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让岩石告诉我们》。理由就是，如果“一段历史未能通过某种记录方式进入人类的集体意识时，这个历史就是不存在的”。在一元史论和某些文化中心论的遮蔽下，边地的历史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被遗忘。所以，很多族群的历史就此湮灭，留下一点隐约的传说，也像是天空深处那些闪烁不定的星光一般。但是，游牧民族会在石壁上留下岩画，隔着空旷的草原和遥远的时间，给我们留下一些当年生活的信息。行走在那些已经成为荒漠的昔日草原上，心中一片空茫，恍然间会看到一个骑士的剪影，正挥鞭驱赶着刻画在石头上那些牛与羊——那些因为风化而轮廓日渐模糊的牛与羊。一个远古人群的身影就复活了。
那些昔日在广大地域上游牧的人群在石头上留下这些刻画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在铸造青铜。从黄河岸边那些古代都城，到三星堆，再到李家山。
从长安到三星堆，那么多让人感到神秘与庄重的“重器”，至今还能让人喘不过气来。那些东西的产生与存在，仿佛就是为了别人在精神上匍匐在地。然后，抬头向它仰视，或者连仰视都不敢。那些器物的精神核心是“天赋王权”，而不是“天赋人权”。从浇铸那些青铜的时候开始，经过数千年主子与奴才的共同努力，关于一个个逐次升高的等级与等级之塔顶端无可置疑与动摇的王权制度的建设已经日臻完善。谁说中国人没有宗教？等级塔尖上的王位就是最高的神坛。有时，君临天下者也需要“走下神坛”，那也是“微服私访”的性质，有点像今天的作家“深入生活”。完了，还是要回去的。那些下什么坛的，也只是偶尔下来一回，最终还是安坐在各种各样的坛上，安享供奉。
所以，不要说看见，我们就是想到青铜，以至后来产生的铜的雕塑，内心里产生的就是一种沉重的情绪。
但这是在一向被视为边疆的云南，在云南高原的抚仙湖，在抚仙湖的李家山。一旦看到这些青铜器出现在眼前，你就轻松地走进了一种可以复原出细节与场景的过往的生活中间，从而真切地接触到一段鲜活的历史。
就来看看古代滇人是如何装饰了那些体形丰满的贮贝器，也就是他们存钱的罐子吧。
至少是那些展示出来的贮贝器顶盖上，无一例外都铸造上了神态生动的各色人等和不同的动物。而且，不是某个单一的存在，而是一组人，一组兽，或一组人与兽，相互之间因为呈现当时人类社会某一种活动或某一个生活场景而构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或者紧张，或者松弛；这些场景或者和谐庄重，或者亲切幽默，都让我们这些总在思考一些文化与历史命题的脑子，产生一些新的感触与想法。前面说过，当我们在考察一些有别于我们当下存在的过往或异族的生活与历史时，往往会发现一一不，不是发现而是总结出一种相当单一的特征，以至这种特征最后又抽象为隐晦的象征。这种情形，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早就批评过了：“他们个体生活的个性的侧面，总是泯灭于对群体的文化生活的系统描述之中。这种描述是标准化的……像是制定确定的艺术风格的规则，而不是艺术家能够纵情地表达他的美学观念的方法。”
但现在，在这些贮贝器的顶盖上一组组精美的群雕中，你看到的不是这种象征性的符号，而是一种有温度的场景，你感受到的是仍然在呼吸的生活。可惜那些陈列的青铜器没有系统地分类，命名或编号，所以，说到这些器物也就无法准确地指称。但的确有这样一件贮贝器，在直径不到30厘米的盖子上，中央铸造了一根铜柱，以铜柱为中心，一共铸造了35个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处于行动当中，或头顶束薪，或手持陶罐，或肩扛农具，或提篮挟筐，甚至一个人好像正在展开一块织物，这些行动中的人物站、蹲、坐、行，清晰地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装束与神态。就在这小小的一方天地中间，居然还出现了由四人抬行的一具肩舆，舆内一位妇人端坐在一柄宝伞下面。看到一篇考据文章说，这组群雕描画的是春耕前祭祀的场景。但我看这组群雕，却意不在此。当真切地看到一些人身着那时的衣裳，做着那时的事情，一个时代的一角就以原本的面貌呈现了来，至于他们是去往市集之上进行物物交换，还是正在进行祭祀，倒显得不那么紧要了。
我是凭着记忆写这篇文章的。现在，我又想起了另一只贮贝器上的驯马群雕。一共七个佩剑男子正在驯马，一人一马绕圈而行，正好吻合了圆形顶盖的形状。圆圈的中央，是一个踞坐于高座上的男子，怒目而视，双手舞动，显然是这场驯马的指挥。这其实已经用非常直接的描述告诉我们，当时使用这些青铜器的人们，其畜牧业发展已经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还有一组雕塑也相当直接地说明当时畜牧业的状况：一个头戴长檐帽，身着紧袖长衫，胸前挂着显然是用做容器的葫芦，一手揽着栓牛的绳子，一手正把什么东西送进牛的口中。研究者的解释是，这人是一个兽医（或者一个懂些医学常识的人），正在给牛喂药。
这组雕塑来自李家山青铜器中和贮贝器一样最为特别的一类：扣饰。
