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川秀树是日本着名的物理学家，1949年他获奖时，年仅42岁，同时也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物理学家。
汤川秀树兄弟五人，都是颇有建树的学者。这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们的家庭教育。
在明治之前，外祖父驹橘是守备和歌山城的武士，他对汉学很精通；明治以后又从事西学的研究，一直到晚年都在孜孜不倦地吸取着各种知识。
汤川家的孩子们从五六岁起就随祖父读汉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更是他们必读的课目，这对儿童来说是件苦差事，但当他们精通汉字后，读起这些书来就不怎么费力气了。
汤川秀树的父亲琢治，在日本是一位地质地理方面的专家，他曾多次到达中国，兴趣广泛，也喜好中国的琴棋书画。
琢治的特点是，一旦对什么感兴趣，就要收集其所有的文献，进行研究学习。
他迷上围棋，就买了好多围棋方面的书；他喜欢上了绘画就要搜尽所有绘画方面的书……
所以，汤川家中简直就是一所大大的书库。
汤川秀树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家里的书抓住了我，同时也给了我想像的翅膀。”年少的汤川秀树每天要读很多的书。
琢治从不强迫孩子读书，他认为为名次学习就违背了学习的初衷。他尊重孩子们的独立人格，希望孩子们将来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所成就。
汤川秀树的母亲则是一位温和的女性，她的教育原则是对每个孩子都要公平，并希望每个孩子都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有学问的人。
父亲对性格内向的汤川秀树是否上大学表示怀疑，很少反驳丈夫的母亲开口说：“这样做对汤川秀树不公平。我们要公平对待每个孩子。”
母亲平时说话不多，她不爱对孩子们说教，但是从不拒绝孩子们提问题，只要孩子一问：“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她一定会停下手里正在干的活，耐心地回答孩子们提出的问题。
汤川秀树在自传中写道：“母亲是女性中少有的思考力丰富的人。”
汤川秀树的母亲毕业于东洋英和女校，英文学得很好。
在东京时，她为了能使全家人吃上可口的饭菜，每周末都要参加烹调学习班。
到京都后，随着孩子的增多，她也和京都的主妇们一样，忙前忙后很少抛头露面，但她仍长期阅读一些代表先进思想的杂志。
专心家务的母亲生前在遗言中写道：愿意提供自己的大脑做科学解剖。
父亲琢治还是犹豫着是否送汤川秀树到大学读书，这时东京大学的校长森外三郎对琢治做了保证：“汤川秀树的思维是属于飞跃发展的类型，他构思敏锐，在数学上很有天赋，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读小学时，幽默的数学老师竹中马吉激发起汤川秀树对数学的兴趣；高中时物理老师森总之助，更使汤川秀树成为酷爱读书的“书虫”。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去京都的书店购书，他买得最多的也是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
不可否认，汤川秀树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家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19、不一定要望子成龙
——冯友兰对女儿宗璞的教育
宗璞，文学家，本名冯钟璞。父亲叫冯友兰，原籍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是已故北大教授、着名哲学家。
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他一生学识渊博，着有：《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他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后，1929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调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冯老不仅是着名的哲学家，他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这对宗璞老师以后走上文学之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冯老给宗璞童年印象最深就是他老在书房里。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宗璞反复背诵唐诗宋词，每天早晨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背一段白居易的《百炼镜》。
有一次，宗璞因为一点小事与小朋友吵架了，父亲就把她领进书房，拿一本《百炼镜》让她背，背着背着她就不再生气，和小朋友重新和好了。
抗战时期，小宗璞随着父母一起到了昆明，他们的住所和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离得很近，于是她每天跟随父亲到那里看书。
小宗璞看书的范围很广，哲学、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看，冯老也从不加限制，他认为：书读得多了，人才能增长见识。
上中学时，有一次宗璞跟同学们一起到滇池去玩，回家后她把对滇池的感受写了一篇散文，不久就被登在杂志上，这是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当时只有15岁。
后来，在报刊上就能经常见到她发表的文章了，人们开始称她为作家。当母亲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虽然心里很高兴，但他却认为女儿虽然天资聪颖，但做文学学力还是不够。
后来在为《宗璞小说散文选》作序时，父亲写道：“世界上伟大的作家都是既有很高的资质，又有过人的学力。杜甫说他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上一句指的就是他的学力，而下一句指的就是他的聪明与才智，二者都有，才能写出他的惊人诗篇。”
