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楼梯口出发
这是一间平常的办公室。
这是一间不平常的办公室。
临街区两边都是宽银幕那样宽宽扁扁的窗。窗外有绵延的招宝山、金鸡山，有直奔东海的甬江。
绵延的群山，把两边的宽银幕环绕成一片翠绿。
他没进屋的时候，我觉得这屋的风水真好。
他进屋以后，我觉得这屋的风水更好。
他看上去挺平常，一如他这总裁办公室。
他看上去很有气象，一如窗外奔流入海的甬江。
他在窗前坐下。他背靠着窗外的山，面朝着前方的水。他后方扎实，他前方蓄势。
当然，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稀奇？他那贝发公司是中国制笔业的No。1。
他穿一件浅灰短袖衬衫，不系领带，一身随便的衣着，只有一个亮点——衬衣口袋上别的一支贝发笔，光泽晶亮，很吸引眼球。
还有两个亮点，那是他的方正脸上的一对眼睛。不是那种黑又亮的眼睛。他的眼睛是一种莹莹的灰，像猫儿眼，这种眼睛在黑暗中在前途茫茫的时候也能看得清楚。
10来年前，1993年春的广交会。他没有摊位。只能拎着一只木箱，里边装着简单的笔。广交会上有摊位的才能找客户。像他这样的“小商小贩”只能给人轰来轰去。
他远远站着看看都有什么老外在问询笔的行情。然后退到楼梯口等着，等那些老外出来时，给他们看他木箱里的笔。
广交会上那么多正规摊主，谁能对一个小贩感兴趣？
一周下来，无人理睬。
“那很苦的。”我不由得说。天很闷热，我满头大汗，他大汗满头。
不过他笑个轻松笑个明朗：“苦是应该的。”
这样的襟怀。
闷热的天，变成明朗的天。
又过去了两天，他在广交会的楼梯口等到了一位中东客户。
他有了生平第一张订单——2万美金的订单。
他还有一个收获：拿到了十来个老外客户的名片。
任何一个大老板，都会有一大堆他看都不看一眼的名片。可是对于他，这十来张名片也是生路。
他至今想起那个楼梯口还充满了感动。
他站在楼梯口，把观察到的情报一一记下。第一，圆珠笔的市场很大。第二，目前最能打进国际市场的是哪几种圆珠笔。
这个楼梯口，实在是一个民营企业家起航的港口。
他叫邱智铭。
1993年他接过一个30人的制笔厂，做内销的。这么小的小破厂，当然只能做内销——所有人都会这么想。
可是，一个高高大大长着猫儿眼的人，总能看得更清楚：内销？靠什么竞争？没有资本没有关系，而且，邱智铭不愿跟人喝酒。内销的场合上，不喝酒能行吗？
干脆直接做外贸。
半年后，那2万美金的订单也做完了，经验也有一点了。他又去1993年秋季广交会。还是只能拎着个木箱来回走，还是常常站在楼梯口。不过，这一次，他拿到了20多万美金的订单。后来用10来个2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把货发走。
我说，这是用木箱拎来的集装箱！
他说客户要货是杂七杂八的，有的客户只要几百支、几千支笔。贝发一律最快地服务最好地发货。后来，有的小订单变成了大订单，小客户变成了大客户。
贝发呢，小产品变成大生产，小商品打出大市场。
1994年，贝发外销额是600多万美金。
1996年，2600多万美金，相当于当时上海4大制笔上市公司的总和。
从邱智铭拎个木箱躲在广交会楼梯口，白白地站了一周，到他那贝发相当于4大上市公司的总和，前后才3年。
但是邱智铭觉得，他只有产量，质量呢？和国外差远呢！远到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差这么远？
问题在哪里？
他去了制笔业发达的瑞士、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终于弄清了中国圆珠笔水笔的4个病灶：精细化工、表面涂装、精密模具、精密机械加工。
