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德国投降时，艾森豪威尔已然成为打败**的盟军部队的象征，成为建设美好世界的希望。他享有巨大的世界声誉。他激起一种自信，令人感到惊讶，却难以精确测量。德军在兰斯投降后的几个月中，只要有重大工作需要完成，他的名字自然就会出现。爱德华·默罗告诉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使联合国发挥作用的人。工党政治家西德尼·希尔曼说，艾森豪威尔是引导德国走向民主的“唯一人选”。艾伦·布鲁克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战争再次爆发，“我们将把所有人力与物力交给您调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家都认为艾森豪威尔是能为他们党赢得1948年总统大选的“唯一选择”。1945年7月，杜鲁门本人也对艾森豪威尔说：“将军，无论您需要什么，我都会给您办到。这当然也包括1948年的总统职位。”
艾森豪威尔本人却向往平静的退休生活，或许还会写点东西，讲讲课。但是实现这一心愿他还要等十六年，因为国家需要他继续工作。既然他是能够胜任工作的“唯一”人选，所以他有接受这些工作的“义务”。他担任了五个职务：德国美军占领区司令、美陆军参谋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统帅和美国总统。他喜欢这样的挑战、刺激和工作乐趣。从54岁至70岁，他太积极，太投入，太活跃，早就将退休一事抛诸脑后。再说，他也并非对权力及其运用无动于衷。
虽然艾森豪威尔战后的事业使他处于世界权力的巅峰达八年之久。但他一生中的伟大时刻早就成为往事，再也不能感受到往日的满足——没有什么事能够超越诺曼底登陆和兰斯。
【和平】
当德国投降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时，用丘吉尔的话说，这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喜悦的时刻”。各种狂热的庆祝活动也如期开始了。这些活动虽然令艾森豪威尔筋疲力尽，但也让他倍感舒畅。
庆祝活动于5月15日开始。他接受邀请，前往伦敦度过一个晚上。约翰、凯、吉米·高尔特和布雷德利与他同行。他们带了十八瓶兰斯最好的香槟酒，在多尔切斯特旅馆吃了一顿自助餐，然后去剧院看戏。凯的母亲也和他们在一起。在剧院的包厢里，凯就坐在艾森豪威尔的身旁，结果就有了那张众所周知的照片，坊间多了关于他们两者关系的风言风语。这是三年来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观看演出，第一次在饭店里用餐。实际上，这也是他自从1942年7月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变得如此出名，如此受人欢迎。剧院里的人见到他，拼命欢呼叫喊，大叫“讲话！讲话！”他从包厢里站起身来，说：“非常高兴回到英国，因为这个国家的语言我差不多也算会说。”
当年6月，在伦敦市政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丘吉尔坚持要求艾森豪威尔参加正式庆祝活动。艾森豪威尔请求庆祝仪式“要避免过于美化我个人的作用，因为胜利属于我所属的盟军团队”，但丘吉尔没有理会。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他得知自己将在一间古老的、布置得极尽奢华的英式大厅内，向包括英国所有高级军事将领和文职官员在内的广大听众发表重要演说，并接受威灵顿公爵的宝剑。一连三个星期，他每天晚上都要准备讲稿，并向布彻、凯和其他愿意听的人大声读了无数遍。
庆祝仪式在6月12日上午举行。仪式开始前一个小时左右，艾森豪威尔独自一人到海德公园散步，整理一下思路。结果他被人发现，一群表示祝贺的人围了上来（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某个城市单独外出）。他不得不请一名警察来救驾。他和特德乘马车从多尔切斯特进入伦敦城，经过圣保罗大教堂前的废墟和瓦砾，来到留有轰炸痕迹的市政厅，从头戴假发的伦敦市长手中接受了宝剑。
接着，艾森豪威尔开始发表演说。他说，接受如此崇高的荣誉使他有喜悦，也有感伤，因为“任何受到喝彩的人必须保持谦逊，因为这份荣誉是他的同伴用鲜血，他的友人用生命换来的”。
他说：“我来自美国的中部。”他谈到阿比林和伦敦在历史和面积上全然不同，但接着他谈到了两者的渊源。“一位伦敦市民……愿为保卫信仰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而斗争。一位阿比林的公民也会这样做。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时，泰晤士河谷与堪萨斯州农场的关系也就更为亲密。”接着，他再次提到了自己领导过的“伟大团队”。“单凭一人之力，无法赢得胜利。如果我有马尔伯勒公爵的军事才能、所罗门的智慧、林肯的理解力，如果没有千百万英美士兵的忠诚、远见与慷慨，我仍然无能为力。”
第二天，伦敦的报纸把艾森豪威尔的演说比作葛底斯堡演说，艾森豪威尔称这些都是“溢美之词”。演讲结束后，丘吉尔把他带到阳台上，向聚集在阳台下面街道上的三万人挥手致意。艾森豪威尔对着要他讲话的群众说道：“你们也许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伦敦人。我有权利像你们一样站在人群中欢呼。”这给公共关系专家布彻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艾克这些话讲得非常自然，仿佛已经排练了一个星期。”
