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太好了，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打听矿上职工中有谁能教英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回去向我们校长说一说，你等着啊，笃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位老师前脚刚走，一位领导就一堵墙似地横在了她的面前--“李九莲，你想调去子弟学校？”
“我干电焊工身体吃不消，让我去子弟学校当老师吧……”
领导的脸色一下阴了下来：
“你别听他的，他懂什么事，嘴上有几根毛？教师队伍刚刚清理过，校长宁肯少开一门课，也不敢让你教书啊！不然，运动一来，又是一顶网罗牛鬼蛇神的帽子，校长担戴不起，我也得跟着倒霉！”
李九莲拿起桌上的饭盒，扭头就走了……
在这前后，矿上恢复“文革”初期砸烂的工会组织，会员名单公布出来，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
这年，李九莲才二十七岁，她本是一条普通却又自由的鱼儿，一条向往壮丽大海和辉煌日出的鱼儿，结果却游到一堵墙里来了，即使是出了狱，可心儿也始终在那堵墙里被嵌得牢牢的。猫儿般的现实在玩弄一条濒死的鱼儿：她得不到几掬水露般的爱，可她想将自己以血膏熬出来的爱奉献出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想更有效、更尽职地为国家服务，却愈加使她被这个国家所拒绝……
而这些无不缘于她的政治结论，无不缘于犹如一把以发丝悬在人们心灵上的克利达摩斯剑--运动。
运动呵，运动，“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的运动！
李九莲的小小斗室里，宿舍附近的山岗上，再也难听到那哀伤、幽怨的笛声了。牵着长长流苏的笛子，默默地挂在她的床头上，只见她常常向着那面墙而肃然长坐。也许她在想：这不只是一管与松风天籁为伴的笛子，也应该是一柄搅动山河、划过昏夜的长剑……
1973年末，在报纸、广播里，李九莲注意到一个越来越频繁的提法：“批林批孔的斗争”。能将林彪和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夫子拴在一起，这的确是需要巨大的想象力的，其中也一定深藏了什么难测的玄机。而此时处于中国的最低层、政治上也处于绝境的李九莲，她则是务必现实的，她有了一股愈来愈强烈的冲动：既然是全国公开批林了，林彪路线的实质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巨大祸害，将有可能被上上下下所认识。大气候变了，小气候也会变的，自己何不借此机会，澄清自己的问题，以洗刷自己的耻辱？
李九莲回到了赣州，打听了朱毅也正在家休假。她去找了他，想听听他的看法。俩人坐在八景台公园假山后的石椅上，朱毅看着她，身上依然是学生时代的穿着，不同的是眼角处有了几丝鱼尾纹，脸庞清瘦了，也黑了些，那是始终没有停止过思考的痕迹，那是亚热带的阳光与电焊弧光留下的痕迹……
他敬重她。“文革”中，他自以为了解了她，可以后发生的事，证明自己并未能真正了解她。
他想：不是想自己，而是想国家，不是谈私情，而是谈革命，不仅把个人打算和国家前途血肉相连，而且使生活命运和祖国命运不可分离，不仅赋予自己的人生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而且希望未来生活伴侣的生命有社会价值……仅仅地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她是革命者，已经不足以概括眼前这个同龄姑娘的本质了。想起她曾告诉自己的，在出狱那天，一个原地区革委会保卫部的专案人员这样对她说：“你在1969年反林彪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反动的！”他也觉得现在也许到了一扫“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尘埃，以还她白玉般的本质的时候了……
他说：“九莲，是不是这样，我们先去找曾昭银，事情是从他那里闹起来的，由他先提出这个问题，这样更有利。”
李九莲嘴角一咬：“不，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她嘴唇皮动了动，想说些什么，又终于没有说，在朱毅看来，她这是凭意气用事。他站起来，颇为冲动地说：
“不想去也得去！你别光考虑自己，你得考虑一下我，我还要做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将来我若要为你在社会上大喊大叫，先不让他知道，肯定是要伤害他的，我们打了招呼，他不肯站出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李九莲的眼里泛起了莹莹泪光，她似乎想压抑住，可没一会儿，还是哭出了声来……朱毅呵，难道你没有从这泪光里，从这哭声中，发现姑娘那缕情愫在蝉翼般地颤动？是由于你的粗心，抑或是你发现了，却由于你的正直，正直到面对一堵曾昭银已造成斗大窟窿的情感之墙，你也不愿就此探进脑袋。因为你宁可把人往好里想，也不愿把人想得太坏，你曾怪过李九莲，那封信上，她不该不写名字……
次日，李九莲将一封信交给了一个熟人，要他转交曾昭银：
“你要他表个态：如果他愿意帮我翻案，就翻，不愿意帮我翻，就把信当场交你退还给我。”
几乎是以鸡毛信的速度，信送到了地区工代会。办公室里，除曾昭银外，还有几个人在。如今的曾昭银，已非当年从部队上退伍下来的模样了，如果说过去他像一个四处飘零的破落户子弟，而今朝这个落魄的破落户子弟，已经穿上了一件崭新的干部服，油亮的小分头下，不仅有了满面的红光，而且有了矜持之色……
他接过信，以展读公文的姿态看了起来--
曾昭银：