从楼梯口出发
回到宁波，他在贝发公司下边成立了4个研究中心和8个专业厂和一个保税厂。1997年开始，贝发平均每3天申报一项新的专利。1999年，终于填补了中国高档笔类的空白。
我说，你们贝发那时就是中国制笔业的最大吧？
邱智铭淡然一笑：“这个对贝发没有意义，中国最大对贝发没有意义。”
邱智铭坐在那里，背靠挺拔的群山，面对江水入海。宽厚的脸上，猫儿眼莹莹地笑着。
我突然觉得对邱智铭提出什么国内最大的问题，真好像对着音乐大师哼小调。
我想起哪儿看到的一条手机短信：“当今4大傻人——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成无效的，看着手机傻笑的。”我想，当今还有第5号傻人——对着大师哼小调的。
后来才知道，贝发的营业规模，是国内第二名的3倍以上。2003年贝发的年增长数量，就相当于第二名的产量。
“这个对贝发没有意义。”这位10来年前拎个木箱在广交会上被人轰来轰去的人说。
贝发的一款产品就可以做到500万美金。贝发的订单做不过来，开始抓大放小，抓顶尖、抓主流、抓品牌。
但是邱智铭从2000年就早早地预感着一种危机。
大，不等于优势；强，才是优势。只有做得更好，没有做得最好。贝发人开始骄傲，这是观念的障碍。贝发的人才储备不足，无法带动可持续发展。贝发请来国内外管理咨询公司，把研发、生产、销售平面捆绑，把行政、后勤上下拉动，把自己的技术人员送出去学习，把国外的专家请进来合作。现在，人才团队形成了，规范的管理重组了。邱智铭可以更多地思考公司战略性的定位和阶段性的目标了。
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正在面对第二个开创期，或者说正要面对一个新的困惑期。邱智铭说，民企较之国企的优势，在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国企较之民企的优势，是有人才储备。
贝发是混合经济式的民企。邱智铭提前储备好了人才。那么，贝发兼具民企和国企的优势了。
贝发已经出口40多个国家，销售了35亿支贝发了。其中6家客户是世界500强。光是2003年，就创汇6620万美金。贝发在国际上产量第3，营业额第12。邱智铭清楚贝发下一步的目标。
邱智铭请国内外咨询团为贝发把脉的费用，是600万。总有人对他说：邱总，你有钱为什么不投资房地产，宁波房价涨幅连续4年全国第一，做房地产那是稳赚大钱的。邱总笑，说人生总是有很多诱惑，得挡得住。他么，聚焦做好一件事——把制笔的民族工业做大做强做成全球化品牌。
我想，这才是挡不住的诱惑呢。
从邱智铭1993年守在广交会的楼梯口，不过10年！贝发，从楼梯口出发！
他那猫儿眼又莹莹地放光。
2002年9月，世界500强之一，世界最大的文具公司美国的TESCO授予贝发一块技术创新的奖牌。全世界有600多家文具供应商，TESCO只发一块奖牌。
我看着邱总办公室里这块晶亮剔透的奖牌，想着那六百分之一的金贵，不觉痴痴地笑着。
当今傻人第6号：对着人家的奖牌傻笑的。
公主的宝典
“喂！”黄新华刚跟我说话，他的手机就响了。
那手机有多动症，时不时地震动着，蹦跳着呼唤他，恨不得叫他全世界都不要搭理，光搭理手机一个人。
当然，这手机里边也几乎有了全世界。他那新海打火机远销30多个国家。
黄新华只好眼睛看着手机和我说话。他灵动的小个子，瘦削的瓜子脸，那对双眼皮大眼睛，好像占据了脸部的半壁江山。
看着这半壁江山的大眼睛，我想起潘长江小品里的一句话：浓缩的都是精华。我想，就是这双眼睛，能在几年里两战韩国，又战欧盟，3次获得国际反倾销的胜诉，又3年在打火机行业里连续自营出口全国第一。
“要做到第一是很难的！”他伸直一手指，人挺了起来。