某年，我在美国弗吉尼亚的乡间旅行。某日，在一个镇子上进了一个特别的商店，这个商店出售各种马具，比如相当于一部汽车价格的一副马鞍。但真正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店里出售的各式各样银质的精美扣饰。所有扣饰质地与式样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对象——马，我花80美元也买了一枚作为此行的纪念。所以，在李家山看到那些青铜扣饰时，不用看文字说明，我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些什么东西。
隔着玻璃展柜，我久久端详着它们。
想象那些无名的工匠如何在完成了这些皮扣的实用功能后，没有草草结束他们的工作，而又沉溺于美的创造，最终使一件件实用的器物变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扣饰之一，一个骑士驱驰着骏马猎捕野鹿，那只奔跑中的鹿昂起头来向前飞奔，一对犄角所有向后流动的线条为整个扣饰增加了流畅的动感，我仿佛看到它驱驰在遥远时空中，耳边掠过风的呼喊。
扣饰之二，四只猛虎刚刚把一头身量巨大的牛扑倒在地上……猎食者的凶猛与被猎食者的挣扎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还有之三，之四……但我毕竟不是为这些青铜撰写解说词，就此打住吧。所以愿意在具体器物描绘上多花一些笔墨，无非也是想让这些非主流的青铜得到更多的关注。
更值得一说的，还有那些青铜的农具。
从中国这块古老的，层层文化互相掩盖的地下，已经发掘出了那么多的青铜器，但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农具？
目前，李家山出土的器物并没有完备的陈列与展示，据发掘资料介绍，光是生产工具就多达十余种。除了至今还以铁器的面目在乡间被广泛使用的那些工具之外，我特别注意到有一类有较大面积的工具，上面都有整齐的镂孔，这显然是为了适应湿地作业而产生的发明创造。这其中，还有一件研究者们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其用途的带把的镂空的勺形器具，器具前端还有一个造型生动的蛇头。如此直接的一个用具，却给今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看到这些精雕细琢的农具，使人敢于相信古代的农耕生活肯定具有比今天更多的诗意，而在今天中国广大的乡野之间，焦灼的田垄与村庄中间，那些温润如玉的东西却日渐枯萎了。
遂想起《诗经·郑风》中的诗句：“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看到李家山各种青铜器物上对生活场景，对牲畜与野兽的精细刻画，恍然间，我真的感到《诗经》用富于歌唱性的文字所描述过的生活与劳动场景，以及那些场景中的人的情怀，在某一个瞬间真的复活了。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我看到了《白驹》中那匹白马在扬蹄奔跑。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这是《无羊》中一个牧人关于丰年的梦想。
再看一段（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这里，仅从美丽的声音就烘托出劳动者怡然的心情，而更在场面的描写中升华出关于人际关系的温情的思考。
怀着《诗经》的情致读这些非主流的青铜，就能感到在辛勤劳动中生发美好与欣怡的流风余韵。今天，中国大部分乡村生活中那种怡然自得的情景已经荡然无存。曾经肥沃的土地日渐瘠薄，心灵中那些欢快的泉水也早已干涸。好在，在云南的乡村，无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还是世居的或同样是迁徙而来的少数族群，在他们的劳动生活中还多少保留着一些属于古代的乡村的诗意。一句话，生存的努力中还有让人感到温馨的“终和且平”的美感。过去，我对这种感觉无以名之，就叫做“云南的古意”。现在，有了李家山，我就感到这种“古意”其来有自，而又布于广远了。如果仍拿青铜说事，李家山出土的那种形制独特的小型编钟，在数百里外的红河岸边也曾出土。编钟出土的热带河谷里，生活其间的花腰俸，那些穿行于槟榔林间或稻田之间的女人，身上叮咚作响的金属饰品，在我看来，正是那编钟的悠扬余韵。
我喜欢云南，无非是两个原因。
一是云南的多样性——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再者，就是前述所谓“云南的古意”。这种古意其来有自，这个“自”，部分当然源于中原文化。但这个“自”却也自有其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人类文化中最为质朴最为直接的那个部分，始终存活在民间生活中间，而在中原文明的发祥地，文化进入庙堂后成为一种玄秘的象征，而在民间生活中，流风余韵已经相当渺远。