自1969年分别到现在，不觉已四年了。
四年来，一直没有时间和勇气再见面。我知道，你是并不愿为我负什么责任的，但是我也并不希罕这个。四年来，我和祖国一同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我的思想和性格比以前深沉得多了。今天，历史证明：曾经爱过你的李九莲是没有错的。我能够有幸看到林彪的灭亡，是我一生的幸福。
我永远不会忘记四年前那个我落难的晚上。你送我回家，我站在陈家巷口的台阶上，看着你满腹忧疑、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也同样的忧疑满腹。回到家里，我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我检查了我所有的东西，但是没有毁掉它们。夜深了，人们都睡了，我熄了灯，在漆黑屋子里独自坐着沉思……几个小时之后，不速之客来临了，我措手不及，痛苦、难受、无法言状地折磨我……我翻滚在床上号啕大哭。之所以哭，想到的不是我，而是你，当时我只知道说：“我是不愿意连累人家的啊！”
妹妹她们劝说道：“不要哭了，说不连累也连累了”，幸好几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我的被害，原告就是你。我庆幸你用自己的手解脱了自己的为难。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无所谓的，因为……（作者注：原信如此）有机会清理思想我是乐意的。对于他们来说呢，一个这样的人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什么客气可言的？
我不愿多说这三年艰辛的生活，社会经验的知识会告诉你那里面的恐怖和可怕。三年中，我哪一天不在盼望历史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洗刷一个中华儿女爱自己的祖国而又被蒙上罪恶的耻辱！
我当时认为，没有二十年的艰苦备尝，我是没有自由的，我估计林彪还有二十年的命。我就在那里熬了一天又一天，渡过了三年岁月，才于1972年7月20日获得释放。出来之后，我从没有放弃过学习，尽力克服自己精神上所受的摧残，心理上受过的创伤，身体上的痛苦折磨，努力要求自己赶上人民群众前进的脚步。当我想到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已被人民识破其面目时，我就一阵阵庆幸。一阵阵无可言状的内心的喜悦。
然而，我必须同样坦率地告诉你。我是被关在革命的门外，被定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处理，被驱出境。林彪早都倒了，因为林彪而坐了三年牢房的青年，却仍然蒙受着耻辱。我必须告诉你：我被开除团籍，禁止加入工会，现在我有病也不能去治，要通过段长、矿长批准，在被驱出境到兴国之后，仍要受到这种与林彪未倒台时一样的待遇，也常常使我感寒心。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今天，亿万人民又跟着毛主席反潮流，英勇斗争了。我写这封信给你，就是希望你给以帮助：一来求得自身的解放，二来通过你更好地澄清路线是非。
两年来从未想到再来麻烦你，而为什么这次又求你？这件事为什么要你做而不自己做？因为只有通过你，才能更好地揭露他们对人民的欺骗，（他们还诬蔑我反毛主席）还事情以本来面目。我想你在运动中对情况的了解是较全面的。至于用什么形式，是大字报还是宣讲，你都可酌情考虑。
下面我再把我的情况向你讲一下……
（作者注：以下部分省略）
办公室的人听说是李九莲写来的信，众人的目光也就始终充斥着复杂的意味：警觉，怀疑，挑衅，猎艳……犹如考古学家考察一具木乃伊般地盯牢了曾昭银。室内的空气渐渐显得沉滞起来……曾昭银看完信，果断地向众人发布了自己的读后感：
“你们看看这个人，一有风吹草动，她就想跳，一有缝隙，她就想钻，也不想想什么叫‘反潮流’？”
室内的空气一下又如小夜曲般流畅起来……又几乎是以鸡毛信的速度，将信送回到李九莲手里。她听说了曾昭银的那番话，一股血直往脑门上冲。李九莲步履跫然地进了曾昭银的办公室，他架起条二郎腿，桌上一杯清茶，正坐那里看报。听到有人进来，从报上抬起头，一看是李九莲，颇是吃惊。
彼此打量着。这是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李九莲想起红卫兵这代人，这时不是离乡背井，在风沙雨雪里耕耘地球，就是在工厂里一手茧花，一身油花，不久前才爬到了一个可怜的一级工，或者二级工，自己的遭际就更不必说了。可也有眼前曾昭银这样的，灵魂抵给了魔鬼，却披起一件干部服，有模有样地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里，悠闲，自在，而且对无所事事的日子特别有耐心。因为年轻，也因为在“文革”中所学会的一套韬晦，他们坚信：眼下坐坐小板凳，或是冷板凳，都不要紧，老家伙们，还有陈阿大这等愚氓，终将被踢下台去，取而代之的将是自己……李九莲不禁脱口而出：
“你不要做涂烈式的人物！”
涂烈，原是江西的一个保守派头头。在造反派头头万里浪于“三查”运动中被打下去之后，他却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此时，已是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不久，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列举诸多事例，建议结合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实际，来开展“批林批孔”。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转了此信，并作为中共中央（74）七号文件发到全党、全国。至此，“批林批孔”正式成为一场运动而喧嚣全国。
