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勤于能。仅有勤政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勤政的能力。如秦汉对基层小吏有“文无害”《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的要求，意即对各种律令、政事、条品、文牍、故事皆通晓无滞，这实际就是一种从政的能力。出土的汉代简牍中常见“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参见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的字句，也是汉吏必须具备一定文化水准能力的标志。唐开元宰相姚崇在蝗虫灾害发生时，不仅严斥蝗虫是神虫不可灭杀的谣言，而且提出了灭蝗的具体办法，避免了一场大灾。参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柳宗元在柳州为刺史，废除“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唐］韩愈著，［宋］王谠注、［宋］王俦补注《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二《柳子厚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
的残酷风俗，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开垦荒地、植树造林，事必躬亲，深得柳州人民爱戴，死后当地人民为他立了庙宇，岁时祭祀，奉若神明。元人编纂的《吏学指南》一书中，将“尚能”与“尚勤”并重参见［元］徐元瑞撰，杨讷点校《吏学指南》，见《吏学指南（外三种）》。，作为历代吏治的经验，无疑是一个卓识。
从多方面加强官吏的教育而不仅仅是强调个人的廉洁，是中国古代廉政教育的特色之一。这不仅使官吏具备了廉政的素质，也具备了廉政的能力。
（四）“廉吏，民之表也”——弘扬正气、揭露腐败
孟子说：“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序。汉文帝说：“廉吏，民之表也。”《汉书》卷四《文帝纪》。这都意指榜样的作用十分重要。中国古代廉政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注重树立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既注重发挥楷模、榜样的力量，也注重揭示阴暗面，将贪官污吏公之于众、书之于史，以警示后人。我们试从如下几个方面略予论述：
1.帝王以身作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盐铁论·疾贪》载曰：“夫上之化下，若风之靡草，无不从教。”这都是说君主、“上”的表率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大凡君主注重节俭、勤政重民，社会就能相对安定，出现经济繁荣、天下大治的局面；如果君主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贪利残暴，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历史上很多有为的君主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对自己的言行时刻注意，以身作则，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汉初文、景二帝，厉行节约，轻徭薄赋，使中国统一的封建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参见卜宪群《创业与守成——论西汉“文景之治”》，载《光明日报》2000年7月21日。东汉光武帝刘秀“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序。，这对东汉初年廉洁风气的形成有极大的作用。三国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他去世前遗嘱：“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由于曹操在用人上“尚节俭”，并且自己作出表率，“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和洽传》。这种做法虽有“矫情”之嫌，但对于纠正汉末官场奢侈浮华之风是有益处的。东晋元帝“性简俭冲素”，他不仅不许在宫殿里“广室施绛帐”，而且拜贵人时“有司请市雀钗，帝以烦费不许。所幸郑夫人衣无文采。从母弟王廙为母立屋过制，流涕止之”。《晋书》卷六《元帝纪》。元帝以身作则的节俭行为在社会动荡的东晋初期显得尤为珍贵。隋文帝杨坚“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书》卷二《高祖纪》。。宋太祖赵匡胤生性简朴，“躬履俭约，常衣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青布缘苇帘，宫闱帟幕无文采之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四年。。朱元璋在总结前代覆亡的教训时对臣下说：“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人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压众心，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鉴，不可蹈也。”《明实录》附录《明太祖宝训》卷四《戒奢侈》，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年。封建帝王的“节俭”当然是有限的，但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能够以身作则，对于当时政坛上廉洁风气的形成无疑是有益的。
2.弘扬正气，表彰廉吏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深刻认识到，官吏自身的廉正是社会得以治理的关键。治民必先治官，治小官必先治高官。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董仲舒说：“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唐太宗也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道》。朱元璋更是经常劝诫属下治人必先自治，正己以率下。参见《明太祖实录》，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年。《盐铁论·疾贪》说：“今大川江河饮巨海，巨海受之，而欲溪谷之让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盐铁论·刺权》说：“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五代上》中说：“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明确地提出廉政的形成在官吏而不在百姓，在高官而不在小官。
