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世界，批量生产的技术、大型研究部门、电气时代的开始、南方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以及农业的机械化，构成了我们现在工业的新世界；分期付款的扩展、连锁店的壮大、刺激消费的广告和新的市场研究方法，构成了我们现在分配的新世界。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News，&，world，Report）于1955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说道：
新经济时代的感觉又一次弥漫。人们信心高涨，对未来无忧无虑。
而这一波繁荣跟电视的普及有莫大渊源。在20世纪50年代，电视得到了普及，1948年只有3%的家庭拥有电视，到1955年就达到了76%，电视是一种能够激发人想象力的生动的技术创新产品，它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存在不容忽视。而与此同时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项工程从1956年开始，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经济。因为它，人们开始离开大中心城市，将郊区作为活动的中心；也因为它，企业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它的出现使得零售商在地理上扩大了销售覆盖率，当然也加剧了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带动了上游的工业。
1960年，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他对刺激经济措施的倡导，使人们普遍看好美国的未来经济。他的经济计划激发了信心，使一些人得出国家正在进入已经摆脱了经济周期影响的新经济时代，在这种新经济环境里，商人们“能够永远享受到合理延续的繁荣”。
一次次的危机，并没有给这些人以清醒的认识。1997年，史蒂芬·万博在其发表于《外国事物》上的文章《商业循环的终结》中认为，宏观经济的风险是比较低的，技术、就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挑战，同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一道，减少了工业世界经济活动的变量。由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的原因，发达工业经济中，商业循环的浪潮已经变成涟漪。
历史上每次经济步入一个繁荣期时，人们总认为是自己解决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问题，他们固执地认为，他们所处时代的繁荣，完全是他们已经将经济周期熨平的结果。他们还认为，由繁荣向衰退发展，那是低度文明社会才存在的现象。
经济周期也并非不可认识
事实上，经济周期并没有被熨平，危机已经形成，只是他们缺乏发现危机的慧眼。就在万博的文章发表不到4年，美国的网络泡沫破灭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经济周期再次正常波动，经济开始从“繁荣”自然地转换到了“衰退”。
当然我们也深信，有这种自认为驯服了经济周期这只猛兽，可以令经济永续繁荣的想法的人，万博不是第一个。而那位试图要通过宏观调控，将经济周期熨平的中国官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更深信的是，经济周期不会被终结。
经济周期并非偶然现象，经济周期也并非如人们想象地那么不具可认识性。虽然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们不可能认识整个世界。但相对于局部，我们却又可以认识，我们也有能力予以认识。
无论是新兴国家还是成熟国家，无论是16世纪还是20世纪，衰退总是与繁荣形影相随，就如同黑夜总是与白天形影相随一样。我们相信，纵然没有现代的信用工具、没有凯恩斯主义、没有滥发的货币、没有政府的干预，危机还是会发生。因为早在工业文明之前，经济危机就曾一再地发生。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纵然没有凯恩斯、格林斯潘、伯南克的刺激，危机还是会在某个时点发生。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危机本身的不可避免，就认为诱发因素是可以忽视的。这就如同我们知道人终究会死的，从而就不关注环境和自身原因对身体的伤害一样糊涂。我们固然要认识到经济周期的不可避免性，但也应该注意到的是，正是因为格林斯潘、伯南克们，以及信用工具、凯恩斯的疯狂之念的刺激，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因为是它们强化和加深了危机。
逆周期只会害死“猫”
试图通过人为刺激的方法，令繁荣持续的时间更长，只会让错误投资带来的浪费更多。往大里说，在资源有限的大背景下，这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往小处说，这必将导致经济的自我纠错过程-萧条-被人为拉长。
1929年前的经济波动
对于反复发作的经济周期，马克思在其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断言：“商业危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了。”也正是这种断言，以及苏俄革命所带来的震撼，加剧了人们——特别是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和政客，对经济周期的反感和恐惧。苏俄革命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判断，那就是商业危机的周期性重复的确会“危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为了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熨平商业危机的周期性。而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以及席卷欧洲各国的苏俄社会主义运动及另一种极端革命——***主义的兴起，又使这种反感和恐惧额外地获得了更多的正当性。