毕竟人不在场是一回事，在场又是另一回事。估计情况是这样，如果说在李九莲没说出这句话之前，曾昭银还多少有点内疚，有些困窘，脑子里正在上了油的轴承般转动，如何讲几句既表示自已帮不了忙，而又不再伤害她自尊心的话，尽快结束掉这众目睽睽的尴尬场面；那么，在她掷出这句话后，他的内疚和困窘一下灰飞烟灭了，代之而起的，反而是一股浸透了恶毒意味的庆幸：这样也好，快刀斩乱麻，心软非丈夫！
曾昭银跳起来：
“你不要放屁，涂烈同志是什么人物，你李九莲是什么人？你是反革命！”
李九莲的手，几乎戳着了他的鼻子：
“你就是涂烈式的人物，你就是涂烈式的人物！”
他躲到门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门外：
“你这个反革命给我滚出去！”
“告诉你，这个案没有你曾昭银，我也要翻，翻定了！”
曾昭银一脸血红，恍如颤抖着的是一块刚给割下来的猪肝：
“好啊，那我们就较量较量吧！”
回来后，李九莲将情况告诉了朱毅。他强自镇静地听完，咬咬牙：“既然他这副样子……那好，我回全南了，你也得回兴国，去抓紧写材料，材料写好后，我们再来赣州见面。”
俩人紧紧地握了手，滋味万千的目光里，能准确识别出的都只有四个字：“祝君保重！”
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面……
1974年4月20日，朱毅回到了赣州。他没有料到，李九莲已经扔下了一根火柴，在章水、贡水汇合处的这座古城，烧起了一把火。李九莲在向矿山领导请假之后，就携自己的申诉材料回来了。她首先寄希望于那个“小气候”，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材料，寄给了地区公安局的负责人。“要求在解决路线问题的同时，对我的问题重新处理”，并表示了自己“不愿无端地将事态扩大到社会上”的良好愿望。此信似泥牛入海，黄鹤杳然。她又去地委、地区法院、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妇联，当面申诉，真是面孔一律，舆论一律，她无处不被斥责为“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
终于，忍无可忍了，经与几个关心自己的中学同学商量、斟酌之后，从3月19日开始，李九莲运用大字报的形式，在赣州公园贴出《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辟谣》、《我的态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等六份公开申诉，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否定“现行反革命”、“敌我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在公开申诉之前，张贴的是她1969年写给曾昭银的那封信。在中国，一封情书，竟以五年的血泪、五年的青春作为代价，这是罕见的；一封情书以大字报的形式，贴上街头，昭告世人，这也是罕见的。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命运的申诉，她抨击了“三查”运动和随后的“一打三反”在江西造成的人人自危、哀鸿四野的恐怖局面。她揭露了知识青年插队、干部走“五七道路”、城市小商小贩被驱赶下乡等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严重地践踏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公民的基本人权。她指出了程世清在江西不遗余力推行的工农业“两个突破”，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人民的生活贫困，其实质是为林彪反革命政变作物质准备……
这一切，无不使深受“林彪反革命极左路线”其害的赣南人民，顶灌醍醐，胸浇块垒。又因为紧扣着一个清白女子的坎坷厄运，更让万千群众为之情感跌宕，喟之叹之……公开申诉贴出后，陆续出现了七、八份个人署名的大字报，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李九莲，十几个单位也通过声明和标语的形式，表示坚决声援李九莲的“翻案”。一场“红色恐怖”之后惊魂未定的群众，更多的是未加表态，但李九莲一案，在一个多月里，已成了赣州市民们议论的热点，关注的焦点。朱毅也没有料到，曾昭银那天对李九莲讲的“好啊，那我们就较量、较量吧！”并不仅仅是一句气头上的话。
3月下旬以后，赣州地区工代会主任赖愈梁，去了南昌开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工代会由曾昭银主持工作。权力，犹如吸烟一样，是很能让人上瘾的。若运用起它来，既能显示自己的革命敏感性与主动性，又能借此将自己的对手于山不显水不露中置于死地，那么它就更像注射了海洛英一样，让人陷于迷狂。
这一生中，曾昭银还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过，也没有如此不分白天夜晚忙过：他布置下面人去赣州公园抄录大字报，搜集反映。他找地区红代会头头交换看法，酝酿对策。他去地区法院、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串连，与他们共同编辑出《李九莲现行反革命罪行的材料》。他起草紧急通知，以地区工代会名义，要地市各单位“组织适当力量，针对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有关材料，分专题写出大批判文章，抄成大字报，迅速张贴到大街上去”……4月13日，一纸铅印的《联合声明》，恍如大雪过后的满树银花，撒遍了赣州街头和大大小小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