艾森豪威尔的凯旋安排在6月下旬。大批民众前来迎接，他发表了无数场演说。最重要的那次是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为了这次国会讲话，马歇尔给了他一份讲稿，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感谢，但表示自己喜欢即兴发表演说。结果他讲了一大通陈词滥调，好在他讲得极其真诚，感情丰富，深深地打动了听众。议员们站起身来，为艾森豪威尔鼓掌欢呼。这是国会历史上鼓掌时间最长的一次。大厅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要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够以总统的身份站在讲台上，那绝对是无比精彩。
当天晚些时候，约翰陪同父亲飞往纽约。当他在飞机上坐好后，艾森豪威尔说道：“唔，我要考虑一下到了那边说些什么才好。”据估计，约有两百万人等在市政厅外听他演说。他的演讲主题是《我只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堪萨斯农家孩子》，《纽约时报》称赞他的这篇演讲是“杰作”。
到处有人请他去演讲。请柬像潮水般涌来。名人富豪、知名团体和老牌大学的负责人、朋友……都要他去发表讲话。所有的邀请都是出于好意，他不忍加以拒绝。但他对一位朋友说：“我最怕的就是当一个饶舌的将军。”他尽可能地把演说减少到最低限度，除了在伦敦市政厅那次演讲，他尽量少做准备。他通常能够打动听众。在阿比林，两万民众（是该城居民人数的四倍）聚集在城市公园欢迎他回家。艾森豪威尔说：“我有幸，也可以说不幸，去过世界上遥远的地方。但这座城市一直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记忆里。”
总之，无论作为作家、正式演说家；在国会委员会上作证，对街上的民众发表即兴讲话，或是坐在敞篷车里，像职业拳击手那样满面笑容地挥舞着双手；无论是在布拉格、巴黎、伦敦或是纽约，艾森豪威尔大获成功。
推举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议论早已四处流传，而祝捷大会更使民众增强了信心。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对于这样的建议总是嗤之以鼻，或是一笑置之。1948年，杜鲁门说自己将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对此艾森豪威尔笑着答道：“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是你的竞选对手，但那肯定不是我。”这些话讲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似乎将艾森豪威尔说成了共和党人（大家都在猜测这个问题），同时也表明艾森豪威尔非常精明。他看出不管杜鲁门1945年说过些什么，他本人肯定会在1948年出马竞选总统。
1945年8月，休斯顿萨姆堡的一名老朋友写信来说，他和圣安东尼奥的其他人“准备组织一个‘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俱乐部”。艾森豪威尔回信说，这个建议使他不胜荣幸，“但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没有什么比参加政治活动更使我感到厌恶。我相信，朋友们不会为难我，更不会强迫我出来声明自己毫无政治野心。”他在给玛米的信中写道：“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对此许多人似乎很惊讶。我实在不能理解他们。”
他一心只想退休。如果不成，他想让妻子陪伴在自己身旁。十六年后他才实现第一个目标，而第二个目标六个月后就实现了。
6月4日，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去信。他建议制定一项政策，让占领军将士的妻子能够前来德国探亲。接着，他提出了个人问题。“我必须承认，过去六周是我在战争期间最艰苦的日子。我的困难就是非常思念家人。”他说，自己想每个月去看一次已经分派到第1师的约翰，但这还不够。他还担心玛米的健康（她刚住院。由于感冒长时间不愈，她的体重下降到102磅）。他诚挚地恳求道：“过去三年中，我妻子承受了很重的负担。由于她多年来神经系统状况不佳，如果她能和我在一起，我会放心许多。”
这封信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艾克深爱着妻子，对她关怀备至。第二，他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第三，他继续服从马歇尔的领导。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平级，都是五星上将。阿诺德、麦克阿瑟和马歇尔等别的五星上将整个战争期间都将妻子带在身旁。艾森豪威尔一定知道，麦克阿瑟肯定没有要求马歇尔批准琼随军。艾森豪威尔想和妻子住在一起，其实不用请示马歇尔；他只要直接告诉她过来随任就行。
马歇尔的答复也极不寻常，并且埋下了积怨。马歇尔拿了艾克的信去咨询杜鲁门总统的意见。杜鲁门告诉他：“不行。”玛米不能随任，否则对其他人来说不公平。几十年后，那时杜鲁门早就和艾森豪威尔绝交，开始步入老年。他为了自己《实话实说》这本书，告诉记者默尔·米勒说，1945年6月艾森豪威尔曾写信给马歇尔，请求上级批准他与玛米离婚，以便和凯结为夫妻。按杜鲁门的说法，他和马歇尔一致认为他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们告诉艾森豪威尔“不行”，并且威胁道，如果他真的提出离婚，他们就要毁掉他的事业。然后他们就销毁了那封信。