在苏俄革命之前，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萧条只会持续1~2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见到的是：物价大幅下跌、信贷极度收缩、不良资产被清算及失业人口在增加，但与之对应的却是，经济复苏也会迅速到来。罗斯巴德给出的证明数据是：“1899~1900年以及1910~1912年，这两次萧条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1907~1908年以及1819~1821年发生的萧条，尽管很严重，但它们都迅速地结束了。”罗斯巴德的上述观点也得到了亨利·桑顿数据的支持，在他的《大不列颠票据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一书里，他列举出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大不列颠所经历的19次经济危机，他把危机发生的具体年份列了一个明细：
1702年、1705年、1711~1712年、1715~1716年、1718~1721年、1726~1727年、1729年、1734年、1739~1741年、1744~1745年、1747年、1752~1755年、1762年、1765~1769年、1773~1774年、1778~1781年、1784年、1788~1791年和1793~1794年。
从上所列明细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危机总会迅速结束。但可惜的是自苏俄革命以后，特别是1929年的大萧条以后，在干预主义者的调控下，这种时间短、经济复苏快的周期波动几乎不再出现。首先是1929~1941年的大萧条；而后是1969~1981年难以摆脱的大滞涨；再后便是自1991年的崩盘，日本泡沫破灭。大萧条和大滞涨都持续了10多年，日本的麻烦则困扰了他们20多年。
除了时间跨度无限延长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在这几场萧条中，失业率也是越来越惊人。大萧条时期失业率最高时是1932年的25%，日后虽然在罗斯福的刺激政策下有所下降，但却一直在15%的高位徘徊。而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涨，失业率也一直保持10%左右。
对此，罗斯巴德不得不感叹道“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美国人的打击是巨大的”。
凯恩斯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认定市场失灵是经济危机的根源的，陆克文不是第一个、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凯恩斯主义，虽然它并不彻底否认市场，但它却又坚信市场是会失灵的，也正是基于此，它始终认为政府应该对市场予以干预。
陆克文这一教门的开创祖师爷凯恩斯，早在“大萧条”的年代，就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他首先指出，固定不变的薪资会造成持续性失业，这让市场自然复苏成为不可能。他为之开出了应对的药方，他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提高总需求。他给出的公式是C+I+G=Y，他认为只要提高Y，就能坐等经济起飞。他的目的就是刺激消费欲望，一切都跟支出有关，促进资金的流动就是一切。他固执地认为只有把钱掏出口袋，否则经济就不会增长，他如此坚定，是因为他基于的一个假定是，商业是靠本能来驱动的。他一再强调繁荣和萧条交替的恐怖性，在他看来这种交替对资本投资、收入和成长有很坏的影响。如果民众不肯出钱，那么政府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通过经济刺激来填补这一空缺。必要时，财政刺激和货币刺激都很重要。总之他认为必须增加开支，以此来创造有效需求，消除经济周期，以此来杜绝经济重创再次造访全球。
在这些干预主义份子们看来，政府干预是解决经济波动问题的办法，但历史证实，这恰好是让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些虽会波动但也会迅速复苏，甚至连萧条都萧条地没法引起我们注意的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虽然历史经验一再表明，逆周期的行为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但总有人有自信他们可以克服自然规律，就如同有人认为自己可以克服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的约束一样。但那些幻想能摆脱自然规律的约束而长生不老的人，往往会被他们的逆规律行为弄得更早死去。同样凯恩斯们的逆经济周期的行为，最后只会害死经济周期这只九命猫。
逆周期的代价
那么，为什么逆周期行为会害死经济周期呢？我们试着做如下的解释：
在“萧条”时期，经济对在繁荣时期的浪费和错误会作出一种相应的调整，使之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有效服务体系。这种调整还包括清算那些错误而浪费的投资。事实上，萧条不是毁灭，它们是由高效率的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发动的一场恢复性的运动，它们终结的只是由繁荣而带来的扭曲。也就是说，萧条反倒是一个经济周期步入良性运行前的“恢复”的过程，就如同瑞雪可以带来丰年一样。萧条一旦结束，也就宣告一切重归正常，经济也就恢复了最好的功效。