那表示第一的手指把人一下提了起来，近乎弹跳了起来。他的眼睛大亮，那半壁江山好像灯光大作。精神的光辉使他比一屋子的人都高大光彩。
不是生来的高大，是经过了升华以后的高大。
我问他和老外打官司是不是打赢很难？
他说：打得赢！比在国内好打！
当然，这“好打”两个字的后边，是步步缜密艰苦卓绝。
2002年，欧盟反倾销调查委员会于5月27日正式立案进行中国出口打火机的反倾销调查。寄来的反倾销调查表连起来有4层楼高。光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有200多页。要填写一年的数据，光是原材料成本一项，国内只分为耗料、耗工、耗费3项，欧盟列为20多项3226个数据。按照国际惯例光是成本耗费，就包括原材料、工资、财务、包装费、研发费、运费、保险费、广告费等等。
等等。
而且，在第15天之内必须报给欧盟，过了期限，就不承认你的申诉了。
我想起童话，常有类似的故事：骄傲的公主对追求者说，你必须在多少天内淌过99条河，翻过99座山，打败99个硬汉，然后取到宝藏见公主，否则就杀头。
面对骄傲的公主，新海请来6名翻译和一名比利时律师。第十五天，一叠连起来比4层楼更高的调查表和答辩材料，递到了公主跟前。
黄新华说，一开始大家看到欧盟那一大堆的调查表，情绪特别大。后来，一个个问题答下来，才明白，如果把这些问题串起来，就是一部现代企业管理的宝典。
我想，也可以叫：公主的宝典。
黄新华说，国外的游戏规则细密规范，官司反而好打——有法可依。2003年7月官司一结束，黄新华把20多人的反倾销小组，转成企业管理升级整改小组。
打洋官司花费200万，不过因为从此制度规范成本下降效益上升，到去年8月已经换回上千万的收益。
2003年7月15日，EFLM代表欧洲打火机行业致函终止对中国打火机反倾销申请。
中国打火机出口欧盟的贸易壁垒取消了。
或许，当年老外怀疑中国打火机是倾销，也不是没有道理——人家怎么能想象一只打火机可以卖到这么便宜呢？
他们怎么能想象宁波慈溪人，一分钱也赚，一个集装箱80万只打火机，年产3。6亿只打火机，那是多少钱？
而且，欧盟在2003年4月宣布通过CR法规（欧盟技术壁垒）的时候，新海已经拥有国内首家突破CR法规的5款打火机，又在美国、欧洲申请了专利。新海有国内专利147项，申请国际专利8项，申请日本、美国、欧洲等质量认证产品20多个等等。要想赢诉讼，先要有内功。
新海人爬过99座山，淌过99条河，找到的宝贝，就是公主的宝典。2003年7月15日，新海胜诉。欧洲一家企业立刻在7月20日与新海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然后又有，又有，又有。
现在，公主向新海走来了。
黄新华那只多动症手机，一直在蹦蹦跳跳地催他：那边几个外商在等他呢。
又来了几位公主？
黄新华的眼睛很难离开手机。他习惯地看着手机讲话，倒好像是看着讲稿讲话。慈溪的老板都是全球通——全球跑。黄新华练就了同时面对来客同时面对手机的内功。
新海10年前才创业。那时黄新华想自己能开个模具厂就好了。后来目标前移——能有几百人五千万就好了。后来又后来，他伸直一手指，把人一下提了起来。他那半壁江山的眼睛灯光大作——一个人，当他想着第一的时候，不管是这个第一还是那个第一，他精神的升华，使人的魅力最大化。
那一瞬间的黄新华，比4层楼高的调查表还高，比3。6亿只打火机的光亮还亮。我想起莎士比亚的话：人呵，你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如果微软在中国
喜欢欧洲，常常是因为喜欢古典。
走进瑞士的“Reuge”，这是一家两百年的八音琴老店。一个个老师傅，低着头坐在那里敲敲打打。好像，他们已经敲打了两百年，好像，他们1798年就坐在这里了，就这样敲打到两百多年后的今天。