宗璞的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礼的贤惠女性。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说到母亲，宗璞老师深情地说，在我们家里，最不能想像的就是没有母亲的样子了。母亲病重住院后，父亲说：“没有了你娘，这房子太空。”
但是在1977年母亲还是抛下了父亲和儿女们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她卧在病榻上用力抓住宗璞的手说，她可以放心地离开人世了，因为她的儿女们都很有出息。
四个子女确实都没有辜负自己的母亲，大儿子学机械制造，大女儿学外语，小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是一位出色的飞机制造专家。
一次，冯老在接受采访中回答提问时，列出对他一生最有帮助的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吴清芝夫人，也就是宗璞的祖母，一位是宗璞的母亲任载坤，还有一个便是女儿宗璞。
有一次，冯老还以这三位女性为题，作了一首饱含深情的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1982年9月，已年届87岁的冯老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宗璞随同父亲一起赴美。
在哥伦比亚大学欢迎仪式的答辞中，冯老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几十年来从事哲学研究的路程，最后他引用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两句诗。
保持旧邦的同一性与个性，同时要促进实现新命——现代化是冯老一生努力的目标，这充分体现了老人一贯热爱祖国的精神。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荣捷，在对冯老的哲学思想做评价时说，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中，当别人都贬低中国文化传统时，冯老先生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思想，写出了他的哲学史，使知识界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化传统，他给了中国哲学尊严。
冯老先生认为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思考。所以，他一生都在思考，都在考虑人类精神的问题。
他的生命就是为哲学而生，所以，不论遇到多大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都在顽强地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有一些新想法诞生。
他的学术成就使他中年便享盛名。
他80多岁才动笔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许多人担心他体力不支会完不成，然而，他用了12年的时间，拼着性命、支撑着写完了这部共150万字的书，他的生命是与思想、与哲学连在一起的。
宗璞从自己父亲的身上看到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做人态度。她说，“诚”字不能与“伪”相对地讲，这里的“诚”，是说需要提倡说真话。
在冯老的家族里，大部分人都有艺术气质，尤其是女性，似乎有出女作家的传统。冯老的姑姑是位女诗人，着有《梅花窗诗稿》，很有诗意，可惜生命很短暂，18岁便去世了。
冯老的妹妹，也就是宗璞的姑姑冯沅君，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中歌颂了人性的解放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还有侄女冯崃，能用英文写作，其作品也很有文采。而宗璞老师本人的作品则突出“诚”与“雅”，以文笔婉约细腻见长。
哲学家庭的氛围，中西文学的熏陶，使原本聪慧的她又加上了特殊的艺术气质。所以，冯老不无自豪地说：“吾家代代生才女，又出梅花四时新。”
宗璞与父亲之间很有默契。她觉得与父亲谈话特别得心应手，父亲常常勉励女儿，人在名利途上要知足，而在学问途上要知不足。
冯老认为在学问途上，天资聪慧的人，认为一切来得容易，很容易满足于现状。而靠学力的人则能知不足，不停于现状。而知不足就要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成其大事。
在宗璞的生活中，读书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
冯老曾写过这样的一首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这首诗的用意，特别是在最后一句。
冯老一生克勤克俭，对公益事业很热心，1948年他到美国办事，带回一个电冰箱，在当时的北京城，电冰箱还是稀罕物，许多人连电冰箱是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但冯老听说校医院需要电冰箱时，当即毫不犹豫就捐出了。
在北京大学，冯老用自己捐献的五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冯友兰学术基金，并同期在北大中文、历史（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哲学）三系设立奖学金，规定每三年一次面向全国奖励对哲学有创见的人，他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加入到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行列。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还向家乡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中学捐赠一万元。
冯老在95岁高龄与世长辞，他与这个世界最后告别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
冯老一生都关心着哲学，用他的生命谱写着：爱中国、爱哲学这六个字。他的思想境界之高，令世人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