基于这种认识，历代封建统治者非常注意褒扬“廉吏”、“循吏”，树立他们的形象，以期达到表率的作用。西汉九江人召信臣历任南阳太守、河南太守，所在“好为民兴利”，“务出于俭约”，“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汉书》卷八十九《循吏列传》。蜀郡守文翁在郡兴办学校，开风气之先。汉哀帝元始四年（4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祀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汉书》卷八十九《循吏列传》。。 “应诏书”是指蜀、九江二郡认为文翁、召信臣二人的政绩符合中央的精神，上报中央政府，希望得到表彰。而汉代统治阶级以国家形式褒扬“有益于民”的官吏，其目的是扶正祛邪，树立官吏勤政为民的形象。西魏苏绰“性俭素，不事产业，家无余财。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他为西魏文帝宇文泰制定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六条诏书”，由于积劳成疾，四十九岁即病逝于任上。下葬时，文帝“又遣使祭以太牢……自为其文”。《北史》卷六十三《苏绰传》。当然，对廉吏、循吏除了采取国家祭祀的方法外，更多的则是采取增秩、升迁以及赐予死后哀荣等方式予以表彰。《汉书·京房传》载：“（焦延寿）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汉书·霍光传》载：“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汉书·循吏传》序曰：“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汉代循吏朱邑“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从一个乡小吏升迁至九卿之一的大司农。他死后“家无余财”，皇帝不仅下诏表彰他一生“廉洁守节”，而且“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汉书》卷八十九《循吏列传》。蜀国丞相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后追赠“武乡侯印绶”，谥为“忠武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康熙说，凡地方官者，能持己为正，不为非法之事，即称良吏，“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宜加优异，以厉清操”《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七《陈瑸传》。。
的确，中国古代对廉吏的理解范畴十分广泛，只要他们勤勤恳恳地为官一方，无论官职大小，有为的君主都会竭力奖励，昭示世人。其根本宗旨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但对于特定时期廉洁从政风气的形成也有很大推动作用。我们注意到，无论被统治阶级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还是其他杂史、野史等，凡涉及人物，都特别注意他的节操，即便细微，往往也载之于史册。自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开《循吏列传》后，中国传统的所谓“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大都有《循吏传》、《良吏传》等。宋代费枢还撰有《廉吏传》，专门收集廉吏事迹。而早在《周礼》中，就对“廉吏”的概念有着较为清楚的描述。统治阶级之所以如此重视对“廉吏”的分析与宣扬，其目的显然在于要为各级官吏树立学习的楷模。这对于廉洁为政光荣、贪污腐败可耻的风尚形成十分重要。正是中华文化这种悠久的传统道德教育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宣扬，使为政者受到多方面的熏陶，为他们廉洁从政奠定了必要的道德思想基础。
3.揭示丑恶，警示后人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对贪污腐败、行政不作为的危害性就有较深刻的认识，如《诗经》中就把贪官污吏视为“硕鼠”。晏子则把他们比喻为“社鼠”、“猛狗”。《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云：“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五代上》中说：“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清圣祖康熙也说：“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三。将贪赃枉法视为国之大害，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因此，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充分揭示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予以严惩，以警示后人。如《后汉书·梁统传》记载了贪官梁冀的种种不法行为，他死后，有司“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史称明太祖亲定《大诰》，严惩腐败，《大明律》中更将《吏律》放在首位。洪武三十年律规定：有禄人枉法，“八十贯，绞”，不枉法，“一百二十贯，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无禄人枉法，“一百二十贯，绞”，不枉法，“一百二十贯之上，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更有甚者，“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警心”《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重惩贪吏》引《草木子》。。明太祖用刑残酷，对官吏贪赃施以重刑。除一般刑罚外，还有捶楚、别足、挑筋、凌迟、族诛、抽肠、剥皮等酷刑。这样做的目的是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中国历史上经常有所谓大赦制度和赎罪制度，但是往往不赦、不赎贪官及其后人，其目的显然是让人们记住前车之鉴，要让贪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汉书·贡禹传》说孝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东汉本初元年（146年）下诏说：“臧吏子孙，不得察举。”《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唐朝是历史上大赦较为频繁的朝代之一，但诏中大都强调不赦贪官污吏。元成宗曾下诏：“今后因事受财，依例断罪外，犯枉法赃者，即不叙用。”《元典章·刑部》卷八《犯赃再犯通论》，山西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4年。为贪一时，殃及数世，这对于现任官吏无疑有着巨大的警示意义。
（五）“观风俗，知得失”——民歌民谣的监督与教育作用
在中国古代的廉政教育中，民歌民谣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民歌民谣推动着廉政教育，也推动着廉政行为的发生与发展，特别是对特定地区、特定人物的廉政与否能够起到很大的鼓励和督察作用。古代民歌民谣属于民间舆论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声、民意、民心，具有匡正时俗的功能。《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礼乐志》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隋书·经籍志》说：“古者……孟春，循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记。”这些都是指“诗”有督察的作用。民谣，也是一种舆论形式。民谣以口头相传的形式出现，但在貌似谐谑调侃、讽刺嘲弄的流传形式中，却表达出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文心雕龙·谐隐》指出，民谣“意在微讽”，但却“有足观者”，并且有“抑止昏暴”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