这件事在1973年受到广泛报道，民众也普遍相信此事。但这种说法绝非事实真相。艾森豪威尔并没想和玛米离婚，而是想和她一起生活。
艾森豪威尔对马歇尔敬重有加，又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所以在马歇尔来信拒绝他的请求后，他还为自己用个人问题麻烦了马歇尔而道歉。艾森豪威尔说，自己明白“从任何逻辑和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此事实无可能。”接着他给玛米去信，通知她坏消息，并说：“这样长期分居，我比你更加难过，尤其是我这样年纪的人。”他说自己与约翰谈过，已经说服儿子放弃调往太平洋战区的要求，以便留在司令部附近工作，这样父子就能在一起。他们一起旅行，6月份艾森豪威尔父子俩还在短时间内周游了美国。
玛米对那次旅行感到失望，因为她不得不让自己的丈夫与公众见面。她在华盛顿机场接机，但丈夫下机后只是吻了她一下，抱了她一下后，就匆匆赶往五角大楼。在接下来的八天时间中，他不停出席公共活动。到了6月25日，艾克、玛米、约翰和玛米的父母终于有空前往白硫磺温泉，享受一周的私密生活。艾克回到德国后，玛米去信谈到她对艾森豪威尔这次回国感到失望，承认自己“又再次回到郁闷之中”。艾克安慰她：“只要你了解我多爱你，多相信你，你就知道我们在白硫磺温泉过的一个星期有多么重要。”他说，这次旅行结束之后，“我比过去更加厌恶华盛顿。这就说明了问题！”他说她对这座城市态度过于消沉——“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在华盛顿生活得下去！”
如何对待凯成了难题。她不是美国公民，因此不能继续在美国陆军妇女队任职，也不能继续替艾森豪威尔工作。10月份，她决定前往美国申请公民证。当她回到德国后，艾森豪威尔请柏林的卢修斯·克莱将军在他那里给她安排一个工作。他告诉克莱：“我希望你能给她找份好工作。我知道你记得她不仅忠心耿耿地协助过我，而且在这场战争中遭遇了许多不幸。还有，据我所知，她为人谨慎，在公事上能严守秘密。”艾森豪威尔曾向史密斯坦白，说自己为凯难过，因为他知道“她感到非常孤单凄凉”。
接着，他又给凯亲自口授了一封措辞严谨的长信，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再为自己工作。他表示自己会竭尽全力，帮助她找到新的工作。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最后，我希望你能经常给我来信——我会一直关注你的情况。”然后，他亲笔在信后加了两句话：“善自珍重，保持乐观。”
凯离开了陆军妇女队，成了一名美国公民，并移居纽约。1947年末，她订婚了。确定婚期后，她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请柬。他写了一封措辞温和的正式信件，婉拒了这一邀请。但凯不久之后解除了婚约。为此，艾森豪威尔1947年12月2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获悉……我战时的秘书（实际上是私人助理兼接待员）陷入了困境。”1943年阿诺德上校死于北非，艾森豪威尔怪凯在这件事上感情过于脆弱。他说：“太不幸了。她忠诚，办事得力，司令部每个人都喜欢她……我相信她非常坚强，可是她是苦命的爱尔兰人。”
1948年，凯出版了《艾森豪威尔是我上司》一书，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该书获得巨大成功，再加上她巡回讲演所得的收入，足以使她经济上自立。1948年，艾森豪威尔迁至纽约后，凯设法在他办公室附近与他“邂逅”一次。他反应冷淡粗暴。据她后来叙述，他要她离开，并说：“凯，这是不可能的。我帮不了什么忙。”
1952年，凯与纽约股票经纪人雷金纳德·摩根结婚。接着杜鲁门的《实话实说》（1973年）一书出版。凯为此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往事如烟：我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恋情》。在该书的介绍中，凯说，当她得知杜鲁门讲到艾森豪威尔为了娶自己而想与玛米离婚之后，先惊而后喜。当时艾森豪威尔已然离世，而她本人也罹患癌症不久人世。她说，她决定如实回顾这场众所周知的恋情，说出它的全部真相。
她有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无人得知。如果她所言非虚，那么整个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性事方面都表现得颇为无能。总的说来，凯的书生动感人地描述了一段战地罗曼史，书中有挫折也有激情。实际上，她是艾克生活中第三个最重要的女人，其地位仅次于他的母亲与妻子。玛米自然对凯非常憎恨。而在这些事情上相当笨拙的艾克也意识到他不可能同时拥有玛米和凯。在这种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玛米。
他后来成功地避开了凯，显得相当冷漠，甚至有些残酷。但是不管如何，两人精彩的罗曼史还是有人反复提起。尽管过去了许多年，各种流言蜚语仍然使玛米感到不快。《实话实说》和《往事如烟》两书出版后，玛米十分气愤。她授权约翰发表了原先封存起来的、艾森豪威尔在战时写给她的家信。《给玛米的信》这本书无可辩驳地证明，在艾森豪威尔与凯共处的战争岁月里，他仍然爱着玛米。整个战争期间，支持他的力量就是一旦战争结束，他就能回到玛米身边。他爱了玛米整整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