文明传统的民族，其内心深处，每时每刻都渴望安宁，都在寻找一处世外桃源，都向往着一个永久的家园。然而，残酷的现实总是将他们的梦想击成纷飞的碎片。如果说陈嘉庚远祖的第一次南迁是为了逃避战乱，是一种被迫；那么其后的多次迁徙，大多则出于对栖身之地的贫瘠与穷困不满，为追求美好富裕的生活而自我放逐。
集美，位于厦门岛北面大陆南端，原属泉州府同安县的一个滨海渔村。集美集美，本应集天下之美，而陈嘉庚诞生之时，旱灾、风灾、鼠疫及村民械斗、家族内讧等天灾人祸，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这块面临大海，位于同安湾之西南尽头的土地。如果生活安宁富足，陈嘉庚的父亲还有什么必要漂洋过海，将生命与青春付诸大海的惊涛骇浪与岛国的蛮荒瘴疫呢？
17年的早期集美生活，在陈嘉庚身上无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郑成功曾屯兵集美，位于海滨的延平故垒、集美寨国姓井便是当年的遗存，也是孩提陈嘉庚讨小海时常常光顾的歇息之地。郑成功是他顶礼膜拜的英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从小便刻在了他那幼小的心灵深处。也许是为了报答郑成功对他的启发鼓励与精神滋养，1922年，陈嘉庚专门捐资在此修建延平楼，并在古寨门前的巨石上亲笔镌刻“延平故垒”四个大字。
陈嘉庚14岁那年，村民发生大规模械斗，打死十余人，焚毁房屋十多间；第二年，械斗再次爆发，又有两人倒毙在乱棍之下。这不得不引起陈嘉庚的深深思索，都是同居一地的乡亲，何以刀棍相向，如此凶暴残忍？恐怕不能仅仅以“贫穷”二字予以解释。那么，其内在因由何在，怎样才能彻底根除？如果明事理，有知识，懂文化，械斗陋习是否可以避免？于是，陈嘉庚不由得想到了教育二字，并寄予极大的期望。
陈嘉庚九岁入私塾，17岁夏天因师亡而辍学，他在诵读四书五经的所谓“念书歌”中度过了八年时光。这八年光阴，对他今后的人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陈嘉庚由此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另一方面，他对传统教育的弊端认识颇深并恨之入骨，“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塾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义”。儿童上学固属不易，其比例不到十分之一；而入学儿童所学，又是一些不求甚解的枯燥教条；没有地理、历史等学科之分，学生只知“天下”，不知道还有世界各国，对自然科学更是一无所知……陈嘉庚此后兴办的现代教育，便是对昔日传统教育的一种补救与反拨。
1890年，17岁的陈嘉庚告别母亲及不满两岁的弟弟陈敬贤，带着对故国的思念，带着对故乡集美的复杂情愫，在厦门港登上了一艘开往新加坡的客轮——“美丰号”。同船300多位乘客，就有260多名是被掳掠而去从事苦力的“猪仔”。与他们相比，陈嘉庚是幸运的，毕竟，父亲已在新加坡闯出了一片天地，开创了一番事业，奠定了发展基础。
汽笛一声长鸣，客轮缓缓启动，陈嘉庚踏上了漂往异国他乡的旅程。望着“美丰号”如犁铧般划出的一道道白色波涛，他的心头，自自然然会涌出一股豪迈与自信、激情与誓言。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报效故土，这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传统，是每一位远离故土的华人的动力与支撑，陈嘉庚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这些凝练的字眼与积淀的传统于他而言，有着一番不同寻常的理解与阐释，赋予了新的意义与内涵，升华到一种超迈的境界与高度。
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南端，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面积618平方公里，当时人口18万，其中76%是华人。
新加坡的面积人口与陈嘉庚故乡同安县虽然相差无几，但它紧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是英属海峡殖民地首府，一处繁荣的港埠，经济、金融、航运、贸易相当发达。
陈嘉庚到达新加坡后，在父亲经营的米店里帮着管理现金、货款，并兼做记账员，一干就是13年。除娶亲结婚，创办惕斋学塾，安葬母亲三度回国外，其余时间，则全部耗在了父亲的米店。
在这13年中，陈嘉庚学会了经营，掌握了企业运作的有关程序与基本模式，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大街小巷，行驶着的虽是上海出产的人力车，晃动着的多是拖着辫子的华人，但当时的新加坡，毕竟是英属殖民地，西方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占据主流、主导地位。从17岁到30岁，表面看来，陈嘉庚在这13年时间里长期依附父亲，没有什么变化，事业也没有多大发展。而当我们深入底里，就会发现在这人生可塑性较强的13年时间里，陈嘉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中西文明两相比较，陈嘉庚会不知不觉地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正是在这种身与心的洗礼中，其人生观念、个人性格、思维方式、办事作风等逐渐走向成熟与定型。
1903年，父亲一手创办、经营的企业不仅破产，而且资不抵债，留下25万元高额债务。按英属新加坡法律，父亲负债，儿子无须承担债务。在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度里，面对父亲的债务，陈嘉庚完全可以“拍屁股走人”，置之不理。然而，深受“杀人偿命、父债子还”传统观念影响的他，为挽回父亲的信誉与声望，主动向债权人承诺：父亲欠下的25万元债务，全部由他来偿还。
