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报告文学视为选择的艺术。这样的认识尽管存有明显的偏颇，但还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报告文学作家，虽然要具有现实的精神，可他不必去和新闻抢题材、争速度，报告文学是没有新闻那些灵便的条件和进出渠道的，简单的争抢必然失败。有人在强调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时，忽略这种差异，要求报告文学去和新闻较劲，要求报告文学作为匕首、投枪一般出击的想法也不很现实。在不少次重大的社会事件中，如大兴安岭火灾、1998年抗击洪水、2003年抗击“非典”等过程中，就曾经有报告文学的跟踪和报告。但是，不少作品由于简单表层的报道，由于没有比新闻提供更多的内容而流于一般，可以说乏善可陈。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对英模人物的报告过程中。在新闻已经狂轰滥炸的题材对象上，报告文学还要去凑热闹，结果是出力不讨好。报告文学是应当在新闻应当深入而来不及或没有深入的地方去发现和开掘，是要经过从全面到一点的选择来确定题材的。很多作家的成功经验表明，那些虽然个别局部，但却是相关着人们认识理解全局和整体社会人生的题材，那些看似不关紧要，却实际是社会人生矛盾焦点的题材，才是真正的好题材。并不是直接遇到什么就写什么，有什么就写什么，叫写什么就写什么。1978年，黄宗英接受邀请采访全国科学大会。
在会上，不少作家都紧盯着有很大名声的科学家，可黄宗英却在饭桌旁发现了秦官属这个科学精神很强，科学意志很坚定，但科学道路却不平坦，因为正值中年名气不大容易被忽略的人。黄宗英认为，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就决定选择秦官属这个人来报告。在此后经过直接深入的采访后，写出了着名的作品《大雁情》，轰动一时。因为作品发现和提出更应该关注奋斗在第一线的中年科学家的思想很重要，此后，还引动国家科委专门下发文件强调这个问题。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理由的着名报告文学作品《中年颂》产生的过程中。据说，《中年颂》是引发谌容小说《人到中年》和电影《人到中年》的起因。所以，报告文学的选材过程，也是作家认识理解和判断社会生活的过程。只有那些具有典型意义和价值的题材对象才值得作家去用力。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在题材选择上很不讲究，什么都写，什么都造不成影响。至于求怪猎奇、阿谀奉承的自不必说了。看似眼花缭乱，实际缺乏典型深刻的报告。报告文学的选材过程，不纯粹是个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检验作家社会人生感觉和观察思考能力的过程。徐迟说：“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是一个最富有时代感的人。”不关心时事，对社会人生的现实很少洞悉的人，是不适宜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很难相信，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能够写出引起大家关注的报告文学。“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没有对中国体育现状的了解和对体育运动的准确认识，赵瑜写不出《强国梦》；没有生态环境意识和对中国环境状况的了解，徐刚写不出《守望家园》；没有对中国航天历史和现实状况及国际航天局势的了解，李鸣生写不出《航天四部曲》（《走出地球村》、《澳星风险发射》等）；没有对“三农”的了解关怀，陈桂棣、春桃写不出《中国农民调查》等等。
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不应该简单的和现实题材画等号。我们倡导作家关注现实的题材，但是也不应该排斥那些通过现实的感觉和眼光对历史生活的重新审视和报告的作品。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在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的观点。郭沫若在李自成失败三百多年之后所着的《甲申三百年祭》之所以被毛泽东看重，难道不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吗？不要轻易地将历史题材从报告文学创作中清理出去。成功的事实证明，不少报告历史生活的作品，不但对现实的社会人生有影响和帮助，对报告文学的题材范围和行动舞台也是个很大的开拓。像钱钢的《海葬》、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等，在思想和精神上对现实提出的参考十分突出，就是个很好的证明历史可以帮助现实的实例。至于像钱钢、李鸣生、徐剑、徐志耕、王树增、赵瑜等人报告近当代历史生活的《唐山大地震》、《航天四部曲》、《中国长剑》、《南京大屠杀》、《远东朝鲜战争》、《革命百里洲》等作品，更是作家出于现实的感觉和理解与需要对历史的耕读报告，在历史的表现和现实的启示中，接近和深层的参与了现实的社会变革。我曾经给这些作品命名“史志性报告文学”，还主要是从其直观的内容来归纳它们的特点。这些包含了事件或行业、地方历史志成分的作品，是具备了不少“史志”的特点和作用的。它们在历史研究积存和现实比照理解等方面具有很丰富的意义。所以，人们欢迎并给予很好的评价。这样的肯定，并不是为那些没有现实意识和出于现实精神需要而纯粹的历史书写的作品辩驳和掩护。我不认为那些机械、简单地集纳历史资料和事件人物复制的做法是在进行报告文学的创作，更加厌烦那些既无历史发现和现实启示内容的文字堆砌现象。
报告文学是以事实和思想影响人继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对精彩美丽对象的赞美和对灰暗丑陋对象的鞭笞揭露，是报告文学都要面对的。认为报告文学的功能只是批判的观点是片面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问题并不在赞美或是批判，而在于是否值得作家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否对象真的精彩美丽和灰暗丑陋，作家是否出于事实、真诚和文明进步。我们过去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赞美的时候，既有像《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样的经验，也有《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这样的赞美王国福“穷革命”、“永斗争”的作品的教训。在批判的时候，既有黄钢《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这样成功的范例，也有许多不作是非判断跟风胡乱批判作品的记忆。同时，不管报告文学作家持赞美还是批判的态度，都应当是具有思想精神的内涵和文学的力量。小题大做，无法动人，调门再高，也不一定就是美妙的歌唱。
报告文学创作对作家综合文化素质的要求很高，作家应当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和准备大量体力劳动的付出。报告文学作家每一部作品的采访过程，都会是一本苦经。不少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他们是一些对社会人生走向文明进步有宗教般承当精神的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表现，是个要给予充分关注和强调的问题。不少标着“报告文学”字样的文字，距离真正的报告文学还有很大的距离。认为报告文学只是事实的陈列，不需要文学技巧的看法是错误的。艺术创作都有限制，因为有限制才能显出圣手。对事实的文学艺术化处理，可以形成有作家自己个性的风格特点。集中在某一个题材领域的耕耘，有助于读者对作家的理解和记忆。
将事实转化为文学，将思想作文学的传递，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实在不是个轻松的事情，作家应该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积累、体力劳动付出和才能发挥。报告文学创作，不像诗歌、小说创作，作家可以固守在某一个生活题材领域，抒情、叙事或是农村、都市。报告文学是一种题材开放的空间，选择题材时作家的主动性比较少。你不懂科学，却可能要去报告科学家，你生活在城市，却可能需要去反映农民的生活等。这种题材对象的不确定性，给报告文学作家的接受和表现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作家知识广博、善于钻研、长于吸收、勇于面对任何一个新的题材领域。当然，这不是说作家报告什么内容，就一定要成为什么专家，但基本内容的明了是必须的。徐迟写《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没有成为数学家，可“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回事，在数学研究中的现实状态等他还是作了很多调查研究的。所以，报告文学作家每每面对一个新的题材，都会是一次新的考验。要能够承受住这样的考验，报告文学作家就必须多学习，在更多的领域不断丰富自己的经历和知识。报告文学作家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并不是随便一个人就都能写出不错的报告文学的。有的人可以编出情节丰富的小说，写出韵味不错的诗，并不一定就能够完成一篇报告文学来。一个小说家在读过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之后，感叹说，这样的东西，“打死我，我也写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