八音琴转动着舒缓的乐声，老师傅继续着作坊的活计。在现代喧嚣社会里突然看到这样一幅被定格在那里的两百年的油画，就觉得古老文化和传统，是这样地美好这样地令人心动！
说起瑞士，总会联想到钟、到表、到机芯、到发条。250年前，欧洲的建筑上，就有各种八音琴。因为做在建筑上，想做多大都行。“Reuge”是第一家把音乐装进盒里的，musicbox。
于是有了作为工艺品的八音盒，有了八音盒带来的故事和传奇。
二战结束后，驻在日本的美军，收到不少家里寄来的八音盒。日本人看到八音盒的市场，1946年开始研发。日本制造的标准型机芯，批量大而价格低。瑞士的师傅们，从此只能做高级礼品的八音盒了。
瑞士“Reuge”的老师傅们还在一个一个敲敲打打的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一个中国人，也开始个体作坊式的劳动了。
这个人叫竺韵德。清皇帝享用洋人进贡的八音琴的时候，恐怕想不到，到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宁波的工程师竺韵德都没有八音琴的概念。中国一句古话叫做：衣食足然后知荣辱。我想，也可以说衣食足然后知八音盒。
竺韵德知道八音盒的同时，也知道了中国生产八音盒的厂家，其实是做外盒，机芯都得进口，而且只有卖方市场，卖方说了算。因为，日本芯占领世界市场95%以上，已经40年之久矣。
没有竞争，就有垄断。
与其埋怨别人，不如埋怨自己。
牢骚和嗟叹是奢侈品，奋发和执着是必需品。
竺韵德开始机芯研发，用一百倍、一千倍的放大镜观察机件加工时留下的痕迹，从痕迹追索工艺路线工艺方法。
我写的这短短两行字，他用了足足9个月时间和30多万元钱。
钱是他向亲朋好友筹借的。虽然大家深知竺韵德的品格，谁都不要他打借条。但是这样欠下的情份，比打借条欠下的债，对他更有压力。那9个月的时间，更像一个走不出的怪圈。各种怪言怪语形成了一个个怪圈：中国人都做不出来，宁波人就能做得出来？宁波人都做不出来，你一个竺韵德就能做得出来？
一介书生，不会辩论，只有埋头苦干，只有忍气吞声！
竺韵德原先是国企厂长，辞了。
竺韵德现在做机芯研发，拼了。
竺韵德终于研发成功的时候，傻了。
他好像真空了。一切都掏空了。
那是1991年9月底。到这一年年底，他研发的机芯以低于日本50%的价格，国内外销售84万只。
到92年初，春节快到了。各地来要货的，还等在宁波，带着几乎没有希望的希望。
竺韵德自己也想不到，他的产品一上市就下不来了。有一位从福州来要货的，在宁波等了两周了，来的时候要买10万只，但是只拿到一万只。他对竺韵德说，昨晚他去商店买了样东西。竺韵德说什么东西？他拿出一盘军队打包用的厚帆布带。
用帆布带上吊？
竺韵德急得说可千万不能走这条路，无论如何也想办法春节前先给你3万只，其余节后再给。
那位福州男子握住竺韵德的双手，任凭热泪流。
如果说竺韵德研发成功时，傻了；那么此刻的竺韵德，是醒了。
责任！
一定要最大批量地满足市场。
而且，他没有接触到的多多少少领域里，还会有多多少少的产品需要研发需要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
他想，“国家”两个字，是一个概念。是众多的企业竞争力的合力。如果波音是在中国，如果微软是在中国，如果美国这些大企业都在中国，那么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就倒过来了？
企业，不仅仅是为国家创造利税，还承担了国家、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众多企业的产品硬气，国家讲话也就硬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