现在我发现，自己对李家山青铜的喜欢，居然跟喜欢云南的原因如此一致地重叠在一起。中国文化太老了，太老的文化往往会失去对自身存在有力而直接的表达能力，所以，居于主流文化中的人走向边地，并被深深打动而流连忘返，自身都未必清楚的原因，一定是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些边地的非主流文化中感受到了这种表达的力量。太多的形而上的思辩，在诉诸形而下的生存时，往往缺少一种有力的表达。
正因为这个原因，“礼失而求诸野”，人们来到云南，发现了美丽风景之外的云南，就会更加爱上这个像李家山青铜一样深藏不露的云南。
《草，草根，及其他》
真的，草，或者说如草之民，真有可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推动了世界。而且，不管是从寂静中醒来，或者未曾醒来。
因为主持一家发行量不低，特别为大中学生喜爱的科幻杂志，辛辛苦苦挣了多年微薄的发行利润，眼看着广告在别的期刊上红红火火，在商言商，也想向广告界推介一下向来被冷落的青少年杂志，便去参加了一次媒体与广告客户的联谊会。一到会上，就知道此行不会有令人乐观的成效。世上的事大抵如此，一旦在其开始时形成了定见，以后想要再加改变，就很难很难了。广告也是这样，客户要在期刊上做广告，非得做在与时尚、高端、专业等词汇相关的亮闪闪的铜版纸上，大众型的媒体，影响力再大，都会视而不见。这会要是换在别的地方，我也许就打道回府了，但因为去的是闻名了二三十年，如今因为这么一种机缘方才得以亲见的呼伦贝尔草原，于是就安下心来，随队伍细看草原。
我自己就出生在青藏高原，就在草原黄黄绿绿的更迭中寂寞长大，即便后来离开了故土，那空阔与浩大的景观犹在眼前，但那是藏人的草原。蒙古人的草原，也分时分片去过一些，不知为什么却独留下了传闻中最美的这一片，直到有今天这么一个机缘才涉足其间。
草原景观，无非就是草的铺展与连绵，这一片与那一片，除去上面稀疏的人文附着，相差并不太远。所以，一不带相机四处取景，二不作无故惊叹。每到车辆停下，只是信步走入草地，或坐着或躺下，听任瀑布似的阳光寂静地倾泻而下，把在城市里，在名利场中因各种场合而放大很多倍的自己立即缩小成天地间小小的一点。
这时，阳光真的是蜂拥而至，一时间真的会意念皆无，只有阔大的寂静中弥漫着新鲜牧草的芬芳，有心无意的风懒懒地翻卷在某一匹马漂亮的鬃毛之上。这时的人，会有不叫思想的智慧，会有一些情绪，难以分辨是该叫做欣喜还是忧伤。想必，这是原初的古人们常常感觉到的吧。想必，我们先人们最初的智慧也就是这样生长出来。然后，就像水里的盐，地脉中的宝石就这样慢慢结晶。
可惜，我们已经不是古人了。
今人区别于古人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什么都算计，到了草原上，一个较为切进初民生活环境的地方，什么值得算计的都远离了，我们就来算计时间。于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羊，被时间的鞭子驱赶着，被看到了好风景却又担心错过了别处好风景的焦虑驱赶着，四处奔波。总算到了一个可以安憩的地方，总是因了与生倶来的紧迫感，不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时间欣赏美景，进而与自然静静交融，物我两忘。日复一日，我们就这样慢慢习惯，以至领队催促的声音还没有响起来，自己心里内在的那只时钟已经焦處地发出越来越大的嚓嚓声响。我们已经不可能安安定定坐在一个地方听任亘古的寂静把内心充满，在这寂静中听听内心的声音。听这悲喜交集的声音结晶为宝石，结晶为盐。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从这片草场到那一片草场，从这一个湖到那一个湖，从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路上。而在这片草原上，也和整个中国一样，一条展开的路，总是有这里那里在整修，使行程不能顺畅，使在路上的人永远不能预估出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的时间。事情总是这样的，并不是每一个需要整修的地方都需要把路全部堵死，但修路的人偏偏就喜欢把路全部堵死，而且，修路人看到堵在路上的人们焦急万分时总会露出快意的神情。修路与堵路，修路人看到行人被堵而流露出莫名的快意，也许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态的某种奇妙的隐喻。在这样一件事情中，谁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论是堵路的人，还是被堵的人。但在这些素不相识的同胞之间，一种彼此敌视的情绪便暗暗生长起来。
就是这种莫名滋长的情绪，就足以使人不能真正体悟草原。中国，每天有多少人奔向不同自然或人文的景点，但仅仅在行，在吃，在住，在路上，已然失去了平和愉悦的心情，又何谈人文的教益与山水的熏陶？
长此以往，我们将再也无法走进自然，更遑论走近与我们不同的人群与文化了。我们未曾学会互相体察，但似乎是在先天，就学会了敌视与拒绝。
所以，当我走上这片草原的时候，最多就能用两个字：细看。