在自我施加的沉重压力下，陈嘉庚以筹集来的7000元资金为起点，独自创办了一座名为“新利川”的菠萝罐头厂。资金有限，一切只有因陋就简：厂房以木板、茅草搭建，机器买二手的，采购原料赊账。他每日两次巡视生产车间确保产品质量，每日亲自接见商户代理，每日盘算结账一次，对工厂盈亏了如指掌，以便及时调整方略……
经过一番艰辛努力，罐头厂正如其名“新利川”一样，利润有如源源不断的大川大河之水哗哗流淌。
独自创办企业小有斩获，陈嘉庚继续掘进，看准了呈上升势头的橡胶种植业并介入其中，不久即获利25万元。
尔后，他又创立“谦益号”米行，经营房地产业，开办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
从1904年立志替父还债，到1910年营运总核算，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陈嘉庚不仅还清父债，还积有百万资产。诚如他本人所言：“一种实业的成功，不在初创时拥有雄厚的资本，而在经营得法与否为断。初创时都是极其渺小，经过长期奋斗，渐渐扩大，终成巨富。”
1925年，陈嘉庚公司达至鼎盛时期，他以橡胶业为主，兼营多种产业。特别是橡胶业，形成了集农、工、贸为一体的企业实体及产销对外贸易一条龙的经营方式，橡胶园扩大到60万亩，生胶厂、熟胶厂、黄梨厂等30多座，国内外分店100多个，遍布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代理商49处，公司员工三万余人，总资产以新加坡币计算，多达1200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陈嘉庚公司成为当时新加坡最大的企业之一，他本人则被称为星马橡胶王国四大开拓者之一。一时间，陈嘉庚以“华侨大实业家”之名驰誉海内外。
当年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地位极其低下，绝大多数靠卖苦力为生，被蔑称为“猪仔”。他们吃的是粗菜淡饭，住的是通风、采光极差的“鸽子笼”，等待着他们的，是两手空空、客死他乡的悲惨命运。
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普通华人，负债经营，创办实体，在西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阴影下，能够干出这么一番辉煌的事业，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与大多数华侨相比，陈嘉庚是幸运的。然而，陈嘉庚的成功决非偶然，有丰富的阅历与经验的积累，有诚信、毅力、勤劳、刻苦的支撑，更重要的，还有不断完善的谋划与审时度势的抉择。
其实，每一生命个体在人生的道路上，都面临着无数机会与挑战，就看你怎样选择与把握。
面对父亲的破产负债，陈嘉庚选择了责任与担当，这为他赢来了诚信；创办公司，他选择的是加强管理，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在多种可资拓展的实业中，他看准了橡胶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及军事方面的广阔前景，便大胆试种，成功后又不断扩大种植与经营规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料及产品运输发生困难，他选择了有利可图的航营业；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胶着状态，战争必需品重于消费品，陈嘉庚果断淘汰黄梨罐头业，发展橡胶制品，大量生产胶片，直接运销欧美市场……坚毅果断的正确抉择及脚踏实地的成功操作，造就了陈嘉庚庞大的企业王国。
其实，陈嘉庚可资利用的个人资源相当有限，负债经营起点低，而天赋也显得极其平常，他曾在《个人企业追记》中写道：“至十三四岁读四书注，始有解说，十六岁略有一知半解，既限于天资，又时读时辍，故虽就学许多年，识字甚少。”由此可见，陈嘉庚的天赋、直觉与灵感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格外卓异、特别超群，有如天才。
他的经商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诚实信誉、顽强拼搏、坚韧毅力、坦荡无私等个人优秀的内在品格。
我们将看到，这些品格在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中所起的作用会更其凸显。
陈嘉庚经商取得了异常的成功，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他将面临更多的人生抉择。拥有庞大的私人产业，同时意味着拥有随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选择的方式自然多多：可投资再生产扩大企业规模，可馈赠亲友，可供个人挥霍消费，当然，也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众所周知，在个人内在优秀品格的推动下，陈嘉庚选择了后者。
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方式与途径也有无数选择，修路、搭桥、建公园、办学校、造楼堂馆所等等，都属公益事业的范畴。在陈嘉庚眼中，“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于是，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兴教育、办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