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留存起源于各种不同的情感，也起源于不同的机缘。
人们因欣喜或者感悟而写文章，或者，怨恨、愤怒、困惑都可以点燃著作的激情。甚至于，猎奇、宣泄，心理上的乐趣也同样可以造就文字的流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出于名气或者金钱的考虑。而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
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当我在某一个早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在空蒙中的历史人物时，我就如同在注视着实验室玻璃房子里的标本——我感受不了他们真正的气息，嗅不到散发着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气息。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如早些年乡间田野里上映的皮影戏一样，只是模糊地显示在白布上，它们很难有清晰的五官、气味以及声音；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根根无形的细线在操纵。而我所呈现的羞赧呢，是因为时间对历史体无完肤的剥夺，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一个真实的个体。那些历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简洁版或者省略版。相对于从前的时代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仅仅是面目全非，而且从精、气、神上，也渐渐失去一脉相承。我们无法把自己沉浸在如水一样的岁月中，品尝着时间的体温和况味。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一直如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类的源头；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呢，感觉已不再是顺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漩涡——这让我真正地感觉到，人类和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困惑和迷离了，人们在本质上对于时间已经力不从心，无法解读了。
写作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实际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最初的写作中，我一直是在写小说，写散文，通过叙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领会。后来，我的小说创作搁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将那些情节炮制得完整。当然，对于小说，我缺乏热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当代小说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些小说太流于技术性，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它们只是笨拙地复述一个又一个恶俗的故事，浅薄，干涩，既没有想像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狭隘和丑陋来。这样的方式，就一种艺术形式来说，已经失去了对于美的召唤，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渐渐远离了小说，也远离了世俗的泥泞。而散文呢，在写作若干年之后，它又很容易让自己脱光了身子，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说，散文很容易把人写空，不仅仅是别人，连自己，也会油生一种厌倦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达和探寻，我不得不尝试另一条新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更为贴切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思考。就我短暂的人生而言，我终究是要表达的，也是要构建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写作一直是一条幽深的路径，它所连接的，是个人的生命感悟与巨大的生命本来。这样的路径弯弯曲曲，充满艰辛，险象环生，神圣地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后来，我找到一种借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电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里，似乎没有一种艺术形式比电影更丰富了，可以说，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艺术形式，甚至，浓缩了语言所无力企及的东西。电影真是时间在这个时代里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基于此，我尝试着用文字来解读电影，通过解读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来探寻人类的生活之路和心灵之路。看电影的过程，我就像一个潜入水底的人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丛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样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过。
电影丰富了我单调而乏味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也是那样的单调；没有想到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也是那样的单纯——生活的多彩在于独特，每一个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复杂呢，在于伸张得如此开阔，它们比星空更加广袤，更加幽深；而单纯的意义又在于，所有的命运都是殊途同归，那些过去的，曾经辉煌和独特的人物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电影让我活着无数人的人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灵。这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庆幸。
然后，我又尝试着用文字去写作徽州，尝试着伸出文字的指尖来触摸那一边虚空。在指尖哆嗦的探寻中，分明可以感觉到文化和历史的触须如小鱼一样舔啜。历史与文化一直有这样的特性，它总能在接触生活时复活，通过当代而变成活生生的历史。徽州只是我身边早已存在的一个标本，通过对徽州的解剖，我了解到了文化的经脉和穴位，也宣泄了很多关于古代与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我的文字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时，也映亮了我的内心世界。
一直到近来，我意识到，我还必须真正地认识，或者说真正地剖析一个人；通过剖析来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深层次的了解和领悟，并且，通过内心的重演或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人应该是位居高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内心的宽广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这种世俗的高度以及内心的宽广度。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人杰天造地设的，它从来就是偶然性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机缘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只能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巅峰看风景。但一个人却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活着别人的人生，流淌着别人的思想。对于我来说，认识并且真正地明白这样的人物，既是与世界的一次深层次的沟通，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内心拓展，并注入一种强大的力量。与这个世界上所有芸芸众生一样，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内心的宽广度。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条河，但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是有区别的，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成为这个世界最宽广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这个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遭遇了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选择进入李鸿章，是有充足理由的，在合肥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去那个步行街上的李府，甚至连这样的冲动都没有，原因是一直对于李鸿章有着天然的隔膜。我在少年时从银幕上所见的李鸿章，留着山羊胡子，阴险毒辣，城府极深，让人心存忌惮。再看看当时书籍的介绍，除了当官、镇压、两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连三地签下很多割地赔款的协议，把好端端的一个大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因此，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对他一直没什么好感。况且，那个李府也不是李鸿章的原住所，只是他弟弟李鹤章的一处房产，后来出于宣传和旅游的需要改建的。这样的赝品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更懒得去了。
但近来还是陆续读了许多有关李鸿章的书。不读还罢，一读之下，对于李鸿章了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鸿章身上涵盖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他仿佛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谜一样的思想，谜一样的人生，烟笼雾锁在这个人的身上。
搞不懂，或许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太多了，也太复杂了。那不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为人处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还有时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旧道德、旧文化、旧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那种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东方和西方板块撞击后也在他身上表现出足够的“熵”效应。在李鸿章的身上，既承载着旧时代的荣光和底气，也承载着遭遇变故后的支离破碎、迷茫委顿。世界进展到18世纪初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纷争之后，有了短时间的平静。西欧列强在抓紧完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在征服东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再相互倾轧，而是携起手来，开始向东方倾销工业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现出来了，野蛮而嚣张，这使得内敛而文雅、注重内部和谐的东方文化感到极不适应；在技术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西方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西方和东方的距离，欧洲列强可以通过海上轻而易举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在国力上，欧洲诸国突飞猛进，而中国自乾隆之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不前。长时间闭关锁国的统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渐降低，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维、科学观念以及基督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欧洲的社会运转，速度和效率明显高于中国；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远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
那是一个西风劲吹的时代，也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些人自惭形秽，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则思变。坚硬在变得松软，自信在变得脆弱，沉着在变得浮躁。李鸿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国门打开，洪水猛兽如决堤之水一样涌入。对于迟重、缓慢的东方古国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中国人真正第一次认识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还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识到另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强劲力量。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文明，像湿热的海洋季风一样扑面而来，一下子将这片国土上的旗帜和书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地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