对于经济运行规律没有认识的一般民众，自然无法认识到“萧条”在经济运行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和积极意义。而那些掌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会一味地迎合民众的意见。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掌权者，对于自然的、暂时所出现的破产、清算是无法容忍的。待繁荣过去，衰退才刚刚开始，他们就会马上开动信贷的水龙头，因为这可以拯救那些借款人。新的货币再一次进入商业领域，借款人就可以再次购买那些远离消费品行业的生产要素。如此一来，持续的银行信贷扩张，让那些错误的投资人，一次又一次逃脱了消费者对他们的惩罚。
其实整个再刺激过程，就如同一部劣币驱逐良币的坏戏，有限的资源无法得到最优的配置。在低资金成本下，很多根本不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却在低利率下，直接地向那些良性的有培植空间的企业发起了进攻，抢夺他们的资源。
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即使没有货币刺激，危机、衰退和萧条还是会来的。因为萧条本身就是经济运行的一部分，是对因为繁荣而出现扭曲的资源错配的一种自我纠错的过程，是经济自我恢复的一个自然过程。也正是因此，朱格拉的总结是“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似乎也可得出如下结论，那就是“繁荣过后是萧条。”但，由于凯恩斯主义这一疯狂之念为掌权者提供了刺激经济的理由，在走向全面衰退之前，世界经济必然会被他们以宏观调控的手段，折腾进一个滞涨期。
滞涨——凯恩斯主义的特产
由于福利支出过度以及军费开支激增，财政出现赤字且越滚越大。解决财政赤字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凯恩斯认为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就会增加，就能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减少失业、抑制通货膨胀，即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存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自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从长期来看，这正是滞涨的根源。
从未获胜过的凯恩斯主义
干预主义主导的人为刺激，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客，都喜欢标榜一下自己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身份），并且成为一种路径依赖，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人们有种错觉，他们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将美国从大萧条的深渊里解救了出来的，从而拯救了整个世界。这一成果无不向人们昭告着，政府采取的人为刺激这一积极应对是有效的。
但事实是，那是一场莫大的误会，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个弥天大谎。读罗斯福总统的传记我们可以知道，那场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是在1937~1938年，这个时点，凯恩斯的那本《通论》已经出版了，他的观点已经被罗斯福采纳了。从哪点可以看出来呢？对预算的态度！在1935年凯恩斯没有向总统先生推销他的主张以前，总统采取的是均衡预算；而到1936年后采取的却是大幅度的赤字预算，赤字预算正是凯恩斯人为干预的精髓。
但真相却是，大量的政府投资，加剧了原本已经恶化的供需结构，使得本来严重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为此，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1938年的美国“消费者购买力薄弱得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不足陷入困境！”但罗斯福很幸运，凯恩斯也很幸运，随着战争的扩大，各交战国的物资需求，让美国的那些过剩产能得到了有效利用。深陷战争的英国、法国、中国和日本（日本之所以要与美国交战，原因就在于美国拒绝再为他提供物资，日本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伤害到他的利益）等国外市场的购买力取代了美国国内那薄弱的消费力，从而让美国经济因海外消费者需求的暴增而走出困境！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也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严格遵照凯恩斯路线，采取大幅度的赤字预算，扩大公共支出来干预需求面，同时辅以零利率这样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正如我们所见，20年的折腾，成绩却乏善可陈，日本也为之失落了20多年。
由此可见，凯恩斯从来就没有胜利过。但他的干预需求面，人为地刺激经济的手段倒是一次又一次地祸害人间。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在越南战场泥足深陷，虽然消耗了大量的资金（美国国防工业因此大发战争横财），但可惜得很，苦战无功还平白地令经济内伤。虽然政府遵照凯恩斯教条而不断注资，避免了经济不至于大萧条，但通货膨胀由战后二十余年平均年增幅约1%急升至5%以上，债券“大出血”等现象均是拜凯恩斯学派的需求面干预哲学之“福”所赐。短短数年间，积极地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美国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的滞涨苦果。而我们现下，人为压低利率再辅以积极地财政政策之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